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催生了“现代奴隶”

联合国在1956年通过的《废止奴隶制、奴隶贩卖和类似奴隶制的制度与习俗补充公约》，将消除奴役确立为国际法既定原则之一。

虽然奴隶制消失了，但是奴隶并未消失。

在巴黎有3000个家庭奴隶，全球有2700万奴隶，更有激进者认为全球约有2亿奴隶。

上世纪90年代，一个新的概念出现了，叫做“现代奴隶制”，用以定义和传统奴隶制不同的新奴役形式。

美国社会活动家凯文·贝尔斯出版于1999年的《用后即弃的人》描述的就是这种人。

在上世纪90年代，贝尔斯走访了泰国、印度、巴西、巴基斯坦等国家，以了解不同地方的“现代奴隶”问题。这本书是他对这些观察和调研的总结。

在全球化的社会，奴役问题已经是一个现代问题，它的产生和存续，都依赖于现代世界的分工、经济和社会关系。奴隶主用鞭子抽打奴隶逼迫他们干活得情景看不到了。“现代奴隶”中的大多数，在一开始都以为自己参与的是一份雇佣工作或单纯的经济关系，而他们最终发现这份“工作”日益变成了人身控制和奴役。

“现代奴隶”是更彻底的用后即弃的“工具人”。他们更像临时买来的商品，在消耗了其价值，为奴役者带来高额利润之后，就可以扔到一边或者转手出去。

现代的奴役制度，在贝尔斯笔下的泰国色情产业中最为典型。看起来，这些职业都是自愿参与的。但实际上，很多女性，尤其是来自于贫困地区的女性，是被家人“出售”或转介给人贩子的，后者将她们介绍到曼谷等大城市的红灯区。经过层层转包，这些女生成为了性工作者。她们要住在固定的场所中，不能随便离开。她们家庭拿到的钱成为这些女孩需要“努力工作”以偿还的“债务”——她们就因此变成了债务奴隶——不赚够足够的钱就无法脱身。

我们不妨来看看20余人的“永昌饭店”，每月的收支表。

巴西，亚马孙雨林似乎将这个国家分割为两个世界，雨林外是现代化的城市，雨林里则隐匿着肮脏的生意。

在巴西，雨林开发和钢铁产业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两者的产业链都涉及奴役。亚马逊地区有许多的“木炭营”，很多底层工人被营地雇佣来砍伐树木、烧制木炭，供应给钢铁产业。他们看上去是受雇，却只能得到很微薄的工资。雇佣方用债务和暴力威胁控制他们，把他们束缚在工作岗位上。

我们常常以为奴隶制只会发生在落后地区。但“现代奴隶制”和全球化如影随形，比如欧洲也是“现代奴隶制”和人口贩运行为的高发地之一。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17年到2018年的欧盟范围内人口贩卖问题报告，在短短一年间，全欧盟范围内被发现并登记在册的人口贩卖行为就达到了26268人次。这些案例以拐卖人口进入性产业（46%）为主，除此之外还涉及强迫劳动（22%）和家政劳动（5%）等。性别上，女性是这种行为的主要受害者，占了总人次的近六成。未成年人在其中也比例很高，超过三成。

有人也许会猜测，这些人口贩卖和奴役主要是从非欧盟国家到欧盟国家吧？但数据显示，被查获的这些案例中，41%的被贩卖人口是欧盟公民，大多数人都是从其中一个欧盟国家贩卖到另一个。总共10899个欧盟内部的案例中，最多的受害者是罗马尼亚公民（2880人次）和英国公民（2449人次）。而且，以上这些只是被发现并登记在册的数据，它们可能只是整个人口贩卖和奴役产业链的冰山一角。

我们曾经以为，随着人类社会向前运转，人身奴役和人身控制这些人类社会古老的经济模式会愈发减少。但这样的想象忽略了我们社会中资本和生产的长期逻辑：为了维持社会经济和市场的流畅运行，人类社会一直以来都需要大规模的非正规经济——它们被排除在所谓的正规经济之外。后者又必须要依赖这些非正规的部分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能。各种各样的人身控制方式，即所谓的奴役，恰恰是这种非正规体系的必然产物。

历史上最广为人知的这方面事例莫过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看上去是依赖巨大的工厂和大规模的劳动力就业，然而，正如学者斯文·贝克特在《棉花帝国》中所提出的——工业革命的成功和北美殖民地大规模的奴隶种植园经济是密不可分的。被束缚在棉花田上的美国南方黑人奴隶为全球经济的工业化提供了廉价而稳定的原材料。

在这一切背后，其实是“自由”和“奴役”的某种互动。全球化社会提供了更多自由——跨越国境的自由，流动迁徙的自由。但是，它也让许多人可以很轻易地被带离其熟悉的社会环境，远离可以支持和保护他们的社会安全网络，置于各种各样的风险——包括人身控制和奴役之下。尽管跨国流动中，一些人会取得成功，但很多不幸的则可能落入失去自由的境地。

联合国毒品与犯罪控制办公室在202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过去几年间，全球范围内的人口贩运问题不单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我们也不要认为“现代奴隶制”就不会降临在中产阶级乃至普通人的头上。如今社会的“奴役”问题要更广泛、更复杂、情况更多样。“现代奴隶制”的定义本身其实是宽泛的，存在着大量的灰色地带。全球化导致的自由流动和生产关系是现代你奴隶产生根本原因。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人类学教授郑田田等人就在研究中发现，在打击跨国人口贩运和现代奴役问题时，人们常常陷入两难。比如在泰国，要打击红灯区所牵扯到的现代奴隶制度，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严格打击卖淫，把那些被带入产业的女性遣送回原籍，但这常常导致产业地下化，滋生更严重的艾滋病问题乃至暴力；另一种途径是给予这些女性支持，给她们提供医疗资源，但这种模式是治标而难治本。除此之外，在此类问题中，跨国、跨部门协作，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都特别复杂。也正是如此，“现代奴隶制度”才在灰色地带不断发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