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又到转折时刻

12月12日，在闭市49天后，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中大纺织商圈正式复市。

就在商圈复市前一天，“广清纺织服装产业有序转移推介会暨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清远举行。此前半个多月时间里，广清两地互动频频，多次举办招商推介会、座谈、组织考察等，中大商圈产业疏解转移话题也再次引发关注。

“全球纺织看华南，华南纺织看中大。”根据官方说法，中大商圈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纺织面辅料专业市场商圈、我国纺织服装产业链最重要的产业资源配置中心”，其影响力不言而喻。而周边以康乐、鹭江等为代表的城中村，也凭借地利优势逐渐发展成为广州成衣制作重地。

据媒体报道，贸易商在布匹市场挑选合意布料后到此下单，不出24小时就能拿到一批成衣，发往全国乃至全球。以城中村为载体，纺织业各个环节被高度压缩至极小的时空半径中，这种高效生产模式让广州登上全国纺织业“宝座”，也被视为代表广州国际商贸中心的城市符号之一。

但同时，它也潜藏隐忧。早在2019年，关于康乐和鹭江两村升级改造、中大纺织商圈搬迁的消息就已传出。尽管当年年底搬迁计划确定取消，但有关城中村改造、纺织业转型升级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止。

而今，转折点似乎再度来临。

四十年

图片来源：摄图网_501614080

根据本地媒体报道，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河南”卖毛线布料的小商贩自发迁到中山大学附近空地经营，后扩大成布匹专业市场。上世纪90年代初，中大布匹市场气候渐成，产业链也随之“跟进”——1993年第一批服装加工厂入驻鹭江村，租下本地居民民宅作厂房，此后源源不断的加工厂在鹭江、康乐遍地开花。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李志刚等人对广州此类城中村研究发现，原来的村集体兼管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发生经营权变换，而后诞生的私营企业开始大规模招募外来工，本地人则转为以房屋出租和集体分红谋生。潮汕人率先涌入，而到2000年以后，潮汕人专注服装批发等行业，湖北人成为最大经营者群体，并招募湖北老乡前来务工。这些城中村，也因此被称为“湖北村”。

这些背井离乡而又亲缘相近的老板和工人，在广州城中村构造出独特的制衣业生态。

李志刚等人发现，经过40年发展，一种网络式的生产结构逐渐发展成熟。村内既有上百人的工厂，也有大量几人的小作坊，大制衣厂带小作坊做衣服，小作坊的老板又是从大制衣厂“分家”出去的。生产者高度集中，将订单转移的时间与运费降到最低，且由于互相信任、彼此了解，更加深了整个网络的黏性。

“满天星”式的制衣业生态，恰好符合刚在国内不断崛起的时装消费需求。

广州城中村的制衣行业几乎从出现之初就瞄准更广大的“下沉市场”，他们对价格敏感，但同时又希望追求时髦。为此，工厂老板需要第一时间掌握时新的服装潮流，并迅速跟进，并在流行退潮之后迅速向下一波转变。大量小型制衣厂，根据淡旺季调整生产规模，为上游大厂“代工”，能够满足有弹性、灵活的生产，并将成本压至最低。

康乐村制衣厂结构构成 图片来源：《城中村制造业空间集聚研究——— 以广州康乐村服装生产企业为例》

大大小小的制衣工厂，搅活了村里的产业，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勾画起勤劳致富的未来，以此为圆心，更多城中村被纳入中大纺织商圈范围内。

有数据显示，纺织圈内制衣工人最高峰时达到30万人。而从集体分红金额来看，2018年，鹭江村村集体经济总收入35367万元，人均分红158313元，康乐村村集体经济总收入为68109万元，人均分红为244365元。

两个村

城中村无疑是制衣工厂存活的关键。

根据媒体报道，这些房屋工厂一般二楼加工，三楼住人。随着中大布匹市场的规模不断膨胀，村里房屋供不应求，村民开始大规模加建楼房，由原来的三层半加建到五六层。

城中村低廉的成本和宽松的管控方式，是这些制衣厂不断扩张的重要原因。

学界对城中村低成本发展模式进行过大量研究。一般认为，城中村不仅能够为流动人口提供城市低层次、低成本的居住空间，也能为产业发展提供低成本的租赁空间，极易成为非正规制造企业的集聚区。而类似康乐、鹭江村的产业形态形成，也离不开当地松散的管控方式。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袁奇峰跟踪研究康乐村多年。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像康乐村这样将农民自用房转为工业用地及产业用地的情况，是珠三角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景象。村民自行开发，不断将自有资源转为建设用地，在此基础上不断衍生形成布匹市场和服装作坊加工集群。

另一项来自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夏丽丽等人的研究显示，康乐村制衣厂分布范围极广，甚至会以“垂直工厂”的形式“上楼”。其在当地展开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仅有42.65%的企业租赁用地为厂房性质，有50.94%的企业用地实际为住宅，还有2.13%的企业将厂房设在写字楼内，商店、仓库、巷道等区域还容纳了3.55%的企业厂房。

