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没有人能够讨厌李安。
纵使在他31年的导演生涯中，已经拿下了三座奥斯卡奖杯，两座金狮奖，两座金熊奖，成为了世界影坛最重要的华人导演之一。
但出现在不同场合的李安，依然谦虚，温和，说话声音轻柔，他拒绝被称为“大师”，形容自己只是一个“被老婆骂的普通人”，认为获得的成功不过是“比别人更加努力”。
而在中文互联网上，除去对他作品的讨论，李安还有另一个身份——用来消解人生难题的表情包。
其中最有名的，是李安在纪录片《打扰伯格曼》中讲出的那句：“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
在互联网上，网友们将李安在不同场合的发言收集起来，打造出了一整套“安式哲学”，比如：
关于理想，他说：“我没有理想，我只爱幻想”；
关于事业，他说：“我每天都至少想要放弃三次”；
关于专注，他说：“我这个人在做梦的时候，比较专注”；
关于婚姻，他说：“我的婚姻没什么不同，就是被老婆骂”。
这些不同的切面，构成了一个生动的李安，而跳脱出这些片段，究竟是什么塑造了李安，或许是一个复杂的课题。
少年时期，他在台湾省屏东县的台南一中读高中，那是彼时台湾南部最好的高中，校长是他的父亲。那时李安正处青春期，驼背又害羞，他不太叛逆，但对书本没什么兴趣，因为成绩不好，每每在学校走廊里遇到父亲时，李安总会选择绕着走。青年时期，他无视家人的反对，独自前往美国学习戏剧，最初身处异乡的日子里，他的英语很差，交不到什么朋友，在班级里，李安存在感极低，总是独自坐在最后一排埋头写笔记。中年时期，他从电影学院毕业，经历了长达六年无戏可拍的日子，那几年，他只能待在家里，一边写剧本，一边看孩子与做饭。那时的李安挣不到什么钱，家里的开销都由妻子承担，在第二个儿子出生时，李安的银行卡里只剩下43美金。这些经历层层叠叠地被放置在李安的人生中，影响深远——纵使在之后的日子里，他成为了“站在顶端”的导演，却始终没有过盛的自信。另一方面，李安的成长经历，也让他将自己定义为一个“永远的局外人”。因为父亲李晟是1950年从江西去往台湾，所以虽然生长在台湾，但李安却一直被视为是“外省人”。长大后，他跟随父亲回到大陆探亲，又是以“台胞”的身份被接待；再后来，他独身一人去往美国读书生活，又成为了“外国人”。就像不断掉落在缝隙里，李安在自传中形容自己为：“一辈子都是一个外人”。但也正是这些过往的人生，让李安可以拥有更多的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将更多的细节填入他镜头下的电影故事中。回头看，以第一部电影《推手》为起点，到之后的《饮食儿女》《卧虎藏龙》《色戒》，再到《断背山》《少年派的奇幻之旅》——31年来，无论是拍摄家庭、江湖、时代或者是奇幻故事，李安都能够自由切换。如同一块时刻干燥的巨大海绵，李安吸收着这个世界的能量，在一部又一部电影中，他创造世界，角色，与关系。那是在小学一年级时，他跟随母亲去朋友家做客，无意间被一只小狗咬伤后留下的伤疤，随着年纪渐长，伤疤渐渐在李安的脸上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坑。后来，李安在采访中讲起这个“人造酒窝”，他说：“因为这个酒窝，很多人都觉得我好接近，我在无意之间就变得很甜。”1954年，李安出生在台湾省屏东县，与他一起长大的好友形容年幼时的李安为：“不爱说话，常常傻笑，很受怜爱”。那时，年幼的李安最喜欢做两件事——啃甘蔗与看电影。一方面，是因为在他成长的那个年代，电影是最佳的娱乐方式，所以一有空，母亲便会带着李安去电影院看电影。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身为教育专家的父亲，工作常需调动，所以李安也只好不断转学，这也导致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始终没有固定的玩伴。那几年，李安跟随父亲先后前往台东、屏东、花莲、嘉义等城市生活，并最终定居台南。在当时，台南一中是整个台湾南部最好的学校之一，而作为长子的李安，则被父亲寄以极大期望，他希望儿子能和自己一样，在日后成为一名老师。后来，李安回忆起自己的高中生活，脑海里只留下了两件事情——上学以及补习。在父亲的安排下，高中时期的李安一星期要补习10节课，给他补习的全是当地的名师，但纵使如此，李安的成绩依旧没有任何起色。1972年，18岁的李安第一次参加大学联考，却最终以六分之差落榜，在家补习一年后，第二年，他又因为过于紧张导致肠胃病，最终数学只考了0.67分，再次落榜。这件事情给李安造成了极大打击，他形容那时的自己为：“感觉天都要塌了，人生这辈子就要毁掉了”。父母担心李安做出极端的事情，甚至叮嘱弟弟李岗，“盯好”哥哥李安。
