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翻译首发 | 德国总理：中国崛起并不意味着要孤立或遏制合作

作者 | Olaf Scholz，现任德国总理

译者 | 燕然，吉林大学 LL.B.

         邓新尧，甘肃政法大学民商法学硕士

         徐可心，华东政法大学 LL.B.

         伍雪畅，杜伦大学 LL.M.

校对 | 伍雪畅，杜伦大学 LL.M.

排版 | Izzy，美国西北大学 LL.M.

责编 | 陈逸漩 中国人民大学 LL.B.

The Global Zeitenwende

全球化的转折点

How to Avoid a New Cold War in a Multipolar Era

如何避免多极时代的新冷战

对于世界大部分地区来说，铁幕落下后的三十年是一段相对和平与繁荣的时期。技术进步激发了空前的凝聚力和合作水平。不断发展的国际贸易、跨越全球的价值链与生产链，以及前所未有的人员流动和知识交流，已经使超过10亿人摆脱了贫困。最重要的是，全世界勇敢的人民已经扫除了独裁和一党专政。他们对自由、尊严和民主的追求改变了历史进程。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与空前的苦难后（其中大部分是我的国家造成的），是在可能的核毁灭阴影下持续40多年的紧张、冲突局势。但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个更具弹性的世界秩序似乎终于站稳了脚跟。

德国人尤其值得庆幸。1989年11月，勇敢的东德公民推倒了柏林墙。仅仅11个月后，在有远见的政治家们和东西方合作伙伴的支持下，德国实现了统一。最后，正如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在柏林墙倒塌不久后所说的那样，“一家人可以一起成长”。

这些话不仅适用于德国，也适用于整个欧洲。华沙公约组织的前成员选择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盟友和欧盟成员。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 H. W. 布什（George H. W. Bush）提出的“完整而自由的欧洲”似乎不再是虚无缥缈的希望。在这个新时代，俄罗斯似乎有可能成为西方的伙伴，而不再像曾经的苏联那样被西方视为对手。结果，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裁减了军队并削减了国防预算。对德国来说，理由很简单：当我们所有的邻国似乎都是朋友或伙伴时，为什么还要维持一支约五十万名士兵的庞大国防军队呢？

我们的安保和国防政策的重点迅速转向了其他紧迫的威胁。巴尔干战争和2001年9/11袭击的余波，包括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使得区域和全球危机管理的重要性更加凸显。然而，北约内部的团结依旧完好：9/11袭击使我们做出了第一个触发第五条（即北大西洋公约的共同防御条款）的决定。之后二十年，北约部队在阿富汗并肩打击恐怖主义。

德国商界在新的历史进程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铁幕的倒塌与日益一体化的全球经济开辟了新的机会和市场，这在前东方集团国家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尤为突出，特别是中国。拥有丰富能源和其他原材料资源的俄罗斯在冷战期间被证明是可靠的供应商。在和平时期，同俄罗斯发展这种有前途的伙伴关系是明智的，至少一开始应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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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新角色需要新的策略文化，德国政府在几个月后采取的国家安全策略将会反应这一事实。因为在过去30年，涉及德国国家安全以及国家武装力量的决定都考虑到欧洲的和平局势。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所面对的威胁以及我们的同盟在欧洲需要面对的挑战。

面对这些挑战，持续发展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且有弹性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也需要德国和欧洲主动发挥作用。俄乌冲突之后，我国政府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指定约1000亿美元特别基金，用于更好地装备我们的武装力量——德国联邦国防军。为了设立这个基金，我们甚至修改了宪法。这是自1955年德国联邦国防军建立以来，我国安全政策最大的变化。我们的军队将会获得他们需要的政治支持、资源以及军事力量，保卫我们国家以及盟友。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值得我们和盟友依赖的德国联邦国防军。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德国将会在国防上投资国内生产总值的两个百分点。

这些变化反映了德国社会的一个新心态。现在大多数德国人都认为他们的国家需要军队以准备好威慑对手，保卫自己与盟友。这场划时代变革也让我国政府重新思考在德国武器出口政策方面已经建立多年且根深蒂固的原则。

俄乌冲突不仅使欧盟、北约和七国集团联合起来与之对抗；它同时也催化了经济和能源政策的变化，从长远来看这会使俄罗斯受挫，并给已在进行中的、面向清洁能源的重要转型提供动力。我在2021年12月就任德国总理后，咨询我的顾问们，如果俄罗斯决定停止向欧洲输送天然气，我们是否有应对的计划。答案是没有，我们已经对俄罗斯的天然气输送产生了严重依赖。

