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雪平：纪录片里记住的力量

舞台上的邹雪平脑海里回荡着她的采访记忆：长恩奶奶讲述三年饥荒里失去她十岁的儿子，儿子临死前似乎看到了一碗白饭，招呼着他娘吃。邹雪平尝试用身体去感受濒死的男孩，当时他在想什么，是什么样的身体姿态，她一遍遍地用肢体去表达那些陈述者的故事。 

和众多村里的孩子一样，邹雪平从小就向往城市。2005年，她成了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邹家村的第一个大学生，考上中国美术学院，录取到半好奇半懵懂填报的新媒体系。此时这个系刚创建两年，系主任是艺术家张培力。大三选修课，她因为“手慢”选了吴文光的纪录片课——她并不太了解吴文光，更不了解纪录片。她的第一部作业，把镜头对准了自己的娘，动机很简单，想克服自己对农村身份的自卑。后来在北京，吴文光的草场地工作站，她把20分钟的《娘》做成60分钟的长片，成为她的毕业作品。毕业后，她加入草场地工作站的“民间记忆计划”，成为计划中第一批创作者。 

从《娘》算起，邹雪平回到家乡先后创作出6部纪录片。2010年，《饥饿的村子》采访村中老人，挖掘了一代人的饥饿记忆，揭开一段被遮蔽的历史。2011年《吃饱的村子》记录了村里遭遇的割裂现实：家人不支持她从事的创作，片中老人认真地看片、讨论，但也有不少反对片子到国外放映的声音。由此，她质问：如今肚子吃饱了，村子的精神是否还在饥饿中？2013年，《吃饱的村子》成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中国现实/纪录视野”展映开幕片。 

马不停蹄，她在2012年和2013年拍摄了《孩子的村子》和《垃圾的村子》，并带领孩子在村里筹款建立“三年饥饿逝者纪念碑”，清理村中垃圾，筹划建设垃圾站、阅读室。《傻子的村子》里，镜头对准村里被称为“傻子”的两位老人，她质问：哪些是正常人，在那些所谓的正常人眼里，自己是否是村子里的另一个傻子？ 

她也尝试在舞台上进行结合纪录片影像的肢体表演，创作了《家庭反对》《返回的路》，参与创作并出演《回忆》《治疗》等剧场作品，曾在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地的舞蹈及戏剧艺术节巡回演出。近几年她开始在上海做青少年影像工作坊，带着城市里的孩子拿起摄像机记录身边世界，借镜头之眼，迈出家庭、学校、社会带来的思维定式与条条框框。在公众号“邹雪平工作室”，她仍不间断记载着每年回村的所见与故事。

说起纪录片中她的小侄女茹一和女孩邹玉倩十年来的变化，她滔滔不绝，谈到几乎所有出镜老人皆已去世，她有些沉默。相比更宏大的历史叙事，邹雪平始终关注时间给村子带来的变化， “村子就像一口井，越挖越深。”

B: 采访当年经历过饥饿的老人时，会不会吃闭门羹？你采访拼凑出来当年饥饿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

邹雪平：毕竟都是认识的老人们，大部分还是愿意告诉我们的。有些老人可能是选择性遗忘，人在面对痛苦的时候，都不愿意再去回忆起这种痛苦的事情，也可能这么多年过去了，人的记忆也是会发生变化的，年纪大了，他们可能就忘了。很多老人会把原因归结为苏联和中国的关系，其实他们有集体意识，就是说国家重要，把粮食都还账了等等，可能个人就变成很渺小。

B：《傻子的村子》里面的傻子怎么理解？

邹雪平：有一次，2015年还是2016年夏天，我把《傻子的村子》带回村子里公映，村里的人看这部片子从头笑到尾。片子的两位主角，增祥婶婶和喜柱爷爷本身在村子就是被嘲笑的人物，然后又加上我，他们不理解我在村里干什么，我回去这么一搞，他们发现我更傻，感觉我是更奇怪、更奇葩的一个人。

