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旺达大屠杀醒世录：“人类被降低到动物的状态”

文｜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

责任编辑｜刘悠翔

“有的人杀人很慢，是因为害怕、虚弱，或者满不在乎，还有的则是因为恶毒。至于我，我动作很快，没有心思想这些事情，我只想赶快结束一天的日程。”

让·哈茨菲尔德终于让杀人者开了口。说话的人是潘克拉斯，卢旺达南部小镇尼亚马塔的一个普通农民。在1994年4月之后的一百多天里，潘克拉斯和成千上万像他一样普通的胡图族人，拿起屠刀，砍向他们的邻居、他们一起看球的球友、他们的老师……

此后是长久的沉默。卢旺达大屠杀的幸存者隐身乡间，而加害者的秘密被带进了监狱和坟墓。关于卢旺达大屠杀的研究和记录并不少，美国记者菲利浦·古雷维奇1999年出版的《向您告知，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展示了一幅宏观图景，殖民主义的历史纠葛、独立后的政治漩涡，以及大屠杀的血腥全景——胡图族人在短短100天时间里，杀了80万图西族人（以及胡图族温和派）。这里有政治家、殖民者的声音，也有维和部队和外国记者的声音，却少了幸存者和加害者的声音。

在一年中农忙来临前的那个雨季，一个民族的普通人日复一日地屠杀另一个民族的普通人，是什么样子？幸存者是如何躲过这个噩梦的？幸存者现在过得怎么样？凶手们是否在晚上聊天，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杀人？他们是否也给小孩讲睡前故事？他们哭了吗？

法国记者让·哈茨菲尔德的采访和写作打破了这样的沉默。和很多当时奔赴现场的记者一样，哈茨菲尔德与卢旺达的第一次接触在1994年，当时他为法国报纸《解放报》工作，被派往那里进行战争报道。

但当他回到法国，他意识到记者们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忘记了一个群体——图西族幸存者几乎完全从我们的报告中消失了，这与1945年集中营的幸存者被遗忘的情况完全相同。”他回忆。

卢旺达种族灭绝与纳粹大屠杀在某些方面极为相似。1959年，胡图族领导者发动革命，推翻了图西族持续将近四个世纪的贵族统治，废除了其对胡图人的压迫。“但这些民粹主义领导者将从前享有特权的图西族贵族和贫苦的农民混为一谈，将整个图西族说成是这个国家中的阴谋家、投机者和寄生虫。”

这与二战前欧洲的反犹宣传如出一辙。“它们出奇地相似，要么是指认身体特征，比如长脸、高挺的鼻梁或修长的手指；要么是概括精神特征，比如懒惰、狡诈或背叛。对犹太人和图西人的称呼概括了两种宣传的呼应性：寄生虫和蟑螂。”哈茨菲尔德在他所写的关于卢旺达大屠杀的书中指出。哈茨菲尔德在卢旺达的采访前后跨越了12年，写了六本关于大屠杀的书。2022年3月，其中的三本《赤裸生命》《屠刀一季》和《羚羊战略》被翻译为中文出版，合订为一册《与屠刀为邻：幸存者、刽子手与卢旺达大屠杀的记忆》。与菲利浦·古雷维奇不同的是，哈茨菲尔德把笔对准了屠刀下的普通人，进入他们的生活，聆听他们的回忆，写下十几年里他们的变化。

1994年，潘克拉斯“沦为了动物”。观察人如何成为野兽一直是哈茨菲尔德的核心视角。1973年，胡图族少将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发动军事政变，夺得政权，进一步巩固了歧视图西族的政策，为了孤立这些被指控有阴谋行径的图西人，他下令没收图西族财产、转移人口、出台驱逐法律、设置教育配额，最重要的是，“他煽动了循环往复的屠杀浪潮”……1994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法国政府得到了有组织的大屠杀将要发生的情报，但没有引起重视。1994年，哈比亚利马纳在空难中去世，成为普通胡图族人拿起屠刀的导火索，他们组织严明，规则细致，上千支屠杀小队深入乡间社区“围猎”，每日的“工作”便是拿刀砍人，重复、单调，有条不紊，杀人如扑灭蟑螂，只是更花力气。图西族沦为动物，杀人者亦如是。

