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厚辰
共享单车涨价了，现在每次骑行的成本逼近公共交通，很多人惊呼失去“单车自由”。这连同一直不断涨价的共享充电宝，成为我们生活中一个不小的支出痛点。可惜，已经被养懒的我们好像已经无法再回去拥有自己的自行车，或揣着一个充电宝了。诚然，自行车和充电宝本身不是什么大事，如果自己添置这两样物件，1000块左右就能买到性价比很不错的自用商品。关键是，通过共享自行车和充电宝，我们在一次次地面对这种“社会变革”承诺的幻灭后，“捡便宜”逐渐成为价格高昂的服务的局面。我们可能需要意识到，没什么便宜和恩赐，万物都有明显的价格，如果不接受这个教训，那就是未来的我复哀之。我不会说“便宜的东西最贵”，但我想说，看上去像是赏赐或是捡便宜的东西，其实最昂贵。我们可能会面对越来越多的“恩赐”和“捡便宜”，为什么它们必然变得价格高昂，这很有必要了解。这也属于之前谈到的，需要重新塑造论证过程的一种常识。共享单车造价并不昂贵，按照宣传，骑行公司在不断的运营积累中，还能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对车辆分布、未来用车情况进行非常精准的预测，因此可以保证一个城市最小的单车投放量，以及最小的运营人数。对于一些分散的车辆，还能够以“红包车”的形式进行用户参与的调度。在如此多高科技、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加持和计划下，大多数人都相信可以实现一个超高效率的运营，因而提供和维持一个既方便，又便宜的服务。在此种数据和技术保障下，企业有利润，消费者也享受实惠，共享充电宝也遵循类似的逻辑。可为何现在都越来越贵呢？大家或许见过晚高峰后在办公楼附近的地铁口，以及大型居住区门口像潮水一般的共享单车，其数量之大已经超过街面的承载。这背后的原因并不复杂，针对集约化的写字楼和公寓，地铁站和小区门口的空闲地面是非常稀缺的资源，这个问题恐怕用什么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都没有办法解决。因此自从有共享单车以来，共享单车的庞大数量和市政管理之间就存在很强的张力。现在的解决方案有如下几个，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方便是个多么稀缺的东西，以及昂贵的价格从何而来。第一是禁停。从今年开始，共享单车的“禁停区域”越来越多，网上和身边朋友对此的抱怨也越来越多。很多大型住宅和写字楼周边，或者距离市政部门较近的街区都成为禁停区域。在以上区域共享单车直接无法落锁，导致其便利性无从谈起。第二是总量控制。为了避免共享单车挤爆街道，很多城市都对投放的共享单车进行了严格的总量控制，其中控制不那么严格的采用总量上限，约束企业投放量。控制严格的城市如广州，直接采用招标制，控制全市投放量，由当前三家企业招标购买投放指标。这相当于给企业直接增加了一笔投放的准入成本，城市空间因此更加昂贵。不过，到底该如何监督呢？实际上，市政管理部门也没有足够能力统计企业的总投放数量，因此在各种抽样调查中，都发现单车企业有超量投放的情况存在，这个超量都不会是个小数目。这就关联到第三个方法，即单车转运。单车转运本就是单车企业很主要的成本，大家也应该经常在街道上看到。即便是白天，也有很多共享单车公司的转运车辆在运行，但这些转运更多是为了运力的调配。因此市政会协调第三方公司，专门在街面上回收不按照规范停放或扎堆的共享单车，并统一拉到市郊。如果共享单车公司希望这些车重新运营，则需要支付“赎回”的费用。《新民晚报》有这样一则报道：此次检查中调研的一家共享单车企业也证实了上述现象。该企业在全市投放的自行车约49.5万辆，其中超过15万辆备案车长期被扣在第三方扣车场地，导致大量闲置，平均每天约有2.2万辆单车因各种原因，被第三方公司扣车，需要付费取回，企业每年因此付出的取车成本超过1亿元。
