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两个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侨务史上不能忘记的?
陈嘉庚与张国基在新中国侨联工作、华侨教育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陈嘉庚与张国基是熟悉侨务人士心中两座永不磨灭的丰碑，因缘际会下，张国基早早便结识了年长自己20岁的著名侨领陈嘉庚。两人相交四十载，情谊深厚，又先后担任全国侨联主席，在新中国侨联工作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结缘于教育
陈嘉庚，同治十三年（1874）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集美社（现属厦门市集美区），16岁便应父函召下南洋经商，商海浮沉数十年后，成为南洋华侨领袖。他不仅善于经商，而且十分爱国。辛亥革命时期，陈嘉庚加入同盟会，募集巨款支持孙中山和国内革命。北洋政府成立后，身处南洋却心系祖国的陈嘉庚，不遗余力地赞助国内教育，在家乡开办了从幼稚园到大学的系统化教学场所。因此，陈嘉庚的名声在信息闭塞的旧中国也广为人知，许多青年深受其影响，张国基就是其中之一。
青年时的张国基
出生在湖南益阳偏僻小山村的张国基，也许在他青葱的岁月中从未想过自己会结识陈嘉庚，也从未想过自己会与华侨、侨联产生任何联系。据张国基回忆，他在1915年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就读时，就已经知晓了陈嘉庚的事迹，对他深怀着崇敬之情。但当时的张国基热衷于学生运动，是新民学会和湖南省学联的重要人物，参加过湖南五四运动和“驱张斗争”。历史总喜欢给人设计不一样的人生剧本，原本可能循着蔡和森等人轨迹赴法留学、归国再参加革命的张国基，因为毛泽东的提议而毅然决然下南洋。
1919年底，毛泽东致信新民学会，希望组织人员前往南洋观察东南亚各国情况，恰逢新加坡华侨中学校长涂开舆回到中国招揽教师，张国基同一批长沙的知识分子顺利应聘。
1921年《暨南校报》所载新加坡华侨中学涂开舆保送学生函
1920年，张国基抵达新加坡，刚一下船就受到当地华侨的热情欢迎。在迎接会上，他第一次见到了陈嘉庚。张国基曾谈及初次相见的感受：“这年他（陈嘉庚）46岁，外貌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魁伟威武；中等个子，不胖不瘦，很结实，浑身充满活力，话语深沉有力。因为他讲的是闽南话，所以我在当时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他的言词话语里，有一种使人感到所言正确、必须照办的魅力。”
此后的两年时间里，张国基在陈嘉庚任董事长的华侨中学及陈嘉庚胞弟陈敬贤任董事长的道南中学任教，同时还在与陈嘉庚关系匪浅的另一位著名侨领庄希泉创办的南洋女子学校授课。陈嘉庚多次邀请张国基等教员前往家中座谈，张国基因而时常与陈嘉庚相见。尽管两人语言不通，但陈敬贤很好地充当了两人沟通的桥梁，通过陈敬贤的翻译，张国基对陈嘉庚有了更深的了解，并深受其兴学与教育观的影响。也是在陈嘉庚的鼓舞下，张国基一直致力于华侨教育事业。
陈嘉庚
但就当张国基想在新加坡大展拳脚之时，英国殖民当局给了他当头一棒。1921年，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颁布“教育条例”，蓄意限制和扼杀华侨教育事业。在新加坡的华人奋力抗争，庄希泉等3名侨领代表亲赴殖民当局请愿，却被拘押监禁，后来甚至将庄希泉“永远驱逐出境”。得到此消息的张国基愤恨不已，他于1922年离开新加坡，前往印度尼西亚。此后的23年间，张国基再也未曾见过陈嘉庚。
廿三年后重逢
出走印度尼西亚的张国基并未忘记陈嘉庚的教诲，他刚到印度尼西亚不久，就出任爪哇的北加浪岸中华学校校长。随后的5年中，他带着在新加坡的教育宏愿，在爪哇播下了希望的种子。当中国国内反帝反军阀的北伐战争打响后，张国基怀揣着爱国之心回到国内，参与到战斗中。1927年4月，由毛泽东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是年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央独立第一师师长。但起义失败后，张国基无法与起义部队取得联系。辗转多地后，中国共产党考虑到他的特殊状况，从宣传发动海外华侨支持中国革命的角度出发，委派他回到印度尼西亚，继续从事华侨教育工作。
1929年，张国基回到印度尼西亚，后出任雅加达的广仁学校和八华学校校长。1939年，一心想要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张国基与5位同事联手在雅加达创办中华学校。但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印尼，张国基拒绝和日本人合作，离开了他耕耘多年的学校，务农为生。直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他才重返校园。
1940年《广东省政府公报元旦特刊》所载张国基作《战时侨务之商榷》
