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殷盛琳

编辑 | 周航

有限的编制

今年夏天，24岁的小栗或许算得上幸运——在许多同龄人工作还没着落时，她顺利通过一系列的笔试、面试、体检，在最热门的考公赛道杀出重围，成为家乡广西某乡镇的一名基层公务员。

离家近、体制内、不错的社会地位，在家乡小城，这几乎是最理想的工作了。小栗记得政审面试时，考官问过她一个问题：你的适应能力怎么样？她当时给出的回答很真诚：“你把我放在那个地方（乡镇），我可能会适应得慢一点，但是最终会适应的。”

直到真正进入基层公务员的日常，她才逐渐理解，这个问题背后意味着什么。

在乡镇政府，小栗和另外两个年轻人填补上这一年空出来的编制，成为办公室里的新人。她被分到 “综合办公室”，一个事务最庞杂的地方，“基本每个部门，如果他们有活不想干的，都可以推给办公室”。算上小栗，这个部门一共4个人，但承接的工作远超想象：除了日常填表、做台账之外，每个人需要对应一位分管领导，承接对方负责的业务。入职的第14天，小栗被分到处理疫情防控工作。

精准防控的压力逐级下沉，最终会落在乡镇干部头上。防疫政策不断调整，对“小栗”们来说，实践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按照上级传达下来的指令，给通讯卫星大数据抓取的、在这座小镇有过停留的每个人打电话。尽管这里从未有过确诊，密接与次密接人员也寥寥可数，但工作不能松懈，每个出入高速和高铁的人员都要记录在册。

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小栗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坐在办公桌前拨通那些陌生号码。她每打一次就要给自己做一次心理建设，默念需要核实的问题：你从哪里到哪里？你来我们这儿做什么？中途有没有下车上厕所或者吃东西？

10月，深圳爆发新一轮疫情，当地采取精准防控，除了高风险地区，符合规定的“绿码”居民可以凭核酸检测证明离市。但到了小镇，防疫政策变得严格许多，只要是从深圳回来的，都需要短期居家隔离，路过镇子的也要一一核实轨迹，并赋黄码。小栗拨去电话，居民开始冲她发脾气，“对方原话是，从深圳回来就是十恶不赦吗？”人家只是开车路过。小栗也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很没道理的事，令人讨厌，但委屈的是，别人能对她发火，她能对谁发火呢？

“不好意思，请理解一下工作。”她只能这么回答，“我也只是个填表的，具体的你可以去问村委或者打给疫情防控组。”

●东方IC资料图：2022年4月18日，四川成都，锦江区卫生健康局—工作人员张公良流调工作中与聋哑女孩短信息交流。

在东北某城市的街道办工作到第4年，小羽对高负荷的防疫工作已经逐渐无感。2020年至今，她所在的城市始终被疫情困扰，“我们本地一年12个月可能疫情会占8个月”。防疫成为基层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而且是毫无疑问的一级事项。“疫情一来，单位其他的事务可以稍微往后拖一拖了，要先把疫情防控做好”。这是一项“集体性工作”，无关科室、职能的区分。

疫情常态化管理后，许多类似上门采集核酸、贴封条、上门禁的工作由街道下一级的社区网格员承担，他们是链条的最底端，大多是没有编制的合同工。像小羽这样街道办的工作人员，需要负责部分电话核查任务与各类检查，比如去商户检查他们的消杀台账、扫码测温的执行台账。

由于编制有限，一旦疫情爆发，街道整体排查工作是过载的，平均到每个人头上，一天需要核实100到200人的信息，并录入系统，报送上级单位。小羽说，电话打到最后，你会口干舌燥，头胀眼昏，就像缺氧了一样。

“刚接触的时候会觉得有点难为情，后来就随意了，只是想尽快把电话单打完，然后我就可以去休息了。”有时小羽甚至会祈祷那些电话打不通——未接电话会被分配给复查环节的同事。