从我回村开始拍摄，喜柱爷爷只要看到我就会给我打招呼，一直跟着我，他觉得我是理他的人。他其实很愿意跟别人沟通，但是别人经常拒绝他。在村里面有些人，特别是冬天晒太阳的很多爷爷会开他玩笑，但不会和他说话。喜柱爷爷就一个人默默地站在那凑热闹。增祥婶婶的话，她对我的工作、对我这个人特别好奇，见了面就问我这个那个。她也是希望找一个可以聊天的人。

沙奶奶家就像我的避难所。我在家待不下去，去别的地方被村里人另眼相看。特别是《垃圾的村子》里面，我因为做不成垃圾池非常郁闷，没有人理解。但到了沙奶奶家，只在那儿陪他们晒晒太阳我也很幸福，想着终于有人可以接受我，有人可以让我在这安静地待着。

B:《傻子的村子》里你的自白：“老人就像这些荒草，老了又变新，新的又变老的”，生死是贯穿这些影片的隐形主题吗？

邹雪平：我一直是一个比较悲观的态度。拍摄时，我觉得镜头里面的这些老人好像都快要离去了，所以我就想必须快一点去拍他们，再不去拍他们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傻子的村子》第一个镜头就是一个爷爷去世了，我正好拍了他被埋的过程。那个画面看到最后才能知道原来是在埋一个人。我再去看这些老人，比如说我的奶奶、大奶奶，去世的那些奶奶们，包括沙奶奶，喜柱爷爷和婶婶，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有价值，首先他被我记住了，然后我也希望他能被村子里面的人记住，这无形当中给了我很多的动力。

久了的话，时间的力量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涌现。五年之后我再拿《傻子的村子》去村子里面放映，跟五年前放的时候肯定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很多人都不在了。所以在片子里面，有时我也会特意选择那些镜头，让观众去体会那种喜悲，传达我在那个时候对于死亡的思考，我怎么面对这个死亡的，我当时的情绪是什么样子的。很多画面没有说话，但在传达一种情绪。

其实我准备把所有去世的人剪成一部片子，包括这些老人、玉倩的爸爸、突然离世的一个叔叔等等，我想要把他们的故事讲述出来。他们走得很早，像这样的人其实都被慢慢遗忘了。这部片子可以放给村里还不太了解那些人的年轻人。之前我想在村子建一个公共空间，那里面可以放映我的纪录片、照片，村子里的村谱，然后再建一个档案库，把这些故事归档在里面。其实它就是一个大家可以聚集的地方，又能够把村子里面一些有历史的东西汇总在这里，是一个开放性的空间。未来有能力了我希望可以去实现这个想法。

B: 我印象特别深，《垃圾的村子》里，小孩子给沙奶奶送礼物，有个小男孩说受不了味道，就走了。那是什么味道？

邹雪平：冬天没有人去给老人洗澡，村子里面特别冷，也没有条件去洗澡。他换洗衣服也不是那么多，可能一件衣服穿一冬天。晚上老人会用尿盆，把尿倒掉之后再放在房间里面。它就会有这种杂七杂八的味道，酸了吧唧，没法描述的味道。反正我是真的感受过很多次。我有的时候带着孩子去给他们打扫房间，太阳好的时候把被子给他拿出去晒一晒。平时没有人去帮他们晒被子。他的家人就给他碗吃的，让他们吃饱就行了。他们也不会打理这些地方，衣服也洗得不勤，组合在一起那个味道就是没法闻。小朋友第一次去，他受不了的。

B：《傻子的村子》里你把身体工作坊带回村子，和老人、孩子一块儿舞动，是有意为之么？

邹雪平：这个元素是自然而然地代入的，与我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在北京草场地工作站的时候，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在舞台上度过，身体训练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文慧老师也带我们做一些身体练习，身体打开了，思维就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它会激发很多的想象、思考，让你更有创造力。村子里面小朋友很喜欢玩，他们觉得身体很放松，像游戏一样。其实我还带那些婶婶大妈做过，他们做不了，但觉得挺好玩的，只是没有放在片子里面。

