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放开”“躺平”将导致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

看一个病毒的危害，仅看毒性是不够的，而要综合考虑致病性、传染性、隐匿性、变异的可能、人工干预的可能等因素，还要充分考虑我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因素。截止到目前为止，新冠仍然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严重传染病。我国一旦“放开”“躺平”，结果比美国等西方国家更加严重。

第一，奥密克戎毒性虽低于原始和德尔塔毒株，但传染性极强，综合起来导致的死亡人数仍相当巨大。如美国2020、2021、2022年公布的新冠死亡人数分别是35.1万、47.5万、25.4万（截至11月29日），奥密克戎并未导致死亡人数大幅下降。再考虑到美国是在前两年“应死尽死”的基础上，今年的死亡人数才降到25.4万的。按美国数据估算，奥密克戎将至少导致我国4亿人确诊，100万人以上死亡，将使我国人口死亡率提高10%，这是巨大的社会代价。

再以香港作对比，香港2020、2021年疫情死亡人数很少，2022年（奥密克戎已成为主要毒株）累计感染人数达到205.5万人，占人口27.7%；累计死亡10531人，占人口1.42%。（数据均为2021-12-31至2022-11-30）。直到11月下旬还在保持每天15例上下的死亡，按此估算，相当于大陆每天死亡2842人，每年死亡104万人。何况，香港医疗制度是世界上领先的，早就实现完善的基层卫生和分级诊疗制度。我们如果“放开”，损失只会更大。

第二，奥密克戎并不是病毒进化的终点，病毒变异是随机的，目前没有证据证明病毒必然向毒性减弱的方向变异。一旦我国有上亿人口感染，就会成为巨大的培养皿，不排除出现毒性更加严重的变异株。而且，目前病毒溯源并无确定结论，不能排除人为“投毒”或干预病毒传播的情况，必须防备一旦“放开”之后再出现毒性更强毒株的可能。

第三，我国和美国、香港地区的医疗体制不同，我国尚未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平时大多数患者仍然习惯于首先去大医院就医。我国大医院主要是公立医院，不像西方私立医院那样平时就可以用高价把普通群众拒之门外。因此，一旦“放开”“躺平”，大医院必然出现更加严重的医疗挤兑。一旦疫情处在高流行状态，医生感染导致院感，医院就会成为病毒传播中心，而医院是脆弱人群集中的地方。无论是新冠患者还是其他患者，生病找不到医生、排不上床位的现象将十分普遍。这种情况近几天来已经在一些一线城市出现，就更不用说二线以下城市了。

第四，我国的文化和西方不同，老人在社会和家庭中有着崇高的地位，中国的家庭、社会和国家都不可能接受老年人大量死亡或者处于险境的状态，这和美国自由主义、弱肉强食的社会文化以及碎片化、原子化的家庭伦理是根本不同的。因此，新冠攻击老年人，对我国社会的冲击比对美西方还要大得多。另外，我国特殊的国情也决定了，一旦儿童感染数量增加，对社会也将产生巨大扰动。

第五，我国的社会制度和美国不同。新冠某种程度是“穷病”，收入高、居住条件好和医疗资源丰富的人群可以得到及时救治。美国已经阶层高度固化，大量底层民众死亡，统治者可以不当回事，也很容易通过移民补充劳动力。但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这样做。

二、不怕苦吃苦一阵子，怕吃苦吃苦一辈子。“放开”“躺平”的结果绝不是岁月静好，而是一场更惨烈的持久战。“动态清零”导致的各种不舒服，一旦“躺平”之后还会更加严峻

近日，一些城市放松了疫情防控措施，据说一些微信群里因此兴高采烈、弹冠相庆，认为疫情终于结束了。这种情绪是有代表性的，也是很危险的。

诚然，当前坚持“动态清零”的难度在增大，但同时也要认识到，如果放弃“动态清零”，甚至走向“放开”“躺平”，结果不可能是一些人想象中的岁月静好，而只可能是一场更加艰苦的长征的开始。

“放开、躺平”了经济就会好？错误。一旦病毒进入高流行状态，大量产业工人染病，我国最具优势的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配套能力就将被破坏，将大大增加投资的不确定性和风险。2020年以来，虽然隔三差五“封城”，但是总体上疫情是处在低流行的，企业投资和经营的预期是比较稳定的。而一旦“放开”，中国经济最大的优势——完整的产业链和配套能力以及相对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就被完全破坏。

实际上，2020年以来，正是由于我们实行“动态清零”把疫情保持在低水平，广大疫情常态化管理区域才能“店照开、马照跑、舞照跳”。正是因为我们保持了疫情低流行水平，所以在全世界主要经济体贸易逆差的情况下，我国出现大规模顺差，巩固和加强“世界工厂”的地位。2021年我国制造业吸收外资金额337.3亿美元，同比增长8.8%。今年前10个月,我国吸收外资规模10898.6亿元,接近去年全年水平。德国巴斯夫、空中客车中国研发中心、奔驰smart工厂等落户中国。这一切都是“动态清零”换来的。

