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疫苗、救护：一点最新情况分享（2）

兔主席 20221225

这里，我讲的是大家族/关联家族的情况，俗话说七大姑八大姨，能够辨识的远亲都算进来。譬如说，我和我的媳妇的叔伯姑嫂舅姨及其配偶的父母辈，及我和我的媳妇的堂表兄弟姐妹的祖父母辈，都算。所以，最后是分布在不同城市的几十个大的家族了。我这个小家只属于一个家族下的一个小的核心家庭。

1920后、30后，就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古时候叫耄耋之人。我们最近看到网上一些单位公布的一些讣告，大多为这个年龄段的老人。

我就结合自己大家族的“样本群”，谈一些感触。

在此之前，先说点“大历史”。

Omicron这个病毒的特性是，对大部分的年轻人，其实不打疫苗也能过去。对高龄老人来说，却是要夺命的。我们脱离人类视角，如果从大自然视角看，这就是生老病死，自然淘汰，是物种在自然界里繁衍生存消亡的基本机理。

在人均寿命三四十岁的人类社会，不存在什么老龄病，因为人根本就活不到高龄。但年纪再大一些，各种疾病就来了，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阿兹海默症等慢性病，以及癌症等绝症。这些疾病的出现都和人类社会发展导致预期寿命的增加有关。这也使得从大历史角度看，这些病具有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价值。

SARS-Cov-2-Omicron是类似的：它会造成实质伤害（重症、致死）的是80岁及更往上的老人。在一个预期寿命为三四十岁、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社会里，SARS-Cov-2-Omicron并不会是一个很重要的疾病。大多数人会通过一次甚至数次感染形成免疫，病毒与人类实现共生。

但在一个预期寿命80、90岁的社会里，SARS-Cov-2-Omicron却是“难以克服”、“绝杀”的。这里，我先摆脱任何的个人情感，纯从人类大历史的理性角度讲：我不认为在一个人类社会里，高龄老人群体遭遇老年病去世，或因特别针对老人的病毒侵袭而去世，自动就会变成一个“社会性悲剧”。如按古人视角，会说，活到了八九十岁，已是福寿。确实，和过去是不能比的，中国古代帝王平均年纪不足四十岁，最长寿的皇帝乾隆活了89岁，活过八十岁的帝王大概一只手就能数过来，这是现实情况。

但毕竟那是古代。大历史观能够提供一个视角，但不足以解释我们活在的当下，所以补充两点。

第一，一位老人的去世，肯定是令他/她所属的家庭、家族惋惜、悲伤、哀悼的事情。我们说老年人群体因老年病去世未必是个“社会性悲剧”，并不是说每一个生命的逝去对其家人朋友来说不是一个值得悲伤、哀悼的事情。这个是要区分来看的。

第二，既讨论“社会性”，关键就是要看一个社会能否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老人群体提供尽可能多的支持，挽救他们的生命。这些支持来自政府、社会团体组织，也来自家族、家庭，方方面面。中国是一个崇尚尊老、孝道的传统社会，老人对我们来说有极高的道义价值，如何对待老人（“孝不孝”，敬不敬老），往往就是人品和道德的写照。在经济逻辑的社会里，老人不能从事生产了，没有经济价值了，那价值何在呢？我们认为，老人的“寿”本身，对于整个家族/家庭乃至社会都是有正向意义的：只要老人还在，就能够为全家带来正能量，就能给后代带来楷模，就能向下一代传承和复制我们的价值体系。奉养老人，让其安度晚年，并尽可能助老人延年益寿，就是我们传统价值观的书写，就定义了我们（who we are）。所以，按我们的价值伦理，善待老人的社会才是文明的，抛弃老人的社会必然是野蛮的。我们也都希望自己的子女善待老人，希望自己能够生活在一个善待老人的社会里。因为有一天我们都会变老。

再回过头来看就清楚了。“动态清零”三年到底为了什么？作者认为，主要就是为了保护老人。Omicron是一个将个人卫生健康与公共卫生安全的不对称性放大到极致的病毒（参看前文：【合集】撕裂人类的魔幻病毒），而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Omicron倾向于伤害高龄老人，但对其他人群的危害却是可控的。对于一个尊老的社会而言，这就是拿住了要害了；另一方面，也只有把老人放在最高伦理地位的社会，才有可能动用全社会的资源与Omicron正面对抗。符合这一条件的，自然是尊老的华人社会，而中国大陆正是其中的代表。

