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苦孩子

贫穷困苦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在发展，人们的生活比以前更有保障；另一方面，我们很少直接听到他们的声音。

今年火了好多篇讲述自己走出大山、有所建树的论文致谢，我和一位前辈聊起这事，前辈回：“现在的孩子没见过穷人。”

2017年，绥化学院的退休教师、作家艾苓找到了一群苦学生，和他们一一访谈，又征得他们的同意，以第一人称口述的形式，用并不长的篇幅，记录、集结出版了他们艰辛的成长经历。

这些学生都曾就读于黑龙江边远小城那所默默无名的二本院校：绥化学院。

他们的名字，常出现在助学金评选名单中；他们的面孔，会出现在学校食堂勤工俭学的打饭窗口，他们举着牌子招揽家教生意的身影，则停留在学习机构周边。

原先艾苓给这本书起名《贫困生》，后来她改称他们为“苦孩子”。

我们很难对“贫困”进行界定和量化，但对“苦”，我们似乎更容易感知和接纳。

可接纳一点儿也不容易，苦难是那么痛，那么私密，以致于把它说出口，都需要莫大的勇气，而愿意让它落在纸上，供人阅读，更需要和解与释然。

他们当中，有人跟艾苓约好了时间“要聊一聊”，但临时又改变主意不愿意说，因为“这些年太疼了”；有的愿意讲出自己的故事，但又担心自己的信息被识别出来，对细节再三斟酌；有的原先不愿意公开自己的故事，但艾苓5年后回访，他们又乐意分享自己的经历和转变。

这是一群苦孩子的故事，但每个故事的主人公其实都没有在诉苦，在我们以为他们山穷水尽的时候，他们还在想办法，撑下去，摸索那条通向“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路。

这不是一些励志和鸡汤故事，只是一群普通人平凡真实的生活过往。

南风窗和艾苓聊了聊这些故事的缘起，了解这些“苦孩子”曾经走过的路，追溯他们面对困苦的力量来源。

2016年，我在写《咱们学生》这本书，已经签约即将出版，我的爱人跟我说，你写绥化学院学生的故事，如果缺少贫困生，是不完整的。

他说的是对的，但要写一个群体，我了解的信息并不充分。我就在朋友圈、网上发了问卷，想要了解家境困难学生群体的经历和处境，梳理反馈后，我发现问题复杂，简单的问卷远远不够，只有面对面访谈和实地调查才能获取更有价值的东西，它应该是独立的另一本书。

2017年1月26日，我写了一个访谈说明，寻找我想要访谈的、自愿受访的学生，一个是绥化学院在籍的贫困生，还有2000年以后毕业、经历过贫困的校友。

之所以选择2000届以后的毕业生，是因为在这之前有两件事，一个是大学扩招，一个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包分配制度取消，这对家境困难的学生影响很大，有两面性。

一是他们有更多机会上大学，这成为他们改变命运的契机；二是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常碰壁，在绥化学院这类二本院校更是如此。

访谈邀请发出后，微博上有人给我留言，他说我们这个群体特别需要被了解，但是从来没有人想过来了解我们，除了评选贫困生，其他时候就快把我们给遗忘了。

有学生就想开学和我好好聊一聊，讲讲他的经历，还有在外地的毕业生，想和我见一见，还有学生给我介绍比他更困难的贫困生，而对方也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我就联系到了更多愿意受访的人。

还有反馈说，他很抵触贫困生评选。有当事人就告诉我，在同学前面说明家庭情况的时候，不敢细说家人得的是什么病，但私下就有同学追问，他只敢说是慢性病、不想多说，其实他家人得的是精神疾病，但他又怕说了之后，同学会歧视自己。

有学生不知道该怎么说，在大家面前哭了，评选老师不好问，给了名额，有旁观者就会觉得评选像表演；早期资助名额有限，如果一直只给一个学生，其他有需要的学生难免有意见……既要让评选公开透明，又要保护个人隐私、减少情感伤害，尺度很难把握。

这种公开说明情况、唱票的情况，随着三级贫困证明和诚信承诺书的落实后有所改善，但农民工进城随迁子女有时还是会被漏掉。

我想，既然有那么多人想要表达，就有了《我教过的苦孩子》这本书。

退休前的那些年，我一直在讲写作课，我基本上是让他们从写自己的故事开始，这既是他们表达自己的机会，也是我们看见、听见他们真实想法的机会。写这本书，也是一样的。

2017年，这本书初稿完成，出版遇到了波折， 2022年我才把它捞出来，时隔5年又做了回访，有学生想要隐去自己的经历，也有人提供了精彩后续，最后变成了50个故事，56个人。

