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 | 泰戈尔和克里希那穆提的世界

我们熟悉的主流教育哲学主要来自西方；然而，人类文明还有另外一极——东方。我们容易自信地以中国文化涵盖和代表东方；但在西方学术研究中，“东方文化”是一个大筐，泛指欧洲以东地区中国、印度、日本、朝鲜、东南亚等亚洲国家，以及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在亚洲文化的视域中，我们关注最多的是日本，这与中国近现代“激荡的百年史”有关。它也形成了一个盲区，就是似乎忽视了身边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古老文明——印度。

中印文化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交流，有唐僧取经和佛教的输入；20世纪以来，泰戈尔的诗歌和文学、甘地的非暴力主义等都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在60年代世界范围内反战、反体制文化的青年学生运动中，印度的灵修、瑜伽等深刻影响了美国文化，是嬉皮士重要的文化资源。时至今日，印度的果阿海滩等地仍是全世界摇滚乐手、诗人、同性恋、吸食大麻者的圣地。基于大国博弈的龙象之争和高科技的发展，近年来中印科技、教育、人才的比较逐渐彰显，但各种观点观感可谓南辕北辙，显示的是我们对这个文明古老、体量巨大的近邻，交往和认知甚少，而隔阂和偏见则颇深。

近年来也有交流的热点。《三傻大闹宝莱坞》、《摔跤吧爸爸》、《起跑线》等一批印度电影使我们“开眼”，意识到印度电影不容小觑的文化创造力。著名的“性灵导师”克里希那穆提的著作广为流行，也成为一个现象，成为我们认识印度文化和哲学的管道。另一个印度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在中国的影响更为深远，他30年代访问北京时与徐志摩、林徽因的合影流传至今，《新月集》、《飞鸟集》家喻户晓，进入了中小学教材。

疫情期间，阅读了克里希那穆提的《教育就是解放心灵》和泰戈尔的《人的宗教》，激起我讨论印度文化和教育哲学的强烈兴趣，当然，这篇只是粗浅的介绍和感想。

克里希那穆提：解放还是绽放？

克里希那穆提（1895-1986）是“第一位用通俗的语言向西方全面阐述东方哲学智慧的印度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享年90岁，一生言论、著述集成60册以上，享有世界性的声誉。克氏著作翻译出版由于胡因梦的加持而加速，深得女性尤其是白领女性的青睐。当然，它的价值远非抚慰和养生。

克里希那穆提以教育为主题的出版物，就是这本《教育就是解放心灵》。

这本书编辑的是克里希那穆提“给学校的信”，大致写于1978年至1983年期间，共72篇，每篇一个主题。仅就题目而言，多是教育人耳熟能详的，如智慧、合作、能力、习惯、安全、学校、远见、暴力、传统、友爱、责任、效率、认识你自己等等。

这些常规的主题，没有流于老生常谈或鸡汤文字而成为一种闪光的睿智，端在于克氏独特的洞见。从每个标题所附的导语，便可见其与众不同。例如：知识/积累知识不能通向智慧；习惯/习惯使心灵麻木；比较/模仿使心灵腐化；暴力/比较是暴力的一部分；效率/效率本身不是一个目标；传统/对过去的反叛只会带来另一种顺从；选择/自由没有对立面；秩序/服从过去就是混乱，等等。还有一些主题是国内很少讨论的，如柔弱、平庸、敏感性、关系、远见、偏见、权威，谦卑、思想的运动等等。

我们同样可从标题导语窥其锋芒：思想的运动/思想导致利用和毁坏；关系/关系就是社会；偏见/关系不是一种智力上的东西；权威/自由里没有权威；谦卑/谦卑是智慧和爱的精髓，它不是一种成就；柔弱/没有了自我中心，就会有非同寻常的力量和美；远见/理想滋生冲突，等等。

克里希那穆提的所思所想，来自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文化，因而别具认识价值。本书的中文译名《教育就是解放心灵》直接体现了这种文化差异。只要看过此书，就知道克氏的教育理念，是帮助人“心灵的绽放”，并不是“解放”。绽放和解放，一字之差，两种文化。解放是我们的习惯用语，意味着他者的进入、占领和对自我的改变；而绽放意味着自我的苏醒、生长、开放，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这是在翻译中常见的以一己偏见去改变智者睿见的一例。

