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学教授谢爱磊：成为教育经纪人的父母们，困在了“为孩子的未来负责”的责任感中

“教育经纪人”这个说法源自社科院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可对北京中产妈妈的跟踪研究。当然，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说，这个身份并不仅限于妈妈们。

教育经纪人式的家长有着许多共同点：他们不仅目标感很强，而且规划得极具理性，会为孩子制定高效的个性化教育规划，帮助他们进入更优质的学校。

但极度精致的教育规划背后，其实潜藏着家长们与日俱增的教育焦虑。

“直白地说，很多中产家庭对孩子的期望就是能够维持当前的社会地位，而教育又与工作收入、社会地位等因素息息相关。”

谢爱磊这样告诉外滩君，“‘越来越多的父母们认为孩子们未来的人生能否成功、 能否幸福，都系于家长今日的付出。’这样的观点正是现在很多家长感到焦虑，并且不断加大教育投资的源头。”

广州大学教授谢爱磊

但这样越来越大的投入，并不总能带来积极的结果。有时甚至要花费过去数倍的投入，才能获得同样的教育回报。

那是否有办法从这个困境中走出呢？

在外滩君和谢爱磊的交流中，他说，这很难。因为当下教育的竞争意味很重，是诸多原因造成的，包括全世界的经济不平等在加剧，学校质量分化，一些考试的选拔性很高等。父母深处这样的环境，也难免会有些当局者迷。

但是，在他社会学研究的视角下，发现其实父母们仍然可以做出一些改变。给孩子一个不同的教育环境，需要父母们对教育的模样有一些想象力。

高强度育儿模式下，

父母和孩子都被“掏空”了

“我们这一代家长肯定比之前的家长，更加相信父母决定论。”谈到当下家长的养育方式时，谢爱磊这样说。

比如intensive parenting这个概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家长所熟知。它有很多中文翻译：高强度育儿、密集式育儿、精细化养育，都体现了“时间要长，花钱要多，知识要足，情感要真”的特点。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养育方式就一直是美国的中产家庭的共同选择。如今，中国的中产群体在不断壮大。这种十分强调家庭付出的养育方式，虽然劳心劳力，但为了孩子的未来着想，也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在积极践行。

相信父母决定论的家长们，生怕自己不努力，拖累了孩子的将来。

但凡事过犹不及。如今，精细化养育造成的问题已经不容忽视。谢爱磊把它们总结成了三个层面：

第一个是家长层面。

家长要承受极大的育儿压力。经济上的压力不言自明，但除此以外，还有对父母知识、情感等方面的高强度要求。

让孩子好好学习，提高成绩上的竞争力是家长共同的诉求。不过，这一代家长也更加注重孩子的个性化成长。

一方面，在科学育儿理念的影响下，自我学习几乎成了家长们的必修课，不了解育儿知识就无法实现精细化养育。

在谢爱磊教育研究的访谈中，这样对自己高要求的家长不在少数，很多人都表示自己正通过网络或者书籍等方式，在学习一些育儿理论，并在自己孩子身上进行一些科学育儿的尝试。

另一方面，家长的情感投入也比过去多了更多。越来越多的家长觉得，如果不能花很多时间陪伴孩子，那就不能算是合格的父母。

而这样的养育模式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家长要付出的养育时间和精力几乎走到了失控的地步。对此，网上有个夸张的说法——养育孩子就是在透支父母的生命。谢爱磊说，透支虽然不至于，但家长确实为了养育孩子牺牲了很多自己的时间。

“我们访谈接触到的父母，几乎所有人都表示，周末要陪孩子去上各种课，或者陪孩子做各种事。原本周末可以和朋友一起吃个饭，或者陪陪爱人，但现在这些都要让位给孩子。已经大大超过了必要的陪伴。”

而妈妈又通常是付出更多，承担压力更大的那个。也正是观察到了这样的社会现象，社科院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可才会把这些中产妈妈成为孩子的“教育经纪人”。

第二个是孩子层面。

孩子要面对过多的竞争压力。“我们这代家长还是孩子的时候，会觉得我们的父母虽然也关心成绩，但他们也有自己的事业、社交和生活。”谢爱磊说，“但如今我们这代家长，有不少感觉孩子的学业是自己的核心，养育孩子几乎成了父母的业绩。”