少年时期的李安
两次联考都以失败告终，李安报考了台湾艺术专科学校影视科，并成功考取。在李安入学当天，父亲因为对学校不满意，在把李安送到学校后，父亲独自回家大哭了一场。或许对于父亲而言，进入艺专是无奈之选，而对于李安而言，却成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后来，李安在自传中如此写到：“进入艺专后，我突然发现，原来人生不是千篇一律地读书与升学，我从小到大所信守的方式并非唯一。”在学校里，李安开始接触影视制作，同时因为“长相忧郁”，他得到机会以主演的身份尝试出演舞台剧，并获得了台湾话剧金鼎奖大专组最佳演员奖。在这一过程中，李安觉得自己身体里的某个开关被打开了，他开始感受到戏剧的魅力，也渐渐摸索出了一些尚且模糊的方向。李安觉得庆幸，属于自己的人生电影，终于在第一篇章将要结束时，迎来了第一个高潮。那是1978年，李安只身前往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戏剧导演专业，开学第二周，李安和一群留学生开车前往芝加哥附近的盖瑞城，去观看青少年棒球冠军赛。
李安与林惠嘉旧照
彼时，林惠嘉在伊利诺伊大学攻读生物专业，因为同样来自台湾，那一路，李安与林惠嘉聊了许多与家乡有关的话题。在这之后，李安常常约林惠嘉一起学习与看电影，一个学期过去，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1981年，在伊利诺大学毕业后，李安又考入纽约大学电影制作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并且在入学的第三年，与林惠嘉在纽约市政府登记结婚。登记那天，是两人恋爱五周年纪念日，婚礼办得十分简单，两人只请了几十个好友，找了个厂房，举办了一场舞会。后来，李安形容那场属于自己的婚礼为：“寒酸且乱七八糟”。在参加完婚礼后，李安的母亲甚至哭着拉着林惠嘉的手说：“对不起，我们李家对不起你，给了你一个这么寒酸的婚礼”。后来这一幕被李安改编成了电影片段，放置在了电影《喜宴》之中。1985年，李安顺利从纽约大学毕业，取得硕士学位，他将自己的所有行李打包放入八个箱子内，准备回到台湾发展。然而在行李即将被寄到港口前夜，李安收到通知，在纽约大学的影展中，他导演的毕业作品《分界线》获得了最佳影片与最佳导演奖。消息公布不久，便有经纪公司联系到李安，希望他留在美国继续发展。彼时，李安的大儿子刚出生几个月，妻子林惠嘉还差半年毕业，李安心想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不如留下来陪伴妻儿。就这样，李安拆开了打包好的行李，决定留在美国发展，并且给自己定下两年之约——如果两年之内没有做出成果，他就回到台湾发展。那时，李安大概没有想到，毕业作品替他捧回的那座奖杯，竟然是他在之后的六年时间里，唯一的收获。从学校走出那几年，李安并没有太多成为导演的机会，他的大多数工作内容只有写剧本、尝试出售剧本、剧本被制作方打回，然后一遍遍地修改。那时家里的唯一收入，来自妻子的实验室工作，而没有收入的李安则负责在家里带孩子、煮饭与收拾家务。虽然最初给自己定下了“两年之约”，但面对花费到电影上的时间成本，李安心中越发不甘，于是，时间一年年被推后，再到后来，李安与妻子都选择回避这个问题。直到1990年夏天，35岁的李安，所有的电影计划都先后以失败告终。彼时李安的第二个儿子刚出生，而他的银行卡里只剩下了43美金。李安感到锐气全面被磨灭，回忆起来，他形容自己“绝望到了极点”。
李安与小儿子李淳
那时，李安甚至冒出放弃电影，换一个职业的想法，他背着妻子林惠嘉去社区大学里报了一个电脑班。林惠嘉很快就发现了他的反常，她从李安的包里翻出了社区大学的课程表，并且在那晚始终拒绝与李安说话。直到第二天，林惠嘉要去上班，在上车之前，她突然转头对李安说：“安，你要记住自己心里的梦想。”后来，李安总会反反复复想起那个瞬间，他说那一刻，自己的心中像突然刮起了一阵大风，将迷雾吹散，让自己长久以来坚持的梦想，变得更加清晰。在那天妻子离开后，李安拿出那张课程表，慢慢地将它撕成一张张碎片，扔到门口的垃圾桶里。“我能继续拍电影都是因为她，在我最糟糕的日子，她从来都没有讲什么，她觉得，只要我能够从事喜欢的事情就够了。” 李安在采访中聊起妻子
