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中國史學中的人文傳統

2022-12-25 16:12

作者｜余英時（1930.01.22—2021.08.01）

歷史學家、漢學家

柯靈烏曾指出歷史學具有四大特徵，其中最後一個是：

歷史是人為了求自知而有的學問。……因此它的價值也就在於指示我們：人曾經做了什麼並因而顯出人究竟是什麼。

同時他於駁斥了人性的科學可以用類似自然科學的方法建立起來的說法之後，更進一步地指出：

我所要爭論的是：人性科學(Science of human nature)所做的工作實際上已由，而且也祇能由歷史學完成之；歷史學即是研究人性的科學，同時洛克(Locke)也是正確的，（不論他自己對他所說的話了解得多麼少）當他說研究人性的正當方法乃是歷史的、平常的方法的時候。

這裡我們接觸到了歷史的功能的問題。我們已很清楚地看到柯氏強調歷史是一種重人之學。因它是重人的，所以它所應當記載的乃是人類的言行，而非神的活動，亦非自然的現象。換言之，神話必須摒除於歷史學的範圍以外，而歷史的過程與自然的過程二者之間的區別，亦必須加以劃分。舉例來說，中國顧頡剛氏所倡導的《古史辯》派，儘管討論有過激處，但在中國近代史學的科學化歷程中卻曾起著推進的作用。此一推進的作用，質言之，即將古史中的神話成分摒除於歷史範圍之外，使人們認清，後代傳說的古史是如何「累層地造成的」。此種神話性的古史，柯靈烏稱之為Theocratic history。如古巴比倫的創世紀詩（Poem on the Creation，約成於紀元前七世紀），又如Hebrew Scriptures中所敘述的宇宙萬物以及人類的起源，與中國盤古開天闢地之說在本質上正復不殊，同非現代歷史家所能信據。再就自然過程(natural process)與歷史過程(historical process)的區別說，中西史學史上亦同具有有趣的例證。就中國現存的古史說，自《春秋》、《史記》以降都保存了許多關於天象的記載如日蝕月蝕之類。班孟堅作《漢書》復專立〈五行志〉以記載此類變異的自然現象，（班氏之先劉向已有是作，但其書不傳，班氏〈五行志〉蓋承劉作而來。）並附會其與人事之間的因果關係。此自柯靈烏的觀點言之，即為自然過程與歷史過程混而不分的結果。在西洋史學史上，我們也同樣找到此種混自然過程於歷史過程之中的階段。蓋中古時代，編年史家都喜記載月蝕、隕星、以及其他各種變異。他們不僅記載這類現象，而且也和中國的史家一樣，把它們和人間的災難如戰爭、瘟疫、水災、旱災……等連繫起來，中、西史學史上這一點相同之處也許並不完全是出於偶然。因為我們知道，這種歷史觀是有其思想根源的，那便是占星學(Astrology)，亦即相信天體的運動可以影響人事的變化。漢代董仲舒的天人相應的災異論，一部分便是承襲了古代占星學的結果。災異論在漢代具有特殊重要的政治意義，大臣奏議每藉之立說。在西方，占星學至羅馬帝國時代亦與實際政治發生聯繫。羅馬諸帝自Augustus, Tiberius以降每相信占星之術，而占星術亦往往假天象以造謠或預言，故常與Emperor與Senate之間種種陰謀有密切關聯，此為稍知羅馬史者所熟悉的事實，毋待贅言。降至中古時代占星學與基督教中之神祕論相結合，於是自然災異均被解釋為上帝不樂之表現，此可說是一種神人相應論，與中國的天人相應論極其相似。我們由此可見，中、西史學都曾經受過占星學的影響，因而才同樣產生了天人相應的歷史哲學，自然過程與歷史過程之間的界線遂一度泯而難分。