B：从纪录片换到剧场，你对“饥饿”这个话题有什么不一样的认识？

邹雪平：《回忆：饥饿》的演出中，有几段是我把所了解的一些故事重新在舞台上说出来。对我自己来说，剧场是一个重新去深刻理解故事的过程。比如一个奶奶说他的儿子十来岁死掉了，如果是影像，可能就只是呈现一个故事；在舞台上，男孩只有十多岁，当时他在想什么？舞台又激发了自己的思考跟联想。在舞台上代入感比较强，会把自己带入到那个情境里，更深入地去想这个事情的背后发生的原因：如果是换成自己，我当时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舞台也会有情绪的表达。纪录片是客观地用文字或者旁白去表达，在舞台，你当下的情绪是可以被观众看到，你对这个故事的感受也可能被感知。舞台有一个空间，在不同的角落或者灯光下，你去表现这个故事，它可能呈现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

后来我们除了演《回忆：饥饿》，还做过很多的练习，怎么用身体表达饥饿，或者用身体去表达一些关键词，痛苦或者抑郁，它跟说出来完全不一样。你的身体运用进去，你就是综合地在体验，纪录片可能只是一个感官上的观看体验。

B：有了身体的感受，回去再拍片的时候有什么变化么？

邹雪平：我觉得可能在拍的过程当中，除了去记录别人，还是一个陪伴这些老人的过程。我觉得我不只是个导演，可能我是一个村里的小平，或者是一个孙女。我不希望我跟被拍摄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是有距离的，我想打破距离。

B：拍邹家村系列给村里的孩子们带来了什么影响？现在他们都是成年人了。

邹雪平：我比较了解的是邹玉倩。前段时间，过年的时候回家，还问过她记不记得十年前拍邹家村、去采访老人的事情。她说觉得在童年时期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那两三年几乎寒假、过年我都会在村子里面，她们都会找我来玩，包括去看一些片子，建图书馆、做涂鸦、去画画等等。具体说到成长什么的，我觉得这也很难说，因为每个孩子的感受也不一样。

跟我在一起的那几年，邹玉倩也记录了她的奶奶跟爷爷的生活。后来她爸爸去世了，我把她爸爸生前的影像给了她。她觉得如果没有影像，可能就会慢慢忘记爸爸的模样了。她想把影像带在身边，想爸爸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看一看。

B：邹玉倩当年也拍了自己的纪录片《十三岁的邹家村》？

邹雪平：是，我印象最深的是她把摄像机当做朋友，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和摄像机倾诉，我觉得很有意思。旁边来了个小朋友，她就正经起来不敢说了。记录让她终于找到了一个通道去表达自己。

B：邹玉倩和你的侄女茹一现在的生活轨迹也非常不一样吧？

邹雪平：完全不一样。玉倩上完初中就辍学了，她开始独自去面对复杂的现实。她换过几份工作，在一个幼儿园当过幼教，还在眼镜店做过销售。今年她又回到学校做教育类型的工作，我觉得这是适合她的。茹一在上大学，她的生活和大部分的孩子一样，在大家认知的年龄段做着该做的事情。她们俩的生活方式，让我想到《人生七年》，一个国外的导演以七年为期，采访来自英国不同阶层的十四个七岁的小孩子，从七八岁一直拍到他们六十多岁。很难猜测未来的人生是什么样子的。

B：你现在做的青少年影像计划，是当年带村里孩子们一块儿拍摄的某种延续么？

邹雪平：可以这么理解。它虽然是一个纪录片创作，但是对孩子们来说我更希望这是一个生活和社会观察课。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去了解生活的多个方面，可以让他们拥有更丰富的生活经验。因为我自己从大学就接触纪录片，记录我生活方式的变化，所以我也希望孩子们在他们的青少年时期、有思考能力的时候，可以去发现更多。因为可能他们生活的面只有两点一线，学校或者是家，没有很多的机会去感受生活。

纪录片可能只是一个媒介，更多是让孩子们通过这样的手法去看这个世界，然后再去表达。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在训练他们的观察能力，也可以让他通过这种角度与方式，发现自己的优点与兴趣。有的时候其实他们有很多想法，但是因为一些限制，没法去表达出来。在影像计划中，他们的拍摄和剪辑大部分是由自己独立构思的，是可以自由去表达的。

