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琦｜重温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是对傅高义教授最好的纪念

本文原刊《美国研究》,2021

哈佛大学荣休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1930.7.11-2020.12.20）。图源新华社

美国杰出的东亚研究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F.Vogel)在2020年12月20日因病去世，享年90岁。傅教授年岁虽高，但身体一直很好，遽然去世实在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可能甚至包括他本人在内。当年哈佛的另一位学术巨人费正清先生(John K.Fairbank, 1907～1991)，晚年时担心未及完成 China: A New History 一书即撒手西归，曾事先交代柯文(Paul A. Cohen)，若天不假年，嘱其代为杀青。1而傅高义教授好像未有类似安排。毕竟他去世前几天还生龙活虎，没想到一场并不大的手术却很快将其带离人世。他筹备已久和打算撰写且无疑一定很精彩的自传，就此无法完成，成了他本人和读者永远的遗憾。2

1994年，我曾在《美国研究》发表《略论费正清》一文，回顾费正清的学术人生。3我认为对费正清的最好定位是学术企业家、领袖和学术“传教士”。费正清之所以成为美国的中国学之父，与他具备学术企业家的天分和传教士的素质有极大关系。他既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那样信息灵通，深谋远虑；又像一位虔诚的传教士，践行信仰，百折不挠。他在西方最先大声疾呼，指出研究当代中国的重要性，并在1955年成功说服哈佛大学，成立美国大学内第一个正规学术意义上的东亚研究中心。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处于恶性对抗状态下，费正清凭一己之力，一举奠定了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基础。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费正清在哈佛之接班人的傅高义教授呢?

傅高义教授去世后，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理解傅高义教授一定要在全球化语境下把握三个关键词：人、学者、传奇(the man、the scholar、the legend)。4本文将顺此思路展开，力图全面回顾其学术人生，亦借此讨论当下的中美关系研究，并提出研究视野与方法上的建议。得失与否，尚请方家指教。

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1917～2012)在其个人传记中写道，他生在一个极其有趣的时代，自认一生深受时代的影响。5傅高义教授也可谓生逢其时。他能在亚洲研究领域取得巨大成功，冷战的时代因素不可忽略。如果没有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领袖，没有日本、中国先后在20世纪70年代、90年代大幅度相继崛起，并给世界秩序带来重要影响，他的研究不可能如此引人关注。甚至他可能根本不会走上学术道路。1930年，即美国爆发经济大危机的后一年和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的前一年，傅高义教授出生在俄亥俄州特拉华小镇(Delaware, Ohio)一个普通的波兰移民家庭。父母在镇上经营便利小店谋生，他本人大学就读于俄亥俄卫斯理大学(Ohio Wesleyan University)——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大学。6因为冷战背景，傅高义教授年轻时应征入伍，在美国陆军当了两年兵。本来他有可能去朝鲜打仗，但幸运地被分派在美国军人医院工作，结果导致他对美国社会和心理学产生了兴趣，退役后即到哈佛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博士学位论文是关于美国家庭的研究。他的一位指导老师弗洛伦斯·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 1905～1960)告诉他，就美国而研究美国，视野有限，难成大器，研究美国社会最好要了解其他社会，这样才能有深度，才能看得清楚。7傅高义教授一生最大的长处是从善如流，这一优点在其学生时代即已现端倪。接到老师指示后，他很快就去了日本，做了两年深入的观察和研究，很快在日本研究领域崭露头角。他先在1963年出版了《日本的新中产阶级》(Japan's New Middle Class: The Salary Man and His Family in a Tokyo Suburb)一书，继而在1979年出版了《日本第一：美国的他山之鉴》(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一书，正是后一本书让他久负盛名。他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很快由于因缘际会，恰逢哈佛要发展中国研究学科。他再次接受他人建议，改弦易辙，转身加入其中，并很快成为个中翘楚。8此后的漫长岁月中，他凭借极其旺盛的求知欲和小镇少年的精明、憨厚、踏实、不懈努力，以及哈佛大学的平台，不仅成为一个享誉世界的学者，也成为华盛顿、东京、北京及多国的政要和精英十分重视的专家。

