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讨彩礼的农村男人：全国每年官司上万，婚姻变成一纸“交易”

文｜南方周末记者 汪徐秋林

南方周末实习生 邹露 谭海燕

责任编辑｜何海宁

杨单最愤恨的是，为了娶老婆，他将积攒的17.6万元当做彩礼给了那个女人。

2003年，杨单15岁，初中没毕业就从四川省达州市的农村来到广东打工。谈第一个女朋友时，对方用尺子量了量地图上广东到达州的距离，就和他说了分手；

2017年，杨单29岁，准备和同样来自四川的女朋友结婚，但见对方父母后，他们说杨单没有单独的房子，这场婚事告吹了；

2019年，杨单31岁，趁着放假回家，在达州一家婚姻介绍所登记了信息。2020年8月，婚介所的负责人说有个名为柏雪的女人比杨单小两岁，离过婚，再婚彩礼只要2.8万元，其他什么都不要。

说媒当天，2020年8月12日，杨单就在家里见到柏雪；第二天，柏雪告诉杨单，觉得双方挺合适，可以结婚；第三天，他们交了拍婚纱照的定金。

杨单看来，这是一个节俭、会过日子的女人。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他家时，柏雪会主动搞卫生、给杨单和家人端茶送水，即使两人一起去买菜，她也“非要把价钱从1块讲到8毛”。

杨单觉得娶这个媳妇是“占了一个大便宜”，“毕竟钱又不多，按照我们当地行情，两三万彩礼是根本不可能娶到媳妇的”。

但实际上，随后3个月里，杨单先后以订婚红包、媒人红包、彩礼、亲戚见面礼等各种名义，给了柏雪等人共17.6万元。而领证12天后，柏雪就向杨单提出离婚。

此后一年多，双方多次诉诸法庭，在请求离婚的同时，也就彩礼如何返还争执不休。

作为男女嫁娶的古老民俗，彩礼在中国乡村已盛行两千多年。但近十年来，在一些省份特别是农村地区，彩礼金额快速上涨，达到30万元甚至更高，男女双方因彩礼返还而诉诸法院的纠纷也呈上升之势。

南方周末记者用“彩礼”“返还”为关键词，在裁判文书网搜索发现，2014年以来，每年此类判决书公布的数量均有万余。根据企查查平台数据显示，当前因彩礼纠纷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人数也达11181人。

直至现在，据杨单自称，他也不知晓柏雪的家庭和过往。三个多月谈婚论嫁的相处中，杨单对柏雪的认知都来自对方讲述：来自遂宁，父母在西藏偏远地区打工，有一个弟弟，离过婚。由于父母见面不便，柏雪将家中已嫁到达州的长辈“幺姨”赵梅介绍作为二人婚事的见证人。

2020年9月，赵梅提出，杨单给的彩礼太少，随后，双方在赵梅的安排下，重新走了一遍相亲、订婚流程。所谓“相亲见面”，是指男方按照当地风俗，在相亲时给女方、女方父母和媒人“见面礼”“谢媒礼”等红包。3天后的正式订婚礼上，杨单除了将名为定亲礼的3.32万元交给赵梅，又另外为赵梅一家5人各准备了1800元的“亲戚红包”。“1800元的亲戚红包已算超高了，我们正常的行情其实是两百”。

杨单介绍，这几年在达州农村，男方如果要结婚，除了8万-10万元彩礼，还需负担包括女方见面礼、媒人礼金、三金、改口费等多项支出，“起码得出20万-30万元”。

交了各色礼金之后，赵梅和柏雪在订婚当天给他写下了一张3.32万元的订婚礼单收据，收据中说明：“如后续柏雪欺骗或悔婚，会退还杨单彩礼和结婚期间的所有费用。”

这张单据成了杨单的“定心丸”，10天后，杨单又将一笔12万元的彩礼转到赵梅的账户中。当天，他就和柏雪登记结婚了。

但柏雪婚后仍住在赵梅家中。相处三个多月来，双方曾因生孩子、彩礼金额数量等原因多次起过争执。杨单记得，有一次柏雪说“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他说“离婚可以，但你要把彩礼都退给我”。直到2020年12月15日，杨单收到了来自法院的传票，他才意识到，原来对方所说的“离婚”并不是开玩笑。

