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抢走富士康？
2018年6月28日，美国威斯康星州的芒特普来森小镇，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
客人中的C位是三位老人，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本软银董事长孙正义，还有富士康老板郭台铭。
三位政商巨头凑在一起，出手就是了不得的大事。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正式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三个月后，美国政府公布了号称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方案。
方案的要点很多，但有一个特别显眼：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5%下调至15%。
如此激进的减税方案，特朗普有着自己的考量：“让美国企业将数万亿美元的海外资金汇回美国国内”。
虽然在大选中，特朗普没少抨击前任奥巴马，但他和奥巴马一样，同样想让制造业回流到美国本土。因为这关系到重要的选票。
制造业这张牌，是特朗普在大选中能拿下威斯康星州、北卡罗来纳州等几个摇摆州的关键所在。历史上，这些地方一度有着发达的制造业，但在20世纪中后期，由于制造成本的上升导致产业链外移，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失去了工业，也影响了当地人的生计。作家万斯在《乡下人的悲歌》一书中，描述了一副悲惨场景：离婚、贫穷、吸毒、暴力，充斥在工业撤退后当地人的生活中。
很多人希望，当地制造业能二次复兴，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时候，特朗普来了。在大选前，他不止一次走进威斯康星州，宣称要在那里建设更多的工厂。
如果说为企业减税是胡萝卜，那特朗普另一手里挥舞的便是“大棒”。
特朗普多次在推特发文，点名威胁苹果、福特、通用等公司，要它们在美国本土建厂，否则就要征收一次性进口边境税。
作为苹果的主要代工企业，一直谋求全球化布局的富士康，虽然算不上根正苗红的美企，却积极响应了特朗普的号召。
郭台铭宣布，要在威斯康星州投资100亿美元，新建一家液晶面板生产厂，以创造1.3万个工作岗位。威斯康星州投桃报李，提出为富士康减免近30亿美元的税收。
厂区刚挖下第一锹土，特朗普就兴奋地宣称：“这让世人更加意识到美国工人的无与伦比、美国梦的无限可期，美国的繁荣就在眼前”，并把这座待建的工厂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为了跟上总统的调子，郭台铭也表示“要把威斯康星州的工厂打造成最先进的制造工厂”。
调子起得很高，但剧情却没有按预想的方向走。
四年多过去了，那片面积约为五角大楼三倍的厂区，只有稀稀拉拉的几座建筑，新修的道路上也是人烟稀少，丝毫没有要投产的迹象。而当地政府，也一直在尝试寻找新的企业接盘。
这不是富士康第一次在海外建厂失利。
同样是在美洲大陆，2011年，富士康在巴西圣保罗州宣布了一份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在当地投资数十亿美元，建造一个世界范围内都属于顶级规模的制造中心。
当地政府预计，制造中心将在带来十万个就业岗位的同时，带动巴西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
愿望是很美好，但却落空了。即使在高峰时刻，富士康在当地的用人规模也只在2500人左右，远未达到预期目标。
但这并不算完，到2017年，巴西当地媒体报道称，富士康正着手关闭位于圣保罗州容迪亚伊的工厂。而富士康在当地的另一家工厂，已经几乎是一座空厂，只有零星的几个员工在更新和维护零部件。
在亚洲，富士康的建厂之路同样不顺。2014年富士康曾宣布，计划在印尼投资10亿美元建厂，但到了2015年却被爆出因“土地问题”而不再进行投资。
在印度，2020年，马哈拉施特拉邦工业部长苏巴什·德赛称，与富士康在当地合作建立电子产品制造工厂的计划已经取消，原因是富士康与苹果公司产生内部纠纷。根据德赛的说法，富士康曾在2015年与印度政府签订协议，计划投资50亿美元，建立10-12个工厂。
不过，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当时却发布声明表示：“该说法严重失实，目前集团正配合主要客户推动当地建厂计划，进度一切顺畅”。
尽管富士康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全球布局，但真正建厂的也只是越南、印度、墨西哥、捷克、匈牙利等数个国家。
起于中国，兴于中国，富士康为什么执着于在海外建厂呢？
2019年4月，郭台铭收到一条邀请，发出邀请的是印度总理莫迪。
莫迪的目标很明确，希望郭台铭访问印度，商谈富士康在印度的扩张计划。
三个月后，富士康在印度的金奈工厂开始生产iPhone X系列。此前，尽管和印度政府达成协议，要建10-12座工厂，但直到2019年，富士康在印度也只有两个组装厂，除了为苹果代工iPhone SE、iPhone 6s等老旧机型外，还为小米和诺基亚生产设备。