长久以来，这个世界已经用“35岁”给太多了制造了焦虑，并迫使无数人放弃梦想。
运气到来这年，李安已经36岁了。
那是1990年的春天，台湾“新闻局”征集优秀剧本，为获得比赛奖金，李安写下两个电影剧本——《推手》与《喜宴》。
没想到，这两个剧本分别获得了比赛的一等奖与二等奖。
因为穷困，李安回国的机票是朋友资助购买的，而他参加颁奖典礼时所穿的西服，则是从弟弟那里借来的。在颁奖结束的招待晚宴上，李安看着满桌的菜，突然哭了。旁人问起，他说只因为想到了远在美国的妻子与两个儿子——这些年来，因为李安没有收入，一家人只能吃简单的食物，偶尔外出改善伙食，也只能吃肯德基。因为剧本获奖，李安得到了电影公司1200万的投资，得到机会以导演的身份拍出了电影《推手》。电影上映后大获成功，之后，他又拍出了电影《喜宴》与《饮食男女》，这两部电影与《推手》一起，被并称为“父亲三部曲”。凭借电影《喜宴》，李安收获了人生中第一座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奖杯；而《饮食男女》则让他第一次被提名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值得一提的是，在电影《喜宴》里，李安贡献了自己人生中唯一一次出镜，在此之后，他再也不愿客串，原因是他说自己“做演员时容易精神不集中。”回头看，或许对于大众而言，“父亲三部曲”是李安导演生涯的开端，但对李安而言，他真正的开端，是拍摄的第四部电影《理智与情感》。1995年，李安导演的电影《理智与情感》上映，这一年，是他来到美国的第17年。
拍摄《理智与情感》时的李安
电影上映后，李安第一次在美国交税，税费一共18万，在支票签上名字的一瞬间，李安突然感觉到，自己终于有一份职业了。在过去的10年里，每次李安从中国回到美国，在飞机上填写入境单时，当填到“职业”这一栏时，他总是迟迟无法下笔。他不认为自己能够被称之为一名“导演”，但除了这个身份，他却又无从定义自己，那几年，李安如同身处人生的灰色地带，无法被认同，甚至无法被分类。而导演完《理智与情感》之后，李安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自己成为一名导演了：“我突然感觉自己能够喘气了”。“在婚姻关系中，你要很忠诚，但是拍电影不需要，拍电影越新鲜越好。”回看李安的电影，他几乎从不被某一种题材所困住，而是不断地尝试不同题材。1995年，李安在台湾宣传电影《饮食男女》时，读到了王度庐的小说《卧虎藏龙》，读完之后，他当即就被书中的故事所吸引，以此为起点，李安开始构思将其翻拍成电影。在此之前，李安从未拍过武侠电影，自然，拍摄的过程格外辛苦，现场的工作人员更是形容这部电影为“让李安折寿五年”。电影《卧虎藏龙》中
章子怡与杨紫琼经典打斗场面
凭借电影《卧虎藏龙》，李安捧起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座奥斯卡小金人，同时，这也是华人世界第一座奥斯卡奖杯。在生活中，李安是个四平八稳的人，他害怕发生争执与冲突，但在拍电影时，他却是另外的状态。李安曾形容自己：“在生活里我怕得罪人，很需要安全感，但拍片的时候，反而要向不安全的地方走。”2010年，李安计划拍摄电影《少年派的奇幻之旅》，为了挑选主演，李安在印度进行了长达六个月的海选。最终，他从3000多名试镜者中，选中了没有任何演戏经验，陪弟弟来试镜的苏拉。比如电影《喜宴》里高伟同的扮演者赵文瑄，在参演此片前只是一名空少，也从未有过演戏经验。
拍摄《喜宴》的李安（左）与赵文瑄（右）
再比如拍摄《色戒》时，他放弃了毛遂自荐的章子怡，选择了没有名气的汤唯。比如《喜宴》中女主角的形象，他本来是按照陈冲的样子进行创作的，但却最终因为投资问题，临时更换了演员。
时隔二十年
李安与陈冲在《色戒》中合作
另一方面，李安的冒险，还体现在电影题材选择的广阔上。《卧虎藏龙》之后，李安又先后拍摄了电影《断背山》《色戒》与《少年派的奇幻之旅》三部题材与表现手法完全不同的电影。《少年派的奇幻之旅》中的绝美片段
在这一过程中，李安不断地走出自己的“安全区”，却也不断证明着，他不需要“安全区”——