截至2021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约2.67亿，在这部分老人群体里，未完成新冠疫苗接种的三个年龄段老人（60-69岁、70-79岁、80岁以上）分别约为2,264万、1,616万、1,400万。而其中最危险的，就是80岁以上的这1,400万人。

1,400万人，相当于中国大陆总人口的1%；

2,264+1,616+1,400=5,280万人，相当于中国大陆总人口的约4%；

所以，“动态清零”的大网，本质是要求99%的中国人让渡权利、方便、利益，付出代价，保护1%的人；或者，要求96%的人保护4%的人。这是要求压倒性绝对多数人的利益服从于绝对极少数人，显然在绝大多数社会（特别是选举社会）是不可能的。但这就是这套体系的内涵和本质。没有特殊的价值观支撑以及特殊的政府体系，也绝不可能实现。

大面的东西说完了。下面，作者结合自己的大家族，讲讲一些实际的观察和体会。

从老年人疫苗接种问题说起

在我这个“样本群”里，很多老人其实并没有接种过任何新冠疫苗，就不要说打到第三针加强针，实际上是一针都没有打过。

也就是说，在Omicron病毒真正来袭时，大家族里的大多老人是没有防护的，而这些人，恰恰就是Omicron要伤害的目标高危人群。

今年内地思考防疫政策调整转变时，其中一个核心考虑就是老年人疫苗接种率（含加强针）较低的问题。作者当时也一直认为，提高疫苗接种率是放开的前提。并且与周边友人说，你只要没有看见大街小巷四处都在宣传老人接种疫苗，甚至开始推动某些形式的强制接种，那后面的放开也很难有时间表。我真心的这么认为。

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推行疫苗接种的难度和阻力很大，并不是说赶鸭子上架或设定个时间期限就能实现的。尤其是，打满三针是需要周期的：一针二针之间要间隔时间，二针和三针之间更要间隔时间（4~6个月），这么一铺排，打满三针就得半年。

基于这一条的实操，我是用了一两年的时间观察了大家族的老人们后才慢慢了解的。再次说明：老人为1920-1930年代生人。

——疫苗接种强调“知情、同意、自愿”原则。这个原则一立，强制接种就不可能了，尤其对于这把年纪的老人而言。

——老人选择不接种，是对自己身体作出的选择。而且老人多是意识清醒的，是大家族的老祖宗，自己的身体都做不了主么。老人有想法，家人作为后辈，很难劝说

——老人主观上很多不愿意接种（作者所述的大家族，多是受过一定教育的老人，原因各式，包括但不限于1）自认为接种疫苗的健康风险很大；2）不少是疫苗怀疑论者，不希望接种——包括不愿接种我国使用的安全性很高的灭活疫苗；3）老人之间的相互影响；4）有的老人是抗拒医药、抗拒医生，平时药都减量服用，莫说接种疫苗；5）对风险收益的评估：认为现在没有放开，接种疫苗的风险远远大于收益，不合理；6）没有收到任何强制接种的信号，所以也不着急决策；7）如果收到强制接种的信号，会更加强力的反对。比如疫苗通行证。不要这个通行证也不打疫苗

——这个年龄段的老人多少有一些基础病，总是能找到按特殊人群合理豁免疫苗接种的理由的

——因此从医务/医护人员的角度，也不容易对老人接种提供强烈意见。相反，为了避免风险，反而会倾向于认为老人有基础病，不符合接种条件，并在过程中予以必要的配合

——把疫苗接种责任推给政府/社区/街道更难落地执行，因为社区没有抓手，除了送点东西外，没有其他手段了。总不能给人断水、断电、堵门、罚款吧。硬不接种，社区也没有办法。所以接种这个事，不是应接尽接，而是能接尽接，接到后来遇到顽固的老人就没法推进了

