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英国作者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的新书《看不见的女性》在中国出版。这本书让无数中国女性读者了解到——我们的世界是以男性为样本、由男性设计，且为男性设计的，在这样的世界中，女性遭遇的忽视和危险，远远超出每个人的想象。
iPhone的尺寸、钢琴的标准琴键长度，都是参照男性的手长设计的；《人体解剖学》的封面上，也是一个肌肉发达的男子，男性的身体被用来代表全人类；无数药物实验的受试者是男性，因此，女性要忍受并不适合自己的剂量和由此产生的副作用。还有，在车祸中，女性受重伤的可能性比男性高出47%，因为，参加汽车碰撞测试的假人，是一个身高1.77米、体重76公斤的「标准男性」。
面对这些事实，卡罗琳写道：「从根本上，《看不见的女性》也是对改变的呼唤。长久以来，我们将女性定为偏离标准的人类，也因此任由女性销声匿迹。是时候改变视角了。是时候让女性被看见了。」
以下是卡罗琳的讲述——
文｜令颐
编辑｜金石
在我还是一个青少年的时候，我其实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甚至觉得女权主义很尴尬。我只是不认同影视剧或杂志报道里常常出现的那些女性。在那些杂志报道、电影、书籍里，我发现女性被描述得并不强大。很多电视剧里的女主人永远都围着围裙，每天给丈夫和孩子准备饭菜。她们要向丈夫索要生活开支，连一条自己喜欢的裙子都没有勇气买下来，只能隔着橱窗看。再看一下她们的丈夫呢？他们可以想回家就回、想不回就不回，可以在酒吧、在脱衣舞女郎俱乐部玩得很high。这些作品里的女性，只是一个个唠叨的家庭主妇，她们是琐碎的、不严肃的、过度情绪化和歇斯底里的。她们的形象几乎完全都是反面的，她们的人生状态非常不理想。相反，男性似乎才是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人。他们是历史里的人物，他们在科学和政治上有所建树，他们写的很多书都被奉为「伟大的文学作品」。所以，在那段时间我并没有真正地认同女性。我以为女权主义只是那些不够优秀的女性的借口。25岁那年，我去牛津大学读书。有一天，在图书馆里，我读了德博拉·卡梅伦的著作《女性主义语言学理论》。我之前就听到过一种说法——「用he来表示他，用she表示她，这是对女性的一种侮辱」，但我一直觉得这无关紧要，甚至认为这是历史的缘故。但这本书改变了我的看法。书中写到，一项研究表明，当人们读到、听到一些文字时，大家想象到的，都是男性的形象。这让我非常震惊，我是一位女性，但我竟然没有注意到，在面对那些中性词汇，比如医生、律师、政治家、科学家时，出现在我脑海里的，都是一个男性。那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时刻。我开始意识到了这种性别偏见的存在，并思考它如何影响作为一个女性的我。那本书让我意识到，这些看似中性的代词、名词，其实不仅仅是一些简单的词汇。我认为我们真的被一个男性世界误导了。在那之后，我的人生被改变了，我最终成为了一个诚实的活动家，为「被隐形的女性」发声。促使我去写《看不见的女性》这本书，也是因为一个女性被隐形的事实。在为我的第一本书做研究时，我读到了一些关于医学研究的论文，那些论文都在阐述一个共同的事实：在医学研究过程中，没有人把一个女性的身体当回事，好像只有男性的身体才是人类的身体，女性的身体并不重要。这些医学研究最终的后果是，在面对一系列困难疾病时，女性在诊断治疗过程中很容易被误诊、被不公正地对待，最后甚至会因此丢掉生命。这太令人心碎了。对于这一点，社会心理学家卡罗尔·塔夫里斯有一句很经典的总结：「男性的身体就是解剖学本身。」这种状况延续了很久很久。2017年的时候，我去伦敦市中心的一家大型书店，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医疗专业图书区。一本名为《人体解剖学》的书封上赫然印着一个肌肉发达的男子。我找到了一些名为「耳、鼻、喉、神经系统、肌肉系统、血管系统和内脏」的海报，所有海报上都是一个男人的大幅画像。只有在「血管系统」海报的一侧画着一个较小的「女性骨盆」，当时，我和我的女性骨盆很感激这小小的慈悲。这些都成了压倒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不能再憋下去了。我要把这个事实写出来，我想让人们注意到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让人们注意到女性正在被忽视。
《看不见的女性》
