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某市火灾引爆的冲突，说明了一个问题，围绕清零还是共存、封控还是放开，我们朝野官民之间的矛盾已经很激烈了，如果不能妥善处理，以后可能还要出更大的问题。因此，我梳理了疫情爆发至今的社会变化，写篇短文和大家聊聊吧。众所周知，从2020年疫情爆发开始，中国和外国就走上两条不同的防疫道路。外国大多是资本主义国家，从政府结构、经济模式到个人价值都高举“自由”的大旗，而“自由”意味着国家不严格管束人民，放手让人民谋利，人民发家致富之后，不用感谢国家的恩赐。但作为“自由”的代价，人民受苦受难，也不要埋怨国家，一切苦难自己承担。自由么，民主么，你享受了自由的福利，就要承担自由的代价，很公平。这种价值观的诞生，离不开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观点，即每个人为自己谋利，整个社会就会变好。所以我们看到，疫情爆发不久，外国很快施行开放躺平的政策，让病毒大规模传播，经过三年的疫情闯关，累计死亡660万人，死亡率是1%。这是很痛苦的过程，但外国人好像没什么怨言，原因就在于，外国政府对人民没有无限责任，人民对政府也不抱有期待，生死由己。三年以来，病毒疯狂传播，大部分外国人都有了抗体，再加上病毒致死率的减弱，现在外国基本恢复正常生活，不在乎新冠病毒了。夏天和一对常年居住北美的夫妻聊，他们全家感染了四轮，开始挺担心，现在当成普通感冒对待，保持着无所谓的心态。而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央集权国家，国家对人民有无限责任。这种国家制度的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从革命战争、经济建设再到疫情爆发初期的成功，历次重大成就都证明了这一点。但凡是有利就有弊，中央集权国家集中了全天下权利的同时，也集中了全天下的责任和麻烦。于是所有的荣耀都集中在最高层，所有的责任也集中在最高层。三年疫情以来，国家始终坚持动态清零、封城、隔离，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和外国一样死几百万人换取和病毒共存，是我们国家难以承受的代价。我们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没有抛弃人民的传统，我们个人也没有遇到麻烦不向政府问责的习惯，可以说，传统和文化决定了疫情期间的中外路线。防疫政策一直在封控还是放开之间摇摆，核心矛盾就在于，政治原则的门槛过不去。疫情至今我始终是清零派，但今年出现的各种问题让我觉得，动态清零、封控等防疫手段已经无法坚持下去了。中国的地方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一处扑灭另一处又起，政府左支右绌难以招架，老百姓被常态化的封城和核酸折腾的心态崩溃。“大凡初起之时，都是艰难困苦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因此无不显得生气勃勃万象一新。及至环境渐渐好转，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武汉封城的时候，我们是全国万众一心，到现在已经到了渐渐放下的阶段了。历史周期律在疫情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归根到底一句话，看不到彻底消灭病毒的希望，人心疲惫了。对病毒严防死守，导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吃紧，而防疫导致的经济衰退，让老百姓失业的失业、断供的断供、企业倒闭的倒闭，结果便是政府税基缩小，没有雄厚的财政来坚持动态清零政策。幸福感是比较出来的，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国家封城几个月，防止病毒大规模传播，保护了老百姓的生命安全，而同时期外国躺平开放，每天都在大量死人。这么一对比，我们便感觉很幸福，国民自豪感油然而生。大家回忆一下，那时候是不是经常被“此生无悔入华夏、来生愿在种花家”刷屏？但现在外国在自由价值观的支配下，度过最艰难的时候，全面恢复正常生活，而我们还在封城隔离做核酸，有的人甚至积蓄都要花完了，这么一对比，马上感觉不幸福了。所以前两年打掉公知的气焰之后，从今年开始，网上有相当多的人流露出羡慕外国的情绪，尤其是某音，这种情绪相当严重。政治理论和制度决定了国家不能不管，现实决定了人民希望国家不管，这是当下朝野官民最大的矛盾。