——不少老人的固执，硬劝会动气，然后大家都闪了：“老爷子就是不想打，你看，他今天都生气了，不要一会儿中风了。为这个事可不值当，要不咱今天先算了，好吧？改天再说。”永远如此

——中国居于城市的1920-30后老人，大多有多个子女（三、四个很普遍），大多家庭的情况是，本来大家庭里的老人就是有权威的，重要的事情子女还是尊重老人的意见，二来，子女一多，就要集体商量，一个人很难“做主”，也不想挑头承担责任——何况本来可能也做不了主。老人不愿意，一个孩子主张接种，其他孩子沉默，那这个事通常推动不了

——这个年纪的老人，还有不少是住在住宅社区里的，在社区（而非老人院/机构）就地养老。笔者称这种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为“分布式社区居家养老”。而在“动态清零”的环境下，打疫苗先要打核酸，再预约疫苗接种。很多老人连下楼打核酸都不便，莫说再出去打疫苗。这个事情要落实还得挨家挨户安排上门（前提还得假设老人愿意配合），这就得耗费比较大的资源了。我大家族里有一位打了两针疫苗的老人，就是在老人院养老，老人院各种操作就都方便了，于是她也就打了两针。这一条要再强调：中国城市老人大多仍然是家庭的一部分，居住在社区里，这和发达市场里大比例机构养老是不同的，这也会增加接种成本

——关于“放开”和“倒逼”：有人说，“设定一个时间表，告诉他们三个月放开，那大家就去打了。”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疫苗是有“正向外部性”的，一个人打了大家都收益，所以每一户人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考虑，大家一方面都支持全社会提高接种率（支持邻居打），另一方面也有侥幸心理，希望自己能“能搭一天便车搭一天便车”，“能晚一天接种晚一天接种”；成为受益者；第二，如果政府说敢在六个月内放开（我们考虑：打足三针的周期最少为六个月，所以时间表得是六个月），那一定需要给放开提供理由，这个理由就是：病毒显著减弱了，社会危害显著减少了。这一方面，会使人心涣散，“动态清零”之网再难绷紧（今年下半年我们遇到的就是这个问题），结果别说坚持半年，可能一两个月疫情就全面爆发，这时强制静默管理将产生巨大经济社会代价，同时还会放缓接种速度；另一方面，你只要宣传病毒减弱，就会有很多人相信没有必要再接种疫苗了。这是个悖论。再结合前面说的，总而言之，没有人能够拍胸脯说：给我六个月时间，我就能把全国的老年人三针疫苗接种率提高到90%，同时还能最小化疫情防控及经济社会的代价。

以上我说的，不是社会分析或推理，都是围绕我对我所处的大家族/关联家族里的各种老人的实际情况讲的。我讲的都是真实情况，当然以上只代表我小小的“样本群”，不代表所有的老人。只是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疫苗推行的复杂性、难度和阻力。

综上，根据我对大家族老人们行为模式的观察，再结合我对中国政府体制和中国社会的朴素理解，我意识到，在防疫政策不调整的情况下（“动态清零”），拿出一个具有确定性、可操作性的老人疫苗接种时间表是不太现实的。所以，我也逐渐认识到，把提高老年人疫苗接种作为调整防疫政策的前提可能也不现实。

所以当时中国的防疫继续朝精准布网发展，即把核酸检测作为“雷达”/基础设施：尝试先精密织网，把病毒拒在门外再说。这就是2022年6月下旬推出的《第九版》防控方案，往后几个月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加强和优化核酸和精准管控上。而在这个体系并非完美，Omicron到处突入，各地高频核酸，不时有静默，此时要同时兼顾老年人疫苗接种是很困难的。

但其实又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如果我们都始终提高不了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那怎么办呢？难道全社会就都一直原地踏步等待么，三个月、半年、三个季度？一年？一年半？两年？一直等下去，等待几千万老人一个一个地把疫苗打上去再放开？过程中，96~99%的人能否一直坚持？如果他们人心涣散了怎么办？特需注意，并不是每一个小家庭都有1920-1930年代生人的老人的。如果家里已经没有亲近的长者在世，也很难直观感受保护老人的重要性，毕竟中国传统讲的孝敬，首先是围绕自己的亲族和家长进行的。另外，为什么要为了那些和自己没有任何亲人或熟识关系的老人，让自己继续让渡权利、付出经济社会和生活的代价呢？慢慢地，Omicron就占了上风：它开始撕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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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Omicron突破香港时，其实是类似情况：放开前夜老人的疫苗接种率很低：

