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庆梅：和晓岚一样，我们都生活在小时代里，但这不妨碍我们去努力
今天，2022年11月15日，是作家、编辑尚晓岚的50岁冥诞。
“尚思伽作品集”一套四种，是尚晓岚（笔名尚思伽）的文学创作和评论集，包括剧本《中书令司马迁》、小说集《太平鬼记》、评论集《荒原狼的嚎叫》和《散场了》，分别由李陀、江湄、汪晖和薛毅四位学者作序，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刊行。
在“尚思伽作品集”之中，《中书令司马迁》是作者最后一部作品，也是最为看重的作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陶庆梅老师在新书座谈会中曾提到，尚晓岚作品的特殊性在于，她代表了“六〇后”“七〇后”这些跨越了两个时代的人，代表了他们中最努力的、上下求索的那种力量。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陶庆梅老师怀念与她志趣相投的好友尚晓岚的文章《舞台上的那束光》。生前，尚晓岚老师一直关注的是知识分子题材，作品透出很强的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在陶庆梅看来，作者在《中书令司马迁》中“想通过她心目中‘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回答一个她认为很紧迫的时代问题：一个知识分子，怎样才有可能超越自身的界限，在社会的广阔进程中理解自身；进而，将自己的生命融入更为广阔的社会发展之中，为社会的进步，做哪怕是一点点的贡献？”
舞台上的那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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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陶庆梅
本文原刊于《所思在远道——追忆尚晓岚》
追忆尚晓岚 视频制作：薛毅
我后来一直在想，晓岚在2月19号给我打的电话，是不是她一生中打的最后一个电话？那时已经非常非常虚弱的她，居然还能拿起手机，通过微信的语音通话，连接上我，然而，在那断续的哭泣声中，在那语焉不详的话语中，她到底想和我说些什么呢？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是她给我留下的最后的声音。
在晓岚生命中的最后这些年中，我们几乎成了最好的朋友。但我现在即使不断回想也想不起来我们怎么就成了朋友。只记得大概是在2015年她准备着手写《荒原狼的嚎叫》的前前后后，她有点悄无声息地走进我的生活轨迹。
我和晓岚当然很早就认识。2000年以后，我到文学所工作，开始做当代戏剧研究。晓岚爱看戏，也写剧评，我们都是“文艺工作者”，在剧场内抬头不见低头见，应该早就见过。我记得在《读书》看过一篇署名“所思”的讨论实验戏剧的评论，句句写在我的心坎上。我问当时《读书》的编辑叶彤：所思是谁？叶彤很惊讶：北青报的尚晓岚你不认识么？
那大概是我第一次知道她的名字。叶彤说起后我想起来，她应该是我在剧场内总能见到的一群女生中的一个。她们那时做媒体的有一群漂亮姑娘，在哪个剧场都是中心；我做研究，在剧场一直就很边缘。因而虽总能看见她，但并不是很熟悉，也就没有很深的交集。
我们之前走的比较近的一段时间，大概是在2007年做帐篷剧场的时候。2005年我在韩国光州邂逅了日本第二代帐篷剧场代表人物樱井大造。帐篷剧场在现代化的日本，不以政府补贴，不以商业利益，而是以自己个人的工作与劳动，维持自己的艺术理想与社会批判的精神，在那时成为我的榜样。那以后的一两年里，我致力于在北京推动帐篷剧场的运动。晓岚当时是我“招募”来的合作者。我记得她看过我写帐篷剧场的文章后，约我去她那儿坐坐。那时的她已经是短发的俏皮样子，听我对帐篷剧场的介绍，高兴得手舞足蹈，迫不及待地和我说，做帐篷剧场一定要算她一个！
2016年《“蚂蚁”城中村·考》，演员合作搭帐篷，张娜 摄，来自北京流火