中國傳統史學中，儘管存在著上述的分不清歷史與自然的小毛病，但通體而論，它實具有極深厚的人文傳統，正如柯靈烏所說的，是人所以求自知的學問。這一人文傳統似乎可以孔子修《春秋》為其開始。孟子曾經告訴過我們《春秋》的性質，他說：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司馬遷亦嘗論及孔子寫《春秋》之動機，及其書之功用：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從以上兩節論《春秋》的文字中，我們知道，孔子修《春秋》實是以人為中心的，質言之，即欲藉歷史以教人，而思於世道人心有所裨益。我們都知《春秋》寓褒貶之意──至少後人多如此相信──，而褒貶之前提即人具有自由意志，故可以並必須對其自己的行為負責。承認個人有意志自由乃是近代人文主義的歷史哲學中的重要一環，亦是否定各式各樣的歷史決定論(historical determinism)之基本論據之一。孔子既對歷史人物加以褒貶，他的歷史觀則無疑是人文主義的。尤有進者，孔子復為中國人文思想的創始者，從來「不語怪、力、亂、神」，因之我們自更不應懷疑他的歷史人文主義(historical humanism)了。至於《春秋》中所記載的日月蝕、地震等自然現象，我們認為孔子的本意祇是用之以警戒人君，並不涵神的力量直接干預人事之意，所以根本上不妨害他的歷史人文主義。清儒劉寶楠對此點有很好的解釋，其言曰：

至日食、地震、山崩之類皆是災變與怪不同，故《春秋》紀之獨詳，欲以深戒人君，當修德力政，不諱言之矣！

但是孔子的褒貶一方面固然承認了人的意志自由，另一方面卻又給中國傳統史學蒙上了一層倫理的色彩。近代中國的歷史家們頗攻擊這種倫理的色彩，以為有害於歷史的客觀性。我們覺得這種責難是需要重新加以考慮的。誠然，在近代科學歷史家中頗有人反對對歷史事件或人物加予道德性的評判(moral judgement)，可是我們也不應忘記，直到今天，關於道德因素是否必須完全摒除於史學之外的問題仍在聚訟紛紜的階段。因之，我們便不能對孔子曾用道德眼光看歷史一點單獨加以苛刻的責難。西方最早的史學家如Herodotus與Thucydides都具有歷史的道德意識，也就是說，對史事曾加以價值的判斷，然而西方學者仍然承認他們是偉大的歷史家。若更進一步分析，孔子的褒貶的看法亦自有其遠源可尋。如齊之太史兄弟因書「崔杼弒其君」，被殺者先後二人，而其弟猶書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更著名的如董狐大書「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此種秉筆直書的精神，實即孔子褒貶之史法之所承。孔子自己就說過：「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我們由此可見，孔子雖為私家修史之第一人，但他並非褒貶史法的真正創始人，而是承繼了古代史官的成規。關於這一點，班孟堅《漢書》中曾為我們保存了一條最好的證據，其言曰：

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期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

這裡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史官有法」一語，因為它點明了孔子史法之所出。下文「有所褒諱貶損」語正承「史官有法」而來。古代史官之制今已不可詳考，然就上引諸條言之，則秉筆直書，以保存史事之真相必為史官職責之一種，無可疑者。後人推尊孔子頗有過分處，遂以褒貶之法創自尼山，殊未得史跡之真也。我們既知褒貶之史法係由史官直筆一脈相承而來，不過隨時勢之不同而略一轉變，而直筆之本意正在於記載事實之真象，則《春秋》之書法──今人所謂以道德判斷加諸史事者──不但沒有歪曲，反而倒保存了歷史的客觀性。孔子因生值社會大變遷的時代，周代舊制正在解體之際，史官的優良傳統已很難持續下去，所以發憤以私人身分繼承史官的事業。孔子以前無私人撰史之事，故孟子說：「《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修《春秋》，一方面希望別人了解他保存史官傳統的用心，另一方面卻又怕別人責備他不該無官守無言責而僭越史官的職權，故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對中國史學之起源略加檢討之後，我們才可以進一步去瞭解章實齋對史學源流的見解。章氏認為史學之初祖不在《尚書》而在孔子的《春秋》，他先辨明《尚書》非後世之史學曰：