（标题：充满疑虑的老人们）

放开后，香港几个月的时间就有近万人去世，其中大多是未打疫苗的长者。

只有残酷的现实才能让人们擦亮眼睛：政府的保护没有了，病毒肆虐了，潜在风险都变成真的了，这时，人们才会真正把自己作为生命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调整风险收益计算，作出“理性选择”，选择排队接种以求保全健康。

理想环境下，人们可以不断横向纵向学习，汲取各种外部经验教训，始终作出明智的选择。实际情况是，人们是短视的：只有危险在身边真实地、即时地发生，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并调整自己的行为。所以，现实世界是不完美的、残酷的：老年人疫苗接种比例提高，可能难以作为防控政策调整的前提，但更有可能成为防控政策调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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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好奇，其他国家，譬如美国，疫苗接种情况是什么样的？

有点跑题，不详述。

美国最大的影响因素是政治。即民主党的人疫苗接种率高，共和党的人疫苗接种率低（并且反疫苗的比例高）。我们看上面这个图，无论按年纪、性别、种族、教育程度、城乡差异、医疗保险地位等看，永远是民主党的接种比率高，而这就是政治意识形态问题导致的。这张图非最新，是2021年8月份的，但横向比较是有意义的：如图，65岁以上的人，有86%的人至少接种过一针疫苗，高于其他年龄群体；其中共和党人有80%以上接种过一针，民主党有94%以上的人接种过一针。这只旨在说明，美国是和我们完全不同的社会。

因此，许多问题归根到底是文化问题、社会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公共政策或治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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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回到我的大家族群体的老人们。还有几个情况。

原因有很多，例如：

1)老人多居住在城市社区里的（“分布式社区居家养老”），因此基本处在大的开放的社会面内，他们很容易通过与子女或护工的接触感染Omicron;

2)当今中国社会，人们高度依赖快递、外卖等。这些物流服务提供了重要便利，但也提供了额外的传播点。好些个案例都疑似是阿姨被快递感染，再传染给老人；

3)老人需要到大医院（三甲）看病，人群较多，结果被传染。这和医疗体系不完善，缺乏分级诊疗有关。如果在小诊所/“GP”处看病，交叉感染风险就会小很多。

如果老人主要在老年社区居住，或社会的机构化养老程度较高，那么老人群体之被规模感染有可能滞后于社会活动面更强的中青年群体。换言之，可能疫情先在年轻人中爆发，最后才到老人。老人也是体现在老人院里的爆发。这里面还有一个城乡/地理问题，例如美国，许多老年人社区在郊区的，和大城市有物理隔离，所以传染也会滞后。

这一波疫情，我观察我们大家族的老人们，基本都和子女同时被感染，且不仅和子女同时被感染，还和首批被感染的医务人员重叠——换言之，他们基本都在城市疫情的峰值之前就中招了。

笔者举大家族离最近的一个例子，我的老大（暂寄养在岳父母家），和岳父母、岳爷爷奶奶及其阿姨同时中招，就是因为他们住在一起并相互走动。这是典型的中国社会安排。

这其实都是社会文化、社会结构导致的。这里面，个人能发挥的作用其实很有限。

前面讲了，老年人不少未打足或根本未打疫苗，所以情况很容易恶化。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城市老年人群体在疫情峰值期（大批医务下线时）就开始集中求医，导致尚处在短缺供应期的医疗资源面临集中挤兑。

插播一下，在美国，挤兑医疗资源的始终是未打疫苗的人：

（上图：蓝线为未打疫苗人士的住院率）

美国的情况，不妨理解是共和党在挤兑民主党的医疗资源。所挤兑的不仅仅是新冠，还有其他疾病所需的医疗资源，这是构成超额死亡的原因之一。我关于共和党的推测也许不严谨，但看前面的统计，可能就是“埋藏的真相”。