当时，富士康的一位高管透露，未来会在印度逐步生产更多型号的iPhone。而郭台铭的回应也充满着想象意味，“未来，我们将在印度智能手机行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连番的表态，是在释放一个信号，富士康要在印度建造更多的工厂。
为富士康和苹果在印度扩张做注脚的是，印度政府同样要大力发展制造业，同样举起了胡萝卜和大棒。
2020年，印度政府出台政策：“智能手机厂商在印度生产的特定高端智能手机数量，超出上一年度的部分，每部将可获得成本4%至6%的补贴，政策有效期为5年”。
与之相对应的大棒便是：“高关税”。不像特朗普只是动动嘴，莫迪可是动了真格。
2017年12月，印度政府提高了电子产品的进口关税。其中，手机进口关税由之前的10%提升到了15%。到2018年2月，手机进口关税进一步上调至20%。
市场研究公司Counterpoint Research分析师塔伦·帕萨科曾表示，这对苹果公司的影响最大，因为苹果在印度的产品88%是进口的。
高额的关税，自然会加在产品售价上。以苹果公司的iPhone X为例，官方的售价为999美元，但到了印度，价格却高达1400美元。
关键是，印度还是智能手机的大市场。2018年印度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为1.423亿部，同比增长14.5%。
苹果CEO库克更是直接表示“非常相信印度的机会，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年轻人口结构的国家”。
但苹果在印度的表现，却是惨不忍睹。2018年，苹果在当地的市场份额只有1%，原因是价格太高了。要想进一步抢占印度市场，最好的策略之一便是将供应链转向本土，以绕过高昂的关税。
而富士康在巴西的布局，同样也受到高关税的影响。巴西电子产品的关税一度高达16%，此外还要缴纳15％的工业制成品税和18％的商品流通税。这使得当地手机走私泛滥，有数据显示，仅2019年巴西就销售了320万部非法智能手机。
在海外建厂，还有防范风险的考虑。全球地缘政治紧张，疫情肆虐，使得富士康供应链布局逻辑发生了变化，过去是以提高效率为主，现在更多要追求稳定，保证生产的连续。
尤其是当下，供应链已经拖了苹果的后腿。以新上线的iphone14为例，其官网部分机型一度出现缺货状态，苹果公司给出的原因是“供应厂商近期生产情况受到波动”。苹果公司曾预计，因供应链问题使得第三财季的销售额损失40亿至80亿美元。
为了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从特朗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之后，苹果就一直在谋求供应链多元化。
利益绑定紧密的富士康，自然要紧随苹果脚步，其董事长刘扬伟明确表示，“未来不论在新产品开发，或是量产规划，集团会考量分散风险，准备好各项异地备援方案”。
此外，富士康在海外布局还有深层次的内在原因——降低成本。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便是降低人力成本。
产业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微笑曲线。处于曲线两端的是研发和品牌营销环节，属于高利润，曲线中间的便是富士康所在的制造环节，利润最低，劳动密集。
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的关键，就是要有充足廉价劳动力做支撑。
某种程度上，富士康的成功就是有赖于要持续找到廉价的劳动力。
1988年，富士康选择在深圳龙华建厂，2010年又将产能转移至郑州、成都、重庆等中西部城市，莫不遵循这种逻辑。
但如今，中国正在丧失这种优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4508元，同比增长10.1%。而在招聘网站上，富士康招聘普工的月薪在5000-8000元不等，其中新入职的底薪是2460元，转正后为2850元。
相对于越南、印度，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还是高了。
从越南富士康官网的招聘信息来看，其底薪是490万越南盾，折合人民币为1427.51元，即便加上106.6万越南盾的伙食津贴、30万越南盾旅行津贴、以及累计100万越南盾的勤奋津贴和住房津贴，一个越南工人在不加班的情况下，薪资兑换成人民币为2116.8元。
越南中资手机企业协会秘书长杨述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越南普通手机产线工人平均工资在3000-350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即便算上加班，越南劳动力成本还是要比中国低上不少。
而在印度，人力成本会更低。据悉，富士厂印度工厂的普工一个月的收入仅为140美元，约合人民币892元。
尽管有种种理由，支撑富士康要进行的全球布局，这并不意味着，富士康能真正脱离中国。
2016年的最后一天，郭台铭出现在广州，他旗下的SDP公司要在当地投资610亿元，建造一个显示器全生态产业园区。