在双方第一次离婚的庭审记录里，柏雪说，杨单对她展现了极强的控制欲，具体表现为她出门需要随时接听杨单的电话，向对方发送视频，并报告位置。自己无法接受对方的控制行为，遂提出离婚。至于需要返还的彩礼，柏的代理律师认为实际彩礼为8.8万元，剩下的花费都用在三金和购买衣物上，因此退还8.8万元的60%较为合理，余下的订婚红包、见面红包则不需要返还。

杨单则坚持，自己在短时间内为结婚花去大量钱财，柏雪在领证后提出离婚，属于“骗婚”。

根据法院认定，杨单共支付了5200元的见面礼、2.8万元的订婚礼和11万元的彩礼，还有亲戚红包、媒人红包、衣物、戒指等若干支出。但柏雪未能提供证实夫妻双方感情破裂的证据，这次诉讼以法院不判决离婚结束。2021年1月18日，杨单又提起离婚诉讼，请求法院撤销二人婚姻关系，要求柏雪退还彩礼及其他各项支出共17.6万元。

尽管从1950年制定的婚姻法开始，中国便确立了婚姻自由原则，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但实际上，近年因彩礼纠纷衍生出的官司层出不穷。

南方周末记者通过查询裁判文书网发现，在彩礼返还的纠纷中，河南、河北、安徽、山东、甘肃等地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受理情况较多。

安徽省合肥市的律师余智明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了一起他于2019年接手的案件。这起案件中，男女双方经人介绍认识后，很快决定办理结婚登记。为了筹集彩礼，男方家庭找亲戚朋友借钱，最后将15万元“红包”交给女方。但婚后一段时间，男方发现女方婚前从事足浴行业，有一次还当场发现对方与异性的不正当行为。事后，男方家庭要求女方返还彩礼，但女方及其家人并未对此做过多回应，并离开合肥外出工作。

最后，男方提起离婚诉讼，并要求女方退还彩礼。法院认定，由于双方婚后共同生活时间短，男方借钱给付彩礼也导致其婚后生活困难，便要求女方返还部分礼金。但令男方没想到的是，女方非但没有依法院裁决执行，反而以离婚为由要求分割婚前男方父母在合肥出资购买的一套婚房。这起围绕彩礼展开的离婚官司，最终以双方达成调解意愿、男方给女方“补偿”了一万多元结束。

多位律师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在判决中，会对如下几种情况支持返还彩礼：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至于男女双方的过错是否影响彩礼返还比例，则需要考量案件的实际情况。

来自河南省三门峡市的律师杨妍志向南方周末记者提起她代理过的两起案件：第一起案件中，男方婚前给付了九万左右的现金彩礼，尽管双方没有举办婚宴，但办理了结婚登记。双方相处3天后，女方搬回娘家。鉴于此，法院最终判决女方返还男方60%的彩礼。

而在另一起案件中，男女双方举办了传统意义上的婚宴，在没有办理结婚登记的情况下，共同生活了一年半时间。在此期间，男方常在外地工作，女方作为护士时常昼夜颠倒，双方感情走向破裂，多次调解无果后，男方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女方返还彩礼。最终法院一审判决女方返还80%的彩礼。

南方周末记者观察发现，在部分彩礼金额较高的农村地区，男性若想结婚，一个共同的渠道就是婚姻中介。

来自安徽省宿州市的红娘纵姐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自己每撮合成功一对恋人，即双方确定恋爱关系，男方需要给红娘2000元，女方不用给钱。根据纵姐观察，目前在当地婚恋市场，“门当户对”是非常重要的考量指标，“大专的要找大专的，本科的要找本科的，有工作的要找有工作的，基本都是这样”。

同样居住在该市的红娘朱乃红说，通过红娘介绍的婚姻，男女双方结婚时的彩礼通常会由男方的家庭条件和地域共同决定：市区和矿区的男性找对象，在有房有车的前提下，就是八万八或九万九；到了农村，即便男方有自建房，也会要求男方有一套商品房，此外还需要准备三十万元左右的彩礼。“即便二手（婚）的女性，最少也都要二三十万（彩礼），而且我这里登记的离过婚的女性比没结过婚的还要多”。

“这样的婚姻没有爱情，全是金钱交易。”她向南方周末记者抱怨。

杨单回忆，自己通过婚姻中介所认识柏雪，就向中介缴纳了1200元的见面费。交过这笔费用后，男女双方可自行约见、私下见面。“但后续如果出现法律纠纷，中介是没有责任的”。

