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压迫就会有反抗！
古巴应对污名压力的方式是呼应西方国家内部争取族群平等和社会正义的民权运动，拉拢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左翼势力和平民大众。
古巴革命政权向西方民众开放，组织了各种活动，邀请西方左翼人士到古巴实地考察，革命刚刚胜利时，就有美国媒体进行了正面报道，“这是争取自由的革命，是为了终结古巴人民长期经受的酷刑和恐怖”，美国记者约瑟夫·诺斯称他的使命是向左翼读者宣传古巴革命的重要性，“我不仅要让所有美国人了解真相，而且要激发美国人自己的使命感，美国人可以从古巴人的行动中知道如何创造尊严、争取幸福。”
欧洲也来了一大批支持者，包括著名哲学家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德·波伏娃，他们视古巴为战斗的最前沿，是拯救旧世界的一剂猛药。美国的罗伯特·席尔和莫里斯·才特林写道，“古巴革命首先是一场经济革命，它是社会和文化进步的关键。”
让·保罗·萨特
西蒙·德·波伏娃
由于古巴革命具有多种族联合斗争的性质，它还被赋予了反种族主义的色彩。
1959年革命期间，卡斯特罗针对种族问题发表了反对种族歧视的演讲，“我们都拥有或浅或深的肤色。没有人能够认为是纯种的人，更不用说什么高级的种族了。”格瓦拉也发表演说，“革命还没有发展到让人们能够理解黑人和白人其实是一样的，现在，我们正在为了全体古巴人民，为了平等，为了反对歧视而斗争。”
1960年7月，具有官方色彩的古巴“真相行动”（0peration Truth）组织邀请多位美国著名左翼作家和记者到古巴考察，此次参观活动产生了大量宣传古巴革命的新闻作品，展现古巴革命对种族解放和黑人民权运动的意义，它们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刊登在美国和欧洲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传媒平台上。
其中，一位叫罗伯特·F·威廉的记者根据在古巴的所见所闻创造了“黑人民族主义”的概念，他自己也由此声名远播。威廉还将古巴的黑人爵士乐带到美国，让美国人在文化层面看到古巴种族多元、平等共生的一面，人们对古巴革命叛逆者的简单认知得到充实和改善。
罗伯特·F·威廉与毛主席
古巴不仅争取西方阵营里左翼势力的拥护，使普通民众对美国政府施加的污名免疫，还凭借独树一帜的革命成就，成为第三世界争取进步、与帝国主义斗争的旗帜。
1966年1月，亚非拉团结组织成立大会在哈瓦那举办，标志着古巴正式擎起了第三世界领导者的旗帜。这场会议吸引了82个国家的代表齐聚哈瓦那，会议的宗旨是“加强亚非拉的反帝斗争”。
万隆会议
在提出复兴万隆精神的方案后，古巴利用会议突出了拉美在第三世界的地位，并将自身确立为反帝反霸革命的领导者，古巴代表声称，“是古巴革命调动了亚非拉被剥削阶级的革命热情，1959年1月革命的胜利以及1953年7月攻打蒙卡达要塞的战斗在世界民族解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967年，格瓦拉一边赞誉越南反抗美国的斗争为第三世界做出贡献，一边仍不忘提醒世界，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是反帝斗争的舵手。
何塞·马蒂
以格瓦拉为代表的古巴革命者在国际场合传播他们的反帝反霸理念，这个理念塑造了古巴的榜样形象，并让大家认可由古巴来领导亚非拉人民抵御美国的军事入侵和经济扩张。一位古巴记者写道，“与古巴站在一起，是拉美以及第三世界人民防御美帝国主义入侵的最好的方法。”
塑造第三世界国家榜样的国际形象不仅是古巴在世界舞台上发声的修辞手段，而且成为古巴最独特的国际主义策略。古巴的这种自信来自对自身革命目标的定位以及对国际大环境的判断。古巴认为第三世界是由有色种族和无产阶级主导的新社会，人们对内期望消除种族和阶级对立，实现社会平等，对外要实现完全独立自主、摆脱霸权和新殖民者的控制。古巴认为自己实现了这一目标，可以凭借意识形态的代表性和经验上的丰富性获得在第三世界的特殊地位。
古巴的国际主义策略不仅来自社会主义传统，还来自本土民族英雄和拉美革命先驱的反帝理念，前者根植于古巴独立运动和革命的本土经验，后者深藏于对18、19世纪拉美解放运动中对抗欧洲宗主国的历史记忆。比如古巴的民族英雄何塞·马蒂曾经说过，他的每一天都面临着为保卫古巴而牺牲的危险，他要时刻保卫古巴防止落入美国的手中。古巴领导人相信，要保卫古巴的革命成果，必须联合拉美以及世界各国的革命和反帝运动，只有在其他国家推广左翼革命、支持社会主义政权，构建全球范围内的革命联合体，古巴才能真正实现对美国的反向污名。输出革命不仅可以解除美国对古巴的压力，还使美国蒙受资本主义圈子缩小的损失，承受第三世界对其霸权行为的共同抵制和对抗。古巴输出革命的首要地点是近在咫尺的拉美国家。1961年，格瓦拉在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上发言，阐明古巴在世界范围内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内涵。卡斯特罗也在多个场合谴责美帝国主义在拉美的霸道行径，宣称古巴要与拉美其他国家联合起来进行反帝斗争。