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1月以来,美联储已经连续多次加息,以应对美国面临的40年来最严重通胀局面。为遏制通胀风险,美联储不得不在加息、缩表上“快步走”。这一政策失序不仅导致美国经济衰退风险上升,也造成负面外溢效应,冲击全球金融市场并加剧新兴市场压力。从美联储的百年历史来看,其中既诞生了沃尔克、格林斯潘等获得世界赞誉的中央银行家,也有伯恩斯等产生较大争议的美联储主席。不同美联储主席的风格不同,对货币政策的认识不同,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美国不同时期货币政策的成败。保罗·高更(Paul Gauguin)在他的一幅名画中问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要去哪里?”美联储前主席、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伯南克在今年出版的新书《21世纪货币政策》中,就试图回答关于美国央行的这些问题。以下内容摘编自《21世纪货币政策》一书。正如美联储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采取的非凡行动所表明的那样,自马丁和伯恩斯时代以来,美联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政策工具、战略目标和沟通方式。它在不断变化的政治风向中航行,维护了政策的独立性,同时与政府和国会合作,应对危机并支持国家的其他优先事项。从马丁到鲍威尔,美联储政策工具和方法的显著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其权力或使命的变化,也不是经济思维变革的结果。相反,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在过去70年中,长期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因素重塑了美联储及其政策面貌。第一个关键的发展因素是通胀行为的变化,它是由美联储政策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引起的。保罗·沃尔克在20 世纪80 年代战胜通胀,重新确立了将控制通胀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地位,这恢复了美联储的信誉,并证明了美联储政策独立的好处。得益于经济结构的有利变化,包括失业率可持续的明显下降,艾伦·格林斯潘锁定了沃尔克的收益,进一步稳定了通胀,并稳定了通胀预期。在我的任期内,美联储建立了一个正式的政策框架,描述了它将如何实现通胀目标和最大化就业。在杰罗姆·鲍威尔的领导下,美联储对该框架进行了更新。控制通胀是否会继续在美国货币政策制定中扮演核心角色?近年来,美联储因为以牺牲就业为代价、过分强调通胀而广受批评。这种批评有一定道理。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通胀”令货币政策制定者不愿看到哪怕是温和的通胀上升,他们担心这可能会打破通胀预期的稳定,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更严重的通胀问题。多年来,这些担忧导致了鹰派的一些政策错误。同样,许多经济学家今天也会辩称,美联储在2012 年的政策原则中提出的“平衡方法”,即赋予其双重任务大致同等的权重,并没有充分重视高就业率和火热的劳动力市场带来的社会效益。为了回应这些担忧,美联储在2020 年重新制定了政策框架。特别是鲍威尔带领下的美联储,放弃了先发制人地对通胀进行打击,表明它愿意允许波动性更强的通胀以及暂时性的通胀超标,目的是更持续地实现高就业率。劳动力市场火爆带来的广泛而持久的好处,当然应该反映在美联储的框架和政策中。但是,美联储不会也不应该忽视其双重使命的另一半——稳定物价。保持通胀受到良好的控制不仅在经济上是有益的(这是因为它可以让市场更好地运作,例如有利于人们进行长期规划),而且对于促进持续的高就业水平也至关重要。稳定的通胀和锚定于此的通胀预期,通过赋予货币政策更大的灵活性来应对将劳动力市场置于风险之中的冲击,从而支持就业。例如,在控制通胀方面,可信的央行更有能力“识破”供给冲击(如油价上涨或新冠肺炎大流行造成的供应链中断),或者在经济衰退中实施更有力的货币宽松,从而对通胀的任何上升都不会持续下去充满信心。美联储可能会保留现有的灵活平均通胀目标框架,也可能会在未来对其进行修改,但是,为了从长远的角度促进经济和就业市场的健康发展,美联储应该小心保护其在控制通胀上来之不易的信誉。影响美联储及其政策的第二个发展因素是中性利率R* 的长期下降。这种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较低的通胀和通胀风险,但是实际(经通胀调整的)利率也大幅下降,自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大约下降了3个百分点。低利率环境有许多经济后果,最直接的是对贷款人和借款人的影响。对于美联储和其他央行而言,面对有效下限,中性利率的下降限制了它们通过降低短期利率的传统方法来支持疲弱经济的能力。幸运的是,新的政策工具,包括量化宽松和更明确的、长期的前瞻性指引,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增加的火力大致相当于削减联邦基金利率3个百分点(根据我的模拟),而且副作用最小。但是,即使有了这些新工具,在目前的中性利率R* 下,单靠货币政策也不太可能应对深度衰退。