傅高义教授的幸运还在于，他一生在哈佛大学工作，而哈佛大学作为美国乃至西方的亚洲研究重镇在20世纪的崛起，是与美国在20世纪谋求其自身战略位置的进程密不可分的。哈佛大学作为顶尖的学术平台，其能量无疑极大。费正清在回顾其精彩的学者生涯时，以“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的豪迈，一度公开声称，他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在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学(哈佛)，研究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中国)。9这一总结似乎同样适用于傅高义教授。费正清1936年到哈佛大学任教，直到1991年去世时，一生与哈佛大学结缘长达55年。傅高义教授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1958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61年开始在哈佛大学工作，从博士后一直做到大学教授，与哈佛大学结缘超过60年。而且，他比费正清的研究范围更宽，不仅包括中国，也兼及日本和东亚。这与其个人志趣有关，但也无疑是时代使然。这也是他比费正清更幸运的地方。毕竟在费正清所处时代，无论中国、日本还是整个东亚，在全球经济、地缘政治或其他任何方面的影响力，都不可能与傅高义时代相提并论。

同费正清一样，傅高义教授同样是一位不世出的学术干才，他也将此才能，因缘际会地在冷战和后冷战时期的哈佛大学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果说费正清是哈佛中国研究的奠基人，傅高义教授无疑是哈佛亚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1973年，年仅43岁的傅高义接替费正清成为哈佛东亚研究中心(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1977年易名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第二任主任(1972～1977)。1977年，傅高义教授进入哈佛东亚研究委员会(Council for East Asian Studies) (1977～1980)。1980年，他又发起建立了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下辖的美国-日本关系论坛(Program on U.S.-Japan Relations)，并出任首任主任(1980～1987)，后又担任终身荣誉主任。该项目现主任克里斯提娜·达维斯(Christina L. Davis)教授在发布傅高义教授去世噩耗的邮件中写道，傅高义教授在项目的早期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领袖作用，且直到去世都在积极参与该项目的各项活动。101993～1995年，傅高义教授追随其哈佛同事约瑟夫·奈 (Joseph Nye, Jr.)一起进入美国政府工作。他的职务是国家情报委员会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东亚事务官员，主要负责收集和分析东亚的各种信息。这两年经历不仅让他接触到了很多机密信息，也让他深知写作宜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重要性。111997年，他发起并建立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1997～1999)。此前在1995年，他众望所归，再次出任哈佛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直到1999年。

哈佛大学的教授有举办家庭聚会的传统。费正清通常在星期四下午请大家聚会，而且没有限制(open invitation)，只要对中国感兴趣，一概欢迎。大家吃着黄瓜三明治，谈论关于中国的各种话题，传为哈佛佳话。傅高义教授萧规曹随，更由于他兴趣广泛，爱好结交各路朋友，家里常常门庭若市，高朋满座。研究日本和中国的学者，以及社会学专家，都会在他家坐而论道，他家宛然就是第二个费正清研究中心。每个月，傅高义教授都要在家里举办好几类聚会，或是欢迎来到哈佛大学的中国访客，或是招待美日关系论坛(Program on the US-Japan Relations)的友人，还会举办中国社会学学者学习小组(China sociologists study group)的聚会。如此频繁的聚会有时令学者们心生疲惫，傅高义教授却乐在其中，更从中获取各种信息，为自己的研究所用。12傅高义教授身居学术要津，来自中国、日本的学者，很多都曾赴他家拜访，向他请教，加上他本人与人为善，受惠于他的人不在少数，这都让其声名广布东亚。