晓岚做什么事都特别认真的，对待帐篷剧场也一样。她真是身体力行地参与帐篷剧场的各个环节——从在三间房仓库里锯木头到帮我们的演出做推广，她一直都不仅参与还总是能提出各种有效建议。到了拆除帐篷的那个晚上，我记得她和我打招呼说要走了。我当时有着一帐篷的来自上海、台北、东京的朋友要照顾，彼此也没有多说什么。后来，围绕着帐篷剧场我们还一起开过几次会，讨论在中国当下的现实中应该推动什么样的文艺行动。但总的来说，帐篷剧场在经历过2007年的一次较为广泛的动员之后，很快也就无可奈何地成为精英知识圈的小范围文艺行为。
面对社会现实与文艺理想的巨大落差，我自己的研究方向出现了重大的转折，我开始更为关注生产方式，对于纯艺术的表现形式、表现方法不太在意了。因为更为关注戏剧的生态研究，离文艺生活也就越来越远，那以后的几年中，我和晓岚很少相遇，也就各自消散在自己的人生轨迹上了。
那之后一晃很多年，晃着晃着，2015年前后她又重新走入我的生活轨迹中。我真不太记得她怎么走进来的，只记得她开始特别愿意要和我一起去看戏；而我，也成功说服了她，不要只看那些“好戏”，而是各种戏都要看——因为不同的戏，就是不同的人生和不同社会状况碰撞的结果。她愉快地接受了我的建议。在这以后的几年中，我们经常以看戏为“借口”，一起吃饭，一起溜达，一起讨论各种问题。我们的活动范围，不仅遍布在北京各个剧场，而且一度还到了天津。我记得就是在去天津的火车中，我听她娓娓道来她这些年对媒体与知识分子关系的观察，那时才明白，在我们不怎么见面的那些年来，她其实对自己作为一个媒体人的身份已经有着深刻的检讨。她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起就一直在媒体工作，完整经历了媒体商业化的喧嚣，看到媒体如何“制造”知识分子，又如何把知识分子榨干；她也看到很多知识分子在媒体的放大作用前因为缺乏自觉而逐渐忙乱失措，不仅丧失掉知识分子对待社会现象应有的谨慎、理性与长远视角，个人的自我也容易在媒体的放大面前膨胀失序。因而，她不仅厌弃媒体人的良好的自我感觉，而且，她还自觉地要把自己的思考与写作超越媒体设置的议题，深入到现实问题的历史维度，做一个真的能深入观察社会肌理的知识分子。
那段时间她的思考，集结在后来她那篇被很多人喜欢的《荒原狼的嚎叫》里。虽然我大概了解她的想法，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她在文章中，一上来就是如此清晰、如此坦然地表达了对自己的“不满意”——她对自己“文艺的一生”的不满意。
晓岚在《荒原狼的嚎叫》中通过对自己“文艺的一生”的批判，直指“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所向往的精英文化”，那种尖锐与勇气确实挺震撼人心的。熟悉晓岚的人都知道，晓岚有着敏锐的审美判断，有着明亮的文学理想，有着细腻的文字表达，也有着内在的激情……这些，在她结集成《太平鬼记》《散场了》的小说与剧评里，都有体现。她的这些作品，已经属于精英文化的上乘之作；但显然，正如她在《荒原狼的嚎叫》里所坦露的，她是真的不太满意自己的这些文字啊。后来随着我们的讨论越来越深入，我才渐渐明白，她身上那种不断要冲破自我，让个人的有限生命与一个更广阔共同体的成长融入一体的动力，是因为她在写作上深受契诃夫那一代俄罗斯文艺家的影响。契诃夫那一代20世纪初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在一个大时代面前，把个人置于整个民族共同体的命运中，他们在民族、在共同体、在人类苦难面前，从来不是扭过脸去，而是永远直面现实，不屈不挠地为未来思考方向。晓岚浸润其中良久，身上自然有这样的气质。
她的这种内在情感，我是很懂的。记得有一次我们分别在不同时间看了图米纳斯导演的《奥涅金》。这个版本的《奥涅金》，在艺术圈广受追捧。图米纳斯从普希金的《奥涅金》诗剧出发，放大了普希金原著的叙述调性，从一个老年的男性视角，呈现塔基亚娜与奥涅金那一段惊心动魄又迷惘无奈的爱情。舞台上，图米纳斯娴熟地把交响乐和芭蕾舞作为结构的主体形式，在这部戏大部分的舞合场面中，他都是以激动人心的音乐与优美的舞蹈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唯美的幻境。