未来将会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性利率的走势。债券市场认为,导致中性利率下降的人口和技术因素以及低通胀将持续存在,因此利率很可能在多年内保持在低位。如果中性利率确实维持在低位,我预计美联储将继续开发新的货币工具,或采用世界上其他央行开发的工具。例如,美联储可以通过收益率曲线控制来强化对利率的承诺,从而加强前瞻性指引;它可以制订补贴贷款计划,在经济不景气时使用;此外,它还可能对设定适度的负短期利率持开放态度。然而,如果中性利率保持在低水平甚至持续下降,那么在深度衰退中,加大对财政政策的依赖似乎不可避免。尽管目前在政治上不太可能实现,但进一步发展财政自动稳定政策,即当经济疲软时自动触发调整税收和财政支出的条款,可能会弥补由于货币政策效力不足而产生的一些缺口。但是,目前还不能确定中性利率将维持在较低水平或进一步下降。有所提高的通胀、美国境内和境外巨额政府赤字融资的需求,以及对持有长期证券风险的补偿的增加,这些都可能是未来中性利率上升的原因。更大胆的推测是,许多新技术,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能源,从量子计算到生物科技,都有可能帮助扭转生产率放缓的趋势,并结束投资机会匮乏的局面。最为重要的是,生产率的提高将导致产出和生活水平的更快增长。此外,由更高的经济增长趋势和更多投资机会带来的中性利率上升将为货币政策提供更大的空间。影响美联储工具和策略的第三个长期趋势——危险的金融不稳定风险的增加,或许是最令人担忧的发展因素。助长这种风险的许多因素将难以逆转或修复,包括金融监管结构性的弱点(即使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改革之后)、快速的金融创新,以及全球金融体系日益增加的复杂性、不透明性和互联性。为了帮助维护金融稳定,并避免金融危机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害,美联储扩大了应对危机的工具,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 年3 月的疫情恐慌,美联储的反应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它还采用宏观审慎的观点,系统地监测整个金融系统,甚至包括没有直接监管责任的市场和机构,并努力识别危及金融稳定的风险。它还在继续研究货币政策和私人冒险行为之间的联系。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取得的进展应该归功于立法者和监管者,但正如2020 年3 月(疫情危机)发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关键的监管缺口依然存在。美国监管机构仍然缺乏必要的权力和授权来防范重要的系统性风险,尤其是在房地产和影子银行领域。鉴于其专业性和信誉度,美联储应采取更多行动指出尚存的差距,并敦促国会和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采取行动。特别是,由于冒险行为总会发生在系统中监管最松的部分,因此“职能相似的金融公司也应该受到相似的监管”这一原则应该得到更加认真的对待。从美联储的角度来看,更强有力的宏观审慎监管将通过减少可能的金融不稳定副作用,使货币政策更加安全和有效。除了经济和政策方面的挑战,美联储还必须应对其日益增加的公众关注度。它在应对最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中的领导作用,使这个曾经默默无闻的机构一跃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在这方面,自1996年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美联储理事会前副主席艾伦·布林德说:“我听说,数百万美国人仍然认为美联储是一个由政府拥有的森林和野生动物保护区,想象一下在那里公牛、熊、鹰和鸽子和谐地嬉戏玩耍。” 美联储领导人需要与所有美国人更加密切地接触,倾听他们的担忧,解释美联储的政策,并阐明非政治性的、独立的、客观的货币政策制定符合经济的长期利益。未来美联储无疑会犯错误,就像过去一样。但正如杰罗姆·鲍威尔所言,它必须继续表明,自己不会在品行或是诚信方面犯错。作者:[美]本·伯南克(Ben S.Bernanke)
出版时间:2022.11
定价:89.00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近年来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发生剧烈变化。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的背景下,全球经济面临高通胀、大衰退,甚至存在新一轮金融危机的风险。如何以史为鉴、研判形势、防范系统性风险,是摆在各国面前的重要问题。《21 世纪货币政策》是一本全面了解美联储内部运作与21世纪货币政策的著作,该书梳理了从战后早期到现在美联储的运作与演变,以及历任美联储主席的决策,解读其需要应对的不断变化的经济和政治环境,总结美联储应对历次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审视当前的争议,并前瞻性地思考未来美联储的作用,以及21世纪全球货币政策和维护金融稳定政策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