记忆会随着时间渐渐改变。很多幸存者会忘记细节，会弄错日期，会把不同的袭击弄混，会把不同的名字记岔，还会对某个亲朋好友死去的细节产生分歧。“我们亲身经历的种种可怕时刻，仿佛就发生在去年。时光流逝，我们保存下来一份非常具体的记忆清单，过不下去的时候就再互相讲述这些回忆。这些事情变得越来越真实而确凿，但我们几乎不再能够按照正确的顺序讲述它们。”幸存者让内特对哈茨菲尔德说。

1997年4月，哈茨菲尔德带着新的问题再赴卢旺达，“我的起始问题不是要知道在种族灭绝期间发生了什么，而是想知道当一个人经历了种族灭绝之后会发生什么，此后如何生活？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必须在一个地方定居，与同一个人一起工作多年，将时间的流逝融入故事中。”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那年他在卢旺达全国各地旅行，试图寻找幸存者。他去首都基加利，去农村，去见政治人物和外国证人……有一天，他在小镇尼亚马塔遇到了年轻的社会工作者西尔维。他向她道出了自己的疑惑：“每当我采访一个人时，他们告诉我他们经历了杀戮，然后他们便沉默了，可在他们停下来的地方，才是我真正想知道的。”于是西尔维带他去见住在灌木丛中的女农民们。哈茨菲尔德打动了她们。几个月后，哈茨菲尔德在一个当地妇女的家里找到了一个房间，在尼亚马塔住了下来，他的装备是一辆越野车和一台录音机。“我就是这样开始的。”他说。

尼亚马塔的景色让他着迷，但这曾是一片血腥之地。大屠杀发生前，尼亚马塔的人口有11.9万，散布在镇中心和周边14个山丘共39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屠杀之后，尼亚马塔的人口骤降至50500人。当地大约六分之五的图西人被杀害了。

屠杀现场已经被和平所覆盖。每天清晨，哈茨菲尔德被一群小孩子的喊叫唤醒，上午与幸存者见面，穿过灌木丛去拜访隐藏其中的人；中午小憩一下，下午继续在田间地头走访；傍晚时分比较空闲，就跟孩子们玩一会儿，或者整理录音，“把每个字都听写下来，重温对话的内容”。晚上，在小酒馆或西尔维家喝啤酒。周末则留给写东西、听合唱、看球赛。每本书的采访周期大约为两年，在此期间，哈茨菲尔德在尼亚马塔停留三到四次，每次大约四到八周。但有一次只待了一周，有一次则待了13个星期。

伊诺桑是哈茨菲尔德找到的另一位幸存者，与其他人不同，他不是农民，而是一位教师。“我们学校的校长和我所在部门的督学都挥舞着狼牙棒，参与了大屠杀。”伊诺桑的证言证实了凶手遍布各个阶层，“还有我的同事、镇长、区长、一个牧师和一个医生，也都杀了人。这些知识分子并没有经历过图西族国王统治的时期，也没有被人胁迫。他们都曾是平和的人，但却挥起了屠刀。对于像我这样教了一辈子人文学科的人来说，这些罪犯着实是一个可怕的谜团。”

这个谜团困扰着所有近距离观察大屠杀的人。哈茨菲尔德通过伊诺桑的线索，采访到了一个十人凶手团伙，其中一个凶手曾是伊诺桑的朋友。“我们以前时不时地一起分喝一瓶啤酒，非常友好。他跟我们说：‘如果爱国阵线进入卢旺达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杀掉你们了’。”伊诺桑说。爱国阵线是卢旺达内战中代表图西族的一支军事力量，1990年代以来一直试图推翻胡图族政府的统治。“但他那么热情友好，我们就当这是个玩笑，然后再给他开瓶啤酒。而就是这个常跟我们一起喝酒讲笑话的人，后来成为这个地区大屠杀的三四个发起者之一。”