中国人常常讲天时、地利、人和，傅高义教授幸运地兼有三者。然而，这不能遮蔽更为重要的事实，即傅高义教授首先是一位不断探索的学者和诲人不倦的老师，而且在这些方面无不表现得令人敬佩。2000年，傅高义教授70岁，创造力和影响力仍在巅峰，但他主动选择退休，打算利用余生专心研究和写作，从事自己愿意做的事情。退休后，他依然在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持“当代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Critical Issues Confronting Contemporary China)学术讲座，组织并主持每周的演讲。他如此热心，不仅是因为热爱哈佛大学，对费正清研究中心忠心耿耿，更因为他的学者本色：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傅高义教授去世后，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发布悼词，称“傅教授的善良、慷慨、修养以及对教学的献身，令人难忘。他总是坚称自己首先是学习者，其次才是教师。”13傅高义教授无疑展示了对学者一词的深刻阐释，这也是他成功的不二秘诀。对于西方人来说，中文、日文都是十分难学的语言，但是他能熟练地用两种语言阅读和交流。60岁以后，他还在苦练中文，这是多么难得的学无止境的品德。傅高义教授虚怀若谷，深知自身知识的不足，书稿完成后，必要送请专家，虚心请教，以期完善。其大作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邓小平时代》）的完成，就是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

傅高义也是一位杰出的老师。曾服务于香港大学亚洲研究所(Asia Global Institute)的威廉·奥佛霍特博士(William Overholt)，在纪念傅高义教授的文章中深情写道，他刚在哈佛大学读本科时，本来想成为数理物理学者。但在大一时，上了一门傅高义教授的中国社会课，深受吸引，结果改变人生方向，转学社会学专业，最终成为研究中国和亚洲的学者。费正清当年以各种手段鼓励学者研究中国和出版相关著作。傅高义教授也是如此。奥佛霍特长期在商界工作，却于1997年5月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题目叫“中国的崛起”，请傅高义教授批评指正。未想到很快就收到两封来信，一封来自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告知傅高义教授准备把这篇论文列入他为哈佛大学本科生开的核心课程阅读清单，14询问他是否要收使用费；第二封来自诺顿出版社的负责人，告知傅高义教授转给他这篇文章，并称奥佛霍特可能在此基础上写一本书。奥佛霍特回忆，当初并无写书计划，但由于傅高义教授的安排，竟直接收到出版社邀约，并由此开启了自己的学术人生。15

傅高义教授走过了跨世纪的漫长一生，真正的学术著作屈指可数，并不算高产。但这无碍于世人从他的伟大学术人生中读出什么是伟大的学者，并得到很有价值的有关如何做人和做学问的启示。他是一位成就自我的学者，本人就是一部杰出的作品。这也就是我所谓的“傅高义式传奇”。傅高义教授生前念兹在兹，想要完成两本书的写作，（），这都是引人入胜、令人期待的计划。十年前完成《时代》后，他就已着手准备了，收集了不少资料。加上研究本来就有大量交叉的内容，乘势而为，本是水到渠成之事。他一生的经历丰富多彩，难以复制，本人又沉迷于写作，且精于叙事，却天不假年，没法写出自己的完整故事了。

2000年傅高义教授从哈佛大学退休，朋友及同事为其召开了好几天的学术会议，以此向一代宗师表示敬意和感谢。上百人出席，可谓盛况空前，可见傅高义教授的学术影响。会议有三大板块：社会学论坛、中国研究与日本研究。这也为我们透视其学问人生，提供了最佳的入口。傅高义教授一生经历了三次重要的学术转型。第一次是立志研究美国社会，成为美国社会学学者，其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是“关于美国家庭和精神病患者的关系”。16第二次是成为日本研究学者，研究日本社会。第三次致力于研究中国，其中包括研究东亚四小龙。在研究的区域转移的同时，傅高义教授专攻的学科，也同样经历了三次大的跨越，先是从社会学转移到地区研究，晚年则逐渐跨入历史领域。表面上看来，傅高义教授似乎偏离了最初的美国研究，其实不然，推动这些转型和跨越的，恰恰是他一以贯之的服务美国的自觉。诚如与其相交甚厚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女士所言，傅高义教授的研究为美国和美国人民提供了一面亚洲的镜子，以此提醒他们要正确看待中国与日本，以免误判形势。17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傅高义教授也许是“中国先生”或“日本先生”，但本质上无疑首先是“美国先生”，即美国爱国者。当年的费正清先生其实也是如此。

