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听不清」的世界里，他们正悄无声息地老去

听力的失去是随着衰老一起到来的，至少对刘日香来说是如此。

大概十年前，丈夫发现，叫她的时候她时常没有反应，丈夫凭借朴素的常识，以为她是耳屎太多把耳道堵住了，当时刘日香还不到70岁；后来家人判断她可能耳背了，但也没去医院诊治，“农村人嘛，不去医院的” “年纪大了，听不清很正常”。

在老家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新龙村，“年纪大了”这四个字，似乎可以解释一切感官功能的衰退，以至于所有人都忘了刘日香究竟有多大年纪。左邻右舍记得她好像是“82岁”，丈夫说她“80岁了”。

其实刘日香今年78岁，已经在近乎无声的世界里生活了接近十年。

刘日香只是万千正在经历听力退化老人中的一位。据保守估计，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约1/3存在中度以上听力损失，75岁老年人中这一数字上升到约1/2。这意味着每三位老年人，就会有一个中、重度甚至是极重度的听障患者。

在一个无比“安静”的世界里，他们正在孤独地老去。

被听力下降带走的长发

在家里人看来，刘日香本来就是个“内向”的人——年轻时就不爱说话，和丈夫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形成鲜明对比。丈夫大她19岁，是新龙村最早的一批建设者。他年轻的时候逃荒来到这片土地，带领12户67个人开荒定居建房，后来一直担任新龙村村长。除此之外，他也是村里著名的赤脚医生，经常上山采草药帮人治疗疑难杂症，过去几十年已经帮助上千人看病抓药。虽然已经97岁高龄，但听力极佳、声如洪钟。

相较之下，老伴刘日香总是“恹恹”的。

她似乎逃避了一切社交——每天起床后一个人喂鸡、种菜、做饭、清扫。她也习惯了被当成一个隔绝在“正常世界”之外、永远安静的人，但自我表达的欲望、渴望被理解的需求，总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家人发现，她经常会一个人“自说自话”；有客人来了，她会热情地忙前忙后，端上自己种的香蕉和番薯，然后在一旁笑着听客人聊天。

刘日香不是“内向”，她只是“病了”。但家人始终没有带她去医院看过耳朵，“又不痛，又没发炎，上了70岁的老人家，耳朵背不是很正常吗？”

孩子们也给她买过助听器，但她只戴过一次。一个原因是她觉得戴上不好看，“又不是年轻人了，在耳朵上戴个花花绿绿的东西干嘛”；另一个原因，她说戴上之后一直会有“嗡嗡嗡” 的声音，很吵，不舒服，“听不到就听不到吧，还省得和儿媳妇吵架了”。但有时老伴儿跟她说话，不得不用很大声音的时候，她还是会生气，怨丈夫为什么吼自己。丈夫觉得她愈发暴躁，渐渐地，二人沟通越来越少。

听力下降还带走了另一件她珍视的东西：一头长发。

因为耳朵除了是听力器官，更是保持身体平衡的重要器官，听不清的人对外部环境没有很好的认识与判断，容易摔倒或者被绊倒。2020年，刘日香摔了一跤，摔到了头。为了方便治疗和上药，家里人剪去了她留了一辈子的长发。之前长发及腰时的样子，只保留在泛黄的老照片里。

但听力功能下降不像血压、肝脏类疾病那么容易被关注；也不像肢体残疾或者视力受损一样，可以被直观感受到或被精准量化。由于听力随年龄增长的衰退常是隐性、渐进的，大部分人认为“听不清”是伴随着人老了的“小毛病”，“听不见”才是“大问题”。而实际上“听不清”和“听不见”一样，都是老年人听力障碍的体现。

按目前老年人口计算，约7000万人群需要配戴助听器恢复听力，20年后会超过1亿。然而，目前助听器的使用率在中国只有5%~10%，绝大多数听障老人仍生活在混沌不清的世界里。

当听力失去之后

失去听力后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对78岁的唐臣来说，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深不见底的孤独。他已经习惯了不和人说话，一个人静静地弹奏三弦。三弦是儿子买的，自从几年前母亲意外遭遇车祸而导致瘫痪、卧床不起以后，她的情绪就愈发暴躁。儿子怕父亲承受过多负面情绪，太压抑，于是给他买了这把琴来解闷。

唐臣最常弹奏的歌曲是《流浪歌》：“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哀婉忧伤的旋律道尽了漂泊在外游子们的孤独心境。老人说最爱弹这首歌的原因是，“心里太苦”，这首曲子可以纾解他心头堆积成山的苦闷。正如他三十多岁开始抽烟一样，“抽烟可以解闷”。而三十多岁，正是老伴认为他听力开始下降的年龄，尽管他本人从来没有承认过。

