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跃升：造就不同的人类命运

观念即思想。所谓的观念是指人类经历后的思想上的一种总结，即对客观现实而产生的思想。思想是历史中其他一切的起点，思想塑造了我们栖居的世界。自然中的一切可能都会消亡，唯有思想可以永存。创造世界的是思想，而不是“非人力量”。在《观念的跃升》中，历史学家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就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我们现在赖以生活的思想从何而来的全面画卷。在20万年的人类进化史中，为什么人类能崛起？是什么力量驱动的人类历史进程？最重要的是思想的演变和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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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存在的时间越久，改变世界的时间就越长。在古希腊人出现之前，智人已经存在了20万年，但世界上一些最优秀的想法出现于成千上万年前。当知识不断积累，积累到一定高度时，就足以打破前人所尊敬的天花板，产生此前不可触及的新思想。

远在80万年前，智人就开启了最早的思想：同类相食。这是最早的思想冒险，但它是一种与神交融的神圣仪式。那时，庆祝死亡使生命变得神圣，说明人类已经略知来世可以继续存在。在之后的几十万年间，我们的祖先是相对悠闲的觅食者。但是，他们的人工制品留下了创造性思维的线索。大约从7万年起，艺术品中开始展示出一系列符号，表现出大冰期的人类如何重新想象眼中所见，而且这样的艺术品从大约3万年前起变得更丰富了。在一些岩画中，动物的图像或是象征性的祭奠，或是狩猎者的记事本。它们的跨时代的美学意义超越了其实际功能。

火可熄、浪可破、木可伐、石可碎，但精神永存。无处不在的无形存在，构想了“精神”。于是，就进入了我们称之为早期哲学的领域。魔法和巫术的产生，证明了人类操纵自然的努力。当人类对置身自然的思考时，上帝和图腾就出现了。这种广义上的宗教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因为它们源于对事物本质的真实观察和可靠了解。而图腾崇拜则是锻造社会的早期有利理念。随之而来的是一群掌控者的崛起，他们拥有前所未有的力量，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可以触及灵魂、众神和逝者——那些力量塑造了世界的面貌。

在大冰期的最后1000年左右，另一种新的领导方式出现了：继承。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世袭原则阻止竞争，从而促进了和平。时间是人类观念史上最伟大的突破之一。理解时间的最好方法就是思考变化。没有变化，就没有时间。人类把在自然界注意到的零星规律联系起来，比如生命周期、人体新陈代谢、四季交替以及天体旋转等。这种宇宙秩序感激发了早期关于如何组织社会的思想。大部分事件似乎都是随机发生的，因此想象力在发现秩序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大冰期结束之前，世界上一些最优秀的思想已经涌现并改变了世界：用符号进行交流、对生死的区分、物质宇宙之外的其他存在、其他世界的可及性、神灵、上帝。政治思想已经产生了各种选择领导者的方式——包括靠个人魅力和世袭制，以及非凡的实力——还产生了一系列规范的社会手段，包括饮食和性相关的禁忌，以及仪式化的商品交换。

大约在7000年前，甚或9000年前，农业在几乎所有可用技术使之可行的地方都开始传播或独立发展出来。农业的发明逆转了千百万年的历史进程。农业的出现无疑是一场革命，一种全新的思想。新工作形式是农业革命的进一步结果，然而却成了一种“诅咒”，因为耕种需要繁重的劳动。与此同时，一个扩大的、强有力的有闲阶级却产生了。对劳动者来说，政治的后果是极其悲惨的。

新出现的精英阶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时间致力于思考。城市是人类的头脑为改进环境设计出来的最为激进的手段。改造环境最大限度的体现了人类挑战自然的思想：事实上对其他物种发动战争、重塑地球再造环境，改变生态系统，以适应人类的需求并满足人类的想象力。农业不仅需要适当的物质条件，它也是一种想象力的产物。于是，强有力的新政府出现了。首领变成了国王，专业精英纷纷涌现，艺术家和学者得到支持的机会倍增，刺激了思想的循环。农业与暴政之间的联系不可避免。定居者彼此增加土地，几乎注定让战争恶化。军队开始增加，资本开始投入改进作战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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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尝试用来解释万物的第一个思想是将宇宙一分为二，即二元论。在二元论的设想中，宇宙一分为二，圆满对称，井然有序，两个彼此冲突或互补的本源主宰一切。二元论塑造了人类对其深信不疑的神话和道德。不知从何时起，一个新的宇宙论开始挑战二元论：一元论。该理论认为，真正只存在一个本源，它涵盖了宇宙中所有看上去多样的事物。在公元前一千纪，这个思想被广为接受。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圣贤们说世界是一个整体，可能就其字面意思：一切都是其他一切的一部分。于是，神谕和国王形成了权力新理论。因为有了神谕做为后盾，王国逐步摆脱了灵媒的庇护。那么，普天之下只有神圣的王和帝国的思想。神王一体，君权神化，那是一种神圣秩序的“天定命运”。统一的世界就这样与宇宙的统一性相匹配。