哈茨菲尔德和这个凶手团伙之间的谈话，有着令人震撼的细节。他们杀人和种地一样早出晚归，当天杀得越多，到了晚上就喝得越多，“可能是为了放松，或是为了遗忘，或是为了庆祝”，而喝的酒越多，他们第二天的杀人计划就推得越晚。在那个雨季，躲在沼泽地里啃食树叶的图西族人只能寄希望于凶手的精疲力尽。“正是抢劫、酗酒这些‘琐碎’的事情挽救了我们。”伊诺桑说。

“人可以习惯于杀人，如果他不停地杀人。”一位凶手对哈茨菲尔德说，“我们看到人死得越多，我们就越少考虑他们的生活，越少谈论他们的死亡。”

在大屠杀期间，这一伙人组成了一支杀人小队，每天在乡间搜捕图西人。哈茨菲尔德在监狱里采访到了他们，条件是承诺不向法官、律师、官员、受害者的亲属和他们自己的家人透露任何谈话内容，以及在他们的诉讼结束和最终判决下来之前，不发表任何相关内容。 （受访者供图/图）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说采访到胡图族的十名加害者有一部分是运气，能否详细说说你是如何找到他们的？

哈茨菲尔德：第一本书的许多读者向我询问关于杀手的问题。杀手总是比受害者更让公众感兴趣，因为他们体现了邪恶的问题，但第一本书中没有出现他们。我见过许多胡图族的联攻派杀手，胡图族政权倒台之后，他们在森林中逃亡，或在刚果的难民营中，或在法国。他们重复说：我不在那里，我什么也没看见，我是被迫的，我跟着其他人，但没有参与。他们撒谎或保持沉默，我放弃了与他们见面，当时我很失望。

之后有一天，我第一本书里写到的幸存者之一伊诺桑对我说：“我知道有一群杀手被囚禁在里利马监狱。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自我的家乡，有几个是我的学生，我们可以去看看他们。”我去了离尼亚马塔大约15公里的里利马监狱。他们是由十个朋友组成的团体，其中有该地区的大酋长、一位牧师、一位了解殖民事务的老人、一位公务员、一位教师和一些农民。他们接受了我的提议，参与了第二本书。我们与监狱管理层达成协议，制定了一个访谈协议。每天早上，我都会依次联系囚犯，在监狱外的一个小花园里与他们交谈。在最初的六个月里，这些采访毫无意义，像往常一样，他们说什么也没看到，不在那里，什么也没做……然后，一点一点地，随着他们对此习以为常，他们开始谈论他们曾经的生活，做过的事情，以及他们今天如何生活……然后这本书慢慢浮出水面。

为什么？因为我有机会在特殊情况下见到他们。他们在监狱里。他们已被审判并被判处12至20年的监禁，其中一人被判处死刑。他们认为他们将在监狱中结束自己的生命。因此，他们告诉我的东西不再对他们有用或有害。这些杀人犯在他们的家乡杀人，匆匆忙忙逃到刚果，在那里的难民营生活了两年，回到卢旺达后直接入狱。他们生活在这个监狱里，就像活在一种隔绝的泡沫中，并相信他们会在那里生活一辈子。因此，他们在持续两年的采访中自由地谈论他们的经历。而当他们中的几个人在2003年获得总统赦免后，他们就不再说话和讲述，但他们从未否认他们说过的话。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提到，幸存者的记忆会随着时间逐渐改变，有遇到比较典型的例子吗？

