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某知名退休主编媒体人发表了如下言论：

这位胡前主编自从退休后，一直热衷在媒体上发表“中肯”言论，对于他之前各种言论引发的种种争议，这里不评论。仅就这件事来说，笔者觉得这种言论非常不“中肯”。

胡前主编有风险意识，坚持锻炼身体，这值得赞扬。但这位前主编显然没有意识到，一个60多岁的人有能每天做三百个俯卧撑的身体，往往并不单纯因为本人的锻炼努力，起码，这需要在中年时代没有过多的重体力劳动，以及营养不良，蛋白和钙质缺乏导致的身体劳损，没有各种长期得不到妥善治疗的基础病，对于有这些问题的人来说，在解决问题之前，每天三百个俯卧撑或者类似的高强度运动对身体反而是有害的。

然而处于胡主编同年龄段的大部分普通人，总是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法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让普通中老年人“通过锻炼增强免疫能力降低风险”未免是一种何不食肉糜式的奢谈。

胡前主编在这里将自己描述成“做好了承受风险的高危人群的一员”，然而他并没有讲出的事实是，作为一个享有司局级退休待遇的前主编和媒体人，他可以过深居简出的生活，在需要救治时能获得的医疗资源显然也不是普通中老年人可比。所以，他并不应该用自己的“表态”去要求别人“坦然承受风险”的。因为他自己并没有承担那个“风险”，他也不是可能后果的“代价”。

这位前主编以往的各种言论，也经常热衷于将自己带入“普通人”的角色发言，并制造了种种争议言论。然而，正如他的身份让他和普通人在面对疫情时风险完全不同一样，他在退休后仍然能通过公共发言吸引到巨大关注，我想首先可能不是因为他的言论水平，而是他主编的身份经历让他获得了巨大的公共话语权。

正如笔者之前所说，发声不止是一种权利，也应该认识到在这个信息时代，你所拥有的远超常人的公共话语声量实际是一种权力，而这种权力实际上并不是公平得来的，所以媒体和自媒体都是具有一种社会责任的。尤其这位作为官媒出身，我想这种责任并不是在他退休之后就可以丢掉的。制造争议性言论固然可以算作他的个人自由，但以自己并不普通的身份，去替换，遮蔽真正普通人的声音，这显然已经忘记了自己真正的角色和应有的责任。

至于所谓“万分之2.5的重症率”，这更突显这位知名媒体人说话的不负责任。对于新冠疫情来说，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什么专家，一但他在讨论时只讲“XX率 ”而不讲这个率是在什么样的分母，什么样的疫情阶段，以及什么样的医疗和免疫条件下出现，那基本就可以认为对方是张嘴就来。

比如上海疫情前期，某网红专家宣称上海新冠死亡率0.0178%。然而，在上海疫情结束后，由上海疾控中心副主任孙晓冬、复旦公卫学院王伟炳教授发布的最终统计数据显示，上海疫情期间，样本为大于3岁的新冠感染者，61.26万人；累计危重症1485人，另外死亡568人，累计危重+死亡患者2053人；重症或死亡率达3.35‰。这个数据低于香港和台湾的奥密克戎疫情数据，但这是建立在严格封城阻断疫情传播，以及全国医疗力量支援上海的情况下才达成的。

目前广州和北京等地一些专家口中的所谓“低重症率”，实际上是因为这些地方疫情仍然处于极早期阶段，现在的数据对后面可能面临的情况并没有多大参考价值。而目前这些地方都已经实质性的放开了防疫措施，并且短期内很难再出现全国医疗援助的局面。放开防疫措施之后，这些大城市的感染规模很大概率会超过当时上海的水平。介时这些专家和媒体还会信誓旦旦的拿“万分之2.5”来说事吗？

当下舆论场一大症结在于，普通人的声量和发言权往往过小过少，而占据发声高地胡说八道却又不用负责任的人又太多。像胡前主编，我们还可以说他只是忘了自己本来的责任和角色，而我们之前提到过的香港专家金冬雁那种面对外媒一套，本国媒体又一套的两面人，这种危害性行为显然已经不是简单的“责任”问题。

最近在金冬雁与饶毅的几次争论中，我们也能看出来这位香港专家发言中的“科学精神”值得怀疑。虽然在这场争论中，有人质疑饶毅并不是病毒学和公卫出身，没有资格与金冬雁争论，但实际上金冬雁也是肿瘤研究相关出身，在病毒和公卫领域很难称得上是真正有分量的研究者（某网红专家情况类似）。两相比较下，起码金冬雁关于“有哪一个病毒变得越来越凶恶”这个说法是非常没有科学精神的。

今年以来，金冬雁在国内媒体舆论中非常活跃，经常被某些平台邀请发言。比起在20年初名声就坏掉的管轶和一直名声不佳的袁国勇，金冬雁确实是当下在疫情问题上对大陆舆论最有影响力的香港专家，在一些媒体平台上出现的频率和国内那些真正有分量的病毒和公卫专家对比更是鲜明。为什么这样一个从言论到行为立场都明显值得质疑的香港专家在大陆能获得媒体这样偏爱？这恐怕也是大陆一直以来舆论场中乱象长期存在的一个缩影。

