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个博士生，中途转学了……

公众号新闻

2022-11-04 02:11

裴端卿：招学生首先跟他们交流价值观

裴端卿和西湖大学团队成员

裴端卿，再生生物学讲席讲授，1996年加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药理系担任助理教授，至今在大学任教25年。

我招收我人生中第一个学生是在1996年，那时我刚到明尼苏达大学，有一位美国学生要来实验室轮转，我们系的学生不多，每年大概招收7个学生，但是我们系里有30多位faculty。

这就意味着不是每位老师每年都能招到学生，言下之意是，如果有一位学生能够选你做导师，大家都会觉得你还不错，对你的career发展有所帮助，也可以给senior faculty留下好印象。

面试了这个学生，我感觉也还不错，于是就把他招进了实验室。当时，我的实验室里有一位技术员、一位博士后、一位博士生，加上我，一共4个人，是个很小规模的实验室。

但是，后来这个学生又转学离开了，我感到很mysterious，至今我都想搞清楚为什么。

那是我第一次单独带学生，回想起来确实有些难，在他的身上花的时间不够多，因为当时我刚当上助理教授，会逼着自己多做点实验，多写点文章。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还经常反省，有时候很认真地想把事情做好，但是往往结果不尽如人意，我这个例子不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但是可能对我们年轻教授有点借鉴作用。

一开始，在新的实验室里我也没想清楚要做些什么，都是自己摸索着来。后来，我再招学生的时候，我会比较强调价值观。我教书已经有25年，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带得比较成功的学生，首先会跟他们交流价值观，为什么要做这个，为什么要进我的实验室，我会先了解这些。

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学生教会我的。

理想的师生关系

有时候，导师有导师的想法，学生有学生的想法，要搞清楚这个事情真正的内在本质是什么。我们做导师一定要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同时也要与时俱进，和学生一起成长。

王鸿飞：把愿意学习的人教得更好

才能真正成为一位好老师

2021年6月25号，王鸿飞与学生饶毅，及自己博士导师Kenneth Eisenthal的合影

王鸿飞，西湖大学理学院教授。1999年加入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担任博导约十余年。

我的第一个博士生是饶毅，是的，和西湖大学创校校董之一、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教授同名同姓。

饶毅是专科学校毕业的，后来在华中师范大学修了一个同等学历的硕士，然后来考了中科院的博士生。我当时三十二岁，他比我只小大概不到两岁，那时已经三十岁了。

虽然我那时候是第一次当博导，但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不能做得更好”——因为我有很多做博导的前辈可以作为榜样，比如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博期间的导师Kenneth Eisenthal——我很幸运，作为老师，他们的水平都很好。

其实我对饶毅的指导，就是和他一起讨论具体的问题，包括每周一次的组会，会讨论实验室的进展、相关的文献和下一步要做什么。而对于他，我的心态是很矛盾的，因为他不算一个“背景好”的博士生，在年龄、学历、英文水平上都不怎么理想。一方面，我想鼓励他，因为我判断他在科研能力上没有问题，我相信经过我们的训练，他应该是跟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去竞争的；但另一方面，万一我鼓励了半天，他还是不成功，那要怎么办呢？

于是，我一直跟饶毅说，你要自己选择你想做什么。其实最终成与不成，取决于他的决心，而他的决心很大，也很努力。

现在，他成为了美国犹他州立大学化学与生物化学系助理教授饶毅，他独立做的工作非常漂亮，应该说从很大程度上，这些工作都是超过我的——而独立做的研究工作好不好，才是我们衡量一个学生是否“好”的标准。前段时间在美国，我还专门去他的实验室转转，想从他那边“学点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我一开始做博导招到的学生，背景都不是特别的“好”，但这是对于年轻博导老师来说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只有把一个愿意学习的人教得更好，你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好的老师。有一条经验分享，师生之间一定要多交流，讨论具体的问题和细节，深入参与到他们的课题中去——当时饶毅这样的学生不相信自己，我也不相信他们，所以我会天天跟他们讨论问题，反而促进了他们的进步。

理想的师生关系

我希望博士生通过学习能够学会怎样做研究、怎么样选择问题、怎么把一个事情做到深入，这样对他们才有好处。如果他们希望走捷径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不可以，因为这种习惯会损害他们的未来。同时，每个学生都不一样，导师要发挥他们的长处。

黄嘉兴：指导学生是一项“不可重复”的实验

黄嘉兴和他的学生们

黄嘉兴，材料学讲席教授，2007年出任美国西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助理教授，至今在大学任教14年。

我在西北大学带的第一批博士生有两位，其中一位是来自韩国的男生，他在LG工作过一段时间，然后选择回到校园里读博，所以年纪比我还长一岁。

也许是在工业界工作时养成的习惯，也许是因为服过兵役，这位男生做什么都很井井有条：实验台上的东西分类整理，收拾得无比干净；实验记录也工工整整，尤其是数据整理，将实验流程和数据都记录得非常细致；每周一次的讨论中，他可以拿出过去每一天的实验日报……

相比之下，在课题的早期，我更偏爱在自由奔跑中寻找方向，并不拘泥于形式和细节。显然，我很不适应这位同学的风格，甚至直接告诉他“没必要这么做”，但后来的事实告诉我，每个学生身上都有闪光点，都有比导师厉害的那一面，作为导师要善于发现并尊重这一点。

当时我和他正在共同推进一个关于纳米材料合成的课题，原本专注于一种化学合成的路径和方法，我基于过往的经验认为，可以暂时“放过”一些中间步骤，快速试错。可是做到后面发现，我们的方法是可以从一个单一的产物延展到几个系列的产物。一夜之间，过去一段时间的即时实验数据变得非常重要，我很庆幸我的合作伙伴、也就是我的这位学生没有放弃他的数据整理风格，是他身上的这个闪光点帮助我们高效地完成了课题。

后来，我们发了一篇很不错的文章，将原本需要用几篇文章解决的问题“浓缩”在一篇中讲明白了。

这就是我和自己第一位学生之间的故事。直到今天我依然相信，指导学生是一项“不可重复”的实验，自己从前取得的经验不能够生搬硬套到下一位学生身上，最直接的办法还是那句老话：因材施教。

理想的师生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导师的经验是在不断增长的，但每一年进组的学生永远是“萌新”，所以身为导师需要正视这一点，学会和新生重新站到同一条起跑线后面。

来源：浙大学报英文版、西湖大学，原文标题为《我与我的第一位博士生丨三位资深博导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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