哈茨菲尔德：我开始采访的对象是一位16岁的农民。她的名字叫让内特，与其他像她一样的孤儿一起生活在一个香蕉种植园里。有一次我问她，为了躲避杀手的追捕，她在沼泽地住了多久。她回答说是六个月。我知道，在卢旺达爱国阵线军队到来之前，尼亚马塔地区的杀戮持续了七个星期。我告诉她，这是不可能的。她改口说是六个小时。我很惊讶。她说，我不知道了，然后沉默。她记得自己曾赤身裸体地生活在泥泞的纸莎草下，晚上吃木薯根，在雨后舔着树叶喝酒。看到她的母亲被砍掉胳膊和腿，痛苦了三天的时间。她记得自己的最后一句话，但她不知道自己在沼泽地里存活了多长时间。

另一位幸存者说，她在奔跑中躲避猎人，摔倒了，被吓晕了，然后奇迹般地活着醒来，身边是其他幸存者。多年以后，她突然想起自己其实被追捕者抓住了，被强奸，并因此留下了性命。

一位幸存者说，关于记忆，有的像玻璃一样被打磨，有的被扔进了遗忘的洞里。一些记忆通过在梦中重复而被转化，而另一些记忆则被拒绝，因为它们是可耻行为的证据——在沼泽和森林里，逃亡者光着身子，吃树根、树叶，每天只在树脚或谷仓里睡几个小时。

南方周末：在这个意义上，你的书可以说记录了幸存者的某种记忆，如果把这次大屠杀描述成一条记忆的洪流，你的书在这条洪流中会处于什么位置？

哈茨菲尔德：我的书的主题是动物性和人的动物化。在种族灭绝的杀戮中，人类被降低到动物的状态。他们赤身裸体，生活在泥土中，在纸莎草下。晚上，他们生吃用手抓住的虱子和昆虫，他们像做游戏一样奔跑，他们失去了信仰，失去了爱情。他们至今生活在这种无法洗去的耻辱之中。

很长时间以来，我以为死亡是他们最大的痛苦，他们孩子、父母的死亡，他们每天早晨发现的尸体。然后我意识到，动物化的屈辱是一种更可怕的痛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民弗朗辛无法说话。我以为这是因为她所遭受的强奸。其实是因为另一回事，有一天她说：“我和泰奥菲勒之间，不再有任何触摸对方的手势，不再有任何交流的话语。”她已经不再爱她的丈夫，并为此感到羞愧。

杀手也在动物化。皮奥、菲尔让斯、阿方斯都是非常好的人。他们非常善良，与图西族的邻居们和谐相处。但几天后，他们变成了野生动物，甚至更糟，因为野生动物杀人是为了吃或保护自己，他们在不知道为什么的情况下杀人。每天早上，他们都要“出征”，唱着歌，肩上扛着砍刀，一直杀到下午。他们要如何再次成为人类，再次了解人类的状况？

南方周末：2021年法国领导人对卢旺达人民表达了歉意，并承认法国对此负有责任。目前法国国内对这次大屠杀的态度是怎样的？

哈茨菲尔德：从1993年10月到1994年4月7日晚的杀戮的第一天，所有的警报信号都是红色的，但当时的法国政府拒绝看见它们。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比看起来要复杂。今天，法国开始回顾其历史上的这段黑暗时期。法国人在质疑其“人权祖国”的称谓的同时，也在审视自己的历史——维希政权、殖民化、越南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但他们仍有巨大困难。

南方周末：由殖民者传入非洲的民族主义是不是对强化他们的民族认同、加深民族壁垒起到了作用？欧洲殖民者对大屠杀的间接责任，或者说历史责任是否就在于此？

哈茨菲尔德：殖民者知道分而治之的原则。他们从未停止过挑起民众之间的对抗，以加强其殖民管理。德国人，然后是比利时人，行政管理者和一般的公务员从未停止过对图西族和胡图族两个族群的交替青睐，直到法国人接管哈比亚利马纳政权。因此，在导致种族灭绝的仇恨过程中，他们负有重大责任。但他们到处都这样做。英国人利用印度人和穆斯林之间的竞争，法国人在马达加斯加，比利时人在刚果，殖民者在任何地方都试图操纵几个共处的民族。