现代理论认为，文字起源于政治统治集团或宗教统治集团，这些统治者需要用秘密代码来保持其权力，并记录其法力、预言以及所谓的与神的交流。文字引发了第一次信息爆炸。它扩大的交流，引发了随后的每一次思想革命。没有文字，就没有进步，或者进步缓慢。将文字与国家需求相结合，编纂法律的思想就诞生了。已知最古老的法律出自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三千纪的《乌尔纳姆法典》。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的是公元前18世纪上半叶的巴比伦统治者汉谟拉比的法典。

有闲阶级制定法律、定义国家、发明新的统治理念、赋予女性和婚姻的角色和责任，造就了新的社会思想。这些概念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千纪，所有这些概念都将个人置于对宇宙的思考中：关于命运、不朽和永恒的因果。英雄和命运抗争的神话、金字塔、来生的观念，都是最早的证据。

公元前一千纪，那是一个圣贤的时代。那时的新思想往往是著名的个人作品。先知和圣人成为圣典的作者或启发者。他们的预示和影响了我们现在的思考方式。在经历过去2000年的科技进步和物质进步后，我们还在依赖遥远古代的思想，因为我们的新思想少得可怜。他们奠定了逻辑和科学轨道，今天我们依然在沿袭。他们提出的人性问题，至今仍在困扰我们。他们对此提出的解决方案，至今我们仍轮流采用和摒弃。他们开创了经久不衰的宗教，影响全世界至今。伟大的经典如奥义书、佛经、圣经和后来的《古兰经》，提供了令人敬畏的指导，成为大多数人宗教信仰和仪式生活的基础。雅典古典时代以来，整个西方哲学史都被称为“柏拉图的注脚”，我们大多数人依然遵循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逻辑思维原则。

公元前一千纪中，先哲们的思想在欧亚大陆各地传播，沿着中国丝绸运至雅典的商路，穿越大片陆地的陆路运输也在创建关系网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将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最具挑战性的思想是无和神。“无”或是“虚”，也或是“非存在”，但可以“无中生有”。而“神”则意味着时间之箭、上帝之爱与万物之灵。柏拉图的实在主义、苏格拉底的相对主义与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皆数”，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的世界，或至少影响着我们思考世界的方式。与此同时，理性主义与逻辑学超越了感官世界。今天，理性已经和科学、传统及直觉一起成为我们发现真理的基本工具。而亚里士多德更是彻底超越了时代，我们今天的思想还在他所探索的逻辑和科学的轨道上旋转。

先哲们的思考催生了科学和怀疑主义，而另一股思潮则鼓励有关于伦理和政治的思考：不关心真伪之辨的头脑开始思考善恶之分。斯多葛主义自出现以后，一直源源不断地为精英阶层提供伦理上的指导原则。大多数先哲都建议在法律中体现伦理道德，因为这将对统治者和臣民产生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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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世纪和17世纪历史中传统上突出的事件来判断，知识分子显然主宰了时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接踵而至，比王朝更迭和战争命运更深刻地标志着世界。甚至“扩张时代”也是思想扩展的产物，是“对世界和人的发现”。随着各种生命形态——植物、动物、微生物——的演变和重新定位，促成了一场全球性的生态革命，扭转了长期以来的进化模式。欧洲殖民者和探险家环游世界的旅程使生物群得以穿越大洋。这场革命符合《观念的跃升》的基本论点：人们重新想象世界，并努力让自己的想象成真。

新思想不成比例的集中诞生在欧洲。一部分原因是欧洲孕育了许多新思想，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欧洲的贸易和帝国主义输出了欧洲的思想。实际上，过去几千年来，历史上的主动权一直掌握在亚洲文明，如印度、伊斯兰世界，尤其是中国手里。然而到14世纪末，中国的优势地位受到来自欧洲竞争者的压力，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被逆转。挑战旧习和改变社会的重大新思想开始从西方铺天盖地而来。

1855年，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发明了“文艺复兴”一词。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追随的是柏拉图主义和希腊主义。米什莱强调的正是古代学术、古典文本以及古希腊和古罗马艺术遗产在人们思考与想象的世界方式中得到了恢复或重生。那些人文主义者更注重道德哲学、历史、诗歌和语言等。他们很容易产生一种历史角度的观点，意识到文化的变迁。于是，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