这对孩子来说，意味着高压、焦虑和缺乏睡眠。在谢爱磊长期生活的广深地区，小学生还可以相对轻松地学习生活，但一旦升入初中，在中考的压力下，初中生生活的紧张程度和小学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考试、升学，甚至未来的职场，都在强调竞争力。而这也让一部分家长觉得必须让孩子变得更加优秀，甚至觉得孩子有无限的潜力可以开发，孩子也觉得自己必须不断变得更加优秀。这也正是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桑德尔所说的“完美主义流行病”。

第三个是宏观层面。

教育焦虑影响着生育、公共财政、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

美国宾州大学的Anderson与Konler就曾留意到，东亚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和欧洲有所不同，特别是在他们研究韩国的个案时，发现这和韩国的“教育热”（education fever）现象息息相关。

在韩国，要想有一份高薪且有保障的工作，那么进入最顶尖的“SKY”大学（首尔国立大学、韩国大学和延世大学）就非常重要。因此，补习也逐渐成韩国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规范。

按照统计，到2009年时，就已经有超过75%的韩国儿童有过上课外补习班的经历。甚至有备考的学生直接住到名为“考试院”的廉租房里，蜗居在人均4平米的房间内苦读。

在这样的压力下，不能送孩子去补习班的父母会被认为失职，而大部分家庭也只敢要一两个孩子——毕竟一个孩子的教育投入就如此之大，甚至还有因补习而倾家荡产的家庭，而孩子越多，父母能给的教育资源就越少，孩子能“成功上岸”的可能性也就越低。

还有求职就业、公共财政、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都会受教育的影响。

在谢爱磊多年的观察研究下，教育焦虑和巨大的养育压力，在中国各地都普遍存在着。地域之间的差异，已经远远小于阶层之间的差异。目前看到的一些教育选择上的差异，不过是各地教育系统差异所致。实际上，全国的中产父母都在为孩子的教育劳心劳力。

要减轻教育的焦虑，

还要从改变对教育的理解开始

除了当下教育和养育上的高压力，“父母对教育的理解”是另一个谢爱磊常常提到的关键词。这一点不仅影响着父母怎样为孩子规划和选择教育路径，也影响着父母自己的心态。

可以说，父母对教育的理解既是教育焦虑的原因，也会是减轻教育焦虑的良药。那当下父母对教育有着怎样的理解呢？

从教育选择上看，父母们都在尽力为孩子选择能力范围内最好的教育资源：

谢爱磊首先列举了中产家庭在教育上的选择：

虽然不同的父母对孩子教育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但是其实有着共同的担忧，那就是 “担心失败”（fear of falling）。

谢爱磊曾和一位30多岁的企业主进行访谈，尽管对方早已实现财富自由，但是对于孩子的教育仍然忧心忡忡，生怕孩子在教育上落败下来，没有办法保持现在的地位。

因此，提高孩子的竞争力，几乎是父母们下意识的共识。比如不管是高考路线，还是留学路线，学业水平是最基础的要求，因此学业能力往往是父母们最在意的。有余力的情况下，父母们还会考虑发展孩子的兴趣、综合能力。

也就是说，“教育即竞争”的观点深入人心。其实，这也不能完全能怪父母，因为在这个全世界经济不平等都在加剧的时代，教育越来越像一场零和游戏，不能成功，便是失败。

还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表明，学历和个人收入有着相当深厚的关系。

美国的一项调查就显示，随着学历提升，男性和女性的收入上限和收入中位数都在不断提高。尤其是获得学士学位以后，收入中位数已经接近甚至超过没有这个学位的收入上限。

学历和收入相关研究

而且，当前的教育系统本身，在一些重要考试上，就有着高选拔性、高度分层的特点。比如当下被讨论得沸沸扬扬的职高分流，就显示了大家对这种高选拔性的一种担忧。

但是当“教育即竞争”碰上“父母决定论”，带来的问题就变得更加严重了起来。谢爱磊把现在教育中的竞争称为“通胀式的竞争” 。

“筛选确实是教育的功能之一，但是现在这一点被强调得太过了，大家反而忽视了教育在个体社会化这个方面的功能。教育是要让孩子为踏入社会做好准备的。”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补习班能如此盛行。因为父母们深信，要赢下竞争就必须依靠学校以外的努力，必须依靠家庭的巨大投入。“教育即竞争”的观点不仅仅是让父母和孩子都背负了巨大的压力，还从情感上，把人变得好像工具人一样。