他们是下岗职工、农民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来自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城市、农村、林场、农场，家里多子女、单亲或者有病人，有的遭遇过校园欺凌。来绥化学院上大学，很多人第一次坐火车或第一次出远门。

他们自卑、敏感、朋友不多、坐在教室角落，很少主动跟老师互动，内心时常纠结。他们纠结的可能是囊中羞涩，可能是自己的方言同学听不懂，可能是别人的某句话刺痛了自尊心。

我和一个女生聊到择偶标准，她很自卑，觉得自己“条件不好，只要对方朋友圈干净一些，不太挑剔我就可以了”，她还觉得自己有个弟弟会是她在择偶时的劣势。

还有个女孩子，我给她拍过一张照片，照片里她伸开双臂、闭上眼睛，她说那是多年来，她第一次打开自己，我告诉她“你有发现自己很漂亮吗”，她说以前从来没发现过，那也是她第一次发现自己“好像还可以”。

我教过一个女生，课上她写了一篇练习作文，文字很美，我们点评的时候给了她很多肯定，但她说大家看到的是我的文字很优美，大家看不到我内心的痛苦，她提到自己有轻生的念头。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私下给她我的电话，知道了她体弱多病一直在吃药，我还找到她的班长，让他多照顾、多留意这个女生。

再过了一些天，课堂上，她主动讲述自己的发现，她说，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注意到了，从我们二楼的西窗往外看，非常美。那时候是冬天，下了一场雪，窗外的草地被白雪覆盖，下面的草有些颜色还很绿，漂亮极了。我们给了她掌声，我稍稍放心了一点。

她特别不容易，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她用勤工俭学的收入还清了自己的助学贷款。

还完贷款之后，她手里还有点余钱，她就拉着闺蜜上街买鞋，那是一双几十块钱的布鞋，她很满足，她说“我终于穿上合脚的鞋了”。婚后她又命运坎坷，现在是一名乡村教师。

越和他们交流，我越发现，原来我并不了解我的学生。

他们最谨慎提及的是家庭隐私，家里人患病的情况、还有微妙的亲子关系，那些被忽视、被险些遗弃，被拒之门外的瞬间，留给他们挥之不去的阴影和恐惧。

他们其实更愿意绕开伤痛，讲述自己的成长。

有个同学，原先不愿意出现在书里，回访的时候，他和妻子一起通过视频给我拜年，浑身上下洋溢着幸福感，我问他们，你俩的故事希望出现在我的书里吗？他俩说愿意。

当年我和他聊的时候，他说将来家里一定要有一个工作室，我鼓励他好好奋斗，准备首付，他很惊讶地问我：老师，什么叫首付？

我没有解释，只是说你现在不需要了解，将来你会知道的。回访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已经付了2次首付了。

他和妻子是这部书稿的亮点，也刷新了我对这一群体的认知。

原来我们认为贫困生的生活里好像就是伤痕和眼泪，其实他们也有甜蜜，也有仪式感。夫妻俩都是贫困生，他们一起北漂奋斗，找到了幸福感，不时过着有仪式感的生活。

每个新年，两个人会讨论新一年的计划，手写张贴在两个人一抬头就能看到的地方。

在合租房二十几平米的主卧里面，他说找到了工作室的感觉，阳台是手工区，电脑附近是数码区，书架下面铺一个地毯是直播区，规划了很多分区。

原先男生在互联网大厂工作，他总会把下午茶蛋糕带回家给妻子，有一天，他带回来一个有冰淇淋装饰的蛋糕，但回到家的时候，冰淇淋造型已经化掉了，他就给妻子讲冰激凌是什么样子的，妻子就告诉我，讲完之后，她好像真的看到小蛋糕原本的样子。

很多贫困家庭出身的孩子，多着眼于考编、考研，这当然合情合理，但是他们俩对自己的定位是，最终成为自由职业者。现在他们结束了北漂，回到了呼和浩特。

在他们身上，我看到的是：两个人想幸福的话，什么都拦不住，谁都拦不住。

我原来想当然地认为，老师是教育者，学生是受教育者，但走近他们的生活，我经常觉着自己被感动、被教育，被自己的学生教育。

家庭负债、父母患病残疾，他们要自己赚学费和生活费，做很多份兼职，节衣缩食，他们的承受力也让我特别惊讶，感觉好像要压垮了，但是他又挺起来了，百折不挠。如果换了是我在他们的处境里，我不一定做得更好。

一个80后的孩子，父母先后去世，留下他们4个兄弟姐妹，和爷爷奶奶挤在三间破烂的茅草房里，他们硬是要让家里考出一个大学生，大哥辍学打工，向人借钱供养弟弟，他终于考上绥化学院。