政府觉得，严格封控是为老百姓的安全着想，官员觉得一旦出事就是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于公于私他们都有自己的考量。双方都有各自的道理，但双方的道理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说什么都是鸡同鸭讲。既然严格封控不可持续，那么放开是迟早的事，无非是什么时候真正放开、以什么形式放开的问题。前段时间的二十条轰轰烈烈，我从字里行间读出一层意思，那就是国家在这件事上放弃无限责任，防疫权利下移给地方，让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防疫策略。结果石家庄赶了个早集，放开没几天便出现大面积传播，给老百姓造成恐慌。可以想见，将来全面放开以后，经济会恢复，社会生活会正常，但病毒一定会大面积传播，而病毒大面积传播造成的恐慌，一定会反噬经济和社会生活。钟南山院士亲自出来讲，现在的新冠病毒和感冒一样，大家不要恐慌。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医生的病例单上写的是“新冠肺炎”，现在写的是“新冠病毒感染”，也就是说，现在的新冠病毒不会引起肺炎，只引起上呼吸道的症状。所以新冠病毒的致死率就下降了，病房里有个85岁的大爷，每天和没事人一样，马上就要出院了。但问题是，三年以来的疫情惯性，不是那么容易消除的，可能我们觉得和感冒差不多，很多中老年人却不这样认为，他们在惯性和宣传下，已经到了闻新冠色变的程度。更进一步的说，外国的正常生活是660万人换来的，我们全面放开，本质上是走一遍外国已经走过的路，必须考虑到庞大的人口基数。新冠病毒的致死率低，但新冠病毒和基础病结合起来，致死率不一定低。一旦闻新冠色变的中老年人里，出现致死的现象，恐慌是一定会发生的。政策一定会放开，放开一定是经济和社会恢复、病毒大面积传播和恐慌的双重结果，我想，这就是疫情新阶段的特征。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很简单了——我们能不能真正实现自我保护？这里说的自我保护是指，经济恢复、社会正常是人民要求放开换来的，那么相应的也要承担病毒传播、死亡率有可能升高的代价，而不是经济衰退要求放开，经济恢复了又抱怨政府防疫不利。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借助外国的“自由”概念，在思想深处对抗中国传统的政治原则。也就是说，不能既要、又要、还要，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如果能真正做到自我保护，在后疫情时代自负盈亏，那么放开没有任何问题，全国形势将不是小好，而是一片大好。如果不能真正做到自我保护，那么全面放开以后，我们将面临以“自由和无限责任”为核心的中西方意识形态冲突、经济与疫情的矛盾、封控与放开的争论、基层工作人员和人民的升级冲突，此外还有防疫利益集团和所有人的矛盾。这显然不是放开的初衷，而是我们当代人从来没有见过的混乱局面。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局面，激烈程度可能不比改革开放初期公与私、左与右的争论弱多少。
至于争论何时结束、以什么方式结束，在于朝野官民达成什么样的共识，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可能是一年两年，也可能是十年八年。所以在这个“迟早要放开”的时间点上，我们的前面是直接过渡和大破大立两条路。从我们的文化和习惯来看，对于能否做到真正的自我保护，我是持怀疑态度的，我更倾向经过一番争论达成某种共识，以大破大立收尾。疫情至今三年，我们都在随波逐流，深深体会到了，小人物在时代大潮中的跌宕起伏。现在站在疫情向何处去的转折点上，我有一种感觉，历史的重要时刻就要到了。在放开后的矛盾和争论尘埃落定，中西方的政治理论、朝野的博弈、经济和社会的调整，极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形态造成巨大长远的影响。我们以前常说，疫情加速了百年未有大变局的进程，谁都没有想到，疫情对百年大变局的注脚，原来落在这里。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温伯陵的烟火人间（wenboling2020），已获得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