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听不见的世界里，人们在怀念什么？

文｜金钟

编辑｜李栗

图｜受访者提供（除特殊标注外）

在中国，有两亿人听力受损

人往往是慢慢失去声音的。就像黄昏时分，走在密林里，周围一点一点暗下来。

最初消失的，是那些最细小轻微、频率最高的声音。比如鸟叫声，门铃声，电话铃声，秋天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小提琴的声音，家里冰箱嗡嗡工作的声音。汉语里有一些辅音，也会慢慢听不清，比如z、c、s、j、q、x。当有人说起「棕色的狐狸，敏捷地越过了那只懒狗」，你听到的是「xx的狐狸，敏x地越过那x懒狗」，一些字漏掉了。但没关系，人说话是有冗余的，你还可以靠猜来理解意思。在这个阶段，人对听力的失去往往还浑然不觉。

要等到某天，某个偶然的瞬间，人们才会发现问题出现。

一位生活在北京的翻译官，退休后去听一个报告会，坐在会场里，他突然觉得好奇怪，好像听不到台上人在讲话，打算闭眼休息会儿，结果睡着了，旁边的人捅他，「你的鼾声比台上说话的人声都大」，他「吓出一身冷汗」，才意识到自己的听力出了问题。一位76岁的退休工人说，自己家里有个钟，每天报时，原来觉得它「当当当」地吵得慌，但有一天突然发现，这个声音他再也听不到了。一位生活在深圳的老人，是在一天晚上睡觉前，女儿问她「喝水吗」，她听成了「有鬼」，吓了一跳，然后反应过来，自己的耳朵好像坏掉了。

还有很多人，是经人提醒，才发现自己的听力不太「正常」——听力受损的人，往往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声音过大。深圳的一位阿姨，有一群姐妹，大家耳朵都不算好，一天她们在外面聚会，聊得正开心，旁边年轻人提醒了：「阿姨你能不能声音小点？」她心想，「我声音也不大啊」。很快，她在公交、高铁上，都被人提醒，说话声太大了。他们会听不到敲门声，也听不到电话声，看电视时音量常常调到满格，也因此被家人抗议，连家门口的声控灯，坏得都比别人家的快。

如果一直不干预也不戴助听器，再过几年，一些人会变成重度听损，完全无法与人交流，大声嚷嚷都听不见了。他们的世界很安静，能听到的声音，只剩下接近90分贝的吸尘器、电钻的声音与飞机轰鸣。

一个很少被人了解的常识是，听力衰退并非老年的专属。在人生各个阶段，都可能因为外力、疾病、自然衰退、不良的生活习惯等原因失去听力。听力是目前新生儿筛查的必查项，每年中国有约3万名新生聋儿。

在初始设置里，人类的耳朵是个精密的造物。外耳和中耳负责收集和传递声音，内耳耳蜗深处，有一万多个听毛细胞，在耳科医生们的示意动画里，它们是立起来的形状——听毛细胞是珍贵的转换器，把外界的声音从机械能转化成生物电能，再通过听神经传递给大脑，帮助人类听到并理解声音。

不仅如此，北京同仁医院医生、北京听力协会常务理事陈雪清说，人的耳朵还有定位和「自带的高清功能」，当一个声音传入耳朵，在外耳道会有十几到二十分贝的增加。

就像许多珍贵的东西一样，听毛细胞一旦死亡，不可再生。而人的听力下降，百分之九十都是因为听毛细胞的损伤和坏死。所以大多数的听损都是永久的、不可逆的。在这个过程里，人会从最开始的听不清，变成听不见，再到听不懂。甚至到最后，听损会成为阿尔兹海默症的诱发因素。

