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真正的主角，是上海这座城市

▍上海，一众作家们趋之若鹜的文化坐标

金宇澄说：“对于城市无文化的论调，我一向不以为然，……在我眼里，城市永远是迷人的，因为有8年上山下乡的经历，城市曾消失在我的远方，在我如今的梦里，它仍然闪闪发光，熟识而陌生，永远如一个复杂的好情人，而不是简单懵懂的村姑”

金宇澄所要致敬的城市文化，一方面是上海作为近代大都市的代表，资产阶级在这个半殖民地所积累下来的，其他地域无法望其项背的客观存在的物质文明和摩登文化；

另一方面便是近代以来从韩庆邦的《海上花列传》、市民言情小说到新感觉派、张爱玲，乃至当代作家王安忆对这座城市日常性、布尔乔亚生活方式的文学肯定、细致摹写和反复再现。

它们与城市的其他文化形式一起构成了这座城市的话语、象征、隐喻和幻想。这其中，尤其是张爱玲的书写，几乎成为这座城市的特殊文化坐标。

这正是《繁花》所书写的六七十年代中一群疏离社会主流话语的人群暗暗致敬的旧社会。


▲《海上花》


▍曾经的风暴中心，再到日常性的复苏

然而，上海也有着强大的精英启蒙文化传统。它是左翼批判文化的故乡；是近代中国产业工人的中心；现代中国激进主义的中心，其都市叙事里也有《子夜》《上海的早晨》这一红色叙事谱系。

这是上海的另一幅面孔，这里是风暴中心，是意识形态无声的战场。

但是，随着革命世纪的终结，日常生活的永恒性、天然性带着其一贯强大的反理论、反超越倾向，全面复苏，上海顽固坚韧的布尔乔亚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在20世纪中国“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

这一还未发展充分的革命、历史、阶级都市叙事无力与欲望、日常叙事相抗衡，成为被遗忘的凝固话语，无法有效地参与到城市的文化想象中。

但是任何城市经验都不可能不是政治经济的产物。“城市的每个细小角度都刻上了利益的痕迹，表达了阶层的纷争”。

《繁花》中的上只角和小只角的日常生活悬殊甚大，城市与乡村的差别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姝华对工厂进城女工的衣着的评骘显示着阶层的划分，小毛第一次见姝华时隐隐抱有的阶层身份卑感，这些文本的裂缝，都在微弱地质问着小说以“日常性”为名义的统一叙事。

《繁花》想要用一种比普通话更有个性、更活泼、能随时代变化更生动具有生命力的方言，来记录保存转瞬即逝的鲜活的普通生活。

然而这些经过反复拿捏改良的，富有调性、音色、速度的语言，依然是在印证唱和着“上海”以及上海叙事中永恒不变的日常性。


▲金宇澄绘制的《繁花》插图


▍《繁花》映射的“冷社会”与“热社会”

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曾做出过“冷社会”和“热社会”的区分。

热社会的特点是永不知足地追求改变，它将自己的历史内化，从而使其成为发展的动力。

冷社会追求的是可以借助于自己的社会机构，用一种近乎自动的方式，将历史因素对社会平稳和连续性可能产生的影响消解掉。

冷社会似乎获得或保有了一种特殊的智慧，每种试图通过进入历史来获取些什么，并以此改变社会的尝试，都会遭到这种智慧令人绝望的反抗。

“冷”文化并非遗忘了那些“热”文化回忆着的内容，而是生活在另外一种回忆中，为了这种回忆，“冷”文化有意不进入历史之中，而“冷”回忆恰好服务于此。《繁花》中的上海及其叙事谱系的日常性神话可谓几近于此机制。

“冷”是一种智慧，“冷”是被生产出来的。记忆与统治联盟，不同的历史意识和回忆对我们的社会发挥着镇静或刺激作用。

《繁花》人多景杂，故事有完整、不完整的，人间百态世相万千，作者愿做说书先生，“宁繁毋略，宁下毋高”，口耳相传随便讲，读者亦可随便挑着读。


▲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


▍金宇澄：方言照样可以讲明白任何事物

李敬泽谈及繁花说，“当作家决定使用方言，一定有一个很明确的语言政治的考量，有些东西一定已经自然地被屏蔽掉了。所以反复讲‘上帝不响’，上帝住在哪？上帝住在普通话里。”

金宇澄借贝聿铭之例证明，上海话书面语照样可以谈政治，谈历史，谈文艺。方言可以讲明白任何事物，这不是语言的问题。

但是，在《繁花》第三章，少年阿宝却遭遇了语言的“问题”。阿宝娘读出的句子，阿宝看不见，但读出声音来，尤其以上海话读，阿宝感觉到讨厌。

这一刻，阿宝一定隐隐感受到另一种语言所带出的另一个世界，并使他对庸常的日常生活感到气闷。然而阿宝再也没有更深的进入另一个世界。

同样的，少年沪生一度爱用的革命话语口头禅“我不禁要问”，最终也在上海方言的陪衬下沦为空洞滑稽的形式。或许苏白、沪语天生属于日常、欲的世界，不擅长理和情的世界。但也可能——如作家所说，“这不是语言的问题”。