发布会现场，有记者抛出了一个略显尖锐的问题：富士康会不会离开中国？郭台铭回答得也很直接：“富士康不会走，会留在这里（中国），今天就是最好的证明”。
一直以来，富士康奉行的策略是“两地研发、三区设计制造、全球组装交付”。
所谓“两地研发”是指，以大中华区与美国为两大重要战略支点。“三区设计制造”的布局重点，是以中国大陆为中心，亚美欧三大洲至少设立两大制造基地。“全球组装交货”是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组装，保证“适品、适时、适质、适量”地把货物交到客户指定的地点。
全球组装，就意味着要在不同的国家建厂。但富士康的战略也很明确：要以中国为中心。这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考量因素。
中国不但有良好的营商发展环境，而且拥有巨大经济规模与潜力。
2010年，成都与富士康签约后，当地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就将16万平方米的厂房建成，而且还成功招募了2万名工人。
而富士康在郑州的工厂的速度更为惊人。协议刚签订一个月，第一条生产线就可以投入使用了。政府更是动用全省的资源帮助富士康招工，第一期就招到了10万人。
而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是企业能够在一地长久发展的关键。富士康之所以折戟巴西就是因为争取该公司的政府下台，原本承诺的税收优惠大幅减少。
更让富士康离不开的是，完善的供应链和基础设施。
中国有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拥有世界上最为丰富的制造产业链条。
以富士康第一大客户苹果为例，2021年的190家供应商中，有91家是中国企业，占47.9%，位列第一。
生产苹果所需的摄像头模组，PCB线路板，FPC柔性印刷线路板，扬声器，触控马达等零部件，都有赖于中国企业。
受益于中国发达的运输网络，这些企业所生产的零部件在24小时之内便可到达工厂。印度虽然一直在大力发展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但至今没有一条营运的高铁线路，而中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万公里，截至2021年底，已通达93%的50万人口以上城市。
一位苹果的高管曾回忆：“苹果在最后一刻更改iPhone的屏幕设计，新的屏幕面板就在当天午夜运达大陆的工厂，12小时后，一块块新屏幕就都嵌到手机上”。
当产业链形成聚集之后，企业的运输成本、原材料采购成本会极大降低，这也就决定了中国难以被替代。
当下，无论是富士康越南还是印度的工厂，其供应链还要仰仗中国。比如印度的金奈工厂，其所需的零组件，大多来自广东。供应链拉长之后，存货和运营成本都会增加，经营风险自然也随之增加。
富士康威斯康星州工厂停滞，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当地缺乏面板产业相关的上下游厂商，没有产业集聚，投产成本和难度大幅增加。
而虽然中国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但劳动力素质优势依然明显。中国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培育了大量的熟练工人和工程师，这正是越南、印度所稀缺的。在越南生产苹果AirPods 3曾出现各种质量问题，也被广泛认为是在当地招不到熟练的工人所致。
时至今日，中国依然是富士康的主战场。
根据鸿海官方披露，2021年，其在中国大陆固定资产为2479.52亿新台币，约合560.37亿人民币，占到鸿海所有固定家业的57%。
鸿海集团董事长刘扬伟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富士康生产线的产能有75%在中国，剩下的25%则分散于全球各地。
但从市场规律看，制造业向更低成本的区域转移是不可逆的。就像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因为成本而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一样，伴随中国成本的提升，一些制造业企业向更低成本转移也是必然趋势。
2020年起，越南成为苹果Airpods蓝牙耳机的主要制造产地，今年也开始代工iPad。2022年4月，位于印度金奈附近的富士康工厂开始生产iPhone13，最近也有消息称，富士康计划进一步在印度扩张，拟在未来两年新招超5万名员工。
1988年，深圳龙华一片荒地上，郭台铭大手一挥对当地政府官员说：“看得见的土地我全要了”。如今，中国大陆可让富士康如此大手笔的空间已越来越小了。
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更要关注的不是谁能抢走富士康这些的制造企业，而是如何与它们一起向更高端高质量发展。
出品人：毕亚军
主编：陈斯文 责编：周怡
美编：刘彦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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