如果疫情严重到需要封控，则意味着从街道到社区，所有工作人员进入高负荷运转。小羽说，对于一个成熟的片区来说，居民人口会达到6000到7000人，但按照现有的网格化配置，一个社区对应的工作人员只有十几个。

工作以来，小羽对接的网格员“换了一茬又一茬”，很多人受不了压力，主动离开了。

台账与排行榜

作为最基础的单元，乡镇政府相当于中国行政系统的神经末梢，触达宽广的农村社会。而乡镇公务员就是维系庞杂系统在基层也能通畅运转的群体。

事实上，如今的治理体系已经非常精密：大到乡村振兴之类的政策落实、小到个体商户的防疫扫码，都要形成相关“台账”，将所有流程与责任人记录在册。

之前有段时间各个地方开始推广新冠疫苗接种，落实到东北的这条街道，小羽需要搭配一个网格员和一个医护人员组成“三人工作小组”，扫楼排查。整整一周，她们在一栋拥有4个单元、30层的居民楼里来回穿梭，核查信息，填写表格，形成某个居民楼的“人员台账”——居民个人信息，打没打疫苗，接种到第几针，如果拒绝接种理由是什么，每一项都要清清楚楚记录下来，并且拍照“留痕”。

对基层公务员来说，这种即时性的台账属于“快刀斩乱麻”，虽然辛苦但好在能预估期限，只需要执行。多数情况下，他们要和各类陈旧的资料打交道，赶在某项检查来临前，做出紧急台账。

小栗目前同时在做的台账有十几种。她觉得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像投入了各种材料的“黑洞”。没人会主动把她需要的数据或素材发出来，有时候为了完成一份表格，她需要在数十个群聊或文件夹里反复寻找。如果实在找不到，那就必须去联系当时与这件事情相对应的人。“你会觉得非常消耗，你已经在工作，但还是要付出很多精力去应付这种人际关系，对我来说很累。”

除了日常事务，他们还需要对每一个村庄负责。小栗作为乡镇公务员，会被分配给某个“工作组”，对接相应的行政村。在小驰所在的河南某乡镇，这种工作组被叫做“包村儿”，一般由乡镇公务员或者事业编人员组成，相当于联络员，将镇里的事务安排给村里，并负责督导。

但在当地农村，很多干部年纪偏大，对电脑和在线编辑软件并不熟练，与电子档案相关的琐碎工作，就转移到了年轻的“包村儿”头上。

●东方IC资料图：2022年7月16日，浙江杭州桐庐县湖田自然村，驻村干部帮助群众采摘高山西瓜。

这个工作量具体有多大呢？小驰拿目前在跟进的乡村振兴台账举例，他所负责的村子里有6个脱贫户，每一户整理出的个人档案大概在300页。之后，还需要整理村级台账，用来记录这个村子为了实现脱贫致富做了什么工作，所有的材料加起来在700页左右。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包村儿”干部亲手整理成电子文档。

为了鼓励乡镇政府的工作效率，小驰所在的县会根据各项工作结果对乡镇排名，前三名会有奖励，后三名要被扣钱。排名结果也会对乡镇领导的提拔升迁产生影响，每个季度县委召开的会议上，乡镇领导要发表排名感言（正数三名和倒数三名都要发表）。

竞争让各个乡镇陷入“内卷”。工作的重点也开始根据纳入排名的任务产生变化。有时候是疫情防控，有时候是人居环境整治（就是看打扫卫生干不干净）。后来，领导干脆要求干部把需要排名的各项工作同时推进——排名的压力最终都需要由基层干部承担。

有段时间，有关疫情防控的场所码扫码数量被纳入了排名，为了不被别的乡镇比下去，小驰和他的同事们被要求每人每天扫码100次。后来，或许是担心被赶超，任务数字开始逐渐上涨，最后停在了每人每天扫码500次。