同样书写共和国出生的一代人，王安忆《启蒙时代》中，少年们却被《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类革命文本华丽的语言修辞、以及思想运动的魅力所吸引，试图理解和处理非常庞大抽象的概念：阶级、世界历史、革命等。

在小说结尾，成长中的主人公南昌行驶在上海的街道上，“他承认，这城市有着它的思想，不是深邃，而是隐匿。在假浪漫主义的壁饰，楼型，弯曲街角的微妙处理中，在这些多少是轻浮的华丽的格调里面，流淌着正直的思索”。

相比之下，《繁花》标点简单，基本逗号开始，句号结束，都是借自传统，少用西式标点，不用问好，传统古代文本，都读者自己圈点，所谓‘可圈可点’，国人的骨血里面，传统的基因还在。

这样冷基调的语言，自然生产超稳固的叙述和世界。意气渐平，平静如水的中式调性摩挲着这个世俗世界，阿宝注定无法在这种“冷”语言中成长。


▲金宇澄绘制的《繁花》插图


▍贯穿于整部《繁花》的神话修辞术

在一次访谈中，金宇澄谈到，由于被人问及为什么小说里没有心理活动，他说：

“我因此在单行本的结尾，加了几句挺重要的对话。你想了解男人怎么想，很简单，你去买几本文艺小说，里边的内心描写最多了，看一下就明白了。这一段的意思有隐藏，说出我全部的主张，我告诉读者，这就是《繁花》区别于其他小说的地方。”

这一段话大有意味，几乎就是《繁花》与上海书写文学谱系之关系的隐喻。

《繁花》对这一文学谱系的贡献，并不在于添加了什么实质“内容”、有何种“突破”，而在于它是对以往上海书写之书写。

张爱玲曾不厌其烦地强调着日常生活形态的重大意义：“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

作为对新文学传统宏大历史说辞的抵抗，“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张爱玲笔下的“日常生活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表象，而被抽象为某种结构，被升华成了一种哲学，成了某种意识形态的载体”。

《繁花》的独特之处在于：在张爱玲那里仍旧需要建构意义、进行辩护的日常性——“上海性”，《繁花》作为“自然”事实接受下来，直接使用了。

“意义是已经完成了的，它设定了一种知识，一种过去和记忆，设定了事实、观念和规定的比较秩序”。《繁花》不负责生产意义，只需将意义转换成形式。

《繁花》一开篇，“上海性”就既作为告知又作为确认表现出来。

引用了电影《阿飞正传》，定格的是阿飞这一图像，其姿态代表着“上海性”这一含混的能指，小说接下来连类比物纷沓而来种种所指、概念将都是这一所指的随物赋形和重复展现。

——翻新出奇滔滔不绝的沪语；琳琅满目的器物；连缀不绝的故事；络绎出场的人物；细密铺设的日常场景...它们物质性地构织了一个因没有深度从而没有矛盾的世界，一个一目了然的敞开的世界，它确立了令人愉快的明晰性；事实看起来是自己指谓自己，完全是自明的。

罗兰·巴特将这称为神话修辞术：神话不隐匿什么，也不炫示什么，神话只是扭曲；神话不是谎言，也不是坦承实情：它是一种改变。神话无关主题和材料，它是一种言说方式。

此种言说方式，贯穿于整部《繁花》。

《繁花》在刚刚出版时，曾一度不被人看好。

网络作品、上海方言、作者无名，种种标签，无论单拎出哪一个都足以令许多读者拒绝，然而《繁花》全都占了。

但意想不到的是，这部小众不能再小众的作品，居然成了火遍大江南北的神作，更被评论界誉为“中国文学天空划过的一道闪电”，几乎囊括了大陆、台湾华语文学界所有最高荣誉。

《繁花》为何如此有魔力？原因有三：

◎华语文学中独一无二的语境

虽是上海语态，却又人人能懂。《繁花》不同于西式小说，以少见的“话本”样式，一个人说了张三慢慢拉出李四……绵绵不断的话中有话，堪称上海滩《渴望》+网络文学话本+风土人情博物志+手艺人叙事+先锋精神。

◎极具改良的个性的语言

大量使用短句，“的”、“地”、“呢”几无踪影，标点符号也精简到了几乎只用逗号和句号，读起来就过瘾。语言极具个性，一招一式有荤有素，只读三句就可令读者着迷。有读者说，“稀碎又磅礴、下作又美好，文笔简直开挂，看得我血都疼了。”

◎三十年的编辑经历的作者，深知读者口味

金宇澄被称为小说界的“潜伏者”，小说家看得最多的是名著，编辑看得最多的是稿件。长期的编辑经验，更了解当下的读者口味，“什么样式可以不写了，什么可以写，哪一种形式和内容是少见的，如何显示个性”。

王春林：“说到上海叙事，一直到金宇澄的《繁花》横空出世，大约有4位作家是绝对绕不过去的。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他们分别是韩邦庆、张爱玲、王安忆、金宇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