我们立即开始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在俄乌冲突全面爆发的前几天，德国暂停了北溪2号管道的认证，该管道能大大增加俄罗斯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2022年2月，从欧洲以外的全球市场进口液化天然气的计划已经提上日程——在未来几个月，第一批浮动式液化天然气终端将在德国海岸投入使用。

最坏的情况很快就出现了，因为普京决定通过削减对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供应来实现能源武器化。但德国现在已经完全淘汰了俄罗斯煤炭的进口，而欧盟对俄罗斯石油的进口也将很快结束。我们已经吸取了教训：欧洲的安全有赖于能源供应商、路线的多样化以及对能源自给的投资。9月，北溪管道破坏事件让我们明白了这一点。

为了弥补德国和整个欧洲可能出现的能源短缺，我国政府让燃煤电厂暂时回归，并允许德国核电站比原计划运行更长时间。我们还规定，私人拥有的天然气储存设施要逐步达到更高的最低填充标准。今天，我们的设施已经整装待发，而去年同期的水平是异常低的。这为德国和欧洲在不出现天然气短缺的前提下度过冬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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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表明，为了捍卫我们的安全和独立，以及欧洲的安全和独立，达到这些宏伟的目标是必要的。摆脱化石能源将增加对电力和绿色氢气的需求，德国正在为这一结果做准备，大规模地加快向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转变。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到2030年，德国人使用的电力中至少有80%将由可再生能源产生，到2045年，德国将实现温室气体净排放，或“气候中立”。

俄乌冲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进欧盟的作用。在2022年6月的欧洲理事会上，欧盟给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候选国”地位，并重申格鲁吉亚的未来在于欧洲。我们还认同，西巴尔干地区所有六个国家加入欧盟必须最终成为现实，这是我个人致力于实现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我恢复了所谓的西巴尔干地区的柏林进程，这项进程计划深化该地区的合作，使其国家及其公民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为欧盟一体化做好准备。

必须承认，扩大欧盟和整合新成员是有困难的；没有什么比给数百万人虚无缥缈的希望更糟糕。但道路是开放的，目标是明确的：一个由5亿多自由公民组成的欧盟，代表着世界上最大的内部市场，它将制定关于贸易、发展、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的全球标准，并且将拥有领先的研究机构和创新企业——一个享受无与伦比的社会福利和公共基础设施的、稳定的民主国家大家庭。

欧洲公民持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欧洲政治领导人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有时也会争论正确的前进道路，特别是在面对地缘政治和经济挑战期间。但这是我们开放社会的特征，而非错误；它们体现民主决策的本质。然而，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在一些关键领域缩小差距，因为这些领域的分裂会使欧洲更容易受到外国干涉。德国和法国之间越来越紧密的合作对完成这项使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对一个强大的、有主权的欧盟有着共同的愿景。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欧盟必须克服旧的冲突并找到新的解决方案。欧洲的移民和财政政策就是一个例子。人们不断来到欧洲，而欧洲需要移民，所以欧盟必须制定一个务实的、符合其价值观的移民战略。这意味着减少非正常移民，同时增加进入欧洲的合法途径，特别是我们劳动力市场需要的技术工人。在财政政策方面，欧盟已经建立了一个恢复活力的基金，这也将有助于解决目前高能源价格带来的挑战。欧盟还必须取消个别国家否决某些措施的能力，从而在其决策过程中摒弃自私的阻挠策略。随着欧盟的扩大并成为一个地缘政治行为体，快速决策将是成功的关键。出于这个原因，德国建议逐步将多数决的做法扩大到目前属于一致同意规则的领域，如欧盟的外交政策和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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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还必须继续为自己的安全承担更大责任，并需要一个协调和综合性的方法来建设其防御能力。例如，欧盟成员国的军队使用了太多不同的武器系统，这造成了实际和经济上的低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欧盟必须改变其内部的官僚程序，这需要果敢的政治决定；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成员国将不得不改变其关于出口联合制造的军事系统的国家政策与法规。

欧洲迫切需要取得进展的领域是空中和太空领域的防御。这就是为什么德国将在未来几年内，作为北约框架的一部分，要通过获取更多的能力来加强其防空。我向我们的欧洲邻国开放了这一倡议，达成了欧洲天盾倡议，其他14个欧洲国家于去年10月加入。欧洲的联合防空将比我们所有人单独行动更有效率和成本效益，它提供了一个杰出的例子，来说明加强北约内部的欧洲支柱意味着什么。

俄乌冲突可能激发了这个转折点，但其结构性变化要深刻得多。历史并没有像一些人预测的那样，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结束。然而，历史也并未重演。许多人认为我们正处于国际秩序两极化时代的边缘。他们认为新的冷战即将到来，这将使美国与中国发生对抗。