晓岚看这部戏看的比我早。我看完之后的第二天，她就迫不及待地问我怎么看。我说：很美的作品啊；可是，这被交响乐与芭蕾舞创造出来的美，美得还是太轻浅了——当美，只剩下纯洁的爱情与无奈的人生，实在让人怀疑这是普希金那个《奥涅金》么？晓岚乐呵呵地，很高兴我和她的判断是一致的。我记得当时她特别说起一个细节：塔基亚娜进入奥涅金的书房，翻看奥涅金的图书。舞台上，那个画面美轮美奂：塔基亚娜把奥涅金的书一本本地平铺在舞台前方，风吹过舞台，舞台上白纸做的书页，在风的吹拂中，哗哗地有节奏、有韵律地翻动着。塔基亚娜的舞步与白色书页的翻动，构成了一幅完美的图案。晓岚说，导演显然没有懂，塔基亚娜进入奥涅金的书房，看到奥涅金的图书，看到那些革命者的书籍，她才开始慢慢进入奥涅金的精神世界；可是，导演把书籍处理成白纸在风中飘动，这些书，就成为没有内容、没有精神、没有意义的书页，那么，塔基亚娜与奥涅金的爱情中最珍贵的精神联系，就被空洞的美置换掉了。
是的，晓岚应该与塔基亚娜一样，在与俄罗斯那扎根在人民与土壤里的文学相遇之后，就被这种精神深深熏染了。这种不断追求把自己的写作扎根在民族与人民的土壤里的精神，使得她不可能满意于自己一个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审美偏好，使得她不断看到——甚至焦虑于自身写作的贫瘠。
她不满意于整个文化社会环境的粗俗化，不满意于知识分子随波逐流，不满意于小知识分子躲进个人的内心当中，不断地抚摸一点点的情感伤痛，不断地细数心灵的皱纹……当然，她也不满意于知识分子在现状前动不动就喊着虚无与无力，也并不那么满意于当前左翼文艺所推动的“底层写作”，不满意于左翼文艺停步于把“工人阶级”文艺当作救命稻草。
但是，不满意是不够的；如果我们要超越自身的虚无，不津津乐道于展现自己的无力感，那么，可以做什么呢？
晓岚的决定，是走向历史，走向司马迁与汉武帝的世界。她在所有的戏剧家里，找到了布莱希特作为她进入戏剧创作的一个入口，要从这个入口，进入司马迁与汉武帝的世界。
对她来说，这不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却是一个无比艰难的过程。选择布莱希特，是冒险的。布莱希特虽然是作为戏剧家被世人记住，但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思想家。在德国二战前后的紧张状况里，在欧洲左翼整个地对前苏联不满的思想氛围中，他一方面在现实中为了“自保”小心翼翼地说着较为政治正确的话，另一方面，在作品中，又毫不客气地用他的“辩证法”揭开社会现实的正面与反面，揭开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常识”背后所隐藏着的无耻的利益关联，撕开法XI斯也好、欧洲左翼也好，对社会主义建设泼的“脏水”；他对于一个新时代不仅抱有足够的同情，还鼓励人们对建设一个新社会要有足够的耐心。而作为一个戏剧家的布莱希特，又实在是太有天分。晓岚经常津津乐道布莱希特能够三言两语就把伽利略这个肥嘟嘟的爱吃的胆小的科学家思想家形象塑造在舞台上的能力。我经常取笑她：布莱希特可不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好人”，他写那些性格丰满的人，简直是本能；可你，这么干净，这么清洁……而且，布莱希特在较为成熟的“叙述体戏剧”中，都故意把场景或者放在遥远的中国，或者说一个传说，就是要从现实与历史中脱身而出；而晓岚，却是要与我们自身的历史直接对话。这，怎么才能做到呢？
就这样，在与布莱希特，在与司马迁、汉武帝的撕扯中，晓岚的《中书令司马迁》写得并不顺利。她给我看的《中书令司马迁》，大概已经是第6稿。在那之后，就是一直在讨论，一直在修改。从人物关系到人物说的每一个字，她改了有十几稿。这其中，最难最难的，是如何处理司马迁与汉武帝的关系——没有对汉武帝的成功塑造，她就无法创造一个她认为的“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司马迁。
一直到最后在《今天》发表出来的剧本，晓岚对这一组人物关系仍然很不满意。在这一稿中，汉武帝还是不太像一个历史中的帝王，还是一个带有文人气息的、知识分子想象出来的帝王。虽然在台词中她好像让汉武帝与司马迁平分秋色，甚至有时候好像还是汉武帝占了上风，但其实你只要深入去分析，就会发现，她的内心，仍然是不自觉地按照她心目中司马迁的逻辑在塑造汉武帝，汉武帝，仍然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想象人物。艺术就是这样，你内心的怯懦，内心的犹豫，总是会毫无遮拦地暴露出来。
《今天》117号，2018年1月
