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必要警惕饶毅们

来源：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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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刘这样的人来说，他们的天真之处在于，幻想的这个全能的决策者是大公无私的，只为了整个团体考虑。但是， 他没有想到的是， 当你给予一个人这样的权力的时候，他的出发点马上就变成保存自己的权力，而不是群体的利益。 比如说罗辑，他那个执剑者的权力， 难道不需要随时保持吗？ 不需要用大量的权术吗？

这确实也是饶毅的思维盲点：虽然现在不乏有人质疑他抨击张文宏是出于利益相关，但他一直以“科学权威”的非功利形象示人。既然他是正确的、无私的，那么也就不需要反思了——毕竟，有错误才需要反省，正确的为何要反省？

他挞伐张文宏的支持者们在“造神”，让很多人误以为他是反权威的，但他真的反对“神”吗？确切地说，他反对的是“伪神”，但并不反对“好的权威”——他自己就是。

那么，为何他就有权批评别人？不少人都觉得他越界了，一个从未做过临床的科研人员，哪来的底气评判传染病和病毒学？

饶毅的一位支持者对我说，医学只是诊疗技术，而科学则是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原理，“如果阁下清楚两者的区别，相信你会理解饶毅的不客气”。本来，我认为公共医学新范式中，改变公众认知等等对应对危机也很重要，强调跳出狭隘的框架，不能仅从单一维度去评价张文宏的贡献，但他反问：“新范式是科学吗？”也就是说，在他看来，“科学”是狭义的，公共医学中除了硬核的学术研究之外，都不是科学处理的对象。

要说底气从哪里来，就从这里来：科学，尤其是基础科学，并不是和临床诊疗平行的一个门类，而是根本原理，犹如指导所有实践的原理。实际上，饶毅本人在怼钟南山时就已透露过了：“要懂得病毒流行，需要一定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知识。”言下之意，如果不懂他本人擅长的领域，那就没资格谈病毒流行。

金冬雁

这其中透露出来的是：饶毅所说的“负责任”，大抵是指权威周全地考虑所有情形，才能将绝对正确的结论公之于众；而在金冬雁眼里，公开、透明地说出事实，才是“负责任的”。

恐怕正因为饶毅认为权威负有无限责任（可能他也是个律己甚严的人），他才追求万无一失的绝对安全，认定放开会有严重后果，所以他判断疫情还会反复，需要继续管控；但在金冬雁看来，专家只负有有限责任，在综合权衡各方面代价的基础上，帮助全社会尽快走出疫情阴霾，这个过程肯定有风险，但那是一个概率问题——当然专家也可能出错，只不过探索到的每一步都公开说明，不断改进就是。

这也涉及到对“科学”的不同理解：它是绝对正确的真理，还是不断探索未知、修正假设的过程中的一系列实践？两种看法也许各有道理，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在一个专家主宰的风险社会中，我们的认知是不断调整的，专家本身也可能犯错，毕竟他不是神，也是人。

疫情这三年来，无论是哪个专家，恐怕都经历了祛魅，没有谁被证明是始终正确无误的。张文宏说的当然也不一定都对，但听不听你可以自己选择，现在的问题恰恰是：饶毅试图剥夺这个选择权，理由是张文宏的错误证明他是个假权威，那意思是说，你选择的自由，是以正确的选择为前提的。

实际上，他误解了“张文宏现象”，许多人是经历了三年来的种种事件之后，才选择了信任张文宏其人，但不见得就将之视为神一样的完人，他们也有自己的判断。换言之，饶毅所攻击的“造神”，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存在的，只是他内心恐惧的投射。

当然，我也知道，很多知识精英都有一种恐惧，认为由民众各自判断，将出现一个混乱的反智社会。民众确实有可能会选错，但那也是他们的权利，何况，想要始终蒙蔽他们也是极难的，民众集体做出的选择，一定就比不上少数精英的判断吗？

相比起专家的一两个过错、人们偶尔被蒙蔽，我更害怕那些自视绝对正确、无私的权威，因为他们浑身自信，不承认自己的有限性，却对自身理念可能造成的复杂深远后果欠缺反思。刘鹗曾在《老残游记》中感慨过这种道德自信的恶果：“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眼所见，不知凡几矣。”

如果这种自信和使命感仅限于自己专业领域，那当然无可厚非，无论饶毅关于防疫说了什么，好像也没人质疑他是专业领域的顶尖学者；但当他进入公共讨论的斗兽场时，首先就应当充分考虑到自己观点可能引发的复杂社会反应，那些并不都是凭借“科学”的权威所能解决的。

在这样一个不断变动的意见市场上，不同的观点都是平等的，如果他想要公众信从，那就应当想办法去赢得他们。此时，专家们应该保持谦卑，尽可能充分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供公众自由选择判断，而不是浪费精力去抨击竞争对手的错误，愤恨人们没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新的一代公众已经成长起来了，疫情三年更是教育了无数人学会如何在纷繁的信息中进行筛选、判断，对于想让我们交出选择、判断权利的人，有必要加以怀疑，这就是为什么要警惕饶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