也是在1945年，张国基再次见到了自己一辈子的良师益友——陈嘉庚。其实，张国基与陈嘉庚在新加坡分别后，也一直关注着陈嘉庚的动态。张国基敬重抗战时期陈嘉庚所表现出来的浩然正气和爱国热情，读到陈嘉庚痛骂汪精卫汉奸的电文时会拍案称绝；听到陈嘉庚亲赴延安回到南洋后揭露国民党祸国殃民罪行、颂扬中国共产党仁义之举时会久久难以忘怀；想到陈嘉庚因组织新加坡华侨抗敌总会遭到日本帝国主义敌视，便不由自主地担心其安全。而这一切的情绪，都随着1945年10月陈嘉庚自爪哇回新加坡路过雅加达时的那场欢送会而转化为激动二字。
阔别23年后，张国基紧紧握住陈嘉庚的手不愿松开。此次相见，张国基眼中的陈嘉庚不再只是大谈教育的慈善家，而多了一重政治家的身份。他说到：“我惊奇地发现，先生（陈嘉庚）此时的政治敏感性特别强，对国内国外政治形势不仅了解，而且判断正确，分析精辟。他在欢迎会上即席演讲，说，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必然会发生内战。因为蒋介石集团已腐败透顶，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官贪吏污，无恶不作，威信扫地，已经没有能力领导国家。而广大人民，必然要挣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中国共产党爱国爱民，人民要求解放，必然拥护共产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蒋介石集团进行斗争，他并一再强调：共产党一心一意为民族的解放而努力，坚苦卓绝，必然会取得最后胜利。”
接力办侨务
正如陈嘉庚的预言，1949年中国共产党攻占南京，宣告了统治中国22年的南京国民政府垮台。毛泽东等领导人适时向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海外侨胞等发出邀请，希望他们一起参与新中国的建设。1949年5月5日陈嘉庚离开新加坡，6月4日到达北京，参与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中，并在9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作为华侨代表致辞。次年2月，陈嘉庚回到新加坡短暂地宣传了国内新气象后，于5月21日重返北京，并定居故乡集美，除着力于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的建设外，还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陈嘉庚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而张国基作为一届人大代表，也从雅加达回国开会。会议期间，陈嘉庚、张国基等华侨代表还同周恩来总理一同合影留念。但此时的张国基心念雅加达的华侨教育事业，在京逗留一段时间后，又返回印度尼西亚。
1956年，已届耄耋之年的陈嘉庚当选为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身在海外的张国基也被选为委员。1958年，漂泊在外30余年的张国基追随陈嘉庚的脚步，回国定居，帮助陈嘉庚处理侨务。在参观完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后，他出任北京华侨补习学校校长，继续从事华侨教育事业。张国基在日常工作中，深感陈嘉庚在制定侨务政策和开展侨联工作上做出了重大贡献，事事也以陈嘉庚为榜样。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因病去世，张国基写下《值得钦佩的陈嘉庚先生》一文以示悼念。文中总结了他对陈嘉庚的三处钦佩：一为自奉简朴而热心办教育的精神，二为爱乡爱国的精神，三为明辨是否、有卓越政治认识。并在文末呼吁：“我们应继承嘉庚先生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真诚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动海外华侨爱国大团结的遗志，以完成嘉庚先生的理想和事业。”
其后，张国基在陈嘉庚精神的感召下，于侨务事业和教育事业更加尽心尽力。1978年全国的华侨联合会恢复活动后，张国基历任第七届北京市侨联副主席，第八、九届北京市侨联名誉主席，第三届全国侨联主席，第四届全国侨联名誉主席。任职期间，张国基为开创新时期侨联工作的新局面，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和祖国的统一大业做出了积极贡献。1985年以后，他还出任了北京燕京华侨大学董事长，继续在教育战线上发光发热。尽管年事已高且身处高位，但张国基践行着陈嘉庚教给他的“自奉简朴”精神，晚年寓居在一栋居民楼内的20平米小房间的故事，至今仍感动着无数知晓其事迹的人。
老年张国基
1992年，张国基自香港参加海外侨胞为庆贺他百岁寿辰的庆典归来后，常感身体抱恙。8月30日，这位年近百岁的华侨教育家在为湖南省服装节题写完“芙蓉国里尽朝晖”后，突然倒地不起，终因年事已高，于北京驾鹤西去。
听到张国基病逝的噩耗，党和国家领导人，他曾教导过的莘莘学子，海外华侨，纷纷写诗作联，哀悼之声响彻侨界。“华侨教育家的典范”“弘扬中华文化的杰出人物”大抵是对他一生的最好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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