所以，这笔钱最后还是支付了。市政街道属于“公地”，而共享单车本身造价便宜，运营成本就是重新的转运分布。从消费者角度，看不到背后的市政压力，因而感觉不出有任何涨价的道理。但“公地”占用的租值耗散，不管绕多大的圈子，这笔钱都得支付。且这种第三方扣车模式，还经常发生第三方扣押正常停放共享单车的纠纷，因为对第三方公司而言，拉走一辆车，就是一个潜在的赎车收益，在清理违规停放车辆时，有足够的动机扩大拉车范围。这就是方便最后的价格。最初共享单车的方便之中就包含了价格的相对便宜，不必等待且随处可取，是这个服务成立的基础。但正如前面的分析，因为人群在高密度居住区和高密度写字楼区域聚集，不管有多么先进的科技加持，这种服务的完成都需要以单车的超额投放作为基础，况且，当下技术水平还远无法做到对单车的精确、高频率调用。这种超额投放随即侵占到稀缺的公地资源，最终依然会形成成本，慢慢被消费者感受到。这背后蕴含着巨大的经济学和社会运转的道理，即成本没有可以逃避的方式，该付的价格一定会出现。关于这点，我们将在后面一并总结。现在，先考虑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共享单车不仅价格开始上涨，其质量也很难保证？人们越来越难发现完全良好的车辆，不管是脚踏，还是坐垫，或是刹车，总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这篇文章不仅仅关乎共享经济，因此说到低质量，我们可以拓宽其范围。不仅共享单车难骑，最近另一个低质量的例子，就是上海在四五月份发放的部分物资，其中有些闻所未闻的三无产品，令人难以置信。第一步的道理是很简单的，只要一种商品或服务，支付价格的人不是最终的使用者，那它的质量一般不会太好。这种现象非常普遍，甚至当我们给他人送礼时，为了展现我们的态度和面子，也会买一些华而不实，包装精美的产品，但它们的质量和使用感都未必好。价格不由使用者支付和选择，不管是发放的物资还是赠送的礼物，质量很容易存在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恰恰反过来了，质量不是被他人完成和恩赐的，而是由我们自己选出来的。很多时候为了追求好质量，我们宁愿多付钱，我们在用价格选择高质量。况且人与人趣味和偏好不同，对于一个爱吃肉的人，一份饭里大鱼大肉算质量好；对选择营养均衡的人，质量又是另外一层定义。因此质量，如果非要换个词，其实意味着选择。这个道理远在《盐铁论》里就被清楚地阐释。汉武帝一朝力主盐铁专营的大夫桑弘羊自信地表示，官营铁器，有严格的制作标准，绝对不会缺斤少两，和你们在外面买的那些劣质铁器完全不同，还有什么可抱怨的？与他辩论的贤良文学回应道：全国各地土壤耕种条件完全不同，不存在一种铁器标准可以适应所有土地，你的那个单一标准，提供的不过是大多数地方都不适用的劣质铁器。我们现在知道什么是低质量了，只要不能选择，质量多半很低。恐怕只有电和天然气这样的纯粹基础资源会是例外，甚至水都不是。所以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情况下，我们失去了选择权？针对商品和服务，就是失去通过价格选择不同商品和服务的权利，只要失去了，质量就一定差。在物资的例子中，人失去了购买的权利，白白获得商品，质量自然无法保证。共享单车依旧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2016年左右，一家当时称为“小蓝”的共享单车品牌，推出过一款白蓝配色的高端车型，该车配备三档的变速功能，虽然说不上非常好骑，至少提供了两种不同的选择。但这种思路没有延续下去，没有让消费者骑到不同型号、不同款式的车辆。这家企业很快就失败了，它被其他共享单车企业收购，原因是这种新的车型不利于“扩大规模”，对于一种极速扩张，提高覆盖率，降低成本的运营策略，一辆变速版共享单车无法满足这个愿景。市场已经“扁平化”为一种极简又单一的模式，这是为何我们现在面对三家不同的共享单车企业，但他们提供的服务一模一样，他们的车也同样难骑。当你要建立一个服务于社区的自行车俱乐部，你甚至可以针对每个人定制；当你要设立一个自行车品牌，你可以设想你的客群，服务于他们的需要；但当你的愿景是服务于全国所有人，你就很难提供多样选择，你的商品和服务会极端扁平。