1962年，古巴革命政权将输出革命付诸实践，在拉美积极推动游击战争，以推翻追随美国孤立古巴的相关国家政府。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古巴向拉美的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多米尼加、萨尔瓦多、格林纳达、尼加拉瓜、巴拿马、秘鲁的左翼政府和革命力量提供了各种形式的支援。在形式上，古巴有时会派出本国士兵加人当地的战争，格瓦拉就于1966年组织了一支小型古巴军队远征玻利维亚，格瓦拉本人在这次行动中牺牲。不过由于资源有限，输出革命的重心是给对象国提供训练和补给上的援助，比如在六十年代，大约有两千名拉美各国游击队员在古巴学习游击战技术。除了拉美，正在经历民族解放运动的非洲大陆也是古巴输出革命的重要舞台。在北非，古巴是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临时政府的国家，并且向民族解放阵线提供政治和物资上的支持，以帮助阿尔及利亚的反法斗争。阿尔及利亚于1962年独立，当阿尔及利亚在次年遭到由美国支持的摩洛哥王朝入侵时，古巴向阿方派出了军事力量，这是古巴首次尝试以雇佣军的形式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的反殖反帝斗争。阿尔及利亚后来在非洲大陆的革命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且成为其他非洲革命者与古巴建立联系的中介。古巴输出革命后来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1964年，在西方国家镇压刚果（金）的革命起义后，格瓦拉前往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世界上所有自由人一定都做好了准备，为刚果报仇。”格瓦拉接着去帮助刚果(金)的革命者，并于1965年连续去往多个国家，会见了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几内亚及佛得角独立党等革命和独立运动领导人，试图让非洲的革命者明白他们正在进行的是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1967年，格瓦拉在《创造两个、三个乃至更多的越南》的文章中号召第三世界加强对越南反美斗争的支持，人们应该主动拿起武器，效仿越南，与美国进行殊死抗争。除了拉拢西方国家左翼势力、树立自身在第三世界榜样形象和输出革命，古巴还派遣各行各业的人员参加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建设，人员包括教师、医务工作者、技术专家、建筑工人等，据统计，1978年，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就有大约11000名古巴公民从事教育、公共健康、工业技术等劳务援助，古巴的国际主义实践成为国际主义精神独一无二的篇章。
冷战后古巴应对美国污名的措施
冷战结束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迷期，民族解放运动告一段落，第三世界作为统一战线的概念也完成了使命。在严峻的内外形势下，古巴的主要任务一是维护政权和体制的稳定，二是激发经济发展活力。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古巴经历了经济和社会体制的转型，确立了古巴社会建设的新理念以及与之对应的国家身份认知，古巴的内部身份以“繁荣和持续的社会主义”为核心标签。新的身份认同决定了古巴必须放弃输出革命的策略，为了获得经济社会建设的外部保障，必须融入世界体系。在应对美国施加的污名压力时，虽然古巴不承认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价值和规范，但是随着内政的变迁以及多边主义国际环境的来临，古巴以自己的方式逐渐融入到后冷战时期的主流国际社会。同时，古巴以人道的国际主义策略争取更为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体系，谋求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秩序。尽管古巴放弃了输出革命的策略，但是美国仍然无视古巴主动寻求改善关系的意愿。冷战结束伊始，老布什政府全面强化了对古巴的意识形态战争和制裁措施，美国之后的几任总统都延续了对古巴施加污名压力的政策。美国继续将古巴划为国际社会的另类，最典型的是指控古巴为“流氓国家”，形容古巴一只脚已经迈入了坟墓，不知悔改、不懂得吸取历史教训。克林顿的助理国务卿莱克曾经界定“流氓国家”，称他们游离于以民主和市场为特征的国际社会，顽固地坚持封闭的国家体制。美国认为“流氓国家”内部的专制特征和经济上的封闭性是对“普世价值”的藐视，违背了“正常”的标准。2004年圣诞节期间，美国的古巴利益代表处在哈瓦那驻地楼房外装饰了75盏灯，用以象征被古巴政府抓起来的75名异见人士。