在中国城市，高龄老人分布式居于社区，疫苗接种率有限，疫情爆发不久即和中青年人、社会面人士、医务人员等共同感染，这是，医疗资源是短缺的（医务人员暂时“下线”），老人集中需要求治，供远远大于求，自然会造成医疗资源挤兑。此时是非正常时期，计算人均床位、人均ICU、人均医务医护人员都没有意义。

我自己的观察，这些问题由于和我们的社会结构相关，因此也很难克服。从个人、家庭到社区、医院、政府确实很难准备（而且缺乏经验）：Omicron好比一个在全城所有地方同时点燃激光指导炸弹的恐怖主义者，然后两三周后就“转进”了，但却给我们造成了损失。

二、在预判医疗资源被挤兑后的博弈与选择

这波疫情，人们是知道身边的感染率的，对医院的情况也大致了解（随便去看一眼即知道）。

这个时候就比较麻烦了。

老人情况恶化后，送不送医院呢？

支持送的观点：

——时机是关键，早去早救治！

——后面病人可能更多！现在去可能还有机会，占上床位啥的。

——在家的话情况一定恶化。

支持不送的观点：

——现在也看不出病情完全恶化，说不定后面会好转呢。要不再等等看；

——还是在家里能够得到更好的护理。医院不知道什么情况，现在一定很乱；

——医院的环境都是羊，家里人怕去了被复感染，加重既有病情（大家都羊着，身体也弱，也不想去医院。这是无法家内错峰、同时期集中感染的问题）；

——医院估计没有床位，现在只能去急诊处之类的排队，一排可能排很久，甚至一两天，那里也没有什么设备，还不如在家；

——问老人：往往不愿意，就是不想去医院，宁愿在家休息，养着（许多高龄老人知道自己的人生和寿数。只要清醒有意识，他们就希望和家人在一起，不想去医院，因为觉得去了医院就回不来了，这是普遍想法）

——问子女：因为往往是多个子女，很难形成一致意见，没人拍板，大家选择保守观望（“groupthink”）

——“能不折腾还是进来不折腾”（占上风的观点）

——最后，在预判医疗资源有挤兑后，没人敢说去医院的结果就一定比现在好。

综上，支持不送的观点远远大于支持送的观点。

所以就选择不送。这一不送，可能一两天就过去了，拖延了时机。待再打算送的时候，往往是老人病情真的比较严重了，这时往往又会赶上了医疗资源挤兑高峰这个高峰会持续一段时间，是病人难以等待/承受的。譬如等个救护车就是漫漫无期的，如果早行动，可能已经排上了。

作者以为，许多家庭都在做类似的艰难决定。这些决定一但作出，都是不可逆的。

很难说哪个决定就一定正确。此时人都是紧张慌乱的，很难总作出正确选择。

这些一系列的选择，往往会决定病人的命运。

大潮之下，之前的各种先期准备，都是微不足道的，并不能改变结果。只能承认自然的力量，与自己的有限。

最后，笔者的一点建议：

先树立三大原则：

不：能不得则不得；

晚：能晚得则晚得；

错：能错峰则错峰（家内）。

能不得则不得：这个就不用说了。

能晚得则晚得：短期的晚得，能够避开医疗资源挤兑高峰；长期的晚得，等更好的群体免疫（哪怕只是相对的）更好更多的特效药；更好的疫苗；更强大的医疗资源，乃至更弱的病毒。

（家内）能错峰则错峰：能够得到家人更好的照料。

（其他的，做充分准备永远不会错：血氧仪、制氧机、退烧药、特效药、抗生素（如头孢）、医疗设备等，依自家情况准备。）

假如上述目标未实现，不幸早早“羊”了，那就做好要去医院的准备，随时监控老人病情，一出现负面情况，立即准备落实医院，不要等：时机是关键。当你决定去医院的时候，未必能马上成行，因为还有很多人在做同样的决定。要把一切因素都做提前量考虑。

只要人到了医院，在那里了，医院终是要帮助解决、能帮助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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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一个非常之年，必将载入历史。

也希望中国的所有家庭平平安安，共同渡过这个关卡。相信它是短暂的，越过它，我们就能迎接更美好的明天。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