女性被忽视的事实无处不在。因为，「不加说明就是男性」这种定式思维根植于社会最基本的组成部分。2013年，英国网球运动员安迪·穆雷赢得了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的男子单打冠军，英国媒体赞颂他「结束了英国77年的等待」，但事实上，1977年时，同为英国网球选手的弗吉尼亚·韦德就赢得了温网的女单冠军。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过后，出现在媒体上的，大多是男性化、肌肉发达的救灾人员形象，但现实中，女性也在那里。在很多飓风过后的营救中，社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都是女性。很多乐器都是根据男性的手来设计的，好像「适合所有男人」跟「适合所有人」是一回事。比如钢琴。标准的钢琴键盘约长121厘米，而女性的平均手长在18到20厘米，一项研究发现，标准的钢琴键盘对87%的成年女性钢琴家不利。另一项研究可以很好地印证这个发现。2015年时，有研究机构将473名成年钢琴家的手长与他们的受欢迎程度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12名被认为具有国际知名度的钢琴家的手长都在22厘米以上。这12人中，只有两位是女性，其中一人手长23厘米，另一人手长24厘米。标准的钢琴键盘不仅令女性钢琴家难以企及男同行的声望，还会影响她们的健康。有几项研究都发现，女性钢琴家承受疼痛和受伤的风险比男性钢琴家高出约50%；其中一项研究发现，78%的女性患有肢体重复性劳损，而患有这种疾病的男性比例仅为47%。
图源电影《海上钢琴师》
很多城市的大多数行政区，当路面出现积雪时，清扫行动都始于主要交通干道，止于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但它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完全不同，因为男性和女性的出行方式不一样——在世界各地，如果一个家庭只拥有一辆汽车，使用这辆车的，大多都是男性，而相比男性，女性更有可能步行和乘坐交通工具。不仅如此，由于世界上75%的无偿照护工作都由女性承担，她们的出行时间会更长，出行路线也会更复杂，因为，她们不仅要送孩子去学校，还要陪老人去看医生，回家的路上还要顺路去买家庭必需品。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1985年以来，瑞典北部一直在收集冰雪天受伤入院人员的数据。在他们的数据库中，伤者绝大多数是行人，而这些行人中，大部分是女性。瑞典于默奥市的一项研究发现，79%的行人受伤事故发生在冬季，这其中，69%的伤者为女性。表面上看起来，男女公厕的面积和隔间数量是相同的。但男厕所里既有小便池又有隔间，在那里，每平方米同时方便的人数远高于女性。而由于生理结构的不同，女性去厕所的次数和时长也远高于男性。这就导致同样的地点，女厕所门口总是排着长队，而这种时候，女性却往往会责怪自己，认为是自己太麻烦。比起这些，还有很多更糟糕的忽视会直接威胁女性的生命。比如，在忽视女性方面，汽车设计有着漫长而不光彩的历史。有数据统计显示，当车祸发生时，女性受重伤的可能性比男性高出47%，受轻伤的可能性比男性高出71%，死亡概率也增加了17%——这一切都跟汽车是如何设计、为谁设计有关。汽车在设计时，使用的碰撞测试假人是以普通男性为基准的。上世纪50年代，碰撞测试假人首次被使用，几十年来，它们都以中等水平的男性为基准，最常用的假人身高1.77米，体重76公斤，还具有男性的肌肉质量比例和脊柱特征。即便这些年很多汽车厂商都开始使用女性碰撞测试假人，但这些假人并不是真正的女性。它只是一个缩小版的男性假人。但现实中，女性并不是缩小版的男性。女性颈部和上半身的肌肉比男性少，骨密度也较低。事实是，我们至今都没有开发出一个合适的女性碰撞测试假人，并将其列入汽车测试法律。我们都知道女性和她们的身体经常被设计和规划忽视，而这种忽视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女性的生活：她们因此变得更贫穷，也更脆弱。
女厕所外经常排起长队 图源视觉中国
面对这么多女性被忽视的事实，我觉得大多数人本意并不坏，他们都不是坏人，他们只是没有意识到这些现象正在发生。写出这些事实也不是针对男性的攻击，我们身处的坏系统对每个人都有负面影响，所以，需要有足够多的人注意到女性正在被忽视，只有这样，这种不平等的现象才会有停止的一天。我坚信数据、证据和事实的力量，它们只要以正确的方式呈现，就能改变人们的想法。因为我有这样的经历，一本书改变了我的想法，所以我知道人们是可以被改变的。在书中，我写了关于城市设计的一个章节，想要探讨一个城市该怎么规划才能够让女性感到便利。我以维也纳为例，因为在那里，很多女性都做了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作。伊娃·凯尔，她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收集步行出行数据，并促使政府最终做出改进——改良十字路口并加装标识，为方便婴儿车和自行车增设坡道，加宽了1000米的人行道路面，并改善了人行道的照明状况，增强道路安全。这个故事让我感到振奋。伊娃·凯尔带头改变了她生活的城市基础设施。