《金融博览》│改革与创新是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金融业持续改革创新，把更多金融资源导向小微企业、“三农”、新兴产业、绿色环保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推动普惠金融落实落地，促进国民经济转型调整、良性循环发展。特别是自2016年始，国家开始实施《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以下简称《规划》），在实施这份《规划》的五年及延续到现在的时光中，我国的普惠金融事业得到了超出预料的可喜发展，各项指标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

卓越发展的成绩及经验

第一，普惠金融理念深入人心。普惠金融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部分，并成为金融发展阶段的一项里程碑内容。在2017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2020年7月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对市场主体的金融支持，发展普惠金融。

在普惠金融国家战略的引导下，各级政府强化了信息分享平台的建设，这些平台成为各类金融机构解决针对中小微弱服务对象信息不对称矛盾的金融基础设施。金融机构借助于信息分享平台较为顺畅地开展各类金融业务。全国无论大中小银行全面投入普惠金融业务，呈现出中国一道独有的风景。国家的制度优势形成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全面覆盖中小微弱服务对象的巨大能量。而且，在让利政策的背景下，中小微弱主体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的小微企业表现出坚强的韧性。

不只是金融基础设施的搭建，普惠金融国家战略在点和面上都有亮丽的表现。从点上看，国家选择了若干地区作为普惠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这是我国改革开放数十年一贯的做法，即通过点上的试验获得经验，然后逐步推广到全国各地。从面上看，在五年历程中，全国基本实现了在60万个行政村设立金融便民服务点，这种国外称之为CASH-IN/CASH-OUT的简易设施，在许多国家都有尝试，但真正能够做到全国普及的，恐怕只有中国。

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迅猛跃进，成为另一大亮点。数字支付已成为中国金融发展的一张名片，数字信贷日趋成熟，数字保险、数字理财等正在成为未来的热点。传统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已经蔚然成风。除了引领数字化的金融服务风潮外，数字技术在解决具体问题上也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比如在解决全球普惠金融面临的最大难题，即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方面，金融科技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和获客成本，提高征信覆盖范围，提升风险控制的质量，缓解商业可持续与普惠金融定价之间的矛盾。

自《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发布以来，我国积极践行“数字技术是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动力”的理念，数字普惠金融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无论是信息技术的基础设施，还是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制度、机制、体系，都得到了不断夯实。

第三，包容、健康、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正在各方的努力下日益完善。为了推动普惠金融制度、政策和机制创新，人民银行在货币信贷政策、金融基础设施、发展监测与评估、试验区建设、金融教育与消费者保护、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银保监会坚定实施普惠金融领域的激励与约束、差异化监管，证监会不断推动资本市场发展深化，地方政府积极探索信用信息平台建设、制度创新、改善金融生态环境。落实到金融体系中，大中型银行在普惠金融专业化发展方面取得突破，小型银行在改革与转型中继续下沉，互联网银行通过技术创新开辟了新的市场，政策性银行逐步探索批发性贷款新模式，保险业、证券业机构积极尝试普惠金融产品创新，同时以社交平台、电商平台为基础提供场景化金融服务的模式更加普遍，共同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结构不断深化，市场层次更加丰富，金融体系更加包容。普惠金融的意义早已超出最初人们理解的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保险、资本市场等诸多领域，其带来的“普惠价值”越来越深远。

第四，普惠金融展现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在助力脱贫攻坚方面，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消除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加速世界减贫进程贡献了重要力量。在支持疫情响应方面，数字普惠金融解决了“短、小、急、频”的贷款需求，支持了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的持续经营。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普惠金融致力于改善金融结构，进而改变经济结构不平衡的状态，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我们欣喜地看到普惠金融与金融稳定实现了相互促进。更值得自豪的是，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为加强国际经验借鉴、促进国际治理作出了突出贡献。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农村最底层家庭中，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现象尤其值得关注。对于这些家庭来说，一项基础性的意外险或重疾险保单可能胜过免息或低息的小额信贷。由此可见，如何从中小微弱主体的需求侧去加强普惠金融的实际功效，是今后高质量发展普惠金融过程中，需要格外重视的选项。

第五，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进程中，普惠金融相关改革积极开拓创新。自2008年至今，普惠金融相关的改革试验区包括了农村金融改革试点/试验区、城市群金融改革、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改革创新试验区、普惠金融改革示范区/试验区、普惠金融全球倡议（FIGI）中国项目试点县、金融支持产业转型升级改革创新试验区六类。各试验区努力施长补短，做法亮点多多，积累了值得推广的宝贵经验。改革试验区在构建基础体系方面的主要做法包括：一是健全机构服务体系，从基础金融服务网络到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的建设，再到细分领域的升级，各试验区开拓了有效实践。例如，陕西宜君重点实施了金融服务的“便捷设施”工程，福建龙岩重点推动了“三农”综合保险的覆盖面，浙江宁波重点瞄准了待升级强化的市场细分需求。二是建设信用信息平台，完善信用体系，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例如，浙江丽水率先搭建了农村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浙江台州、江苏泰州和浙江宁波三地重点建设了企业信用信息平台。

