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接了65单的山西阳性密接外卖员被辱骂，可他到底做错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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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的第二天，山西定襄县。

早上6点20，天还没亮，34岁的外卖员张军照常早早离开了家。

这个时节的清晨，气温已逼近0度。

小伙子在寒风中骑上电瓶车，醒醒神，开始了一天的奔波。

6点45，他接到了第一笔早餐订单，以最快的速度送达后，紧接着是第二单、第三单......

9点刚过，他已经送完了12单外卖。

趁着一点时间缝隙，他钻进街边的早点铺，花了10分钟，草草填饱自己的肚子。

这是他一天的第一餐，也是唯一的正经用餐。

饭刚下肚，他又从顾客变回骑手，拎着从同一家早点铺打包的外卖订单，继续飞奔。

从快餐店到奶茶店，从繁华路段到住宅区的各个角落，从日头西斜到夜幕深沉。

平均十几分钟一单，争分夺秒。

其间还要挤出半小时去做核酸，以维系自己得以在城市自如通行的短暂权限。

终于送完最后一单，一抬表，已是深夜近11点。

这是一名普通外卖员的一天。

单调，枯燥，似乎并不值得书写。

但就在这天晚上，因为邻居确诊，张军成了阳性密接人员。

凌晨4点，他和父母被送到了隔离点。

之后，为了寻找与他接触过的人，也就是阳性次密接人员，定襄县发布了张军的流调报告。

这个忙碌至模糊的身影，才如此具体地被人看见。

官方通报，密密麻麻，出现了足足65次的“接单”“送达”二词，构成了一个人的一天。

17个小时的工作，他留给自己的喘息时间，少得可怜。

张军当过两年兵，短暂地干过一些酒店、工厂的活。

多年前，他订了婚，10万彩礼钱花出去了，可对方仍然嫌他穷。

婚事黄了，还欠下了一笔债。

母亲身体不好，64岁的父亲每天还要爬上爬下回收别人的纸箱、旧书好卖去换钱。

为了多挣点，4年前，张军开始跑起外卖，并抽空上网课念大专。

一单3块5左右，去掉吃饭的钱，一天到手200元左右。

收入不算丰厚，张军却靠此搭建着生活：

结了婚，孩子将在明年出生。

他想快点还债，想让父母和老婆都过得轻松点，想给孩子多攒点奶粉钱。

如果不是这一次意外，或许根本没人会在意一个普通人如此普通的生活。

他会在未来无数个普通的日子里，寂寂无声地像机器一样在精密的系统中重复转动着。

迎接着普通的希望，继续着普通的艰辛。

当有媒体采访到他，称他为“最勤奋外卖员”时，他也是淡淡地说：

“干活嘛，谁不是这样呢？”

上世纪60年代末，一位名叫史景迁的历史学者预备著书。

他研究的，是17世纪的中国历史。

但翻阅过诸多史书后他发现，本本大部头，记载的都是大人物、大事件。

他很好奇：在那漫长的动荡年代里，那些不曾被历史书写的普通百姓，过的都是怎样的生活呢？

直到他翻到一本由明清知县修的《郯城县志》，才得以窥见些许历史夹缝中的故事。

如今，疫情近3年，我也时常在想：

数百年后，我们的后代也会回望历史。

他们首先看见的，一定也是疫情爆发、抗疫、取得成效这些宏大叙事。

会不会也有史学家好奇，在这段历史中，无数小人物、普通人是怎样生活的？

到那时，流调报告，或许就成了一篇篇真实的小人物图鉴。

那1天、7天、14天的轨迹碎片，折射的，是一个普通人生活的全部底色。

那个名叫岳宗显的无症状感染者，44岁，头发花白。

怎么会不白发呢？

父亲瘫痪，母亲年迈，一家几口，住在墙面斑驳的平房里。

为了寻找失踪的儿子，他孤身一人来到北京，一边打零工，一边寻子。

检测出阳性前的14天，他一共打了28份工。

扛沙袋、水泥，搬运建筑垃圾。

没有固定时间，没有固定地点，通宵达旦，披星戴月。

甘肃陇南，一位密接者被贴上一个心酸的称谓：“馒头工人”。

一连数日，他清早从出租屋赶奔劳务市场，寻活，干活，等活。

一边照顾住院的母亲，每日只靠馒头过活。

没有其他消费，没有任何娱乐。

如果你留心过足够多的流调报告，你会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在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