它带来的不便，不是亲历者难以想象。北京协丹听力中心的西品香医生告诉我们，她的一位病人，因为只戴了一只助听器，难以定位声音，出门时遭遇车祸去世。一位大钢琴家因为听损，总觉得调音师调音不准，最后才发现是自己的问题。有听损人士去快递柜拿快递，柜门开了，但他无法定位声音的来处，需要他人提醒。还有人的听损，伴随着耳部疾病，游泳时必须全程抬头，不能埋进水里，一位阿姨说，「我有时候真想潜泳啊」。

在中国，有超过两亿人听损。这种肉眼不可见的疾病，阻断人与世界的联系，直接影响人的幸福和尊严。这是一个普遍但陌生的世界。

图源视觉中国

年轻人怎么理解老人

今年8月，32岁的歌手陈鸿宇决定体验一次听损人士的生活。在北京协和医院协丹听力中心，医生为他做了一副耳塞，用来模拟听损的效果。之后的几天，他戴着这副耳塞去成都参加了草莓音乐节。

在听力中心配耳塞的过程中，一些心理冲击已经出现。

堵住陈鸿宇的耳朵，医生给他做了一次听力测试。先是播放了一段录音，是人声朗读的一句「一只金色的狐狸敏捷地越过那只懒狗」，手机音量放到最大，但他几乎听不见，「就听见呜呜的（声音）」。再放了一首他自己的歌《理想三旬》，因为熟悉，他根据旋律听出来了。再给他放别人的歌，他就只能听到一点声音，毫无细节，完全听不明白。

听不清时，他会下意识有一些动作，比如身子往前探，关注医生的嘴型和微表情，他反复大声地说：「啊？」

只是十几分钟，压力已经不小——因为听不见，他怕其他人没有耐心，「感觉会给别人造成麻烦」。虽然只是测试，他还是会有些着急，觉得自信心受挫，「你听不清别人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有问题，要跟人说对不起。我只是听不见，已经变成了一个要对不起人的人了。」

这其实是残障者的一种典型心理。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墨菲，晚年罹患脊髓肿瘤，随后四肢瘫痪，在轮椅上生活，他在自己的作品《静默之身》里写到：「躯体受损的人先是迎来了惩罚的结局（伤残），再是羞耻，接着是愧疚，最终发展到负罪。但这不是真正的 『罪』，而是潜藏于我们恐惧与幻想中的自欺欺人，是在心头挥之不去而又难以言说的问题：我们做了什么竟然落到如此地步？」

在之后的几天里，陈鸿宇戴着耳塞，在成都与朋友一起吃饭，聊天，走路，逛菜市场。

大家一起吃火锅，有人说牛骨髓补钙，他听岔了，问人家「啊，我什么带的？」他说话太大声，多次被朋友提醒，吓到别人了。因为听不清自己的声音，他连发声的部位都变了，鼻音变得更重了。戴上耳塞，处于中度听损状态，其他人说话他就算认真听，也总会漏几个字，一定想听清楚，就得反复追问。他心里焦灼，朋友们也累，最后，他干脆什么也不说了。

陈鸿宇戴耳塞体验听损人士的日常生活

还有一天更危险。他带着耳塞过马路，听不到周围的声音。身后来了一辆电动车，直到车很近了，他才察觉，一转头吓一跳，司机是不耐烦的表情。

这个过程里，陈鸿宇产生了另一个重要的感受，他逐渐理解了自己的姥爷——他在呼伦贝尔长大，他去世的姥爷，在晚年也出现了听力障碍。

以前，陈鸿宇对姥爷的生活缺乏细节性的了解，只知道姥爷耳朵不好，一直戴着助听器。他会把电视调得很大声，家里人觉得刺耳，但他觉得正好。在东北的小镇，人老了听不见，很正常，大家也不重视。

在这种情况下，姥爷与外界的沟通，只剩下了那些绝对必要的，比如吃饭、睡觉、喝水。其他都不谈了，没有深度，没有细节，没有毛刺。面对这种收缩，姥爷有一些要强，有些爱面子，会让人觉得偏执、固执。比如他喜欢喝酒，家里人说他，他听不清，但知道大家在批评他，会生闷气。

