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前，日本如何破坏中国粮食安全？

中华民族是一个很善良的民族，但这种善良往往会让一些国家狼子野心更加膨胀，日本就是其中一个。

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9月4日中国就进行全国动员，放下“甲午战争”之恨，为日本灾民捐粮捐款。

日本接受到的第一批国外援助物资是“新铭”号运送的大米和白面；

第一支抵达日本的国际救援队是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

中国京剧明星的赈灾义演两天便筹得5万大洋，捐给日本；

各大城市的中小学还成立了 “恤邻募捐队

……

8年之后，日本人用“九一八”事件来给中国“报恩”了，东北这个大粮仓被粮食无法自足的日本惦记很久了。

东三省沦陷后，日本人就把大米等物划定为甲类粮。这类粮食只能供应日本人吃，如果中国人自己吃，就是“犯罪”，而多余的甲类粮就成了日本军资。

而日本人的野心远不止东三省，它们妄想侵占整个中国，妄想奴役每一位中国人。

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粮食问题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的粮食安全

对南京政府来说，粮食安全的严重性在于：

一、如何保证粮食不成为日本人的军资？

二、如何能够做到足兵足食？

三、如何避免奸商和买办捣乱中国粮食市场？

四、如何确保中国粮食能适应长期抗战？

到了1936年，这些问题就已经非常突出，而且极其紧迫。中国各界的有识之士都在呼吁南京禁止粮食出口。河南《民众日报》发文称：中国应为民族生存作最后决斗，以政府的力量限定粮食价格，各地广设粮仓，禁止粮食出口！

1936年9月28日，《大公报》再次就粮食问题发文，指出中国之粮食“不可久储，亦不能久储。”的问题，呼吁南京立刻解决积谷存仓问题。

也就是说，全面抗战尽早会爆发，而中国必须先做好粮食禁止出口和储存工作。

然而，对于粮食安全问题，国民党政府一直是不紧不慢，敷衍了事的态度。

1934年，蒋介石曾在南昌行营召开全国粮食工作会议，这也是南京政府第一次讨论粮食安全的具体工作部署问题。

这次会议之后，政府准备成立粮食部。

在行政院筹建粮食部期间，先在上海成立了“七省粮食运销局”，交给顾馨一主持，统制全国粮食。然而，顾馨一本人就是粮食大买办，在国家战略利益和个人眼前利益面前，他必然会维护个人利益。

后来，顾馨一成了伪上海市民协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民党居然把如此重要的岗位交给了一个潜在汉奸来管理，这个会算是白开了。

顾馨一不是粮食统制工作的促进者，而是破坏者，他与日本人一直保持着利益输送关系，干的还是为日军筹粮的老本行。

南京政府的直到1941年7月1日才成立了粮食部，也就是说，在此之前，中国居然没有统一的粮食政策。

那些与粮食交易密切相关的利益方，极力鼓吹对日出口粮食的正当性，甚至组团游说南京方面，请愿施压，要求政府不要干涉粮食出口，不要听信那些“仇日”言论。

他们不要这个国家，他们只要粮价飞涨，从而为自己带来的滚滚利润和佣金。

在芜湖，“丰顺号”粮店老板韩某跟日本粮商田中勾结，利用自己的人脉，为日本人到处收购粮食，再从上海装船运往日本。有的奸商则在“平汉线”沿路收购粮食，买办、奸商、粮帮混为一体，供日本洋行驱使，形成了一个破坏中国粮食准备的大集团。

在舆论场上，与爱国学者、爱国媒体对立的是另一批“经济学家”、“金融专家“，他们反驳“日方之用心，意在破坏中国之实业，攫取中国之国防粮食。”的说法，称友邦（日本）采购华麦是因为要抵制澳大利亚的洋麦，这是对中国的友好行为。他们还拿出“贸易自由，无分国界”的先进理论，支持贩粮给日本。

临近抗战前，粮食还在源源不断流向日本。

日本的破坏

当南京对粮食准备还停留在口头上时，东京已经全力推进对中国粮食安全破坏政策，它绝不会因为国民党的乞和而松开魔爪。

更可怕的是日本人是在合法的形式下进行破坏活动的。从1936年6月份开始，日本突然在中国各城市，各口岸全力收购粮食，时间长达半年之久，它们不但拿到了足够多的粮食，还造成了中国市场的极度混乱。

敌人先是从芜湖进行试探试收购，却没有遇到任何不“友善”的阻碍，然后搜购范围扩大到蚌埠、无锡、九江、徐州、汉口、济南、开封、天津、保定及平汉线。

上海一带是长江流域的新米收购中心，日本内阁拨款在上海设立了”粮食运输株式会社“。同时，日本人利用亲日媒体极力淡化这种行为的军事意味，只强调贸易。

一、以驻华金融及贸易机构为据点，用商业行为为日本搜购中国粮食披上合理的外衣，如三井、三菱、吉田等洋行；

二、委托中国粮商来出面收购粮食，如上海米业公会，杂粮公会等。

日本人想要达到之目的：

一、加紧运送中国的廉价粮食到日本，以充实日军备战给养；

二、使中国粮食更加不能自给，抬高粮价，制造社会混乱，破坏社会秩序。

再看中国农村，有几个地主具有国家粮食安全的认知高度？他们死命催收而来的粮食，马上被奸商购走，为一点蝇头小利而沾沾自喜。

那些县政府的所谓储粮仓库实际空无粒米，如果上头要查，就拿被虫害的粮食应付。

1936年下半年中国积谷数仅为800余万担（一担为100斤），相当于咸丰年间。中国粮食危机到这种地步，除了日本人的疯狂搜购，更是国民党政府的无能和腐败、奸商们的贪婪和自私、汉奸们的助纣为虐所造成。

傅作义在绥远抗敌时，每天电告南京军情，总是提及兵粮食短缺问题，南京做了什么？让他们就地取粮。更荒唐的是，国军忙着对红军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断食“政策，要坚壁清野。

等日本人准备停当之后，1937年7日7日，终于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网上有很多文章说当年日军单兵口粮的配备情况，甚为惊讶其充足和营养，而中国军队则饥一顿，饱一顿。这些事情背后都有极其深刻的因素。

跟抗战时期的军事问题相比，粮食问题并不引人关注，但粮食问题跟军事问题一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

国民党是未战先败，它既没有抗战意识，也没有抗战决心，否则，也不会有任凭日商和汉奸疯狂购粮送往日本。

而共产党则在根据地拼命护粮，每一粒粮食都要保护，不给日本人夺走。日军恨谁？

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在当下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更为突显，但汉奸们也一样不缺，以前，不是有”经济学家“喊着要让中国放弃耕地红线吗？忽悠中国把粮食安全寄托在国际贸易来上吗？

但国际粮食贸易的极端情况后出现怎么办？汉奸是不会告诉你答案的，答案其实就在1937.。

“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

手里有粮，心里不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