事实上，克氏对使用“教育”这个词也觉得很勉强，“但我们不得不去使用它来表达这一个意思，那就是……对人类心灵的真正培养。”正因为“教育”同样具有外在的、他者的、强迫的意味，现在我们更多地用“学习”取而代之。因为学习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内生的、主动的自我发现、自我实现之旅。但克氏关注的并不是常规意义上知识和技能学习，而是培养完整的人，是对“人类心灵的培养”。“心灵”及其培养，是在我们的教育生活中非常陌生和稀缺的，也正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绽放、自由是克里希那穆提使用频度最高的词汇。教育的真正目标是获得自由，从而获得“心灵的觉醒”、“心灵的绽放”。克里希那穆提对学校功能的这一定义，是对教育现实的反动。因为现实世界的学校，恰恰是以传授各种专门知识为主，教育成为适应某种工作或职业的机械过程，使得学生的心智变得越来越狭隘、局限，变得呆板、厌倦生活和根本上的懒惰，克氏称之为“心智的模式化”。在这一过程中，“自由之花就会逐渐萎缩”。

问题是什么是“心灵的绽放”、心灵如何才会绽放？克里希那穆提说，“绽放意味着自由，”如同植物的生长需要自由。绽放“不是‘思考什么’的问题，而是如何清晰地思考的问题。”是一种心灵的觉醒，“它不是多愁善感、浪漫或想象，它就是善，来自友好和爱。”“当理智、情感和身体三者处于完全的和谐时，心灵的绽放就会自然地到来。”学校“必须帮助学生和老师自然地绽放。”这就是教师的责任，也是教育职业的伟大所在。

教育的另一个主题是关于智慧。克氏关于什么是智慧、如何变得智慧的见解，也是我们不熟悉的：“智慧的本质正是敏感性，也就是爱。”“智慧是感知整体的能力。智慧不会划分感受、感情和智力，而是将他们看成是一个整体的运动。”作为最高智慧的洞见，是智慧以及与之相伴的美与爱的结合，“洞见是全然的。全然意味着整体，心灵的整体。”“没有爱的品质就不会有洞见。洞见不是一件可以争论的理智上的事情。这种爱是最高形式的敏感性，此时所有的感官都同时绽放。”在这种表达中，智慧产生于爱和慈悲，由于这种爱才能获得对于自然、生命、宇宙的整体感知，而这需要“所有感官同时绽放的敏感性”，即整体的心灵。因此，克氏说“爱是和谐，它无法被培养，知识可以。”而思想只是作为智慧的工具来使用。

教育的问题在于“积累知识不能通向智慧”，教育在培养许多碎片，却无法培养整体，“因为你没有进入这种浩瀚的工具，”教育需要去找到“进入那非凡的、无限的心灵的道路。”克里希那穆提指出的这一“心灵的道路”，就是对世界整体性的感悟，对生活的浩瀚的认知。“不是口头上或理智上理解，而是觉察到生活就是女人、男人、孩子、动物、河流、天空和森林，所有这一切。感受它，不是关于它的观念，而是看到它的巨大和美。”“当天空、大地、人类被看做一个巨大的整体性的过程，……那样，问题才拥有深度和美。”因而，“学会去观察和理解知识的整个结构，就是唤醒智慧的开始。”

克里希那穆提明确地反对“思想”：虽然思想和智力活动支配了世界，但“思想并没有创造自然——天空和满布的星辰……海洋和绿色的原野。思想没有创造树木，却用树木去建造房子，制作椅子。”克氏甚至强烈地认为思想不能创造爱、友善和美的品质，“思想导致利用和毁坏，”“理想滋生冲突。”只要了解印度次大陆相继被不同文明侵入的历史，不同信仰、民族和种族、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血火冲突，就不难理解克氏对“思想”的痛恶，对爱和慈悲的呼唤。