其背后是城中村的非正规性。夏丽丽等人发现，康乐村内近万家企业并未悉数进入官方统计视野，并未进行工商登记注册。它们无需接受正规工商管理和管制，可以自由变更经营内容和地点，加之较低的技术、资金门槛，加速了企业空间聚集。尽管并未专门规划，但村里已初步形成纽扣一条街、拉链一条街、绣花一条街等，为业内所熟知。

不过，城中村也在变化。袁奇峰等人提到，早在2007年开始，由于政府管理力度加大，为规避风险，村民们开始有意识地把自有住宅出租给生活服务类、生产服务类商家，而非原来的生产型企业。此时，在一些制衣厂腾退的同时，新开的“两湖”餐厅、小型私人诊所服务等，针对的仍是外来制衣工人的需求。

更大的难题来自不断上涨的成本。位于广州市区地段的中大纺织商圈，难以抵抗租金的不断上涨。对于制衣厂老板而言，这意味着双重压力：不仅需要维持低价货品和“有利可图”之间的平衡点，还要面临用更高的工资招工，有关“招工难”的信息，已经多年出现在中大纺织商圈的讨论中。

城中村管理难题，也为产业发展埋下隐患。交通拥堵、“五类车”横行等问题一度成为“老大难”，中大纺织商圈及周边区域还曾被广东省政府列为全省第十批火灾隐患重点地区。

三条路

围绕中山大学，一个“中大国际创新谷”的设想在2015年出炉，“国际轻纺城”约10平方公里的地区，被认为是科创孵化的绝佳场所。同年，科学统筹中大国际创新谷与中大纺织商圈的转型升级工作上升至广州全市层面，以重新规划土地用途，将村内原始制衣产业一次性“归零重整”。

从那时开始，转不转、怎么转，开始成为悬于中大纺织商圈业界头顶的一个关键问题。

2019年，当地媒体报道称，有关广州市将引导中大布匹市场向广东清远市疏解的消息传出，原址将建设中大创新谷，对标硅谷和中关村。直到消息发酵近一年后，广州商务局相关人士最终明确，中大布匹市场确定不搬。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创新创业学院副院长戴欣曾提到，简单搬迁中大布匹市场，将牵动全行业相关中小企业的运作效率和生计，只会是“树挪死”。

不过，2021年，康乐、鹭江两村又出现在广州更新改造项目当中。据报道，凤和（康乐村、鹭江村）更新改造项目敲定与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合作，投资总金额约 346.67 亿元，被认为是广州最贵改造项目。当年3月30日，康乐村首期安置地块正式动工，城市更新的步伐继续推进。在城中村已经发展数十年的纺织业将何去何从，再度引发话题。

一种声音是，作为对成本敏感的传统行业，外迁是其最终归宿。一个常常被提及的例子是位于广州郊区的大源村，因白云区沙河小制衣厂搬迁而发展壮大，成为全国首个年销售额突破百亿元的“淘宝村”。

事实上，作为曾经传言中的产业转移承接地，清远早已摩拳擦掌。早在2018年，《高质量推进广清一体化发展工作方案》就提出，将探索及推动两市共建轻纺时尚协同创新区。而眼下，清远也迫切希望抓住这波产业转移的机遇，共建“广清现代轻工纺织产业集群”，推动“广州总部+清远基地”“广州研发+清远制造”“广州孵化+清远产业化”的合作模式。

另一种设想则因当地大量外来从业者展开。

根据袁奇峰等人在2016年拿到的一份数据，康乐村外来从业的3.6万人中，湖北籍人员约有2.2万人，占比高达60%。在这些制衣村中，大量湖北人仍然是产业“主力军”。这些湖北人主动或被动返乡后，有望成为带动当地纺织业发展的新生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中大纺织商圈刚一复市，湖北省工信厅厅长刘海军就专门带队赴广州调研学习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经验。其间，在与在粤部分商会、湖北籍纺织服装企业代表座谈时，刘海军特别谈到，纺织服装产业是湖北传统支柱产业，希望听取在粤商会、企业代表意见，在产业布局、平台建设、产业配套和支持政策等方面出台针对性举措，积极为承接纺织服装产业转移提供良好条件。

当然，面对纺织业外迁潮，广州也在谋划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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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服装产业是广州万亿时尚产业集群核心组成，中大纺织商圈正是广州纺织服装产业五大集群之一。根据广州市商务局制定的《打造时尚之都三年行动方案》，中大纺织商圈被列为广州打造时尚之都重点项目之首。

2020年，海珠区发布《中大纺织商圈助力时尚之都锦绣十条》，提出将中大布匹商圈打造成为融合纺织时尚发布中心、纺织产业标准中心、纺织产业数据中心、纺织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于一体的国际时尚中心。康乐村和鹭江村则被定位为中大国际创新谷的成果输出与配套服务区，将打造成为集科创+时尚+文化产业于一体的复合国际品质，具有活力的创新枢纽。

此前，广东省服装服饰行业协会会长卜晓强曾提到一组数据，广东省是国内服装第一大省，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作为全国重要的纺织产业发展源头之一，广州的位置仍无人可以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