上古簡質，結繩未遠，文字肇興，書取足以達微隱，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無成法，不得如後史之方圓求備，拘於一定之名義者也。夫子敘而述之，取其疏通知遠，足以垂教矣。世儒不達，以謂史家之初祖實在《尚書》，固取後代一成之史法紛紛擬《書》者皆妄也。

推章氏之意，蓋謂上古之所謂「史」祇是政府的官書，因而不足以成為學問。根據這種認識再進一步發揮，他便獲得了《春秋》為史學之開山，孔子是中國第一個史學家的結論：

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言王化之不行也。推原《春秋》之用也。不知周官之法廢而《書》亡，《書》亡而後《春秋》作，則言王章之不立也。可識《春秋》之體也。

他指出這是一種自然的歷史變遷：

六藝並立，《樂》亡而入於《詩》、《禮》，《書》亡而入於《春秋》，皆天時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

我們在前面曾指出孔子修《春秋》曾承襲了古代史官的成法，現在章氏認為《春秋》之學（亦即史學）係從《尚書》變化而出，而《尚書》則正是史官所記之書；由此可見肯定孔子以私人身分修史係繼承史官的統緒也是章氏史學理論中一個重要的環節。不過他更強調──非常正確地──從《尚書》到《春秋》為中國史學上一大躍進耳！

自《尚書》至《春秋》一方面固為中國史學之一飛躍階段，另一方面也顯示出中國史學精神之一脈相傳，綿延不斷。這一精神究竟是什麼呢？依我們的看法，就是前面已說過的歷史的人文主義。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章實齋的話裡得到證明。章氏引孔子「疏通知遠」之義以解釋中國史學之精神，我們剛才已徵引過了。依章氏的意思，孔子僅取《尚書》中「疏通知遠」之義以垂教後世，但把歷史當一種專門學問來說，《尚書》本身卻夠不上作中國史學的初祖。

由於孔子取《尚書》「疏通知遠」之教奠定了中國歷史哲學的基礎，而此後的歷史家自司馬遷以降又多信奉而不衰，故我們實可以說，「疏通知遠」一語是中國歷史的人文主義的最扼要的說明。唯此語太簡略，我們生當千載之下，已甚難確知其本意，不過後來司馬遷有幾句話卻大可以與此語相發明，他在〈報任安書〉中曾這樣說到他著《史記》的動機：

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我們覺得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來註解「疏通知遠」似乎並不太牽強附會。司馬遷的話說得比較具體，用現代的話來說，他企圖對以往的歷史加以哲學性的反省，俾求得一種會通的了解。這種理想也就是後來鄭漁仲、章實齋以及近代中國史學家提倡通史的理論根據。但是這種理論儘管極為動人，卻也有它的危險性。因為抱著這種想法而撰史的人，如果不受嚴格的科學方法的限制，則很容易走上曲解史實以勉強求通的路子。這一弊病在西方近代史學上表現得最為明顯。黑格爾、馬克斯、以至斯賓格勒等人有關歷史哲學的著作──簡言之即玄想派的歷史哲學──便常常不惜有意歪曲或忽略史實以求合於他們的「一家之言」。這種歪曲或忽略，如用中國古典名詞表達之，則為「誣妄」。所以孔子在「疏通知遠、《書》教也」一語之後，緊接著警告我們：「《書》失之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

章實齋不僅承襲了此一傳統的人文史觀，而且還作了更進一步的發揮，故推尊歷史的人文精神達於極端，而歸之於「經世」。他一方面說歷史的意義在於能「綱紀天人，推明大道」、「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另一方面則說：

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經，切人事也。後人貴經術，以其即三代之史耳！……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經同出於孔子，先儒以為其功莫大於《春秋》，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知斯義，不足言史學也。（又自註云：「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

從「疏通知遠」的歷史哲學發展到史學經世論，這真是中國傳統的歷史人文主義的極境！柯靈烏謂Thucydides「強調歷史具有人文目的及自我展示的功能」；我們若以此語來形容中國史學從孔子至章實齋這一悠久的人文傳統也是十分恰當的！

—End—

本文选编自《论戴震与章学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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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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