对心灵的重视，认为智慧来自爱、来自对事物整体性的感悟，以及对“思想”、知识和理性的警惕，这种表达是非常独特而振聋发聩的。在我们的教育生活中，爱是一种“奢侈品”，是一种“政治正确”的情感表达或道德修养，不是须臾不可缺少的核心价值，而且从未与智慧挂钩。相反，我们倾向于认为爱使人“弱智”（如恋爱中人），冷静甚至冷酷（放弃和隔断爱）才是教育的正途，想想那些单打独斗、视同学为仇敌的“学霸”，想想那些被分数、排名绑架而陨落的花季少年。显然，在克里希那穆提的表达背后，有一个巨大的东方文化-印度文化的渊源和影响。

泰戈尔：“人的神性和神的人性”

泰戈尔《人的宗教》直接讨论了这一文化背景，关于印度的宗教和哲学。

将泰戈尔（1861-1941）与克里希那穆提“同框”讨论，是有合理性的，不仅仅是因为两人都具有世界性的声誉，都是印度文化的“形象代言人”。泰戈尔是大文豪、诗人和思想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个趣谈是印度另一位著名的诺奖得主、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其祖父是泰戈尔的秘书，阿玛蒂亚.森在童年时即与泰戈尔相熟。克里希那穆提比泰戈尔小30岁，他们的文化背景、教养、教育经历很相似，两本书共同阅读，可以相映生辉。

宗教是认识印度文化的核心命题。《人的宗教》是泰戈尔1930年69岁时在牛津所做的系列讲座，他自称从青少年时在内心酝酿的思想和感悟，终于在那时成熟聚焦。泰戈尔称他信奉的不是世人笃信的或神学家描述的宗教，而是一种“人的宗教”、人文和诗人的宗教。这种宗教感受来自世界一体、人类一家的体验，来自大自然和道德感，来自艺术和音乐，来自对真理的感动和喜悦。他自称所受的文化影响来自印度教、英国绅士教育、伊斯兰文化、包尔人（属特殊教派的孟加拉人）等等。

泰戈尔的宗教体验，首先是透过亲近自然，他相信真理隐身于艺术、隐身于大自然之中。“这并不是隐身于科学证据背后，化为抽象符号的世界，而是向每个人大方展现其丰美本质的天地。”他描写了十八岁时一个清晨的感受。“那日，我在破晓时分起身，凝视丛林中倾泻而出的日光，瞬间感到笼罩千年之久的浓雾在眼前消散。世界在晨光照耀下，由内而外散发出喜悦。寻常无奇的事物在此时掀开看不见的面纱，显露其真实面貌与根本价值，于我心中留下强烈的印象——那就是美。……它让我意识到人类世界中超越人性的那一面。”

此外，泰戈尔的心灵体验来自艺术和音乐，他深受流浪的包尔人歌谣的影响，包尔人排斥任何庙宇、偶像、仪式和文字，只有吟唱，宣称人类的神性存在于他们的歌声中。泰戈尔感慨“诗歌和哲学在印度如何自然而然地走在一块儿”，“灵魂解放的概念深深影响了印度人的生活，触及纯粹情感与祈祷的泉源，它乘着诗歌的翅膀往天堂的方向飞去。”

如果说西方文化的理性达至科学发现和创造的喷涌，促进了生产和生活的繁荣；那么印度文化解释了创造力的另一个来源：灵性和艺术。古印度卷帙繁浩的典籍《奥义书》，是印度文化崇尚“心智自由”的源头。泰戈尔解释宗教的缘起，称“文明是一种艺术创造”。“历史上有几个时点，一群人受到启发，突然间领会到超乎日常生活琐碎的真实。世界变得朝气蓬勃；我们看到了，也用全副心神感受新气象。”他说出现在大半个东方大陆的震撼无比的雕刻作品，清楚地回答了“艺术是什么”的问题：人们投入大量创意，克服重重困难和阻碍，让岩石说话，让小石头唱歌，让洞穴留下记忆，“那就是人的创造心灵回应真理的呼唤。”

艺术、音乐、灵性和宗教感，都不是知识教育的产物。泰戈尔明确说“我所认知的宗教是来自洞察力（vision），不是靠知识。”“爱与行动是获取完整知识的两种媒介”。印度人是在灵修、瑜伽、冥想、禅悟、歌舞的过程中倾听内心，建立人与自然、人与艺术的联系，达至人类之爱、悲悯和欢欣。“灵性世界与艺术世界一样，我们的灵魂期盼摆脱自我的桎梏，接触到不掺一丝杂念的极乐，那是创造的源泉，也是创造的目标。”同样，泰戈尔对知识和理性非常反感，他这样解释现实主义的虚假：“好比有人主张去停尸间才能了解人体确实存在一样，殊不知身体的完美展现要花一辈子的时间才能看得清。”