山东省菏泽市的农民李家义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按照当地水准，托媒人相亲的费用在10000元左右。他于2021年10月花了9000元钱请村子里的媒人帮忙介绍对象，这位媒人找到一位中间人，中间人再找到另一位媒人，最终给李家义介绍了来自临沂的魏文美。

7天之后，二人订婚，李家义给对方转去了99000元的订婚礼金。次月，二人登记结婚，李家义又在结婚当天给魏文美转去11万元的彩礼。

听媒人介绍时，李家义得知魏文美离过婚，但结婚登记后，李家义才发现魏文美有过3次婚姻，最近一次离婚，正是与李家义订婚之后。

1990年出生的李家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上面有三个姐，父母都是农民，家庭条件不好，村里适龄女的少，自己一直不好找对象，也就没啥挑的。”

但领证不到一个月，还没办婚礼，魏文美就开始与李家义吵架分居。感情破裂后，李家义本想通过离婚诉讼将彩礼要回来，魏文美却说，是对方不愿和她一起生活，自己在外面欠了债，与前夫还有一个儿子需要抚养，这笔钱没法退。

杨单看来，花钱娶媳妇本是一件美事：对方有工作能力可以给家里挣钱，还能帮他生小孩，只要那个媳妇还在家中，“不要说彩礼花二十几万，就算再花个二十几万自己也都不会亏”。但他现在发现，这场婚姻反而像给了女方“赚钱的机会”。

杨妍志分析，一纸婚姻闹到法院，双方实际已没有感情可言，特别在农村地区，经媒人介绍而成的婚姻更缺乏感情基础。这位律师观察发现，农村地区男性对于结婚的想法大多是为了“过日子”，婚前可以容忍女方很多缺点，而婚后女方一旦表现出行为和思想上的任性或不忠，就会让男方觉得这是一种“骗婚”，“我给你钱了你还不跟我过日子吗？”

在四年多的民事诉讼代理中，杨妍志看到很多男性在咨询时，仍停留于“骗婚”的概念上。“在他们的理解中，给女方支付彩礼，也办了婚宴，但不跟他生活，那就是‘骗婚’。”

不过，“骗婚”确实存在。来自湖北省黄冈市的律师王楼代理过多起利用婚姻骗取钱财的刑事案件，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法院在甄别案件究竟属于“彩礼纠纷”还是“骗婚”时，主要会从证据角度，甄别对方的目的。“比如公安机关调查发现，你确实只有这一次婚姻，一般不会定为婚姻诈骗，但如果连续多次结婚、频繁索要财物，或者有其他恶习，就有类似可能。”

而在地方习俗中，男女双方无论是否登记结婚，只要是办了婚宴，便被认为已经结婚。至于女方为何不愿返还彩礼，余智明分析，这通常是女方父母认为双方确实举行了习俗意义上的婚姻，村落的亲朋好友都知道女方出嫁的事实，这对女方再婚产生了影响，所以彩礼更像是“对女方家庭未来的名誉或者身心上的补偿”。

来自四川省内江市的红娘安姐则谈到了更为现实的问题：女方家还需要彩礼给她的兄弟娶亲。安姐就遇见过一对年轻夫妻，双方已经有了个一岁多的孩子，但老丈人还有个儿子没结婚，他朝女婿要20万彩礼，不然就把女儿和娃带回娘家，男方最后没拿出来，“那个女生还真跟老丈人走了”。

南方周末记者未能联系上柏雪，但针对为何不愿将彩礼退还给李家义，魏文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自己找男人就是为了依靠对方。与李家义结婚，闹翻后不退彩礼是“他耽误了我”。“我没有生活来源，也没有工作，前夫还不给孩子抚养费，我花钱带着孩子，不靠他的话，自己为什么要嫁给他？”

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研究学者、原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李慧英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农村地区的彩礼纠纷，男方觉得自己吃亏，女方也觉得自己吃亏，大家算的都是物质账，好像得到了钱，心理就能平衡。“无论女方的父母还是男方，甚至是女方自己，都会把自己商品化。”

但这类纠纷的根源，还是在于农村地区本身的社会结构极其不平衡。只有改变女性从夫居的传统和农村集体土地资源的分配，给女性留一条后路，才能改变这种情况。如果女方在结婚时连彩礼钱都没有，一旦离婚她就彻底什么都没有了。不过，“用彩礼去衡量人的价值，实在是女性的悲哀”。

（受访者要求，柏雪、李家义、魏文美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