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被污名化的中国人

2004年，在多哥共和国首都洛美，一个在服装业内冉冉升起的多哥女商人在家中被谋杀。她被四个闯入者锁在柜子里，打断了腿，饱受折磨后死去。

由于家中并无财物失窃，死者生前又通过从中国进口仿非洲蜡印布料发家，各种恐怖流言一时甚嚣尘上。

有人说她在从中国进口仿蜡印布料的同时也运输毒品，动了别人的蛋糕；有人说她是不同黑帮火拼的“炮灰”；有人说谋杀她是为了震慑收受贿赂的海关官员。

在这些流言的背后，藏着一种流行话术：“中国魔鬼”（Chinese devil）。

这类流言在非洲并不罕见，中国商人和与中国商人往来密切的非洲商人被流言传为女巫男巫也并不罕见。

这是一种典型的替罪羊心理——在一个整体凋敝、衰败的经济里，在一个整体黑暗、腐败的社会里，竟然有人能白手起家，积攒财富——那TA一定是在摆弄巫术！

巫术指控之外，关于中国商人的抱怨、敌意和排挤，也从未停歇——有说中国人勾结腐败官员压榨民膏的，有说中国人用山寨品玷污了非洲民族服装，败坏传统文化的……

而这一切，都要从印度尼西亚一种美丽的布料说起。

非洲蜡印其实来自非洲之外。19世纪，荷兰殖民者注意到了东印度殖民地本土的蜡染服装——用融化的蜡在布料上画上图案，随后染色。荷兰人于是开发了机器印花技术来模仿蜡染，试图打入印尼本土市场，却惨遭嫌弃——如此生产的服装没有“蜡味儿”。

然而，当荷兰人把这些服装运到西非殖民地时，却大获成功。随后，英国、瑞士等国也相继加入蜡印服装产业，并针对非洲人的喜好不断革新。蜡印的时尚大潮席卷了整个非洲。

殖民时代，欧洲殖民者利用非洲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生产纺织品，销往全球；二战后的数十年里，全球殖民地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欧洲的殖民统治也土崩瓦解。

离开非洲的殖民者挥一挥衣袖，带走了先进技术、设备和大量熟练工人。非洲各国的纺织业几乎一夜回到解放前。非洲人民的衣着仍长期依赖欧美国家的（二手）服装进口。

但起源于印尼和荷兰的蜡印布料和服装却永远地凝结在非洲的历史和文化之中——它们早已成为非洲多国的民族服装和文化认同的一部分。例如，直到今天，莫桑比克的妇女们出门时通常都会装一件以蜡印花布制成的capulana，以便在进入教堂等正式场合时显示庄重。

其妇女出嫁时，家人和朋友往往也以capulana为其妆奁增色。

于是，并未退去的蜡印花布时尚大潮成为“搏一搏，摩托变奔驰”的大好机遇。非洲诸国缺乏独立的纺织工业，巨大的市场就成了不可多得的商机。

20世纪下半叶，在西非，一批女性商人和欧洲生产商们建立联系，与其沟通非洲的流行趋势，获得独家分销权，建立本土零售网络，由此发家致富，开上奔驰，因此被称为“奔驰妈妈”（Nana Benz，nana用于称呼年长女性如妈妈、奶奶、婶婶）。

其中成功者更是进入政界，为欧洲企业和自己的生意持续游说选民和政客，以争取优势政策。

这一状况持续至中国商人发现了这片商机。

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中国商人进入非洲纺织业。中国纺织品往往都价格无敌——以西非纺织市场的老牌霸主Vlisco（荷兰）和来自中国的新贵Hitarget为例：Hitarget以模仿Vlisco起家。

12码长的Vlisco售价往往高达（折合）75欧，因而要么销往海外非洲人，要么卖给本地富人。而款式和花样相似的Hitarget只要不到10欧，且出货速度喜人——往往Vlisco新品上市两周，中国“山寨”就接踵而至。其他中国品牌也大抵如此。

事实上，在那之前，非洲市场上便一直存在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Vlisco“山寨”。但中国“山寨”在性价比上更胜一筹。于是，非洲消费者们一边抱怨质量差（面料硬、印花模糊、不经洗等），一边用中国山寨追赶Vlisco的时尚浪潮。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Vlisco在非洲的市场份额持续下滑，不得不转变品牌定位以逆转颓势。