唐臣当过四年兵，“大部分人当两年兵就退伍了，但当时我们领导让我继续留下来当兵。”他会骄傲地向别人讲述自己在部队里的峥嵘岁月——他曾是部队的文艺骨干，会弹琴、吹笛子，在沙场上，对着成千上万的战士们用音乐宣传党的政策。

1970年初，26岁的唐臣退伍，分配到韶关741矿——中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所需的铀原料三分之二来自那里。随后，他又被派往同样位于韶关的广东铝厂。在那里，他负责在水泵房监管抽水机的运行状态，如果机器出现故障，需要马上检修，这样才能保证车间的顺利生产。这个工作虽然相对轻松，但需要忍耐日复一日的枯燥寂寞以及水泵轰鸣的隆隆噪音。很多人干了几个月就申请调岗，而唐臣在那里一直干到了2004年退休。

老伴认为，水泵房刺穿耳膜的噪声早就损害了他的听力，让他正值壮年就和外界沟通不畅。在她看来，唐臣一生沉默寡言、温吞隐忍，明明听力受损也没有去找单位解决；明明是个退伍军人却没有为三个儿子争取来一套房子、一个国营单位的工作，“光知道做好人，但做好人是要吃亏的！”在老伴整日的唠叨埋怨声中，唐臣愈发沉默。

弹琴成了他现在最快乐的事情。他已经熟练地记住旋律曲谱和指法手势，即便不戴助听器、听不到琴声也可以演绎歌曲。除了《流浪歌》，他还经常弹奏《打靶归来》《我是一个兵》。这些军旅歌曲仿佛把他拉回到年轻时部队为家、餐风饮露的时光——那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那时他还年轻，身强体健、耳聪目明，是个有用的人。

对他来说，比孤独更难消化的，是自己仿佛被整个社会秩序剔除在外的失落感。

他工作了三十多年的铝厂在几年前就倒闭解体了，原本生气勃勃的厂区只剩下破铜烂铁和荒蛮野草。他和老伴居住的铝厂宿舍区人烟日渐稀少，赚到钱了的人陆续搬出去，剩下的，都是和他们一样的留守老人。之前，唐臣还会和同住在此的老同事们一起打牌下棋，后来老同事几乎都搬走了，宿舍区愈发荒凉。甚至连吃菜都成了问题，小区人少、又基本都是不舍得花钱的老人，附近的菜农都不愿意过来摆摊，唐臣需要来回骑行六公里，去最近的菜市场买菜。

每天睡醒后的绝大部分时间，他喂鸡、做饭、照顾一下老伴，两个人对彼此都没什么话说。有时，他会找出来之前在部队吹奏的长笛，擦拭摩挲一番。门牙掉了之后，因为漏风，他就再也没吹过笛子。“怎么突然之间就这么老了呢。”擦着擦着，他突然难过起来。

戴上助听器后的世界

唐臣的大孙子给他买过一副助听器，戴上去有“沙沙”的噪声。很多老人因为这刺耳的噪声不愿意再戴，但唐臣为了听得清这个世界，坚持佩戴着，“噪音习惯了就好了”。

助听器，是让老人们重新听见世界的为数不多的选择。但在我国，从发现听力障碍到最后选配助听器，患者平均需要7年到10年。这段时间，足以改变很多事情：从最初的听不清，到因为长期的孤独感形成老年性抑郁，再到发生认知障碍，甚至导致阿尔茨海默症——有数据表明，老年人的听力每降低10个分贝，罹患阿尔兹海默症的概率就会增加9%以上。

没有及时的前期干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助听器的存在。比如刘日香和和唐臣，他们一生沉默隐忍，把绝大部分苦难咽进肚子自己消化，生怕给别人带来麻烦。去耳科门诊就诊，对他们来说，本身就是一件极其需要勇气的事情。

此外，助听器价格贵、效果达不到预期、使用麻烦等因素会“劝退”不少老人。据了解，国内外高端助听器价格普遍较贵，动辄三四万元一对，许多老人退而求其次，选择价格较低的产品。而由于缺乏专业指导，很多助听器戴上后产生“啸叫”，体验感不好，很快被冷落。

另一方面，老年人原本可能在助听器验配店测听完毕，设备调试完成，当时戴起来很舒服，但回去戴了一段时间后，不知道怎么调节，甚至电池都不会换。也因此，抽屉成了助听器最终的“宿命”。还有些心理上的原因——老年人不愿意服老，一旦戴上助听器，相当于承认自己老了、病了、聋了。