有52岁，一连多天从清晨6点一直开车到第二天凌晨2点的出租车司机。

穿插在每天20小时工作中的，是偶尔去快餐店扒两口饭，或去菜市场买点小吃简单果腹。

有31岁的制衣厂工人，整整10天，每天工作时长超过13小时。

唯一请假的那天，还是去医院看肝病。

新年第一天，被确诊新冠。

57岁的阿姨，在确诊前的一个星期，每天雷打不动地在游乐场上12个小时的班，包括周末。

仅有的两天休息日，也只是在楼下的超市转了转。

回到家，或许又是不停地忙碌家务。

流调的镜头扫到他们脸上，映照出的是芸芸众生的同一种模样：

赚钱、养家，去着固定的地方，面对固定的人，努力且狼狈地维持柴米油盐的平凡生活。

高楼之中，车流之间，哪一个普通人不是如此。

背负着过往的泥泞，忍耐着眼下的艰难，期盼着未来的舒心。

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疫情三年，我们确实承受得太多。

很多人，心态上也渐渐有了微妙的变化。

前几天我和大家分享了今年以来我四五次被封控在家的经历，几百个有相似遭遇的朋友，在评论里叫苦不迭。

我在小区的业主群里，也明显感觉到大家越来越烦躁。

一言不合互怼、开骂也是常事。

尤其是，当单元楼、小区出现阳性、密接、核酸异常，谁都会憋着一肚子怨气。

怨他们影响了自己的生活，怨他们让孩子上不了课，怨他们断了自己的收入。

以至于现在人人自危，相比怕生病，更怕成了“害群之马”。

的确，我们看过太多城市千千万万人的生活，是怎样被一个、数个、数十个病例改变的。

上海疫情里，有人睡桥洞，有人睡公厕。

西安疫情时，有人穿越秦岭，有人游过渭河。

郑州疫情时，有人风餐露宿，万里归途。

有人只能在家冲刺高考，有人似乎念了个假大学，有人在骤减的银行卡数字面前崩溃。

还有太多默默无闻的小地方，不能出门，不能开学，不能上班，一连数月。

长夜里，有多少因无奈、压抑、绝望而落下的泪水。

这其中，确实有过恶意乱跑、瞒报的人，也确实有过臭名昭著的“毒王”。

就像一百个人里，保不齐就有一两个傻X，但绝对并非所有人都这样。

可我们，已经谈“阳”色变。

心照不宣地将病例称为“羊”，刺探他们的生活。

痛骂他们的“自私”，埋怨干扰了自己原本的安宁。

甚至上升到：

天津有被公布过信息的患者，接到无数陌生人的电话，质问他住在哪个小区、哪栋楼，恶语相向。

有家长亲眼见到孩子在公园和同学玩，却一致孤立一位曾经感染新冠、但早已康复的“死党”。

招工单位，告示上直接要求“历史无阳”。

方舱出院者，被拦住不给进小区。

某剧场的入场需知里，赤裸裸地禁止治愈病例出入公共场所。

事实上，那个阳性密接外卖员张军，也被网暴了。

在流调报告刷屏后，无数电话打进手机，指责他“阳了还送外卖，祸害定襄”。

且不说他只是密接，多少像张军一样的普通人，可能并不知道自己有了风险。

他们只是出了趟差，买了次菜，回了次老家，送孩子上了次学，参加了一次亲人的葬礼。

他们之所以去了那么多地方，不过是为了生活。

当这些普通人的生活轨迹被一一摊开，我们该看见的是：

与他们一样，我们所过的，都是家、单位、学校、菜市场、医院几点一线的枯燥生活。

与他们一样，我们所求的，不过是碎银几两，让父母安康，护幼子成长。

与他们一样，我们最怕的，是连这样平凡的期待也会落空，扛着家往前走的人，最怕倒下。

如加缪所写的那样，我们都是众生中的一人，都试图在众生中尽力为人。

我们哪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也是他们，他们不过是倒霉版的我们。

大V河森堡讲过一个故事。

他去写字楼办事，进门扫健康码，听到旁边的哭声。

那是一位外卖小哥，订餐的客人，死活不接电话，但保安不放他进去。

放前台，无人看管，怕丢；等着客人，系统卡死时间，会扣钱。

小哥进退两难，急得哽咽。

河森堡就走过去跟他说：“你把餐给我吧，我帮你在这候着。”

为了让小哥放心，河森堡甚至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小哥感激万分，道谢着跑了，过了一会儿，客人终于下来拿走了外卖。

尘埃落定，河森堡这才突然想起来：我为什么要管这闲事呢？

一瞬间，他猛地明白：

“也许有一天，我也会面临外卖小哥类似的困境。

我看着是在帮助别人，其实是在同情某个未来的自己。

一想起来，我就在冷风里打起了哆嗦。”

被疫情折腾的第三年，我们都应该明白：

中招不是一种罪孽，而是一种不幸。

我们都坐在同一艘船上，谁也不能保证始终云淡风轻。

如果我们互相之间都不能彼此善待，还能指望谁给我们怜悯和同情呢？

理解他们，其实也就是理解我们自己。

而理解，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