这一次测试，协和医院的医生告诉陈鸿宇，听损如果不干预，会从听不清变成听不懂，最终有可能导致阿尔兹海默症。戴耳塞的几天，他也真切地感觉到，一直戴着耳塞，听不到声音，脑子是模糊的。声音不只是物理信号，还是信息，是快乐、喜悦、悲伤、危险……是对大脑源源不断的刺激。

「听力的变化，会造成老人性格的变化，甚至最终会导致智力上的变化，真正到了很明显的那一天，你已经分不清（到底）是哪个造成的了。」

画家黄永玉怀念比自己年长的画家张乐平时，写过一句，「年轻人是时常错过老人的」。但是这一次，在姥爷去世很久以后，陈鸿宇在某种程度上才有了接近和理解他的可能。

失去声音，他们还失去了什么

在听力门诊，医生什么都知道。

为陈鸿宇配耳塞的西品香医生，来自北京协和医学院，是中国第一批听力学医生。她一头短发，声音温柔，说话耐心，为患者提供听力康复方案，也像是一个心理治疗师，给予安慰——她知道，听障患者面临的不仅是身体的痛苦，还有心理的折磨。

能到西品香听力门诊来的病人，只有很少一部分是轻度听损，这部分患者往往都是因为工作需要，比如翻译、行政、银行职员等必须与人交流的职业。而大多数人，都是在进入中度或重度听损，以致听觉功能出现退化，家人不堪忍受，才到了这里。

听损最先考验的，就是人与亲人的关系。

西品香一直记得几位病人。有位老太太是全家陪着来的，她听障已经有一段时间，原来喜欢下楼聊天，但有几次，她没听清别人说的话，打岔了，人家笑话她，她心里难受，就不再下楼了。家里人觉得她听力不好，她一参与谈话，就总说「这事儿跟你没关系」。老太太八十岁生日，丈夫送她一台收音机，她勃然大怒，觉得他是故意的，明知她听不见，还送收音机。到西品香那儿的时候，老太太血压已经很高，失眠，整夜睡不着觉。她告诉老太太的家人，老人已经处于焦虑到抑郁的状态，如果再这样下去，必须去看心理医生。

另一位老太太，也是80多岁，女儿陪着来复查。西大夫觉得挺奇怪，老太太原来爱说爱笑，现在为什么问啥也不回应了。后来女儿出去接电话，老太太开口了：「西大夫，问你个事儿，什么叫HR？」说是她外孙找了个工作是HR。西品香明白了——老太太不是听不见，也不是听不清，而是听不懂。退休太久，完全与社会脱离，家里谈什么事儿，老人一问，小辈们懒得解释，总是搪塞过去，逐渐地，老太太就不敢说了，新的信息输入减少，久而久之，交流中听不懂的多了，老人自我封闭，甚至会导致生理性的认知障碍。

几年前，为了感受患者的生活状态，西品香也做了一个耳膜，戴着去了一个露天综合市场。走了七八个摊位，跟摊主说，自己耳朵不太好，请对方大点声，说慢点。其他摊位都很好，但有两个摊位，一个是瞥了她一眼，没说话，「给你感觉非常不屑」，另一个也是嘀嘀咕咕，悄悄议论她。一圈走下来，她的体验感特别差，「感觉心里受到了打击，我就体验了这么一会儿，那些听力损失的人，要出门办事，时间一长，压力会有多大。」

经手这么多病人，见过那么多眼泪，她很清楚，听损病人渴望交流，又无法交流，时间一长，往往都有心理问题。与声音一起消失的，还有尊严、生命力和自我认同。他们变得自卑敏感，自我封闭。听损也超越了他们所有的社会标签。每个人都要回答：听不见，我还能成为谁？