提到金冬雁，就不得不提到他的父亲金应熙。金应熙是我国知名历史学家，香港学的创建者之一。他于40年代在港大读书，是陈寅恪晚年的学生。金应熙被我国年轻一代历史爱好者所知晓，多数可能是因为《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该书中讲述了在反右运动期间，这对师徒间的恩怨往事。不过，在改开后，金应熙仍然继承发扬了陈寅恪的学术衣钵。

1978年暨南大学复办,他兼任该校历史系主任 。次年调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1980 年成立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即出任副院长。1987年底赴香港从事香港史研究,应新华社香港分社邀请在香港撰写“香港概论”。1991年6月25日在香港病逝。

金冬雁本人于98年获得香港大学医学博士学位，随后一直在香港工作。比起袁国勇等香港本土出生专家，出生在大陆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金冬雁按理来说，其立场和言行，起码也应该做到客观和遵守职业道德吧？

然而从其一系列发言，尤其是近期对外媒和国内的双面发言来看，明显是知道自己在向内地媒体“说假话”的。我们没法知道什么样的原因让他表现出这样的言行，但内地一些媒体平台显然在不断纵容这种行为。

就像我们以往提到的，我们社会中各领域的精英阶层，在很多问题上的利益诉求是与底层民众背道而驰的。比如我们都知道，在医疗领域一直不乏缩减公立医疗，发展资本市场化私立医疗的鼓吹者。这种声音在19年和20年初武汉疫情时一度达到高峰。当时面对武汉疫情，很多批评矛头直指我国的公立医疗体系，典型的比如我们当时喷过的大象公会的两篇文章。直到武汉疫情我们取得了伟大胜利，国家进一步强调了公立医疗在我国的主体地位之后，医疗私有化的鼓吹才暂时进入低潮。

可以想见，如果疫情管控放开后，真的出现大规模医疗挤兑现象，或者被迫实行了西方那种在疫情期间拒普通人于门外的“分级诊疗”之后，针对公立医疗体系的攻击又可能群起效尤。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我国但凡在公立领域出了什么问题，一些人开出的药方往往都是私有化。动车故事要求废除国有高铁，雾霾现象要求废除国有能源，医疗问题要求废除公立医疗体系。显然从各国历史实践来看，全面私有化是与底层群众的利益完全相背的。

根本上来说，如果精英阶层想在我国的各领域中谋求无节制的利益最大化，就会与我国的国有经济和各种公立体系产生根本性冲突。然而，由于精英阶层和普通人话语权的巨大差异，普通人往往会不自觉的将一些精英看成自己的利益同路人，跟随他们的话语来思考。

比如，因为攻击防疫的需求，最近开始流行起一种批判“人定胜天”的论调，认为这“强行违规自然规律”，“不科学”，相对的，“物竞天择”，“自然淘汰”才是科学。作为普通人不妨想一想，如果没有“人定胜天”，你有多大的概率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如果“物竞天择”，你又有多大概率不是被淘汰的那一个？

矛盾又不得不承认的是，在知识话语权差距依然巨大的当下，一方面我们不得不警惕精英阶层将普通群众的诉求转嫁成自身的诉求，一方面又依赖着精英阶层对普通群众进行各种宣传输出科普。在之前三年的防疫工作中，我们各方面的媒体专家精英在统一领导下，总体还是比较好的完成配合任务。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在最近各地防疫政策剧烈变动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媒体和专家开始自行其是，越来越多不负责任的声音开始出现在媒体舆论之中。

比如前有“广东专家”声称“学界并未确认新冠有后遗症”，实际上这完全是一种话术游戏。而且在国外long covid相关研究报道已经多不胜数的情况下，一再只拿国内到目前都没构成大样本的数据量，以及刚刚感染治愈后的患者群说事，无异于面对可能的危险，却选择把脑袋埋进土里。

这两天又有“北京专家”在央媒上声称奥密克戎重症比例比09年H1N1流行时低，尽管这位专家也强调了这与人群接种疫苗免疫水平提高和国家采取的积极预防策略有关，但是这种比较毫无意义，整个H1N1流行期间，我国总共只有12万确诊案例，而12万感染在奥密克戎时代，很多时候只是一天的感染量。

而且不要忘了，在今年早些时候，央视采访上卫健委专家还在强调从国外数据看奥密克戎病死率是流感7到8倍，在一个多月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专家还在介绍超额死亡概念，长新冠的可能性等等。现在因为政策松动了，另一些相反观点的专家声音就开始在官方媒体上传播，这并不会让民众获得多少心理安慰，只会加剧民众的混乱认识，以及对媒体和专家发言的不信任。

在媒体之外，在互联网的广阔空间上，更多的“信息”在政策开始松动后被迫不及待的炮制而出。如钟南山关于年初香港疫情发言的一段视频被巧妙剪辑后疯狂传播，变成了当下所谓“新冠已经是感冒”的依据，这些信息对普通人显然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只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而推波助澜。而普通人在海量此类信息影响下，只会失去本该有的警惕和准备，茫然的面对可能到来的冲击。

当然，当下仍然还有很多专家学者在坚持发出基于科学立场的声音，只是目前媒体和大众的关注算法已经难以投注于他们身上，当下仍然有很多人在试图科普，试图提醒大家尽快做好心理和物理准备应对冲击。毕竟时间真的很紧迫了，而某些人并不用承担风险和代价，如果我们仍然毫无准备，茫然无知，承担代价的只会是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