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AS：关于新冠病毒来源的谣言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针对新冠病毒的溯源工作便一波三折，迄今尚无定论。2022年11月10日，《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刊登了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病毒学家Robert Garry教授的观点文章[1]，Garry教授对疫情以来出现的各种“新冠病毒来自实验室”的相关观点进行了逐一反驳，认为新冠病毒来源于自然界，只有停止污名化，携手合作，才能对新冠病毒进行有效溯源以及预防下一次的病毒大流行。饶毅教授最近也特地转发了这篇文章，下面我们一起看看Garry教授都是怎样反驳各种“人造新冠病毒”学说的。
新冠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泄露？
质疑1：与SARS-CoV-2同源性最近的蝙蝠冠状病毒只在中国南部或距离武汉约750英里的老挝发现，病毒不可能穿越这么远的距离而在途中导致COVID-19病例，说明SARS-CoV-2是从武汉实验室泄露出来的。
反驳1：Garry教授认为，西非埃博拉疫情和非典疫情的先例表明，病毒可以在距离最初溢出地点很远的地方出现，不能因为武汉是首个报告病例的城市就认为病毒来自武汉。
质疑2：SARS-CoV-2蛋白含有独特的插入片段，与HIV-1蛋白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一些插入片段与HIV糖蛋白(Gp120)“相关”，说明SARS-CoV-2是在实验室中经过工程改造的。印度研究者Prashant Pradhan等人研究称，SARS-CoV-2病毒有四个特有片段与HIV病毒同源，并且四个基因片段正好位于突刺蛋白(Spike)和人体细胞血管紧缩素转化酶(ACE2)的结合位点上，而这样这四个插入片段可以增强病毒的感染性。Prashant Pradhan等人认为这样“非自然的”基因片段插入有可能是人为的。
反驳2：密西根大学张阳教授系统地检索比对这四个新冠肺炎病毒“独有”的片段和微生物病毒基因数据库数据的相似性，通过对病毒序列、结构数据库进行系统严谨的科学分析，否定了新冠肺炎“独有”的片段源自HIV病毒的观点[2]。所谓的来自于HIV的基因片段通常会大量出现在其他类型的细菌或病毒的基因上，如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
质疑3：一个德国科学研究小组根据其最新研究成果，认为新冠病毒大概率是天然病毒的人工复制品。该研究小组的发言人Valentin Bruttel表示，他们在新冠病毒的基因组中发现了一种“指纹”，即病毒基因组中，定期重复出现的模式。Bruttel举了一个例子，科学家对类似于RNA病毒这种一级病毒进行基因改造时，首先要做的就是从单个DNA组成部分采集遗传材料。如此一来，上述组成部分周边便会残留特定的模型。如果将人造病毒同自然病毒进行比较，你会发现自然病毒的识别点呈随机分布，而人造病毒则存在相应的规律与模式。Bruttel进一步表示，经过缜密、细致的验证，他们在新冠病毒中也发现了上述特性，但在其他相关的自然病毒中，却不存在类似的问题。换言之，新冠病毒大概率是通过上述实验室方法所制造的合成病毒。Bruttel称，这种概率高达99%，且蓄意为之的可能性非常大，但并不清楚是出于何种目的。不过，Bruttel也不否认新冠病毒源自自然界的可能，自然进化或是偶然创造都有可能诞生新冠病毒，但这种概率不超过1%，甚至可能更小。该研究于2022年10月20日发表在预印本平台bioRxiv上，尚未经过同行评议[3]。
反驳3：这又是一例有缺陷的研究得出的有缺陷的结论。Bruttel声称SARS-CoV-2基因组中的限制性内切酶(RE)位点模式表明其具有实验室合成痕迹，但其实科学家早在疫情前就在自然界中发现了相似RE模式的毒株——RpYN06，这是从2020年5月采样的一种马蹄蝙蝠(Rhinolophus pusillus)分离出的病毒。
质疑4：SARS-CoV-2作为一种适应人类的病毒全面出现，具有不同寻常的遗传稳定性，这些特性可能是实验室操作的结果。
反驳4：SARS-CoV-2不仅能在人类中有效传播，还能在多种哺乳动物中有效传播，包括水貂、水獭、鹿以及各种犬科动物和猫科动物。同时该病毒还表现出显著的遗传可塑性，能够产生FCS（fulin蛋白酶切割位点）和RBD改善的变异株。最近的研究提示，白尾鹿等野生物种可能在SARS-CoV-2变异株不再在人类中传播后继续携带这些变异株。因此，SARS-CoV-2并不是来自实验室的为人类量身打造的病毒。
质疑5：SARS-CoV-2的fulin蛋白酶切割位点（FCS）上有一段氨基酸(RRARSVAS)与人阿米洛利敏感性上皮钠通道a亚单位(ENaC)的一个FCS同源，这是武汉病毒实验室科学家与北卡罗来纳大学病毒学家合谋生产SARS-CoV-2的有力证据。
反驳5：短的氨基酸相似性是相当简单的偶然，其他几种冠状病毒与ENaC共享8个氨基酸中的5个(RSVAS)。并且，在β冠状病毒刺突蛋白的S1和S2亚单位之间出现FCS也并不罕见。引起普通感冒的两种β冠状病毒OC43和HKU1就在该位置有一个FCS。
质疑6：科学家可能是在进行实地工作或对蝙蝠样本进行病毒培养失败后在不知不觉中被感染的。
反驳6：SARS-CoV-2并非直接从蝙蝠传给人类，相反，它首先在一个中间野生动物宿主中进化。非蝙蝠的中间野生动物宿主直接或通过采集的样本将SARS-CoV-2转移给科学家的可能性极低。与全球数百万人接触可能传播传染病的野生动物相比，从事野外或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接触高风险的数量微乎其微。
总结与展望
Garry教授在新冠疫情前长期致力于埃博拉病毒的研究，在西非埃博拉疫情期间，Garry教授深刻感受到谣言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和科研人员的心理伤害，很多媒体指责病毒研究者，认为是科学家们带来了灾难，因此Garry教授对新冠疫情以来武汉乃至中国承受的舆论偏见感到义愤填膺，Garry教授强调，不要忘记是中国最早公布了病毒的基因组，开启了后续一系列对于病毒溯源和疫苗研发的研究，停止偏见，携手合作，坚持科学，才是在这次疫情中各国政府和科研人员最应学习到的。
[3]https://www.biorxiv.org/content/10.1101/2022.10.18.512756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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