和听损老人们聊天，几乎每个人都会提到一种深深的失落。

北京一位70多岁的大爷，跟我们见面时，穿着大T恤、工装裤，比谁都潮，说自己「特爱玩儿」。他喜欢骑小轮车，原来一骑就是好几十公里。但这几年再出门，人家说啥他都听不清了。不好意思让人重复，只能假装听见，「啊啊啊」、「嗯嗯嗯」的，意思是听懂了。大家聊天，人说这个，他回那个，大家「哗」一笑，「特尴尬，弄得自己下不来台」。看到大家说得好高兴，心想，说什么呢？

另一位80多岁的奶奶，已经在无声的世界里度过了40年。她原来在北京一家工厂上班，40年前因为生病，治疗时弄坏了耳朵，听不见，也无法再工作。之后半辈子，她几乎失去了所有社会关系，没有朋友，也疏于和亲戚联系，只要出门就必须由女儿陪同。她也无法旅行，寂寞的日子，她喜欢在家里养鸟。女儿陪着她来见我们，从20岁陪伴妈妈到60岁，她说，「我就是妈妈的耳朵」。

对于另外一些人，他们觉得自己不算老，还有野心，想在这世上获得一席之地。但听不见，成为了一种伤痛的存在。

深圳一位60多岁的阿姨，退休后一直在做临时演员，她做得不错，有时日薪能有一千多元。但听力下降之后，她遇到过打击——一次和别人对戏，她不好意思说自己听力不好，只能说，最近中耳炎犯了，拜托对方大点声，「咱俩互动我才能表演出最佳状态」。结果对方故意说得很小声。那场戏演完，她觉得很痛苦，「为什么能这样呢，我这个人，不管是朋友还是在大街上，有困难的时候我都会帮，没得说的。」为什么别人这样对她呢？她就想，自己一定要解决耳朵的问题。

深圳的另一位女士，年纪更轻一些，才50多岁，女儿还在上学。她在一家印刷公司的行政部门上班，50岁退了休，她觉得还想做事，又回到公司，但因为听不清，惹了挺多不愉快。比如她说话声音大，年轻的同事听了，觉得她态度不好，像是在训人。还有一次，有人让她帮新同事做工牌，她没听清楚，就没给办，人家后来找过来，又有了误会。她彻底回了家，但心底苦闷，并不接受这样失落、无聊的日子。

就像罗伯特·墨菲在《静默之身》里写到的：「在我中年的时候，我变成了一个低能儿，这是大多数残障人士的命运。他们受到身体疾病的折磨，这种疾病转而成为心性上的癌症，由此社会关系也会出现病态。他们在世界上生存的基本条件发生了转变，他们在本地做了异乡人，甚至成了流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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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助听器之后

正因为声音如此珍贵，当那些失去听力的人，第一次戴上助听器的瞬间，感受到的是一种令人震颤的快乐。

在西品香医生的诊室里，当真实世界的声音扑面而来，患者会有各种反应。有人问的第一句话是，「医生，你这屋怎么有杂音？」那其实是空调的声音。有一位40多岁的女性，从小听不清，戴上助听器，听到了诊室墙上秒针的声音，指着那个秒针，她流泪了，「真的是一秒钟一下啊，这声音我都没听过。」还有人重新听到了鸟叫声，告诉西品香，她觉得好快乐。

陈雪清医生遇到的也是相似的情况：患者第一次戴上助听器，觉得噪声很大，她把空调关了，噪声没了——他们重新听见了，还不习惯，需要再熟悉这世界。

当然，几乎所有人都一样，最开心的还是能听到人说话，与人交谈，与世界产生连接。

但西品香医生也告诉我们，中国听力干预的现状不容乐观。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在全国2亿多的听损人群里，大约有一半需要干预，而目前的干预率只有5%，而且只有不到1%的人，真正做到了早期干预，「绝大部分的听力损失人士，还处在一种茫然的、生活质量低下的境况中。」