然而，殖民者没有引发种族灭绝，削弱或消解种族灭绝的直接推动者和行动者的责任是错误的。那些号召消灭邻居的人，那些带着砍刀离开家去砍邻里的妇女和儿童的人，要承担可怕的责任。对一个族群进行奴役是种族主义的种子。

南方周末：胡图人和图西人的语言和习俗基本相同，只是生活方式有些不同，他们之间的隔阂为什么会这么深？民族矛盾中是否暗藏着阶级的矛盾？

哈茨菲尔德：卢旺达在图西族皇室的统治下生活了四个世纪，由图西族的卢旺达国王和图西族贵族统治。但胡图族人从来都不是图西族人的农奴或奴隶。随着王权的废除，摆脱殖民的卢旺达国家也获得了独立，正如通常的情况一样，这种国家独立是在暴力和血腥中诞生的。第一次对图西族的大屠杀、征用、排挤和驱逐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在非洲，民族构成了一种“文化区域”，当人们感到受到威胁时就会退缩到那里。族裔本身从来不会产生紧张局势，所有的族裔冲突都是经济、宗教冲突或外部威胁的结果。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多次将卢旺达大屠杀和纳粹的犹太人大屠杀、红色高棉大屠杀对比，在组织性上它们确实有诸多相似的地方，但也存在着很大区别，你能谈谈它们之间的区别吗？

哈茨菲尔德：卢旺达种族灭绝和纳粹一样是有条不紊的。它们不是在战斗的情况下犯下的——在战斗的过程中，战斗人员打斗，双方都会死。它们也不是用远程武器（飞机、炸弹、坦克……）实施的，这些武器使杀手能够与受害者保持较远的距离。卢旺达的死难者在沼泽地或森林中被大砍刀砍死，在集中营中被枪杀或砍杀，或在毒气室中被毒死。

但有许多不同之处，其中包括图西族种族灭绝的地域性。卢旺达是一个小国，在灭绝种族事件发生时，对人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偏远的国家。它是一个农业国家，在农村，在山上，每个人都认识所有人，当然凶手和被害者之间也都相互认识。它的种族灭绝也是农业式的。纳粹的大屠杀是工业化的，它的基础是警察部门、行政部门、铁路、化学工业、军队的自动武器。图西族的种族灭绝是由与田间耕作相同的工作时间表（早出晚归）、农业设备（80%的受害者是被农业工具——砍刀、斧头、刀、火等杀死的）和照搬农业收获时的报酬制度所支配的（杀得越多，在回来的路上掠夺得越多，在村里的话语权就越大）。有时他们组成小队杀人，有时则是大规模远征，但也和在田间地头一样。80%的受害者都是面对面地用手杀死的，然而“效率”却很高：三个月内有80万人死亡。

法国记者让·哈茨菲尔德。 （受访者供图/图）

南方周末：很多凶手声称自己是被迫的，你相信这样的说辞吗？在凶手刑满释放回到社区之后，他们与当地人的相处怎么样？

哈茨菲尔德：我不相信他们，因为这不是真的。如果一个胡图人积极反对杀戮，阻挡杀手的道路，侮辱杀手，公开反对种族灭绝，或者隐藏图西人，都是非常危险的。什么都不做则没有风险，除了有时罚一箱啤酒（五瓶），这是凶手们的一个很常见的做法。

凶手们把自己说成是一个魔鬼般的国家机器的受害者。“我只是链条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环节。”纳粹也这么说。胡图族人为什么这样说？首先，在审判期间试图安抚他们的法官。当他们出狱后，在合作社或教区找到他们时，要努力争取他们的邻居、回答他们孩子的问题，也要努力说服自己不要发疯。

杀手们杀人是出于利益，出于《圣经》意义上的“贪婪”，为了掠夺，为了受害者的地盘和牲畜。他们并不害怕惩罚，但他们害怕在未来被排斥。他们杀人时的真实想法是：“很快图西人就会消失，我们将生活在胡图人中间，那些没有参与灭绝工作的人将在日常生活中（工作、晋升、邀请……）被边缘化和惩罚，我最好在杀戮中有所表现。”