当年，令傅高义教授声名鹊起的著作《日本第一：美国的他山之鉴》，是战后日本最畅销的非虚构翻译作品。该书的副标题充分说明，此书虽然研究日本，归宿却在美国。傅高义教授在初版序言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此书旨在为美国社会解决自身问题寻求经验。1970年的美国，危机四伏。可是，算不上得天独厚的日本，怎么能把一大堆美国人束手无策的问题，处理得如此成功呢？带着这样的问题，他全面分析了日本在政府、企业、社会政策、教育文化方面的卓越之处，告诫美国应该向日本取经。他并不担心落人口实，以为他在美化日本。他汇集日本经验的种种侧面，加以分析和论述，旨在为美国提供全面的、真正对症下药的借鉴。

傅高义教授的中国研究系列著作的宗旨，也是如出一辙。他的《时代》一书的出发点，是要告诉美国人，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正在发生历史性巨变，美国必须予以重视，要正视现实。2019年，他在母校俄亥俄卫斯理大学发表演讲时说道，“当我在2000年思考如何写一本帮助美国人理解中国的著作时，我意识到邓小平1978年12月启动的改革开放至为重要。”写邓小平就是解读中国崛起最好的切入点。18他花了十年时间写作《时代》，并于2011年出版。在书中，傅高义教授走进当代中国，讲述了一个领导人如何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带领中国走向新的发展方向，并最终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

除了突出的服务美国的本位意识，傅高义教授的学术还有三大特点：强烈的现实关怀、庖丁解牛的写作境界，以及对于共有历史或共有旅程的卓越见识。社会学出身的傅高义教授，鲜明的现实取向本就是其学术基因，贯彻到他几乎所有的著作之中。无论是1963年出版的处女作《日本新中产阶级》(Japan's New Middle Class)，还是1969年出版的第二部著作《共产主义下的广州》(Canton Under Communism)，抑或是1989年出版的《先行一步：广东的改革开放》(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还是1991年出版的《四小龙：工业化在亚洲的扩散》(The Four Little Dragons: The Sprea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都是在处理20世纪下半叶发生在亚洲的重要现实课题。

对现实的强烈关怀，甚至影响了他最后一本书的写作。他在写完《时代》后，本想再接再厉，撰写（）。但当时正值中日关系恶化，他希望借助自己研究日本、中国的双重学者身份，以第三视角写一本书，同时充分利用他在两国的人脉和声望，为改善中日关系做出贡献。19年届80的他又花了近七年时间研究中日关系，这才有了2019年出版的《中国与日本：直面历史》(China and Japan: Facing History)。他毕生研究的两大对象(中国和日本)终于在一个双方关系紧张、不确定的历史时刻，被放在了同一本书里。他告诉该书中文版译者说，“我想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根据你们中国的说法，‘旁观者清’，也许正好写一本相对客观的、中日两国的读者都大体能接受的历史书。再加上我在中国有很多读者，在日本也有很多读者，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有一种使命感。”20傅高义教授的学术研究充满现实感，尽量避免先入之见。他属于入世型的学者，而他的抱负、学养、品行与情怀，正好为这个复杂的世界所用。

傅高义在香港，2019年11月10日

傅高义教授的学术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他游刃有余的写作境界。在美国乃至西方学界，傅高义教授的学术地位不算太高，很多人觉得他缺乏理论，著作缺乏深度。其实不然。傅高义教授是按照自己的激情以及一以贯之的现实关怀，不断前行，并攀登到不可小觑的学术境界。《庄子》一书描写的庖丁解牛，神乎其技：“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我以为傅高义教授具备了诸多庖丁的特质，其历史书写在某些方面已臻化境。他的选材、资料的组织运用以及写作，都给人信手拈来、行云流水之感。当然，这其中与背后，是他无与伦比的才、学、识、德，是过人的勤奋与穷其一生的不懈努力。他的著作没有高深时髦的理论，没有各种令人目眩的数字模型，甚至缺乏所谓宏大叙事，选题也都偏于通俗。但实际上，能达到他的水平绝非易事。他写《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对日本六个家庭进行了每周一次、长达一年的深度访问。他写《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书，在香港做了大量采访，阅读了他所能读到的各种中共报纸及其他研究资料。如果傅高义教授无法用日文、中文直接同采访对象交流，尤其是取得他们的信任和配合，许多素材是很难得到的，他的这些特质对学术研究的质量影响非同小可。他为了写《先行一步：广东的改革开放》，在广东住了八个月，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深入调查，广泛采访，获得了一般人不可能掌握的资料和信息。