凭借电影《断背山》与《少年派的奇幻之旅》，李安两度问鼎奥斯卡最佳导演奖。2013年，在第85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李安凭借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获得了最佳导演、最佳创意奖在内的四项大奖，在参加完颁奖后，因为太饿，李安站在路边，大口吃掉了一个芝士汉堡。而他的左手里，握着自己第三座小金人。以前潦倒时，他也吃过汉堡，但这次，真香！这一年，是李安进入电影圈的第22年，他已经58岁了。李安有一台超八毫米摄影机，那是父亲送给他的唯一一件与电影有关的礼物。回头看，在李安的人生中，几乎没有让他难以消解的问题。无论是少年时期学业带来的自卑，抑或是青年时期长达六年的困境，他都能够隐忍面对。唯一给他带来长久困扰的，是他与父亲的关系。李安曾说，自己一生中内心的勾结都是和父亲完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李安想要成为导演这件事，父亲都并不赞同。一方面，是父亲希望李安能像自己一样，毕业以后进入学校，成为一名老师；另一方面，则是父亲认为，成为导演这件事，并不能算一份正经的工作，李安说：“我的父亲是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人”。
1978年，当李安决定报考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戏剧专业时，父亲表示了极其强烈的反对，他甚至给李安列出了一个数据：“在美国百老汇，每年只需要200个角色，却有50000人争夺。”但纵使如此，李安仍决定去往美国，从此之后，父亲与李安的关系就此恶化，在之后的20年间，两人说过的话不超过100句。直到李安凭借《喜宴》拿下金熊奖时，父亲才向后退了一步，他对李安说：“等你拍到50岁，应该可以拿到奥斯卡，到那个时候你就退休去教书吧。”回头看，虽然父亲一心希望李安能够离开电影行业，但当李安真正想要离开时，却又是父亲鼓励了他。2003年，李安接拍了电影《绿巨人》，虽然李安在这部电影里倾注了大量心血，然而电影上映后却恶评如潮，甚至被媒体评为是李安最差的一部电影。
拍摄电影《绿巨人》时的李安
巨大的打击让李安觉得身心俱疲，他萌生了不再拍电影的想法，在回家探亲时，李安和父亲说：“我不想拍了，我想退休了。”父亲听后沉默了许久，给李安写下一副对联：入山不必太深，下笔不必太浓。写完之后，他鼓励李安：这是父亲唯一一次在电影上鼓励李安，却也是最后一次。在那次探亲结束不久，回到美国的李安就接到了弟弟的电话， 告诉他父亲因突发疾病去世。后来，李安常常会想起，自己和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时，他对自己说的话。对李安而言，那是一次漫长挣扎之后的和解，也是对于自己坚持的一次奖励。近几年，李安偶尔会感觉，自己似乎变得有些像自己的父亲了。比如几年前，李安的小儿子李淳告诉他，自己也想要成为一名演员，听罢后，李安的第一反应是反对：那一刻，李安突然想起，几十年前父亲反对自己成为导演时的场景，隔着岁月，他突然理解了当年的父亲。作为导演，在世界范围内，他几乎已经获得了足够多的奖项与地位。但对李安而言，他需要的早已不再是被肯定、被看到与被认可，而是向前走。距离李安上一部电影《双子杀手》上映，已经过去整整三年了。在当时，这部采用了120帧新技术拍摄的电影，无论是票房还是口碑，成绩都差强人意。这部电影甚至被外国媒体称为是：“一个好莱坞导演的罕见失误”。但李安并不介意，在采访中，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这些评论时，他说：“我倒退了一些，请大家多担待。”这两年，李安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体力正在走下坡路。在他的身上有着经年累月拍摄留下的痕迹：比如脚踝因为在新疆勘外景过度劳累，患上了肌腱炎；多年动辄长达数月的拍摄，曾让他在睡眠中暂停呼吸；而常年失眠更是如影随形地困扰着他。曾经在与冯小刚的一次对谈中，李安与他聊起，一个男性导演在迈过60岁大关后，究竟还能够拍摄几部电影。冯小刚说：可能这辈子，也就还能再拍个七八部。李安思考了一下，说：“我可能连七八部都拍不到了”。回头看，以电影《推手》为起点，今年，是李安成为导演的第31年了。在他漫长的导演生涯中，李安常会反复说一句话：“我的能力只有拍电影，除了这个，我什么都不擅长。”而如今，李安偶尔希望自己能够多一项不切实际的能力——返老还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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