2013年，英国央行宣布，他们将在2016年去除英镑背面的女性历史人物——19世纪社会改革家伊丽莎白·弗莱。随后，我在英国民众中发起了一项请愿、签字活动，希望央行能在英国纸币的背面保留一个女性历史人物。我只是想说明一点——纸币就代表着英国历史，而女性在英国历史上是存在的。作为英国历史人物的选择，我觉得只有男性上榜是不道德的，他们在暗示女性对英国历史没有贡献，这显然不是事实。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他们给我们列出了相当多的要求，要求她要有代表作、要有广泛的影响力、要有成熟的艺术作品，还要没有世人的争议，要给世界带来持久的利益，我都要崩溃了，这个世界对女性的要求也太多了（笑）。但最终，这是一次成功的争取。央行最终决定把作家简·奥斯汀的肖像印在10英镑纸币上。新版英镑发行后，我去银行兑换了一张10英镑新的纸币，拿回家之后用宜家的相框裱了起来。在《看不见的女性》出版之后，我也收到了一些读者的反馈，在她们那里，也有一些改变发生。一次，我在一家公司做演讲，有两位女士过来告诉我，她们阅读了我的书，并利用我提供的数据说服她们的老板，为员工提供更好的生育政策。她们在公司里有了母婴室，她们也提倡公司能够给男性职工批准产假，在她们的努力下，公司的一些男员工有了长达2个月的产假，和妻子一起共同育儿。还有一位女士发邮件联系我，她告诉我，她在读完这本书后，去看了医生。她多年来一直患有严重的偏头痛，但她的医生一直跟她说你没什么问题。读完这本书，她又去了一趟医院，她坚持让医生重新对她的身体进行检查。事实证明，她其实是患了中风，但一直没有被医生们诊断出来。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时刻，是她看的书教会了她不必接受医生说的那些所谓权威的诊断，她可以说，「不，我不认为你是对的，你需要真正研究一下。」还有许多女性告诉我，因为女性能够被看到，她们感到快乐，感受到了一种解脱。在过去，她们一直以来都在责怪自己，比如，以男性脸型为标准设计的口罩并不适合她们，她们会认为这是自己脸型的问题；比如，她们开车时总是需要坐得很靠前，在意识到这是设计缺陷之前，她们会觉得是因为自己太矮了。但现在，我们知道了，这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没有被考虑进去，这是系统性的忽视和偏见。
作家简·奥斯汀的肖像被印在新版10英镑纸币背面 图源网络
在现实中，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要在各个领域解决男性偏见和性别数据差距的问题。目前，我们看到的大部分产品设计依然会忽视女性的实际需求和身体条件，每次看到这些，我都会感到非常沮丧。例如这两年，在瘟疫时代，我最感到忧虑的就是女性医疗工作者们的日常工作条件——我们所拥有的个人防护设备，像防护面罩、手术服、白大褂、手套，对女人来说，它们都太大了，它们大多都是围绕男性的身体来设计的。在这场新冠大流行中，无论是女性还是女性医疗工作者，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得到解决。现在，人工智能正在被引入人力资源管理、医疗、教育等各个领域。但人工智能的好坏其实取决于人类提供给它的数据。而我们提供给人工智能的数据是如此贫乏，如此的偏向于男性。这就相当于我们还会将这些性别不平等的问题带入到未来世界中，这是非常危险的。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并不只呈现我们的性别偏见，它还会将这些偏见放大——因为，人工智能依靠图像库和数据库进行算法活动，而这些算法源头的图片和数据通常不是客观中立的。比如，数据库中有一个做饭的场景，在这种场景中，女性的出现比例要比男性多33%。因此，当人们搜索烹饪、厨房场景的图片时，算法也会优先推荐有女性站在厨房里的图片。而更令人担忧的一点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人工智能开发团队了解到了这一点，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在有性别偏见的数据库中进行算法研究的危险。我现在经常看到有人研究、开发了各种人工智能设施，还有各种关于「算法有多棒」「医疗算法有多好」的论文被写出来。但很可惜，这些完全没有把性别因素、性别问题、女性数据的匮乏考虑在内。这样的趋势非常令人担忧。为了这种状况有所改变，我们只能继续当一个难缠的人——在《看不见的女性》这本书的开头，我写了一句话：「献给不屈的女性：继续当一个难缠的人。」一位是来自美国的政治家伊丽莎白·沃伦。她因为提出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和反对意见而被斥责，美国参议院的政治家们说她太过于张扬。于是，沃伦被逼着噤声，但她还是坚持己见。另一位是来自英国的女政治家特蕾莎·梅，她曾经多次被她的工党同僚评价为「一个难缠的女人」。我不赞同特蕾莎·梅的政治观点，但是，她让我意识到，在这个男性主导的政治世界里，作为一名女性，你必须让自己变得很难缠、难搞。