这样，我们多少可以理解印度文化的“神秘性”，为什么世界上各种“离经叛道”的人、渴望突破和自我超越的人，都会去印度“朝圣”，包括披头士、乔布斯、扎克伯格等等。青年乔布斯在印度灵修的经历，他说他最大的收获是静心，以及由此获得的洞察力——直觉。他说“印度乡间的人与我们不同，我们运用思维，而他们运用直觉，他们的直觉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要发达得多。直觉是非常强大的，在我看来比思维更加强大”（见《乔布斯传》）。泰戈尔和克里希那穆提本身所体现的令人迷乱的才华、智慧和洞见，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这种超越性的灵性。

学校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而言，青少年时代的教育意义重大。泰戈尔和克氏早期的教育经历也很相似，虽然家境优渥，学校良好，但他们都严重地不适应学校，是被教育的强制性和标准化淘汰的“差生”。

泰戈尔一直不是好学生，他不适应学校的刻板生活，在师范学校和英国人创办的孟加拉学院均未完成正规教育。他说“我不太关心学业，因为学校总是粗暴地使人抽离周遭的环境，让我跟关在实验室笼子里的兔子一样痛苦。”而他正处在感知这个世界与生命息息相关的敏感时期。他的成就主要来自家庭文化环境的熏陶、兄长、家庭教师和自学。他对学校教育的理想，直接来自其价值观。“当我在构思学校时，我想起鲁滨孙漂流的荒岛；在我的学校里，最重要的第一堂课是教人与自然的完美合一”；“透过灵魂更贴近世界，去感受而不只是测量，就像我们获得乐器的目的是期待它能奏出自己的乐音一样。” 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通过自由的途径达到思想的自由。

受使命的驱使，泰戈尔果然在40岁时直接办学以实践他的教育理想。这所在孟加拉圣蒂尼克坦的学校，从起初只有几位学生的小学，发展为一所著名的国际大学，接待过徐悲鸿、徐志摩等中国学者，并在1937年成立了“中国学院”。在优美的环境中，孩子们经常在树荫下学习，通过音乐，戏剧、舞蹈、绘画、文学、手工等课程，建立起与自然和艺术的联系，儿童与教师关系密切，学校充满自由愉快的气氛。

克里希那穆提童年时由于因体弱多病，经常发烧而不能上学，他就待在家里拆东西。他对学校的功课缺乏兴趣，时常沉溺于自己的梦想。老师无法理解他，认为他弱智而经常体罚他。但是，不管赞美或批评，都不能改变他。他依旧所有的考试都不及格。他的天性使他无法像别人那样凭借背诵和记忆通过考试。最后，他好不容易进入伦敦大学和梭尔邦大学，结果还是不能完成学业。

应当说两个天才少年是幸运的，他们没有因为早慧、过于敏感、与众不同而被正规教育击倒，一个重要原因是来自家庭的文化资源、生活环境，对他们个性的宽容和保护。克里希那穆提讨论了教育和强制、教育和恐惧的问题。他说学校是学生的家，“在家的感觉意味着没有恐惧，意味着学生在身体上受到保护和照顾，并且是自由的。”“学校毕竟是学生获得快乐的地方，而不是受欺负、受考试恐吓，被一套模式、制度强迫着去行动的地方。”

我想起我们在创新教育中提出的“使学生免于恐惧的教育”的理念，这真是对学校最基本的要求了。他说善不会在恐惧的土壤中绽放，不可能在有竞争的地方绽放，不会在“说服”的土壤中生长，“善只会在自由中绽放；”而“心只有在悠闲中才能学习”，

克里希那穆提后来被奉为“世界导师”，类似救世主的地位。他在30多岁时通过内心的觉悟，毅然走下神坛，解散了专门为他设立的“世界明星会。”他的无数演讲和教诲，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认识你自己”。他说，“我只教你一件事，那就是观察你自己，深入探索你自己，然后加以超越。”这是真正的真知灼见！

 最后，用泰戈尔的金句来结束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