B：学员们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变化吗？

邹雪平：拍视频跟完成一个纪录片作品还不太一样。作品你要讲故事，或者是你把看到的，想表达的内容拼贴起来，都是有一个主观的观点。这个过程就考验小朋友的思考，你为什么这么拼，你得给我理由，你要表达什么。

所以，小朋友的思考深度是有在变化的。以前他们只是对自己的生活比较了解，参加了这个课程，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去关注周围的陌生人，并且也激发了记录的行为。比如小朋友说“如果我之前不拍（封控的经历），我可能就不记得这些事情了。”还有一个女孩，在上海封控的时候，她说当时食物很紧缺，妈妈为了她早上能吃到面包去做团长。对于这段经历的记录让孩子深入地思考妈妈的付出和疫情的影响。

B：这个影像计划目前的难点在哪里？

邹雪平：其实还是宣传和招生上，或者说怎么让更多的家长和孩子能够了解这个工作坊的意义是什么。今年暑假，我在南京也发过宣传，但是没有人报，家长好像更希望把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补文化课上面。上海的话，其实也是蛮小众的，一小部分家长认可这个课程，或者说觉得这个实践课会对他孩子的成长有所帮助，才会持续地参与。

B：很多年轻创作者做家庭类型的纪录片，你看过的多吗？有什么建议？

邹雪平：近期正好有一个影展，我在做他们的评委，大部分的片子都在向内探索，聚焦在家庭中。我觉得这个开始非常好，特别是对于刚接触纪录片的一些创作者来说，拍自己的生活、拍自己熟悉的人，是一个上手很好的主题，在制作上相对来说也比较容易。

有些影片也会触及很多社会问题，比如有一部片子是拍摄他姨、舅舅和妈妈怎么去对待姥姥的养老问题，怎么样去面对赡养义务，包括代际之间的冲突，这都是中国当下存在的现实问题。还有一个片子我印象也非常深刻，他希望通过拍摄爸爸妈妈的生活，去改变他们家的关系。他通过呈现自己的这一面去解决问题。其实拍自己反而更难，因为得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这个现实，拿出来给别人看更难，因为很多隐私都是不愿意给别人看的。

建议的话，我觉得想拍就去做吧。先不要去想你的观众是谁，首先你先去实现这个事，做完之后再说给谁看，那是后面的问题。

前段时间也有一个同行在犹豫要不要做一个关于自己的作品，他想搞清楚自己未来的方向。我说你可以把自己当下迷茫的过程拍下来，剪成一部纪录片，也是非常好的。它可能也会带给年轻人思考，如果他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从中或许能受到启发。在拍摄的过程当中能够去寻找自己的答案，不管找到还是没找到，都没关系。自言自语也好，把摄像机当成你的朋友就行。

B：今后还会拍邹家村么？拍了十多年，还有创作动力么？

邹雪平：我觉得有太多拍不完的故事了，村子就像一口井，越挖越深。比如说我的弟弟他们都是90后，他们那些同龄人几乎不在村子里生活，再过个几年、十几年、二十年，这个村子的地到底谁来种？我们都不会种的，挺难想象这个事情的。

B：你认为邹家村需要什么，你给村子带去了什么，你改变不了的又是什么？

邹雪平：起初，我认为邹家村作为一个普通的村子，并不让人觉得它缺少什么。但我这十多年的记录，开始让村子变得厚重起来。邹家村在我心里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名字和位置，而是成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载体。村子里，老人们的讲述被记录，孩子们的记忆随之被影响。我想，正是这些努力让村子的故事和历史真正得以传承。邹家村故事的挖掘和记录就像是搭建模型，我拍摄的每一帧影像、录制的每一段访谈都让邹家村从一张复杂模糊的图纸中破土而生，进而变得鲜活立体，这是记录村子的改变。但村子的现实高墙依然强硬地立在那，还是很难跨越的。

采写/郑若楠

编辑/舒适波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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