伊丽莎白·沃伦（左）和特蕾莎·梅（右） 图源视觉中国
在不同的领域，这其实也是很多女性的遭遇，当她们想要表达自己的重要观点时，总有人告知她们最好闭嘴，也会有各类权威人士对她们说：「你就不能安静点吗?你为什么要一直说个不停?」任何一个不温顺、不听话、不友善、不服从命令、为其他女性挺身而出的女性，都会被认为是一个难缠的人，太过雄心勃勃，我们女性就是这样被勾勒出来的。在职场中，这些女性还会因此付出代价，成为她取得成功的障碍。但在某种程度上，对男性来说却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是一个男人，大家顶多会不喜欢你，但你依然会被认为是一个有抱负的人，一个伟大的领导者，人们仍然会尊重你。我曾经应聘过一份市政厅的文书工作。当时有两个候选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一位年长的男性。我最终没有得到那份工作，也没有人跟我解释过原因是什么，我也没太在意这次落选。许多年后，这个工作小组中的一位女士写信给我，因为她一直对我没有得到那份工作感到非常生气，她说，到目前为止，她觉得我是最好的候选人，但当时，那个小组中的男性领导们都认为我太有争议性了，因为我总是为女性抛头露面。最终，他们把那个职位给了那位年长的男性。2013年的那次英镑请愿活动结束后，有一个男人给我发来一封邮件，威胁我说要奸杀了我，他在邮件里用几乎怒吼的语气说道：「现在已经到处都是女人了，这一切都太不公平了！」在那以后，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强奸和死亡威胁，它们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们还会跟踪我，发布和我有关的地址。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个星期，真的很可怕。我被吓到了，但是好在后来没有实质性的伤害发生。所以，「继续当一个难缠的人」，也是我想表达自己对不闭嘴的女性的尊重。有很多人认为我很勇敢，但我不觉得。我不觉得自己勇敢，我只是缺乏耐心，总是控制不住自己，不计后果地去做些什么、说些什么。在这之后，我还是会纠结于被曲解、被误解这些问题，真的。一个人能够被大众理解并接受非常难，有的时候连身边的亲人、朋友有可能都不了解我在做什么。很多时候，在行动之后，我也会在家里默默崩溃，抓起酒杯，和我的狗呆在一起，再慢慢找回理智，继续写书、继续工作。我想，真正的勇敢应该是考虑到所有的后果，然后还是去做。我是和父母还有两个哥哥一起长大的，家里还有两只狗。一直以来，我爸爸是赚钱照顾家庭的那个人，我妈妈就一直在负责照顾三个孩子还有其余的所有家务。那些年，我爸爸几乎一个碗都没有刷过、一件衣服也没有洗过。我爸爸从事了很久的销售工作，因为他的工作性质，一家人要跟随他在很多不同的国家生活。这也意味着，妈妈不可能长时间在一个单位稳定地工作——在结婚之前，她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护士，对工作尽职尽责。后来，她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回归家庭。但是，她觉得自己仍然应该做点什么。我们每搬到一个国家，她都会和各种慈善机构合作，去做志愿者、做护工、做研究员，她参与了许多医疗救助慈善机构的工作，以护士的身份为病人分发药品。但回到家之后，她还要继续照顾孩子和丈夫。在我的成长过程里，妈妈一直给我一种强烈的感觉——她不仅仅需要做一个母亲，她还想做其他的事情，她想继续完成自己热爱的事业。在我快30岁的时候，我父母离婚了。那之后不久，我们从澳大利亚搬回了英国。我没想到的是，不到一周之后，我妈妈就重新报名接受了护士培训，她还通过考试重新拿到了职业护士的资格。重新拿到资格证的那天，她真的非常激动，她晚上没有做饭，而是让我和两个哥哥请她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当时，她跟我还有哥哥们说，「我想做下去。」第二天，她就回到了最早工作的那家医院，开始上班了。现在，她每天早早起床，然后喂狗、遛狗，然后背着她的包开心地去医院上班，晚上回家之后，又会花很多时间看论文，研究她喜欢的领域。在我看来，结束一段婚姻并不是损失，相反，是家庭亏欠了她许多。现在，她只是回到了她应该在的地方而已。但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有她的这种勇气和决心。所以，回到我自己，我可能不够勇敢，但我确定，我渴望变得非常难缠（大笑）。
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 图源Stuart Simpson / Penguin Boo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