相反，前不久某中原省份省会的大型企业因为园区发生聚集性疫情，工人群众出于对自己和家人健康的考虑，用脚投票，拒绝带病坚持开工。这个例子就生动地说明，“放开躺平”必然对制造业带来严重冲击，这是必须守住的底线。

那种用“我的XX朋友得了新冠没什么后遗症”案例是没有说服力的，用我国一些城市重症死亡率低的数据也是不准确的。我国绝大部分患者只得了一次新冠，而且是居全国之力进行救治，还不足以充分观测到“应染尽染”、多次感染的后果。据美国CDC2022年9月统计，美国全部成年人中感受过新冠的占48.2%，感染者中有后遗症的占29.6%，有后遗症的成年人中，生活工作受影响的81.4%，其中受严重影响的25.1%。这些将给财政、社会运行和家庭生活都带来巨大压力。

所以，需要提醒一下那些内心希望“躺平”的地方党委政府：由于上述原因，一旦你们当地“放开”“躺平”了，别说不会出现你们想象的繁荣，甚至也不可能出现美国、香港那样表面上还混得过去的局面。医疗机构的挤兑、完整产业链被破坏、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乃至公务员和教师普遍阳性，将带来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到时候还有谁愿意来你这个地方投资？那时候再来收拾局面所要付出的工作量和财政投入，比今天认真防疫要大多了。

三、“动态清零”难度越来越大怎么办？应该进行战术调整、战略迂回，寻找“动态清零”的新办法，但是不能投降

有读者会问，你上面说的都对，但现在客观上“动态清零”越来越难、甚至不可能了，那怎么办呢？

这确实是当前疫情防控必须面对的问题。我的回答是：

第一，同任何战争一样，战略目标必须和战略能力相匹配。在“动态清零”难度增大的情况下，在具体操作上确实应该进行战术的调整。“20条”就是体现“走小步、不停步”的战术调整。第九版、二十条是高质量防控，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更高的治理要求和防控要求，绝不是要躺平。

第二，无论战术调整还是战略迂回，都不能改变“动态清零”这个总目标，不能把战术调整搞成了投降。战术调整是为了争取时间进行反击。这就好比，我们党在抗日战争初期避其锋芒、开展敌后斗争，在解放战争中曾主动放弃延安，但是退一步是为了将来进两步、进三步乃至全面反击获得胜利。正如我们上面分析的，放弃“动态清零”的损失比坚持“动态清零”要大得多，如果放弃延安之后，不是积极东渡黄河组织新的战役，而是一溜烟跑下去，一直跑到大海边，那么革命怎么能胜利呢？所以要严格区分战术调整和投降主义的界限，坚决反对把“20条”有意无意误读为“放开躺平”的主张（而这种主张在干部和群众中都是有一定市场的）。

第三，再说说“动态清零难度大”“动态清零不再可能”的看法。我们真的已经把所有的潜力发挥出来了么？是否有可能充分挖掘制度的优势，优化“动态清零”呢？事实证明是能做到的。

例如，福建省三明市是党中央肯定的医改典型，2016年开始就推动了“治未病、大健康”的改革，通过设立总医院，把医疗资源下沉社区，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现全要素的互联互通。山东烟台的基层党建基础扎实，农村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社区、村党支部在疫情之前，就实现了对社区的有效管理，社区或村干部对每家每户都很熟悉，党员平时就牵头成立各种社会组织，团结和联系群众，党员一呼百应、群众积极参与志愿活动。如果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基层基础，那么“动态清零”就容易实施的多，就不再需要“一刀切”。

“一刀切”的原因是个别地方基层工作的薄弱，社区干部不认识群众、群众找不到党员、党员也找不到群众，所以一旦有了疫情苗头，就两眼一抹黑，不得不“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但如果基层的社区党建、集体经济、基层卫生工作做到位了，精细化管理实现了，就可以不再“一刀切”，降低动态清零的成本，减少对群众生活的影响。

如果全国各地都能够坚定“动态清零”的意志，开动脑筋去想办法，就能够不断优化“动态清零”的路径。如果一切努力都已经做了，仍然难以实现清零，那么也不会留历史遗憾。但是如果没有做这些努力，就轻言放弃，这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和我们党的作风。

再例如安徽合肥，长期坚持严格执行动态清零总方针，三年来疫情未出现过规模性爆发。今年1-10月，合肥的财政收入同比增长6.97%，增幅位于全国省会城市财政收入十强前列。安徽全省也几乎没有发生过规模性疫情。除此之外，全国像这样的省份还有不少，这就充分证明，只要全国一盘棋，动态清零是能够做到和坚持的。