此外，如果没有对人性的洞察，没有对研究对象的深刻把握，没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没有同情、理解和超越意识形态地看待其研究对象的胸怀，他也难以写出《时代》这样的杰作。很多人批评这本书错误不少，存在各种问题，更有甚者，直接质疑傅高义教授的学术水平。对这样的求全责备，我非常不以为然。归根到底，衡量一本学术著作的价值，不是看它有没有错误，而是看它的学术造诣及影响、思想的前瞻性和社会价值。以此衡量，傅高义教授的每一本书都极为成功。《日本第一：美国的他山之鉴》《时代》都已成经典之作。

我至为钦佩傅高义教授的学术研究之处，则在于他晚年越来越浓烈的历史意识和发现共有历史的重要性，这一特质凸显在他最后一本著作《中国与日本：直面历史》之中。“共有的历史”(shared history)研究方法也是我个人近十年来研究的致力所在，并已出版两本著作，从中美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亚洲的关系，解读“共有的历史”这一研究视野的重要性，尤其是其方法论意义。21傅高义教授从社会学起步，最后成为一名历史学人或者他所说的“历史社会学”学者，其轨迹说明了历史其实是研究现实问题的一个最好的参照系和出发点。22虽然傅高义教授从来没有明确承认“共有的历史”研究方法，但实实在在地在其最后一部研究中日关系史的著作中利用了这一视野，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个人认为，傅高义教授最终回到共有历史的视野，这可能是他最具启示和很有价值的学术遗产。要理解傅高义教授，反思傅高义教授的研究对我们学术研究的借鉴意义，“共有的历史”不失为一个重要角度。从这一角度来看，傅高义教授的学术人生对研究和认识美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下文将结合当下的中美关系研究，以及傅高义教授的学术脉络和著作，就此予以更详细的说明。

以纪念傅高义教授为契机探讨中国的美国研究，首先应将其还原到哈佛大学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学术脉络及渊源上，并看到这一传统的独特地位。首位在西方大学正式执教的中国人戈鲲化(1836～1882)，正是于1879年应哈佛大学之邀前往教授中国语言文化。23长期以来，哈佛大学的学者汲汲于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和中美关系的改善。费正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是中美关系的参与者、思考者和研究者。他于1948年出版的处女作《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旨在告诉美国人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他利用当时最新的现代化理论，分析中国为何没有自行走向现代化。费正清批评美国对中国有许多不切实际或一厢情愿的误解。该书观点新颖，立论清晰，文笔生动，加上当时国共内战和中美关系处于风口浪尖的转折关头，甫一出版，即成为畅销书，并荣获1948年美国政治科学学会颁发的最佳国际关系著作奖。该书的问世令费正清声名鹊起，到1983年已出至第四版，篇幅亦扩大许多。由于该书强调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为未来中美关系的突破打下了理论基础，费正清本人也因此被誉为影响中美关系的天才策略学问家。他的许多研究甚至成为当时政策制定者的主要参考书。费正清在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上的贡献得到了两国政府的承认。1971年中美关系解冻后，费正清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的首批美国客人，于1972年访问中国。1979年，他作为由美国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率领的美国政府访华团成员访华，受到中国政府热烈欢迎。24