在我国，从患者听力出现问题，到真正戴上助听器，平均时长是7年。7年，足以改变很多事情——比如从单纯的听力下降，到言语的分辨率越来越差，反应速度越来越慢，甚至发展成阿尔兹海默症——听损这种疾病的特点在于，90%都是现代医学无法治疗的感音性神经听力损失，不可逆，要么通过佩戴助听器进行干预，还有一部分极重度听损者，需要手术植入电子耳蜗。

而助听器作为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不普及的原因也很多。

最大的一个原因，或许是科普的力度不够。很多人会觉得年纪大了，耳聋眼花都正常，不需要干预。甚至是协和医学院各学系的老专家们，各个领域里的顶尖大夫，很多都是听了西品香他们的科普讲座，才恍然大悟，开始配助听器。

还有一些原因，比如助听器的口碑不佳，这和中国听力学起步晚有关。验配人员的专业素养参差不齐，有些验配员，以前是食品、服装、鞋帽的售货员，解决专业问题能力不足，助听效果差；另一个敏感因素是价格，助听器属于自费项目，动辄几千上万，许多人无法承受；还有就是，会有一些人羞于戴助听器，觉得会丢脸、难为情。

实际上，现在的助听器技术，已经可以满足大部分患者的需求。在与西品香医生见面时，她给我们展示了很多患者的听力图，每个人都不一样——它不像视力损失，是200度、300度或者500度，非常直观。但人耳的听力是分段的，是以人在不同频率（从250、500、1000、2000、4000到8000赫兹）能听到的最小声音来定义的。助听器的原理也是分段补偿，精准放大。从门诊的专业测听，到调试助听器，再到戴了助听器，还有三到六个月的适应期，这中间都是细水磨合的功夫。

陈雪清医生也提到，一个明显存在的情况是，比起对听障儿童的关心，我们对听障老人的关心是不够的——在目前，我们对听障儿童的筛查、诊断、治疗、康复体系已经很完善，医疗费用也有所覆盖了。助听器也有很多针对儿童的设计，比如童锁、提示灯、防水防尘等等。

但至今为止，市面上都没有专门针对老人的助听器，只有常规助听器——但老人也是有特殊需求的，比如他们可能会眼花，助听器上的字太小，他们看不清。再比如，每个省都有针对儿童的听力康复中心，但并没有一家为老人准备的听力康复中心，但其实，他们戴上助听器或耳蜗之后，因为长期声音丢失，同样需要训练，去重新认识和适应声音。

这种差距也应该被看到，毕竟老年听障群体如此广大，而且，它可能发生在每个人的暮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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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一个更无声的世界

老年听损患者整体的境况已然如此，那在乡村，老年人的状况或许更不容乐观。八月下旬，我们到了广东韶关仁化县，在一个村子里见到了三位有听力障碍的老人。

陈熊芳今年75岁了，但他看起来很年轻。一进到他家，倒不是安静，而是有一种特别的喧闹——因为听不见，他说话声音特别大，邀请我们坐，把凳子放在地上的时候，也发出巨响。他的听力有多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狗在两米远的地方叫，自己都听不到」。如果非要跟他说话，那就只能写给他看。但他爱说话，声音也大，经常冷不丁开口。和他一起生活的妻子，前段时间受到惊吓，还摔过一跤。

在平常，他与外界的交流几乎断绝，但见到有人来，依然展现出旺盛的交流欲。我们和他妻子聊天，他经常是在一边微笑，一边突然开始大声说些毫无关系的内容，他一张口，大家就笑，妻子则用一种不耐烦的眼神看他。

他曾经在一份自述里描述过自己的苦闷：

「我听不到，所以说话会非常大声，有时候晚上叫老伴，因为声音过大也会吓着家人。时间长了，老伴也就不会和我交流了。我越乐观，越想说话，老伴就越生气；老伴越生气，就越打击我的乐观心态。

我现在就像个小孩，什么都不懂，什么都做不了。」

但在这样的境地里，你也会看到他是如何努力建造自己的精神世界——不能聊天，他就看电视，看新闻，也看球赛，从早看到晚。虽然听不见，但还可以看字幕。在他常坐的沙发旁边，墙上的一个挂历上，他记下了很多有意思的、发生在遥远国度的事情：