改革试验区在推进创新实践方面的主要做法包括：一是盘活微弱经济体产权，助其获得融资支持和财产性收入。例如，浙江丽水、四川成都、广西田东等地推进了农村产权确权和流转，积极探索了农村产权融资；浙江台州率先开展商标质押融资地方试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金额位列全国设区市第一；浙江宁波、江苏泰州、江西吉安、江西赣州、福建宁德和福建龙岩等地也积极拓宽了知识产权融资渠道。二是创新模式与产品。例如，福建龙岩创新了气象指数保险，四川成都创新了农产品存货和仓单质押融资，浙江台州发展出独特的微贷技术，浙江宁波首创“财政+银行+担保”三方联动的“微担通”。三是聚合多元服务生态。例如，山东临沂推动聚合农业+金融服务，四川成都建设“农贷通”平台，发挥乡村金融服务聚合器的功能，江西赣州创设金融一站式服务窗口。

我国的普惠金融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卓越的成绩，得益于从上到下坚持不懈地改革与创新。总结相关改革与创新的主要经验，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政府有为、政策稳定。政府需要在建设金融基础设施、培育金融环境、解决市场失灵等领域积极作为，同时保持改革政策的稳定，才能够在解决痛点、疏通堵点、培育生态的过程中取得关键成功。

二是要素有价、配置有效。市场配置有效的前提是要素的价值是较为透明的、要素的价格是相对公允的，普惠金融改革需要推动数据、信用、产权等市场要素的价格向其价值收敛，同时探索对人力等传统要素的重估，激发人才队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是市场分层、竞争适度。要尽可能避免出自好意的普惠金融政策扭曲市场，并适度引导市场主体扬长避短、找准定位，推动金融结构的丰富完善、金融生态的长远强韧。

四是客户导向、德能兼备。“以客户为中心”是绝不能漂移的方向，普惠金融服务的供应商既要有情怀、负责任，又要有金融技术、科技能力，才能够持续不断地优化和创造产品和服务。

普惠金融发展未来可期

首先，持续推进普惠金融生态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不可否认中小微企业所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是普惠金融需要解决的问题，但从金融供给侧角度观察，中国的金融结构面临银行信贷规模过大的问题，而多层次资本市场需要不断完善。与其他规模型企业一样，中小微企业都会经历企业发展的生命周期，早期阶段更需要的往往是与之共担风险的股权投资者，也就是能提供资本金的投资者。在传统经济中，中小微企业通过亲朋好友来获取这类资金。在金融业发达的经济中，特别是在风险投资、创业投资比较成熟的经济社会里，中小微企业有机会从多层次资本市场中获得股权融资。从这一意义上说，普惠金融体系是营造真正支持中小微弱主体的多层次、互补性、广覆盖的良好生态环境。加强创业投资的成长和发展是改善我国金融结构的一项重要内容。

另外，从需求侧角度去观察，广大的中小微弱主体在很大程度上更需要诸如保险和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服务。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在普惠保险领域，农业保险、重疾险和意外险、养老险需要各利益相关方持续探索。

具体而言，建议通过发展市场化的健康险，建立医保与商保数据的共享机制，推动灵活就业人员打破户籍限制并能够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险，以及解决微弱经济群体融资难、融资贵需要贷款保证保险增信赋能等途径来大力发展普惠保险业务。

其次，需要强调金融健康对于高质量普惠金融体系的重要性。金融健康是指消费者个人及其家庭、小微企业等普惠金融的主要服务对象通过其金融知识、利用金融工具、采取合理金融行为所达到的财务状态，包括收支、资产、借贷、保险，以及对财务现状的满意度和对未来的信心等衡量维度，是需要需求方、供给方和监管部门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规划普惠金融发展蓝图时，政府、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都需要意识到，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容不再是解决融资难问题，而应该是民众金融能力的培育。从“授之以鱼”到“授之以渔”，从应急输血到形成长效的造血机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供应方和监管方都需要不断提升能力，并且要形成赋能的基础设施。

如何推进具体的金融健康工作？一是建议由相关金融监管机构推动建立简单、有效的金融健康指标体系，并定期开展数据收集、调研和结果公布，这将有助于及时了解居民财务健康状况、识别潜在风险、研判政策效果；二是建议把金融健康纳入普惠金融发展战略，构建由监管、金融机构、学术赋能机构组成的生态系统；三是建议动员商业机构积极参与提升全民金融健康的进程，广大的商业机构在产品设计、金融教育、消费者保护方面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最后，站在发展的角度，重新看待金融科技的意义和作用。解决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首先要解决信用信息的不对称问题。融资难、融资贵的突破点在于打破金融机构针对信用信息评价机制的局限性。传统的微弱经济体往往属于征信白户，传统金融机构的风控模型无法有效对其进行风险识别。而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微弱经济体在互联网平台积累大量的数据，金融科技通过用户的非金融信息和数据，拓展信息深度和广度，提升风控有效性，在实现数据和信息可用不可见的隐私保护基础上，对其进行风险识别并给予一定的信贷服务。

当然同时也应看到，中国数字金融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并拓展向更多领域，目前已经在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快速增长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潜在风险，需要通过完善法律法规、监管政策进行引导，以实现规范、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为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助力创新企业发展、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增进社会包容性提供更多解决方案，引导数字金融与数字经济规范化。

综上所述，无论是回溯历史还是面向未来，普惠金融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需要将改革与创新贯穿始终，同时也是包容、健康的普惠金融生态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在普惠金融基础设施方面，在信息共享平台及支付体系日益完善、银行信贷全面覆盖中小微弱主体的大背景下，未来可以在普惠保险、创业投资及多层次资本市场三个领域发力，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普惠金融生态体系。在具有全方位、多层次和互补性特征的普惠金融生态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后，实现提供全光谱、灵活、稳定、便捷的金融产品的目标，进而向有着不同的生命周期和金融需求的微弱经济体提供服务。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

本文刊载于《金融博览》202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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