我不同意这种观点。相反，我认为我们正在目睹的是全球化的一个特殊阶段的结束，这一历史性转变因外部冲击而加速，但不完全是外部冲击的结果，如COVID-19大流行和俄乌冲突。在这个特殊阶段，北美和欧洲经历了30年的稳定发展、高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的时期，美国成为世界上的决定性力量——它将在21世纪继续保持这一角色。

但在全球化的后冷战阶段，中国也登上国际舞台，就像它在世界历史的漫长早期一样。中国的崛起并不意味着要孤立北京或遏制合作。但是，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也不能成为其在亚洲和其他地区主张霸权的理由。没有哪个国家是其他国家的后院——这一点既适用于欧洲，也适用于亚洲和其他地区。在我最近对北京的访问中，我表示坚决支持《联合国宪章》中所载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开放和公平的贸易。德国将与它的欧洲伙伴一起，继续寻求为欧洲和中国公司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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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中国、北美以及欧洲国家适应全球化不断发展的新阶段时，非洲、亚洲、加勒比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过去通过生产低成本货物和原材料实现了超常的增长，现在正逐渐变得更加繁荣，并对资源、货物与服务有了自身的需求。这些地区完全有权利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并要求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适应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和人口比重。这不会对欧洲或北美的公民构成威胁。相反，我们应该鼓励这些地区更多地参与和融入国际秩序。这是在一个多极世界中保持多边主义活力的最佳方式。

这就是为什么德国和欧盟正在投资新的伙伴关系，并拓展与非洲、亚洲、加勒比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现有伙伴关系。其中许多国家与我们有一个相同的基本特征：它们也是民主国家。这种共同点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是因为我们旨在让民主国家与独裁国家对立，这只会促成新的全球二分法，而是因为共享民主价值观和制度将帮助我们在21世纪新的多边世界中确定共同的优先事项并实现共同目标。套用经济学家Branko Milanovic几年前提出的观点，我们可能都已经成为资本家（朝鲜和其他极少数国家可能是例外）。但是，资本主义是以自由、民主的方式组织的，还是以专制的方式组织的，有很大区别。

自由、平等、法治和个人尊严并非传统意义上由西方国家独有的价值观。相反，它们由全世界的公民和政府所共享，《联合国宪章》在其序言中重申它们是基本人权。为了捍卫这些权利，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国家必须与传统意义上的西方以外的民主国家更紧密地合作。过去，我们一直声称要平等对待亚洲、非洲、加勒比和拉丁美洲的国家。但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付诸行动。这种情况必须有所改变。在德国担任七国集团主席国期间，该集团与担任20国集团主席国的印度尼西亚密切协调其议程。我们还让担任非洲联盟主席的塞内加尔、担任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主席的阿根廷、我们的20国集团伙伴南非以及明年将担任20国集团主席的印度参与了我们的审议。

最终，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对话和合作必须延伸到民主舒适区之外。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正确地承认有必要与“那些不拥护民主制度但却依赖、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的国家”进行接触。世界上的民主国家需要与这些国家合作，以捍卫和维护一个将权力与规则联系在一起的全球秩序，这一努力需要务实与谦逊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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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我们如今所享有的民主自由迈进的路途中，充满了挫折和谬误。然而，某些权利和原则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确立并被接受。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即免受任意拘留的保护，就是这样一项基本权利——最早不是由民主政府，而是由英国国王查理二世专制君主承认的。同样重要的是，任何国家都不能用武力夺取属于其邻国的东西这一基本原则。应要求所有国家尊重这些基本权利和原则，无论其内部政治制度如何。

人类历史上相对和平与繁荣的时期，例如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后冷战时期的早期的经历，不一定是罕见的插曲，也不一定是对蛮力支配规则的历史规律的偏离。尽管我们不能让时光倒流，但我们仍然可以扭转侵略与帝国主义的潮流。如今复杂的多极世界使这项任务更具挑战性。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德国及其在欧盟、美国、七国集团和北约的伙伴必须守护我们的开放社会，维护我们的民主价值观，并加强我们的联盟和伙伴关系。但我们也必须避免再次将世界划分为集团的陷阱。这意味着要尽一切努力，务实地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不受意识形态的干扰。在今天这个紧密相连的世界里，推进和平、繁荣和人类自由的目标需要一种不同的心态和不同的行动。发展这种心态和行动，最终是“转折点”的全部内容。

（依据原文有删改）

原文请见：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germany/olaf-scholz-global-zeitenwende-how-avoid-new-cold-w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