村民医疗保险缴纳比例被纳入排名范畴的那段时间，是小驰认为最难熬的。这原本是村民自愿的事，但为了争取名次，“包村儿”们被安排下乡，劝大家交医保。“客观来讲，其实交医疗保险是一件好事儿，可是村民他不认可，他不觉得自己会生病，我交这两三百块钱，要是用不上不就亏了”。

在广西，小栗所在的城市虽然没有排名的规则，但一些惠民政策在执行中也会简单地变成各种数据考核。

小栗记得，有一回上级政府和银行合作开发了一款app，是方便农民贷款的。在农村，许多农民的资产就是宅基地和农田，按照正常的贷款程序会遇到一些麻烦。这款app可以提高贷款效率，由村支书给村民做担保，邻居帮忙做补充证明。如果推广下去，对需要紧急贷款的农民来说是件好事。

但任务下发到乡镇，推广的指标变成了要求98%以上的农户必须注册。注册需要很多个人信息，又要人脸识别，许多村民不理解，工作很难推进。最后为了交差，小栗和同事们的任务变成每人找三个认识的人注册app，“只要把数据弄好看就行”。

筛选游戏

进入乡镇政府工作前，小栗短暂地工作过一年，为了保留应届生的身份考教师编制，她放弃了在那家单位转正。对小栗来说，现在的工作更像是无心插柳的结果：精心准备的教师编考试失败了，裸考的乡镇公务员岗位倒是录用了她。

在之前的单位，小栗的生活很规律，早八晚六，中午还有三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晚上回到家，她还有时间做运动，或者在小众网站上写一些文章。在网络世界，她是资深的同人文写手。

但在乡镇，她的生活被分割成无数个碎片，很难拥有完整的时间。“你不知道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会不会有某个领导突然给你打电话，叫你马上去干嘛”。有时是为了迎检需要加班准备材料，有时是参加临时会议。总之，有太多突如其来的事务掠夺你的时间。

“体制内最稳定”，一种惯常的说法。具体稳定在哪里，似乎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知晓——稳定地拿薪水，稳定地填表填材料，稳定地执行命令。

如果将这份工作视为通关游戏，在新手村就能得到一则升级攻略：要按照流程办事。得随着熟练度的增加，你才能知道这则攻略还有条隐藏信息，流程与流程之间会有缝隙，聪明人要学会辗转腾挪，才能推进行事。

小栗的日常工作中，有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发文”。乡镇的每个领导都配有单独的电子政务接入口，只要登陆进去，就能看到有没有自己工作范围内的文件。但没人会主动使用自己的终端，传达信息的工作由小栗所在的“综合办公室”来做。具体来说，就是从办公室的电脑上面一封封签收文件，看里面的内容是属于哪位领导的，下载到专门的文件夹，还要打印出来。印好之后，除了在群里通知，还要专门把纸质文件送到不同领导的办公室。

之前有次发文，按照分工，应该分给A领导。小栗记得她送过去后，A领导大发脾气，说这项工作不属于他的职责，让小栗去找B领导。B领导说也不归他管。两个人陷入推来推去的循环。但文件需要迅速给反馈，上级办公室不停打来电话，要求上报责任领导的名字。“我是接电话和收文件的倒霉蛋，这件事变成我必须去落实文件要放在哪位领导手里，导致我手里其他工作也被搁置了。”

最后没办法，小栗去问C领导的意见。C领导老谋深算，给她指了条明路：把这件事情直接交给某个领导手下的某个倒霉下属，谎称是这位领导让给的。“相当于我把这个锅推出去了而已。”

晚上回到宿舍，她只想躺着，没有精力做任何事情。住了近3个月，宿舍仍然空空荡荡，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她没有兴趣装饰自己的房间。小栗开始失眠，并患上寻麻疹，她意识到自己似乎出了一些问题。