这是很多互联网产品的通病，可以观察到，很多人开始放弃Facebook，Instagram也变得越来越像TikTok，这引发了很多争议和讨论。在这里，我们甚至能看到反垄断的必要性，因为垄断即剥夺了人使用价格进行选择的权利。1946年，胡安·贝隆在阿根廷上台，颁布了称为“贝隆主义”的平民主义社会纲领。他将阿根廷工业部门大量国有化，据此扩大工业劳工阶层的规模，并显著提高他们的工资，两年内达到40%之多（靠发行货币实现）。按照一般经济学原理，这会导致通胀，但贝隆更进一步限制商品价格波动，认为扩大的消费自然会满足商业阶层的利益诉求，因而禁止商品随意涨价。贝隆既让工人富裕了，也让商人赚钱了，只是利润率不那么高，但扩大消费总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商品市场如果因此高速增长，岂不是经济发展和分配正义双赢？平民们极端拥戴这个既给自己加工资，又帮助自己控制商品价格，致力于代表穷人，做下层社会捍卫者的领袖。最初的两三年，社会一片欣欣向荣。但很快，这种实质性的货币贬值就导致外资从阿根廷纷纷撤出，商业部门无利可图，商品开始变得匮乏。这是任何锁定价格的市场一定会面临的通病。价格锁定，但原材料和人力成本又在波动，商业迅速陷入多生产多亏损的境地。而匮乏一定面临寻租，100个人抢购只能满足20个人的猪肉，按理说在匮乏情况下应该价高者得。但价格锁定情况下，稀缺的猪肉只能以平价出售，这个时候，本应该体现出来的“价格”一定会以其他形式呈现，这是天然的腐败温床，这就是“寻租”这个词汇的来源，就是寻求这部分消失的价格的实现。在上面的例子中，谁能超越价格，不管以人情或权力买到猪肉，那么他“获得猪肉的能力”，就值得多付一份儿钱。这在看病难的时代下的医院中太普遍了，这就是“寻租”一词的涵义，把消失的那部分本应该有的“价格”寻找出来。后来，贝隆政府面对经济衰退和高度的贪污腐败，在军事政变中被推翻。对于被贝隆庇佑的人们，获得“有人给我涨工资，还有人替我压价格”的处境，自然很舒服。但不管从阿根廷例子的经济学分析，还是共享单车的涨价，我们都能发现，稀缺和价格是藏不住的。你不想承担选择和价格的风险，不过是在推迟面对一个更大的风险罢了。想摆脱一切不确定性，偏好那些现成的，别人给你的东西，那就一定是低质量的。思想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的谆谆教诲“nothing without skin in the game”，告诉我们需要风险共担。每个人的选择都有成本，都要支付价格，都要面对风险，这是健康的社会。因此，之前当瑞幸咖啡过度补贴市场，网民们高兴又略显纵欲地说“要狠狠地薅资本主义羊毛”时，我对此表达一直有所保留。人怎么能总觉得自己在“捡便宜”呢？总有其他人负担了风险，我恰恰得到了最好的保护，什么风险都没有，其他人和组织承担了一切，而我永远处于一个接受庇佑的角色，这听上去就不太可能。不管给你这个承诺的是一家互联网企业，带着谄媚；或是一位贝隆，带着慈爱，承诺内容是以最低价格或代价获得最好的东西，下次看到类似的东西一定要意识到，这肯定是最昂贵的。因为你没有承担任何风险，没有使用价格进行选择。直到你没得选择的时候，就会慢慢发现它真实的价格。这篇文章当然不是要指责共享单车和共享充电宝，毕竟我们还可以买辆自行车，什么样的都行；我们也可以买个充电宝，有各式各样的款式和功能。由此，你能得到的不仅仅是愉悦的骑行体验，简洁美观的充电宝设计，还有自己掌控自己生活的最底限感受。为自己承担更多的价格风险，不青睐那些有人帮你降价压价的新闻，因为这要么带来匮乏，要么变得极端昂贵。你也可以更多考虑其他的风险问题，以至于有人对你承诺，我会为你服务，这样做是为了让你的生活风险几乎无代价地变小时，你已经有了一种本能的反对。*本文原名《从共享单车和充电宝涨价谈开去》，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看理想平台立场，欢迎提供不同意见的讨论。配图：《边缘世界》《大空头》；封面图《我的事说来话长》。编辑：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