他似乎很喜欢雪天，记下了「2021年9月29日，俄罗斯一地方下大雪」，还有「2021年7月31日，巴西南部下大雪」。

他还喜欢一些新奇的见闻，比如「2021年10月26日，一女一次（生）9胞胎」、「世界上最长命的人，日本女人，118岁，还在世。」

2018年8月20日，他在新闻里看到「日本女高中生头发世界第一长，一米六」，而在2021年，他在日历上更新了这一纪录，「2021年5月19日，中央四台播出，乌克兰女学生头发世界最长，1.8米」。

陈熊芳在家中

离陈熊芳家不远，81岁的陈宏宣老人，生活要更无趣一些——5年前，他被查出肺癌，经历了辛苦的化疗，接着又在头部查出了肿瘤，这之后，他耳朵又出了问题，如今已几乎听不见，同样需要靠纸笔交流。在陈宏宣家里，我们找到了一张纸，是他想吃当地产的一种桔红糖，吃了对嗓子好，他在纸上画好地图，让儿子买回来。

他的世界里已接近全然地安静。家里堂屋挂着一个上了发条的钟，每小时报时一次，他已经听不到。原来他还经常出门，但现在，他不得不退回自己唯一的私域——一间昏暗的房间，里面有一台缝纫机，几床被子，一张床，一张上了年纪的木桌子。

当然，不是所有老人的听损都如此严重。在这个村附近的一个工厂宿舍区，我们还见到了一位叫唐臣的退伍老兵，他今年77岁，听力损失稍微轻一些。见到我们，他很高兴，戴上假牙为我们表演吹长笛，又拿出三弦琴，弹唱了他最爱的《流浪歌》。

谈到听力时，他身上也有一种尊严感。当我们反复问他，某些细小的声音他能不能听得到，比如鸟声，头顶风扇的声音，烧水的声音，他总是会毫不犹豫地马上回答，听得到。

唐臣在家中

与很多人的想象或许不同，在乡村，至少有一部分老人是接触过助听器的。

村委曾给陈熊芳发放过一个助听器，他觉得「越戴越聋」，就不戴了。陈宏宣也买过一个1900元的助听器，是在韶关的一家医院配的，也觉得效果不好。唐臣老人现在还戴着助听器，只不过只戴了一只耳朵，是孙子在网上给他买的，192元。但他取下助听器展示给我们时，助听器发出了强烈的啸叫，是一阵非常尖锐的声音，但这个声音，老人自己听不到。

因此，老人们缺的并不是助听器，而是一个更精确、经过了更好的验配流程、更适合他们情况的助听器。很多老人现在戴的助听器，其实是「放大器」——真正专业的助听器，是分段针对性补偿，而放大器是把所有声音都线性放大，时间一长，佩戴者会有噪声性的听力损害，这也是一种不可逆的下降。

西品香医生的建议是，没有准确的听力学检查结果，这种「助听器」最好不要戴，它不仅起不到改善作用，反而有可能对听力造成二次伤害。


「声音，就是对生命的呼唤」

一个理想的助听器可以是什么样子？或许杨博可以给我们答案。

他是腾讯SSV（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银发科技实验室的产品负责人，工作内容之一，就是思考和实践如何运用科技能力，为中国听力障碍的老人，提供能改善听力状况的产品。

这一切的源起，是在疫情后，线上会议成为一种强需求，腾讯会议旗下的天籁实验室，在会议的场景下积累了许多技术能力。两年前，他们就已经开始思考，积累了这么多算法，是不是在别处也可以用？比如，助听。

天籁的首次尝试是在2020年9月，在国际聋人日那天正式发起了「天籁行动」公益计划，并发布了「人工耳蜗+手机伴侣」的解决方案，将人工耳蜗语音清晰度与可懂度提升了40%。