辞职不是能轻易做出的决定。小栗作为乡镇公务员，受到“五年服务期”的限制。一旦主动离职，代价是5年内不允许再次报考公职。

●东方IC资料图片：重庆市云阳县，学生正在图书馆和公务员、事业编考试辅导学校学习，迎接考试。

为了防止基层干部流失，像小羽所在街道办的事业编，自2020年下半年开始，也有了最低服务期限的要求。她25岁，是2019年的应届生，大学毕业的时候，学院基本分成了两个派别，一个是考研，另一个就是考公。她的第一个选择失败了，被家乡的街道办录取，很自然地进入了体制。她没有想过第三条路。

相比小栗，小羽觉得自己掌握了适应之道。沟通有时候比结果更重要，小羽说。及时向领导汇报进展是一条被很多人忽略的“加分项”，你汇报，代表你看起来重视、认真，也会给领导一种“这人很聪明”的印象。

另外要学会拒绝。“刚毕业的那种小孩，为了不得罪人会接受很多不合理的要求”，小羽刚进单位的时候也是那样，后面发现大家什么事都来找她帮忙，工作越来越多。“在体制内要有一些锋芒”，小羽说，“但也要掌握界限，不能过于特立独行，那会是另一种负担。”

她试图在生活与工作之间找到一条清晰的界限。两者泾渭分明，工作就只是工作本身。下班之后，小羽就不会再看微信。她对生活里的朋友们说，不要称呼我的大名，小羽也不行，就叫你们才知道的昵称。“一旦叫我的名字，我都感觉好像又有工作。”

但对于异地工作的年轻人来说，要把工作与生活做切分并不容易。在河南这座小镇上，小驰就是外来者。他和同事住在单位宿舍，离政府大楼很近，生活就在两点之间延展。遇到难得的假期，他也懒得到县城玩儿，那里也没什么熟悉的朋友。

小镇上的娱乐活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到了晚上六点钟，超市的卷帘门已经准时落下，街上的人流像潮汐一样退回家庭。夏天情况略好一些，起码外面还有人吃烧烤，喝啤酒。最近入冬，天黑得更快，有时候在单位值班，到了晚上，整座政府大楼空空荡荡的，小驰能清晰地听到窗户外面的风声。

或许是为了抵抗孤独，小驰开始在网络上做起UP主，分享乡镇公务员的日常或者为即将参加国考、省考的应届生讲述经验。哪怕只有个位数的观众，他也会在晚上结束工作后开直播，窝在小小的双人宿舍里，一边和弹幕的网友聊天，一边打一款古早的网络游戏。在虚拟世界，他暂时不再是办公室里做事周全的小驰，大家管他叫“菩萨”（单纯因为长得像）。

在本地拥有稳定的编制工作，有父母在身边，不必租房，也找到了在单位的生存之道，小羽看起来是最自洽的那个。但事实上，她也动过辞职的念头。偶尔看到在大城市工作的同学的朋友圈动态，她会感到恐慌，怀疑自己的人生是不是停滞了？

她加入了一些豆瓣同行小组，有些帖子非常实用，各地公务员们会在这里写各自的 “生存技能”：怎么在领导们互相不对付的前提下夹缝生存、饭局敬酒的学问，或者办公室里最适合“摸鱼”的位置。另一些帖子则为人提供情绪价值，毕竟这里可以肆无忌惮地吐槽领导和同事。小羽得到了某种安慰：原来大家都会感觉迷茫和疲惫，她并不是一个人。

疫情后，外部世界的一切都变得不确定起来。体制以一种“看起来安全”的姿态暂时给了她留下来的理由。

如果说未来有什么盼头，那或许是成为体制内的成功者。小羽最近在看初级会计的知识，想训练、维持自己的考试能力。接下来，她计划从事业编制往行政编制上考录。

风的味道

小栗研究过直属领导的履历，网络资料显示，在过去的20年里，这位领导唯一的变动是，从另一个乡镇转任到现在的乡镇。岗位不变。她似乎能推演出自己接下来几十年的命运。

近点的模版是办公室里早她们两年入职的同事。一位兢兢业业的年轻人，在做的事情和两年前没有任何区别。稍有不同的是，领导对待他不再像对新人一样有耐心，就算是休息日，同事已经回家了，领导也会毫不客气地打电话给他。