南方周末：当你在采访凶手的时候，每次用“你”，他们就会不那么坦诚，而用“你们”，他们的回答就变得具体而精确了。

哈茨菲尔德：我是在几周内偶然发现这一现象的，在与杀手的几十次接触后。答案就在你的前一个问题中。举个例子，如果对方的回答中用了“我们”，他会说：“我们是一个团体，我们被迫在森林里猎杀图西人，我们在树下发现了一个母亲和她的孩子，我们用砍刀杀死了他们。我不记得是谁了。我像其他人一样服从了。”如果这个人把他的回答个人化，他说：“我把图西人追到森林里，我发现一个母亲和她的孩子在树下，我用砍刀把他们砍死了。”后者更难表达。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习惯了这样的在叙事上没有偏向性的谈话。

南方周末：大屠杀之前的胡图族政府多年来在大众传媒中宣扬对图西族的仇恨，现在的图西族政府的民族政策是怎样的？你如何评价大屠杀之后胡图族和图西族的和解进程？

哈茨菲尔德：这取决于你所说的和解是什么意思。现在这两个族群的社区很好地生活在一起，人们在卫生中心一起候诊，在星期六的市场上交谈，在星期天支持足球队，参加农业合作社和家长会议。但他们没有一起谈论占据他们头脑的话题：种族灭绝。他们经常谈论这个问题，没有一天不把这个词说出来几次，但不是一起说，而是族群内部各说各的。在尼亚马塔，二十年来，跨族群的婚姻一直很罕见，几乎没有。婚姻是关于家庭、未来、分享生活和土地，它被避免了。国家和解正在进行，社会和解也在进行。但是，真正的和解，那种需要凶手真诚忏悔和受害者家属真诚宽恕的和解，是不可能的。正如农民弗朗辛所说：“如果一个男人喝多了啤酒，打了他的妻子，他可以请求宽恕。但是，如果他整个月都在杀人，甚至在星期天杀人，他还能指望得到宽恕吗？”卢旺达目前的经济繁荣使这一和解进入了一个积极的动态。然而如果出现危机，旧的恶魔还会出现吗？

南方周末：卢旺达在你心目中是怎样的一个国度？在你采访的这些日子里，它的哪些方面最令你难忘？

哈茨菲尔德：在卢旺达，我熟悉尼亚马塔，这是一个被山丘包围的城镇。25年前，尼亚马塔被高温、灰尘和贫困压垮，成群的奶牛和自行车、出租车在主要街道上争夺空间。今天，它是一个迷人的小镇，面包车、汽车和摩托车有点拥挤，在这里生活很好，下午下班后在歌舞厅的院子里喝上一杯好啤酒。如果说今天的主街道已经无法辨认，那么它周围的小街道却没有任何变化，而它周围的山丘更是如此。赭石色的土地，当地人用它建造房屋，与香蕉园、桉树林、牧场和灌木丛的各种壮丽的绿色混合在一起。到处都是长角牛，由衣衫褴褛的孩子看守。到处都是小型歌舞厅，这些歌舞厅只是摆放着长椅的院子，人们在那里喝瓶装啤酒或香蕉酒——这是胡图人的特产，人人都喝。在山谷中，尼亚巴隆戈河的巨大沼泽沙沙作响，在底部的泥土中，有5万名被屠刀砍倒的图西人的鬼魂。每一次，睡莲和纸莎草的美丽、鸟儿的歌声、羚羊的跳跃，与这些埋在泥土中的尸体的恐怖之间的对比，都让我沉思其中。如果没有这片风景的美丽，没有语言的隐喻之美，没有附近山丘上或尼亚马塔的甜蜜生活，我还会坚持这么多年，写六本关于这场种族灭绝的书吗？我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