2021年3月的全国爱耳日，他们在听力筛查领域第一次试水，做了一个测听小程序，大家用手机就可以测试自己的听力水平。之后这一年多，从小程序到App，再到真正的人工耳蜗系统，随着团队不断的深入调研与了解，他们发现，相比需要佩戴人工耳蜗的群体，老年听障人群基数更加庞大，更容易被社会忽略。

目前，助听器市场基本被丹麦、瑞士、美国等国家的大品牌垄断，价格相对高昂。国内产品的价格相对便宜，但因为在芯片、算法、制造工艺方面有所限制，助听器整体品质，相比国外品牌还有一些差距。

我们可以拆解一个助听器，看看其中的结构，主要是三部分：麦克风（声音输入）、芯片（数字处理）、喇叭（声音输出）。在芯片这个环节，腾讯天籁音频AI技术可以有发挥的空间，首先是把声音分频率放大，其次是抑制啸叫，然后就是降噪，还有增强定位和回声。他们与国产助听器厂商合作，在国产芯片上，搭载了这些算法。

杨博告诉我们，实验结果显示，使用了腾讯天籁实验室算法的一款国产助听器，在各种场景下的综合听感体验均有大幅度改善，部分关键指标提升达到50%，总体性能可以达到市场上万元进口的助听器水平。

杨博在韶关对老人进行调研

在今年的99公益日，腾讯公益推出了全民共创的新玩法「一花一梦想」，用户通过公益行为获得小红花后进行捐花支持，就可能为10000位乡村老人提供免费的听力筛查。同时，针对那些需要佩戴助听器但无力支付的老人，公益组织还将在平台上发起助听器捐赠关爱项目。

实际上，对中国两亿听损患者来说，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筛查——数据显示，听障老人之所以助听器佩戴率低，是因为67%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听力下降，更不知道自己下降到了何种程度。对老人来说，他们很难接触到线下的验配资源。

在遥远的乡村，志愿者会用手机帮老人做听力初筛；确实有需求的老人，志愿者会第二次上门，用专业的验配App，帮他们做听力验配；老人拿到助听器之后，如果觉得不适，还会有专业的验配师帮他们远程调试。全程都不用走出家门。

腾讯联合长益公益基金等合作伙伴，在韶关董塘镇江头村进行助听设备的入户培训

科技助老，是腾讯SSV的重要关注领域。去年4月，腾讯宣布第四次战略升级，将「推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作为公司发展的底座，成立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经过一年多的实践，SSV提出新定位：做「科技助力社会共益的探索者」。这是这次公益行动背后，一个更深远的背景。

而一花一梦想，是一个普通人也能参与公益助老的途径。每个人都可以捐出一朵小红花，帮助听损老人。当你在九月捐出一朵小红花，或许会在十月收到反馈，会知道自己的这朵小红花，最后在哪里落地了。

在我们的采访里，我们也问了每位听障老人同一个问题：你最怀念什么声音？

有人说，自己最怀念球拍的声音，因为他曾经拿过全区老年组乒乓球赛的第一名；

有人说，他怀念自己被夸奖的声音，什么样的夸奖都行，他已经很久没有被夸过了；

还有人说，怀念自己儿子婴儿时的哭声，怀念大自然里鸟叫、蛐蛐儿、八哥学舌的声音；

还有一位阿姨，她是个要强的人，曾经是中国第一批注册会计师，还是篮球队的中锋，她说，自己可以正确地对待年老力衰的现状，但还是特别怀念当时在球场上大声呼唤队友、敞开嗓子叫的声音，「那时候生命多么旺盛」。

声音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甜蜜又怅惘的东西，「声音是一种呼唤，对生命的呼唤」、「声音，就是活着的世界」、「声音就是我的第二条生命，听不到声音，觉得自己不存在，听到声音，就觉得我又活了」。

捐出小红花，守护乡村老人听见世界的能力。

（感谢邓阳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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