69岁的邱辛娣是另一位少见的愿意戴助听器的老人。她先后戴坏了三个助听器，都是儿媳妇买给她的非专业设备，但即便如此，也要一千多块钱一个，这对普通农村家庭来说不是小数目。而这些低端助听器会放大耳朵能听到的所有声音，包括环境杂音、噪声，几年戴下来，很可能对耳朵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但邱辛娣还是愿意继续戴着的，她甚至学会了助听器的护理方法——每天晚上用干燥的软布和小棉签，细细擦拭助听器上沾染的耳垢与汗液。

听力退化是在刚过60岁的时候。当时，邱辛娣不幸患上了淋巴癌，在乡镇医院治了几年都未痊愈，只好转到本地最好的韶关粤北人民医院做手术。手术花费了十几万，几乎是这个家庭三四年的全部收入。但因为肿瘤离右耳太近，她几乎牺牲了右耳的全部听力换下了自己的性命。从此以后，她和外界的联结更加稀薄了。

失去听力之前，她在家庭中负责接送孙子上下幼儿园、去菜市场买菜。但现在，她几乎每天都瘫倒在沙发上，面容愁苦，一言不发，止不住地咳嗽，晚上睡觉也会咳醒——家人说这也是生病和手术带来的后遗症。

咳嗽声，可能是她所发出的最有存在感的声音。自从听力下降后，她的说话声音越来越小，总是会逃避别人的眼神，整个人瑟索地抗拒着外部的世界。因为听不清且不懂普通话，她和外界交流只能靠比划。携手相伴了将近五十年的老伴儿发现她在家里有时会摆脸色，好像是变了个人，“还在习惯怎么和现在的她相处，不习惯也没办法。”

邱辛娣12岁的孙女记得，自己六七岁之前，奶奶开朗爱笑。但她也察觉到，现在的奶奶虽然看上去孤僻，其实也在努力参与到外面的世界，“我弟弟搞笑的时候，奶奶也会笑得很开心。”每天傍晚，奶奶也会坐在村口的大树下，听着聚在一起纳凉的左邻右里闲聊说笑。她知道，奶奶明明听不到，但还是要坐在那里，“她也不说话，怕声音太大吵到别人，但她就是在那里坐着。”

天籁在行动

今年的秋天，唐臣等听障老人们对清晰真切声音的向往得到了满足。

一些助听器厂商在科技的助力下，针对老年人特有的习惯和需求，开发出新一代助听器，并在公益项目中落地韶关为听障老人免费捐配。例如用 AI在线远程验配技术，便捷、个性化为老人隔空服务，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专业助听器验配师不足的缺口，让老龄听障问题的解决得以迈出“最初一公里”。

甚至连此前嫌助听器不够美观而拒绝佩戴的刘日香老人，也戴上了有新技术加持的助听器。很快，她的脸上漾起开心喜悦的神采，不再是往日的懵懂与木讷。

戴上助听器的她，再次翻出自己年轻时一袭长发的老照片，热情地招呼着大家一起来看，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照片上的刘日香青春蓬勃，两根麻花辫粗黑油亮，垂在腰际，两颊泛着红晕，绽放着发自内心的笑容。

法国著名文学家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中，如是形容贝多芬发现自己听力衰退时的状态与感受：

“在好几年中他瞒着人家，连对最心爱的朋友们也不说；他避免与人见面，使他的残废不致被人发现；他独自守着这可怕的秘密。但到1801年，他不能再缄默了，他绝望地告诉两个朋友：‘我最高贵的一部分，我的听觉，大大地衰退了。我不得不过着凄凉的生活，避免我心爱的一切人物，尤其是在这个如此可怜、如此自私的世界上，我不得不在伤心的隐忍中找栖身！固然我曾发誓要超临这些祸害，但又如何可能？’ ”

这是贝多芬发现自己耳聋之初的真实感受，充满了自我厌恶、病耻感和绝望情绪。两个多世纪过去了，依旧有许许多多的人因为先天、后天的原因失去听力，在逐渐沉寂的无声世界里，孤独地舔舐着身体和精神的创痛。而随着中国社会老年化加重，老年人听力障碍成为愈发普遍的问题。

而解决这一被忽视许久的隐秘之痛，需要包括政府、企业、公益组织在内的多种社会主体的共同努力。也希望有更多科技力量、公益项目出现，持续发挥各自的光热，让听障老人们不再悄无声息地孤独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