对此，赞扬者不吝称为“消费的民主化”——现在，人人都可以穿上美丽的非洲蜡印长袍了！

然而，中国制造的涌入也挤压了当地中间商的蛋糕，特别是“奔驰妈妈”们的生计。

而引入中国纺织品的中间商，特别是“奔驰小姐”们（Nanette Benz，Nanette指代较年轻的女性），则也被连坐。——她们既非生于贸易世家，也无盘根错节的人脉经营，只是去了一趟广州、上海，回来就开上了奔驰。

她们迅速崛起，往往被认为是干了不法之事，谋了不义之财。于是，所谓巫术指控随之而来。

在不正当竞争、倾销劣质商品、无证居留、逃税、官商勾结等等常见指控外，关于中国人“不信神”因而“不可信”的印象在当地最为普及。

这与非洲的社会现实有关：在非洲大部分国家，政府对公共生活的管理十分有限。在市场无序、缺乏法治、犯罪横行的情况下，血缘、氏族和村落和信仰成为人际关系的重要纽带。

对普遍有宗教信仰的非洲人来说，不信神就意味着不与非洲人同受神的约束——没有精神根基——可以无恶不作。不了解非洲本地规则和潜规则的中国商人，往往被指控“越界”。

一个典型的场景是，非洲商人要求先交货、后付款，或干脆等有钱了再付款。这一要求在非洲的情境（非正式经济）中并不突兀，却往往被中国批发商拒绝。这一拒绝在中国的情境中也实属理所应当。

于是，非洲商人认定中国批发商“不信任”自己、“没人性”，不值得继续商业往来；而中国商人也认定非洲商人“不诚信”、“不可靠”，不值得继续商业往来。如此，两两相知，最终分道。

不过，随着中国制造质量的提升和出口商品的多样化，“性价比高”的印象越来越取代了“便宜但劣质”的印象。

当年山寨起家的Hitarget早已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成为非洲妇女们姐妹聚会也不丢面儿的品牌。中国特色的图案如阴阳和年年有余，设计如旗袍立领，也随着中非文化交流的加深而愈发受到欢迎。

这种别致的文化交融或许建立在两个不等式之上—— “西方≠现代/进步”和“中国&非洲≠原始/落后”。于是，“西方的、现代的、进步的”审美和“原料可追溯至某片森林的真品”的大旗往往只能诱惑到少数（或许是自诩的、很可能已身在欧洲的）精英的钱包。实用价值和美学价值的兼具，才是争取普罗大众的制胜法宝。

中国制造的性价比对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积极影响，更不容小觑。面料采购始终是制约非洲服装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即使在经济相对较好，被誉为非洲时尚之都的肯尼亚，服装业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由于设备和技术落后，本地生产的原料不能达到国际标准。布料、纺线、拉链和纽扣都需要进口。

非洲设计师们的设计往往能在非洲时装周崭露头角，甚至在欧洲小有声名，却囿于原料短缺，无法批量生产，只能以小作坊维持。而物美价廉的中国面料的普及使他们的设计可以落地，进而给非洲本土服装业和时尚业带来了机遇。

类似的，其他“中国制造”在非洲的普及也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纺织品、鞋子和摩托车是中国对非洲出口量巨大的三种货物。

价格为日本摩托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贵的中国摩托让非洲大量无业或失业青年有了营生——“摩的”司机。人们一边抱怨便宜的中国摩托让路上多了大量菜鸟司机，一边不得不承认，从无所事事、游荡街头到小本生意、养家糊口，“交通革命”降低了农村地区的犯罪率。

在一些经历了内战的国家，如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摩的”事业更解决了大量退伍军人的生计问题，对社会稳定大有裨益。

这些还只是故事的开始。

如今，越来越多的非洲纺织商人以“非洲制造”（made in Africa）和“真正的非洲”（authentic African）作为品牌策略与“中国制造”竞争；

非洲设计师们则畅想着以非洲设计带动本地就业，复兴民族纺织业，进而告别“中国制造”的光明未来；告别山寨的中国纺织品也面临着更廉价的印度、泰国“山寨”的竞争。

“走出去”并扎根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南非等国的中国纺织企业在为当地（尤其是妇女）创造大量就业和职业培训机会的同时，也面临着恰如当年欧洲殖民者般压榨廉价劳动力的指责；

而中国企业以电商为平台，在非洲自主拓展销售网络，越过非洲本土中间商直接吃蛋糕的尝试，也为“中国魔鬼”的叙事再添元素。

——是魔鬼也是天使，是巫婆也是伙伴，这样冲突而贴切的形象，这样复杂而多元的争议，这样并存的机遇和挑战，正是文化与文化相遇中必然迸发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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