在研究中国和日本两国文化和历史方面，其实傅高义教授在哈佛大学不是首创。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 1910～1990)是哈佛大学首屈一指的日本研究专家，同时对中国历史也了如指掌。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是翻译和解读日本圆仁和尚的留唐日记。因此，傅高义教授的学术研究和对中美关系的参与，实是继承了费正清、赖肖尔等前辈哈佛大学学者的衣钵。虽然他不以中美关系研究见长，但也主编过关于中美关系的论著，直接参与甚至主持过中美学者的对话。25近几年中美关系恶化，傅高义教授更为改善中美关系不遗余力，频频发声，思考如何为处在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指点迷津和出谋划策。2019年7月3日，傅高义教授联合100多名熟悉中国和亚洲事务的美国学者及外交、军事和商界人士，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致特朗普总统与国会议员的公开信——《中国不是敌人》，而他是五名执笔人之一。262020年7月23日，傅高义教授又以个人名义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提醒特朗普政府不要把中国人推向反美民族主义阵营。27去世前，他还在准备给即将上任的拜登(Joseph R.Biden, Jr.)新政府撰写备忘录，为改善中美关系建言献策。据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说，傅高义教授近年来最热衷的活动之一，是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的公共知识分子项目(Public Intellectuals Program)担任高级顾问。这个项目目前有超过一百名参与者，而他似乎认识项目里的所有人。他还同意为宋怡明参与主编的《中国问题II》(The China Questions II)一书撰文，讨论中美之间建立互信的问题。28

正是由于傅高义教授热衷、致力于改善中美关系，他去世以后，中国官方给予了他相当高的评价与肯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称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并称“我们将铭记他为推动中美关系所做的贡献”。29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也在推特上表示哀悼，形容傅高义是“杰出的中国学者”，赞赏他“毕生致力于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对两国友谊和关系做出重大贡献”。30不少与傅高义教授有交集的中国人对其去世表示痛惜和哀悼。也有不少中国人称傅高义教授是“知华派”或“亲华派”。31这些在我看来，尚在其次。傅高义教授首先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对他最好的尊敬与纪念，应该从学术着眼，如同他致力于研究中国一样，致力于改善中美关系和提高中国的美国研究水平。这里不揣冒昧，借纪念傅高义教授之机，略谈一点中国的美国研究特别是中美关系研究问题。

一部中美关系史，真可谓“剪不断，理还乱”。我一直呼吁用一个新的视野或方法，即“共有的历史”，对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伟大而又极不相同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史做出全新的解读。前文已对此有所涉及，此处进一步说明其特点与学术承继。“共有的历史”研究方法有下述几个特点：其一，该范式的核心是“共有”，即着眼于两国人民共同的历程及追求，共有的经历自然也包括共有的挫折和失望；其二，侧重文化范畴；其三，强调个人及非政府机构的作用。这一方法与近年来在美国得到广泛关注和使用的国际史方法(transnational/international history)不仅相得益彰，甚至可以说是后者的进一步发展。国际史方法也是一种全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其追求及旨趣在于跨学科、跨国别、兼容并包、融会贯通。它既可以运用于国别史或世界史研究，也可以用于微观研究。国际史研究方法仍在起步及不断完善和发展之中，它的主要特征是：第一，打破现今历史研究中的“民族-国家”约束，以整个国际体系甚至文化背景为参照系；第二，强调非政治，非“民族-国家”因素的作用与影响，如非政府机构(NGO)、竞技体育、瘟疫等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第三，多国档案及多种资料的应用；第四，强调“自下而上”(bottom-up)的方法，而非如传统的外交史和政治史，着重于大人物、政府层面的决策。因此，“文化”因素、“弱势群体”和人类共同的追求等，常成为国际史研究的突破口。

我们正可将“共有的历史”研究方法作为对国际史研究方法的提升与发展，运用在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实践之中。共有的历史当然包括种种挫折、失望，甚至命运的嘲弄，但不应贬低这些共有经历的价值，因为它们都是人类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共有”的视角出发，一些通常被忽视的人和事件，可能会陡然清晰，显现其重要的历史贡献与意义。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从“共有的历史”的角度，不仅可以解读出一种全新的中美关系史，同时可以建立新的学术范式，拓展新的学术视野。