美国拒绝古巴政府关于撤掉这些灯饰的要求，古巴当局在大街上悬挂美国军队虐囚丑闻和社会中黑暗新闻的照片，并配以“美国制造”的标语。古巴针锋相对地反制美国的污名，可以抵消美国将古巴制造为唯一恶之“他者”形象的影响。同年，美国国务院负责裁军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博尔顿用指控法西斯的修辞，指责古巴是“邪恶轴心”国家。美国国务院还多次将古巴列到“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上，直至2015年，美国才将古巴撤出支恐名单。这些臆断的指责招致了古巴的强烈反对，卡斯特罗多次撰文，指控美国对古巴的敌对行为是一场种族灭绝行动，是真正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针对美国对古巴制造化学武器的无端指控，卡斯特罗结合涉及人类整体利益的国际热点，批评美国在全球推广基因控制技术，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和社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1992年，美国通过《古巴民主法案》，禁止美国公司在海外的分支与古巴进行任何经济往来，禁止停靠古巴港口的船只在半年内停驻到美国港口，古巴指责这一制裁法案穷凶极恶，不仅严重损害了古巴的国家尊严，更使古巴人民承受由霸权国家强加的人道主义灾难。1996年，《赫尔姆斯—伯顿法案》将经济制裁措施法律化，规定在古巴开启民主化进程之前不得取消制裁。法案剥夺了与古巴有经济联系的外国法人进出美国的权利，极大恶化了古巴的外部环境。这两个极为严酷的制裁法案面向国际社会，将古巴贬低为必须改过自新的另类。要求国际社会一道孤立古巴终究是美国的一厢情愿，与冷战后的多边主义和人道主义潮流相悖，反而让古巴获得了理解和同情。加拿大很坚决地回应美国，“我们反对由美国国会来告诉我们应该如何与第三方国家相处。”欧盟也抱怨美国的单边法案十分霸道，将主权国家之间的自愿交往囊括进单边制裁措施，严重违反了WTO规则。面对国际社会对“强权即公理”逻辑的反抗，美国不得不一再推迟相关条款的执行，直至涉及第三国的规定不了了之。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还针对美国的制裁禁运法案出台了反制措施，继续与古巴的正常交往。加拿大与西班牙成为古巴在西方世界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尽管面临内部困境，古巴没有放弃对亚非拉国家输送包括技术人员在内的人道主义援助，这种援助已经从输出革命的手段变成了国际主义精神的实践。截至2005年，古巴已经有来自各行各业二十余万的志愿者在160个国家进行免费或低偿服务。这种以小国身躯进行大规模对外援助的现象在国际社会极其罕见，其效果是极大提升了古巴的国际形象。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在1995年召开的南部非洲—古巴团结大会上盛赞古巴，称尽管南部非洲的解放事业已经取得了重大成绩，古巴的医生、教师、农业技术人员以及其他志愿者仍然在为南部非洲摆脱贫穷而驻守，曼德拉表示南非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古巴这种无与伦比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国际论坛上，古巴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声援。2009年，第39届美洲国家组织大会决定废止中止古巴成员资格的1962年决议，拉美各国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帮助古巴尽快重新融入西半球大家庭。1992年以来，古巴每年都向联合国大会提交反对美国封锁的提案，在历次投票中，赞成古巴提案的国家越来越多，直到2014年10月28日，联合国大会以188票对2票连续第23次谴责了美国对古巴的制裁政策，仅有美国和以色列对制裁谴责案投了反对票。2020年10月16日，“中古关系60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美国拉拢国际社会一起对古巴施加污名压力的行为最终导致自己在古巴事务上被世界其他国家孤立。在后冷战时代，美国高估了自己打压古巴的能力，执意延续对古巴的污名，反而凸显了古巴的受害者形象。美国一意孤行的政策恶化了古巴经济社会建设的外部环境，造成人道主义灾难，而不顾古巴融入国际社会的意愿和各国对古巴身份认知变迁的理解与承认，美国反过来成了不得人心的越轨者。古巴迎合国际社会的多边主义和人道主义潮流，针锋相对地回应美国宣传攻势，揭示了美国的霸道行为以及国际体系等级制度的非正义性，使各国认识到美国的霸权地位与新的国际主义平等价值之间有根本的矛盾。也使自己摆脱了被进一步贴上污名标签的危险，乃至甩掉了革命时期咄咄逼人的形象，实现了国家身份的延续和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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