我知道她一直为此很苦恼。去年11月，在清华围绕着晓岚的作品有一个规模非常小但非常深入的小型座谈会。晓岚非常高兴，李陀、汪辉、格非、西川、杨立华这些对于艺术与历史有着深入研究的学者们，一起来帮她推进剧本写作。这些学者，都几乎一眼看穿了晓岚在《中书令司马迁》中处理汉武帝与司马迁关系的犹疑。汪晖更是提出，现有剧作格局中文人/君王的对立，应该上升为两个“王”之间的对立。我记得汪晖还建议：虽然你从学习布莱希特出发，但未必不可以参考莎士比亚，未必不可以在一些片段中让这两个王，分别阐述他们的“天道”。
面对这建议，晓岚面露难色。太难太难改了。这不是一般的写作技术上的要求，而是在思想层面上考验晓岚，能不能超越知识分子自我的局限性，往前突破。
我不知道晓岚怎么去做修改的。转眼过了2019年的元旦。元旦后她就告诉我说感冒了。1月22日，我们约了下午一起去三联。中午她来找我一起吃饭。感冒许久的她那天还是觉得很难受，但病了太久，她也不想在家一个人闷着。她就在那儿陪着我吃饭，告诉我，《司马迁》修改了两幕，三幕还没有修改完——她自己觉得，她有大的提升。我有点惊讶，没想到向来对自己很挑剔的她能对自己“满意”一次。当然她很快就说——那是她自己的感觉。她说，还是等修改完，再给我看吧！
但很快她就住院了；很快，她就音讯全无了。
所有的微信都没有回，电话也没人接。我知道她进了ICU，但我怎么也不会相信，一个年轻的生命就会这么轻易离开。我还是经常给她发微信，和她说几句话；我也和我们身边的朋友说，给她多发发微信，多说说话。不指望她回，就希望她能够从微信“叮”的声音里，知道有人一直在惦记她。
2月18号，我在网上找到了一段音乐——那是袁世海在《赤壁之战》里演唱的《横槊赋诗》。我想起来曾经和她说过，袁世海在《赤壁之战》的这个片段里，非常好地演绎出了曹操的雄才大略，唱出了帝王内心的极度孤独。我把这段发给她，希望她也许能听到，对她以后改写汉武帝有所帮助。没有想到第二天她突然给我打了电话。电话里，居然是她的哭泣。
她几乎什么也没有说；或者说她可能是在用尽全身的力气，想一个一个字地把话说清楚。但我还是听不太清楚。我以为是微信不太通畅。打过去电话她也就没接了。但即使在那时，正如我自己一遍遍地在微信里告诉她，要挺过去啊；我自己也是相信，她的顽强的生命意志是能帮助她挺过去的。但我不知道的是，那时候她已经经历过几次病危了。她拿起电话想和我说的，是不是她自己知道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了的不甘心？
我最后看到的《中书令司马迁》的剧本，是她1月15日修订的。让我惊叹的是，当时她皱着眉头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修改的汉武帝与司马迁的关系，在这一稿里，她修改的竟是如此精彩。我不在这里引用她那些精彩的文字了。我只想说，在读她后来重新补写的，经历了巫蛊事变之后汉武帝在极度彷徨中与司马迁的对话，我真的隐约看到了旷野中的李尔王。
让我感慨的是，晓岚身上那原本温婉的文人气息，在她生命的最后，居然化作了舞台上夺目的光束，照亮了她的人物。我又真的替她难过。她一直不自信自己能够超越知识分子身份的局限，不自信能够从更广阔的“天道”思考汉武帝与司马迁——而其实，她已经开始做到了。
晓岚和我经常会说起的是，她不想停留在知识分子经常抱怨的无力感上。因而，晓岚在她短暂的一生中，一直都非常努力，努力要克服自身经验的局限，努力更好地认识这个社会，更好地保护自己的理想。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经验总是有限的，我们的自我也多半都是单薄的。而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短暂的一生内，也不太有办法决定自己的经验，但，我们能否对自身经验的局限与自我的单薄有所警惕？如果我们还要写作，那我们的写作能不能超越这种局限，突破自我的可怜范畴？
和晓岚一样，我们都生活在一个不同于大时代的小时代里，我们也许无法做出俄罗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成绩，但这不妨碍我们做出自己的努力。哪怕这努力，最终在历史的漫长过程中，只是一个新的过程开启时刻最微弱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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