有鉴于此，再回到傅高义教授的学术研究，就发现其伟大和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充分意识到共有历史的重要性。理解、尊重、交流和对话，始终是其学术研究的核心理念。他最后出版的著作《中国与日本：直面历史》便是极佳的例子。2019年，该书的英文版、日文版和中文版同时出版。傅高义教授在书中强调，不同国家、文明、制度与社会本来就应该相互学习，消除误解，消解隔阂，更好地融合，以推动人类的进步。具体到中国和日本，两国既有激烈的竞争，又有长期的共有历史。他在书中展开的，就是1500年间中日两国相互学习、彼此借鉴的漫长历史。首先是日本全方位地向中国学习。在隋唐时期，日本人到中国留学，从中国学到了文字、佛教、儒学、文学、音乐和建筑甚至茶道。日本历史因此发生深刻变化。一千多年后，中国人到日本学习。1895年甲午战争后，中国开始学习日本的军事、文化和现代文明。后来，中国又从日本引进了许多现代词汇，如“文明”“社会”，甚至“体育”（）等等。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从日本获得了大量技术支持和经济援助。近年来，两国继续互相学习。这本来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但傅高义教授以史家之笔，清晰地展开了这幅历史画卷。

共有历史的意识，也同样呈现在傅高义教授关于中美关系的一些观点中。2001年，他在《美国研究》杂志发表《美国人看美国、中国与世界》一文。他指出，“为了处理好中美两国关系，我们一定要超越自己的传统观念，提高和加深相互的了解。”32他当时就尝试看到两国历史的共同性。他写道，“在1776年以前150多年里，北美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经过多年的独立战争以后，才于1789年建立美国。因此，美国人历来同情和支持受压迫的民族和受压迫的国家。中国也有着一百多年殖民和半殖民的历史，所以应该比较容易理解美国人对自由和独立的追求。”33在20世纪，中美两国的历史与四次战争连在一起。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中美两国是盟友。在朝鲜战争中，中美两国是对手。越南战争也同中美历史密不可分。傅高义教授在此文中写道，“对中美两国的前途，我抱较乐观的态度。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中美两国都寻求和平、稳定与发展，都受益于两国贸易的不断发展。另外，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以及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地球，中美也需要合作。所以在许多方面，中美两国有着共同利益，尽管在很多方面还有分歧，但应该用求同存异来处理中美两国及世界的问题。中美两国应该有信心，也更要有耐心地面对和处理21世纪的各种挑战。”34

傅高义教授因为要更好地理解美国、全面深入地分析美国而走出国门，最终成为亚洲研究者。我想我们也应该向傅高义教授学习这种重视他山之石的精神。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的中国学者必须要客观和深入地了解美国，研究美国的中国学者也无疑应该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国。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分析、研究中国和美国以及中美关系时，特别要重视中美两国人民共有的历史和共同的未来旅程。同时，我们也应像傅高义教授一样，厚积薄发，在掌握大量数据和资料后再发表成果。

傅高义教授终其一生，致力于中美、中日间的相互理解及和平，而不是道听途说，拾人牙慧，并看到了中国的长处。对他最好的纪念，无疑应是重温两国共有的历史，珍惜中美两国的文化和友谊。此外，还应学习其务实的研究精神，脚踏实地地提高自身水平，以平和、理解、尊重、对话的态度研究美国及其历史。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这位曾经的小镇青年，为世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学术遗产，竖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他有着开放的国际眼光，强烈的现实关怀，更有一颗悲天悯人之心。他虚心好学，不耻下问，终其一生研究中国和日本，关爱和钟情于美国，不希望中美、日美、中日关系恶化，而是希望世界变得更好，并为此笔耕、努力不止，至死方休。如此的仁者情怀和学者精神，值得我们表示由衷的敬意。

傅高义教授一生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和亚洲强势崛起。去世时，他念兹在兹的美国、日本和中国均面临巨大转型和挑战。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也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应对这些复杂的挑战和中国、美国、日本之间“百年未有之变局”，是我们每一个学者都需要理性思考和做出科学回答的。作为中美关系学者，我们任重道远。古人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想美国人傅高义教授的一生探索和努力以及道德文章，应该值得我们借鉴并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