更年长一些的，来了五六年、十来年的前辈，小栗观察过他们的工作状态。这个阶段的人分两种，一种有往上升的意思，那他们的压力是最大的。另一种是“摸鱼派”，一群让领导也会感到不安的人士。“他仗着不想升职，早上10点才来，下午5点就要回家了。”

摸鱼也是一门学问。迟到早退的是潇洒派，另一种需要些技术，也是公认逃离办公室的好方法：让领导觉得自己精神不正常。豆瓣小组里，有人专门为此开了一个技术讨论帖，比较靠谱的方法有，重复做事、长时间对着电脑屏幕发呆并在走廊徘徊、坚持不洗头。有位广西的公务员说，他的一位男同事靠频繁在领导面前自言自语成功了，“现在他完完全全自由了，任何事情领导都不喊他”。

但不论哪一种活法，小栗都不喜欢。有时候她下村去劝返辍学学生，看见村里整洁的硬化水泥路和漂亮的校园，会有一些成就感。但很快，这样的喜悦就会被繁杂事务带来的疲倦冲淡。在她看来，只要体制够大，总能筛选出合适的人。

而小栗显然是被筛掉的那个。体力上的消耗可以忍受，可怕的是精神，那东西难以控制。在一些时刻——“做表奴”的时候，会议前调试摄像被拉去做背景板、当工具人的时候——她会忍不住地想，我在做的事究竟有什么意义？

有段时间，她试图将自我他者化，“下班我就把微信关掉，然后告诉自己这才是现实生活，工作状态的自己是在做梦，是在体验另一个人的生活。”但很快，她发现这种自我欺骗作用有限。虚无感仍会在许多个工作间隙袭来。

●东方IC资料图：2012年11月20日，四川省成都市，全省公招考试阅卷场内，上百阅卷老师正在紧张阅卷中。

小栗说，在做这份工作前，从没这么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和宇宙那种人文的浩瀚不是一回事，她解释，而是作为一个零件，在庞大机器里运转，可替代性那么强，有时候觉得没她不行，有时候又觉得这个机器之所以吸纳那么多零件，就是在做备份。一个不行还有另一个。

“我会被放在一切合适不合适的地方，摩擦切割掉突出的部分，抑或融化再造成其他样子，勉力维持，直到我彻底坏掉或老化，被机器吐掉。”

10月份，她被持续的情绪问题困扰，去了医院，确诊中度抑郁。她下定决心辞职。

工作以来，但凡有周末，小栗都会选择回家，和朋友约出来见面。她记得有一天，她早上7点多就起床和朋友到公园打羽毛球，天气阴凉清爽，打完去洗了个好舒服的头。然后坐在小电驴上回家，看到隔壁车窗上映照出两个人的影子。小栗突然意识到两个人已经认识二十年了。

回家换了衣服，她们去吃了明明很一般，但就是觉得很好吃的日料，喝了虽然不习惯，但还是觉得很好喝的咖啡。“大概是心情加成。”小栗说。

那是她能清晰回想起来，工作后少数接近完美的一天——公园的草地和湖水、朋友和周围锻炼的人、洗头和按摩的温度触感，风很轻柔吹起头发的画面——她感受到原来自己如此真实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打算辞职后，她的状态轻松了许多。她一口气告诉了许多人这个决定，有人非常惊讶，一个公务员为什么要辞职？现在的好工作那么难找，找不到满意的怎么办？

小栗觉得，那首先要定义什么是“好”。她对职业没有偏见，也不觉得大学生就得坐在办公室对着电脑。销售、服务员，或者是全职做个同人文作者，都可以。

下个月小栗就要离开了。“打电话”的任务被交接给了一位刚进来的新人。

（文章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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