谢爱磊曾访谈过一些家长，这些家长也时常自我反思——由于过分注重孩子在学业上的竞争力，而忽略了孩子在情感发展方面的需求。但越是年幼的孩子，越需要情感上的支持。

这些情感需求的时刻可能很琐碎，但是却非常重要。

对于孩子们的教育，

我们需要有一点想象力

谢爱磊一直对学生说：“我们还是要经常反思我们中小学阶段的教育模式，我们都需要一点想象力。”

想象力，常常出现在孩子要培养的能力清单中，那么，对教育的想象力又是指什么呢？

“我希望我们的孩子长大后，不会被已经接受过的教育限制了看法，觉得教育就是读书考试补习。“谢爱磊这样解释。

他认为，当下，竞争或是很多人眼中教育的模样，甚至还在这个方向上越走越远。但是很显然的，竞争不应该是教育的核心。

所谓想象力，首先就是能够超越这种竞争的思维，有更宽广的教育视野。

谢爱磊提到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全世界的教育正在变得越来越相似，大家都越来越看重教育的竞争意味。

荷兰阿姆斯特丹一位研究者就认为，这其实是大家都受到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结果。新自由主义思潮，简单来说，就是鼓励竞争，并且认为个人要为自己的成功负责。于是，父母们在不知不觉中被裹挟进了教育的角斗场，为了孩子能够赢得竞争，而倾尽全力。

另一方面，竞争什么？自然是具体的知识、技能，这些可以用来比较的，可以定下明确的标准来筛选人的内容。

当身边整个环境都认为竞争是天经地义的，父母们或许真的会想不到，教育其实是可以有其他模样的。比如德国在教育中，除了基础能力，还把“全人“作为重要的培养目标，也就是重视孩子的情感发展。

如果把场景放到中国，谢爱磊依旧相信教育还有各种可能性值得探索。“我们对于教育的希望和要求都很好，但问题就出在实践的层面，实践很容易出现偏离。“

说到这里，他提到江西一所农村小学的美术课让他至今印象深刻。虽然是一所山村里的学校，但是学校坚持开设美术课，因为老师们相信美育真的能给孩子的成长带来很大的改变。

但下一个问题又来了，学校根本没有足够的画纸，怎么开展美育？幸运的是，这并没有难倒老师们。他们带着孩子去小河里取石头，这些石头经过水流的冲刷，变得很光滑，沾上颜料的毛笔很容易上色。更重要的是，河里的小石头要多少有多少，完全足够孩子们敞开创作。

就是这样一所山村的学校，从教育目标上就不想把孩子培养成只会刷题的做题家，而是成为能感受世界之美的人。幸运的是，他们也在教学上找到了方法。

然后，想象力也意味着，当父母感到焦虑时，可以停下来思考一下，我们对教育的期望究竟是什么。

就拿如今已经在实行的“双减”政策来说，这实实在在地对课外的过度补习起到了遏制作用。但在网络上，焦虑并未消失，也有家长因为课外补习取消而更加担心孩子的学习。

在谢爱磊看来，这其实是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矛盾。“父母需求侧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而且需求侧的焦虑是更加根本的问题。”

父母们希望教育能够带来什么？

孩子能够考上名校，能够找到高薪的工作。这虽然是很世俗的成功，但也是父母很朴实的愿望。

那么，在这以外呢？

谢爱磊觉得，或许可以从提升幸福感来考虑。就像PISA调查显示的那样，中国孩子虽然学习成绩好，但是也为此牺牲了玩耍的时间，情感发展上的支持往往不够。而将这些全盘考虑下来，父母对于自己的教育期望，或许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在这个强调竞争的时代，孩子常常生活在高压之下，但谢爱磊知道，其实作为父母，也有许多难处和不得已之处。我们说要改变教育，要减轻教育焦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如果父母也能够从局外人的视角看看教育，看到那些“不得已“背后的原因，或许就会有一些改变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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