饯行当晚，大哥让大嫂炒了4个菜，把叔叔、姐姐、姐夫都请来，为他送行，他说当时端起一盅白酒的时候，他大哥泪眼朦胧，四下环顾说，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你们放心，咱家终于有大学生，他就感觉那一天晚上，那些离开的亲人好像都在身边、都参加了这次团圆饭。

到了学校以后，拿到了助学贷款，他再没有从家里拿过钱，靠做家教、做服务生、发传单赚钱。后来他考上公务员，但最开始租房子的时候，他一度拿不出3800元的年租金。后来日子才好了起来，他被提拔为副处级干部。

他们的起点悲凉，但慢慢地柳暗花明起来，这是他们自带的能量，自己拼出来的。面对苦难的力量从哪里来？有时候来自身边人的温暖，很多人都有念念不忘的人，有的是相互扶持的家人，点拨的老师、要好的同学，有的是偶然间帮忙办助学贷款的陌生人，这是外力。

但他们心里就有向前走的内在动力。他们总是在想办法，并不是一遇到困难就放弃了。没有生活费，我就去找兼职，也节约着花，哪怕我现在一分钱都没有，没有饭吃，我去学校食堂勤工俭学，直接去敲办公室的门，说我有这样的困难，想在食堂打工，对方就解决了他吃饭的问题，还说你不仅可以在我们食堂免费吃饭，我还可以每个月给你150块的工资，问题是可以一点点解决的，哪怕只是一小步。

原来我以为网贷和贫困生没有关系，但就有学生陷进去了，利息滚利息欠了18万，但他最后还是走出来了。

他一个人在特大城市里工作，月生活费控制在500元，早饭不吃，中午吃包子，只有穷孩子才能知道为什么吃包子，因为不用再买菜了，包子连饭带菜都解决了。晚上吃大米饭拌酱，天天这样吃，一点一点地攒钱走出来，他爸爸替他还了5万块钱。我们聊起这些事的时候，正好是今年的除夕，他没有回家，我就在绥化这边的鞭炮声中听他讲过往。

苦难对这些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想那是他们回避不了的一个东西，是他们成长的底色，他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生活的底色，只是在这种无奈中，相比其他孩子，生命的韧性得到了更鲜明的呈现。

但有学生就说，我不感谢苦难，它带来伤害和屈辱，不经历那些，我一样可以成长。

条件好的家庭考虑的学区房、择校、清华北大，和这些学生没什么关系，有的人都没有上过幼儿园，有的人中途辍学，后来又重新回到学校或者是自学，拼尽全力才考进了绥化学院。

学习的过程中，有学生告诉我，“不是穷让我难受，是专业积累上的差距让我难堪，好像我就算拼尽全力，也只能做到不挂科”。

有个词叫“小镇做题家”，但我的学生很多都没有机会成为“小镇做题家”——它是有前提的，得是学霸，靠自己的勤奋走进名校。现在大家能够看到“小镇做题家”，大家也应该看到没有机会成为他们的这些“苦孩子”。

真实的生活里，并没有太多的励志时刻，多数人的生活都是现实、务实、平淡的，想的多是：有能力我就反哺家庭，没有能力我先自食其力，让家里人少操心。

我们习惯用“成功不成功”来评价一个人，把成功物化为各种指标，人就被这些标准绑架：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年薪多少。有的学生就跟我说，很想跟我聊聊，但他觉得自己很不成功，有顾虑。

绥化学院即将迎来70年校庆，学校想要联系优秀校友，有人问我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我就问“优秀”的标准是什么？很难讲。

我们学校没有过富豪，校友做到厅级已经很了不起了，但在那些名校看来，这可能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有人在农村教了一辈子书，有的为了回农村教书放弃在县财政局的工作，我认为他们很优秀，但是别人不太会认为这是优秀校友。

选择优秀校友回校园是有问题的，但校庆基本都是这样，不成功的也不回来，只是默默地生活。

很多事情，似乎都和这些苦孩子没关系，他们虽然曾经贫穷，或者如今依然清苦，但是他们内心并不缺少善良。他们会觉得自己上了大学已经是幸运儿，会觉得总有人比他们更需要帮助，很容易有小确幸。

有学生就讲自己搬家的时候，把原先掉了柄的旧锅终于扔掉了，搬到新家以后，夫妻俩没有买菜，就用新锅煮清汤挂面，吃得很幸福，这是别人无法理解的，如果知道他们吃过的苦，就会理解他们，终于住进了自己的家，吃什么都是香的。

我们对这个群体想当然的东西很多，其实他们也是丰富多彩的，不走进这个群体，你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编辑 | 苏米

排版 | 文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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