总之，“动态清零难度大”是一个客观事实，但不是放弃的理由，因为放弃“动态清零”带来的损失更大。在暂时工作难度很大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战术调整。但战术调整的目标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动态清零，而不是相反。

四、疫情防控必然是持久战，用空间换时间、集小胜为大胜。我们的子弹还远远没有打完，要抓紧换来的时间装子弹

客观上，“20条”为长期紧绷的抗疫队伍提供了难得的喘息机会，但这个机会不是用来“放开”“躺平”“摆烂”的，而是在战斗的间隙用于休整、练兵、继续装子弹的。如果认为“20条”的导向就是走向“放开”“躺平”，那么就失去了进行战术调整的意义。

在这个难得的喘息机会，应该做哪些事呢？那就是，要为疫情防控的长期持久战做好准备。我们再次强调，今天的“20条”绝不是疫情防控的结束，而是新长征的开始。在这个喘息的机会，应该尽快为长期的持久战做好思想、组织、物质等方面的准备。

第一，要继续统一思想，进一步凝聚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共识，凝聚“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的共识，坚定对疫情的斗争意志，反对各种自我麻痹的观点。

第二，要加强城乡基层社区党建。用尽可能短的时间开展一轮社区党建补课，让每个党员都承担起联系群众、组织群众的任务。

第三，要加强城乡集体经济。这既是经济发展、容纳就业、对冲疫情影响的需要，也是坚持“动态清零”的物质依托。

第四，要加强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中作用的研究和推广。

第五，要抓紧疫苗和药物的自主研发。

第六，要抓紧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基层医疗体系，制定在疫情高发条件下把公立医院资源疏解到社区的方案，确保在疫情高发条件下，街道以下的医疗机构能够承担80%的普通门诊和急救等业务的正常开展。

五、“防疫至上”就是“人民至上”，不能把“防疫至上”和“人民至上”对立起来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本来就是防疫的目标。健康是1，没有健康，其他的都是0，所以面对新冠疫情这个威胁人民健康的传染病，“防疫至上”就是“人民至上”最直接、最深刻的体现，这本来是非常简单的道理。

有些媒体提出的“人民至上不是防疫至上”的口号，有很大误导性。这个口号的出发点也许是批评层层加码影响人民生活，但是须知，“层层加码”不是“防疫至上”而是对防疫的破坏。把“层层加码”偷换概念成“防疫至上”，客观效果就是把防疫和人民利益对立了起来，这个说法是造成相当多基层干部群众对疫情防控思想松懈、准备不足、工作不足的原因。

六、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地方党委政府是当地人民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个说法不错，但只说这一句是不完整的。

对慢性病、非传染病等主要由个人生活方式决定的疾病，对于抽烟喝酒这类问题，个人责任更大。但传染病防治是典型的公共产品，提供公共产品是政府责任，古今中外，防治传染病都不是靠个人力量能够做到的，所以不宜把主要用于一般健康问题的“个人是健康第一责任人”的说法简单套用于传染病，地方党委政府是比个人更重要的“第一责任人”。

有一些地方政府，坚定按照“20条”，真正做到统筹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如安徽合肥市提出“坚持人民至上，防控寸步不让！”，辽宁省锦州市根据本地是老工业基地、基层基础扎实、退休人口比例高的特点，提出“再坚持几天就能清零、放弃太可惜”的正确观点。这些地方是模范执行“20条”的典范，应该好好宣传和推广他们的做法经验。

七、吸取历史教训，避免“忽左忽右”。既不能“层层加码”，也不能“层层躺平”，更不能搞“放开躺平”的大跃进

有网民评论“今天搞层层躺平的人，也正是昨天搞层层加码的人”。这个说法有相当的道理。

在党史上，多次出现个别干部违反中央精神，把政策要么推向这个极端、要么推向那个极端的情况。把既定的政策执行到极端和走样，引起群众的反感，是消极怠工和搞破坏的一种有效手段。在中央纠正一种错误倾向的同时，他们往往又把政策推向另一个极端，制造另一种错误倾向。前一阶段搞“层层加码”是这样，现在搞“放开躺平”也是这样。我们在疫情防控中，一定要擦亮眼睛，看到无论是搞层层加码还是放开躺平，实质上都是缺乏“四个意识”、缺乏“两个维护”的表现，都应该进行批评和纠正，而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比如，有的人口大省已经宣布放弃了“落地检”，这就是完全不符合中央“二十条”第15条“严格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避免战线扩大、时间延长，决不能等待观望、各行其是”的精神的。要坚决避免各地这样自行其是、层层躺平的做法。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曾说过：“最后的胜利，往往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事实证明，谁坚持到最后谁就能看到曙光，谁有不屈不挠的精神谁就更有胜算。只要坚持下去，一定能够迎来战胜疫情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