文艺复兴是观念史上第一次全球性的思想运动，第一次在两个半球都得到呼应，第一次在赤道南北两侧都深入大陆的内地。就像哥伦布大交换的生物群一样，文艺复兴被带到全新的目的地。西方人理解语言、表现现实、塑造生活的方式源自对古典时代的研究和模仿，被涂上了世界各地的人文主义色彩。如果用头条新闻大标题的方式来说，那就是，文艺复兴“走向了全球”。

欧洲人的探索使欧洲得以在全世界施加影响力。哥伦布对世界的想象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思想。在此之前，人们认为世界极为辽阔，这一直阻碍着探索者的行动。然而，哥伦布是用错误的想法改变世界的最有力的例子。哥伦布的错误估算开拓出一条前所未有的连接新大陆和欧洲的探索之路。该航线将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市场辽阔的经济可开发地区相互联系起来。始于此时的洲际生态交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扭转了重大的历史趋势。长期以来，对亚洲和中国有利的世界态势，在西欧掌握了美洲资源和机遇之后，开始逐渐变为对西欧有利。传教士和移民将新大陆大部分地区基督教化，彻底打破了宗教信仰在全世界的平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开始发生，他们的后代建立了现代美洲各国并为之战斗。如此，哥伦布就成为了科学革命的先驱者。

科学革命之所以引人瞩目，不仅是因为它加速了有用和可靠知识的积累，更是因为它体现了整个欧亚大陆在权力与财富潜力方面平衡的改变：17世纪是中欧关系的一个转折点。积累财富的手段多样化，使一代代的资产阶级从之前的专业工种中解放出来，也因此间接地推动了对科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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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几乎每一个成功的衡量标准来看——经济和人口增长、城市发展、技术进步、工业生产力等，中国都领先欧洲大约1500年。以致于当时有一位历史学家感叹，18世纪是“华人世纪”。然而，同样是18世纪，正是欧洲中心主义复兴的时代。启蒙思想家编撰的《百科全书：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词典》洋洋洒洒17卷，强调了实用性——主要关于商业和技术，关注事物如何运作以及如何增加价值。那些作者们在很大程度上认可机器的重要地位和宇宙的机械性，他们坚信进步也许是不可逆转的，无论人类经历多少失败，因为进步是进化嵌入自然中的过程。因此，进步观或者说相信进步的思想习惯构成了启蒙思想家的底色。与此同时，亚当·斯密的一本《国富论》使得欧美走在了经济自由主义的道路上。

然而，到了19世纪，取代理性的巨大非人力量似乎正在推动进步：自然规律、历史规律、经济规律、生物学规律、铁血政策。其结果是一幅机械化、残酷化的世界图景。科学技术的惊人成就维持了进步的假象。蒸汽驱动的工业化极大地增强了劳动力。科学揭示以前看不见的真相，让微生物进入视野，操纵气体，测量以前不为人知的力，如磁力、电力和大气压力，找到物种之间的联系，挖掘化石来测量地球的古老程度。

然而，在作者看来，欧洲的每一种进步都可服务于恶，服务于战争和剥削。智力和道德没有任何预期的改进，真正进步全都发生于物质层面，并且基本只有特权人群和特定的地方从中受益。所谓的“进步时代”被鲜血溶解，消失在一战的灾难和20世纪的恐怖事件中。这些恐怖事件来自19世纪的各种观念：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崇尚暴力、种族血统、科学至上、历史必然性以及对国家的崇拜。其中大多数思想都产生了骇人的效果。

所有改造19世纪世界的技术创新都始于西方，几乎所有其他领域的创新也是如此。尽管西方的思想有时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影响欧洲以外的社会，使其发生转变，但这些思想通过示范或强加于人，都迅速传播开去，标志并巩固了欧洲在战争和商品方面日益增长的优势。欧洲的文化影响力和商业帝国主义扩大了政治霸权的范围。前所未有的人口增加、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拉开了新的差距。工业化地区和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地区遥遥领先。欧洲奇迹是19世纪最显著的特征：长期商业热潮、帝国战略和科学成就的顶峰。

由于19世纪科学技术与经济上的进步，自然科学学科逐渐成形，并影响到人文科学的诞生或重塑。这些欧洲工业国家透过强大的生产力与武器，成功殖民世界大多数地区，并以倾销的方式破坏许多古文明国度，如中国、印度、土耳其既有的社会与经济体系，造成这些国家被迫走向“现代化”。在这其中，思想的不断跃升造就了不同国家的命运。

如果说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细菌和钢铁》揭示技术和政治的差异造成了现代世界不平等的直接原因，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通过三大革命——认知革命、农业革命和科学革命——展示了如何改变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命运，那么，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的这部《观念的跃升》则是从人类思想史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造就人类不同命运的图景。一个优秀的思想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而一旦改变了思想，就可能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胜负之征，思想先见。

作者：姚斌

来源：在苍茫中点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