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经济争议何解？黄益平：规模大并非垄断，平台的免费也并非真正的免费

来源：凤凰网财经

主持人：武辰 文：张雅欣

时间流转间，2022年已步入尾声。这一年，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世纪疫情影响深远，全球经济复苏脆弱，通胀水平居高不下，国际供应链在调整中面临新的风险。

与此同时，随着12月国内疫情防控“新十条”措施火速落地，一个新的转折点正在到来。一系列重磅经济信号的接连释放，也为2023年的国内经济走势带来无限遐想。

值此变革之际，2022凤凰网财经云峰会将于12月29-30日以线上方式隆重举办。本届峰会以“中流奋楫”为主题，盛邀海内外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行业精英围绕全球经济、中国经济、投资机遇、企业信心、消费提振等重磅话题展开深入探讨。

峰会前夕，凤凰网财经特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就平台经济的长远发展进行深入探讨。

今年以来，一系列有关平台经济的官方声音密集出现。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强调，要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

12月2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再次提及“支持平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这也是继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之后，政策层面再次表明对平台经济发展的大力支持，为平台经济的发展注入信心。

对于平台经济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意义，黄益平认为可以概括为“三升三降”，“三升”即扩大规模、提高效率、改善用户体验；“三降”即降低成本、控制风险、减少接触。黄益平举例称，新冠疫情期间，在面对面接触受阻的情况下，数字技术、平台经济的优势得以充分体现，尤其表现在无接触交易或少接触交易的特征上。

但与此同时，黄益平也指出了这些技术暴露出的问题，比如备受争议的“赢者通吃”局面，即容易形成垄断的情况。

对于“平台规模扩大后就一定会有垄断”的观点，黄益平给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指出，不能仅凭规模大小判断是否属于垄断，更多的还是要从平台在行为上有没有垄断意图来判断，而最关键的就是进入市场的门槛高低。“如果在一个市场它所谓的进入门槛是足够低的，其他平台都很容易能进入到这个市场里来做生意，那么即便现在在这个行业里的一家企业市场规模很大，份额很高，仍然不意味着他可以实施垄断行为，因为只要他一实施垄断行为，其他平台企业就会进来，这种情况下，所担心的垄断问题可能就不像过去那么严重了。”

黄益平提到，一般来说，判断垄断需要依靠一定的标准，比如限制竞争，即不让其他人进入；歧视消费者，即把价格定得很高，从而对消费者形成剥削等等。但这些惯用标准在用于平台经济垄断问题的判断上则显得更为复杂。

他进一步分析称，平台经济当中经常是低价的甚至免费的服务，但是免费的、低价的服务却并不一定意味着平台在补贴消费者。“以电商市场为例，在电商市场上来买东西的人越多，是不是愿意卖东西的店家会变得越多，价值也越大，对吧？这个是很明显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平台可能愿意去补贴这些消费者，这样的话他才吸引更多的电商来卖东西，而更多的电商来卖东西甚至他还可以卖广告，对平台来说就可以赚很多钱。即便是免费的，我想说的就是在平台经济当中有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它是免费的，其实我们是贡献了我们的市场，贡献了我们的数据，贡献了我们的流量等等，这些其实对平台都是有价值的，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

基于此，黄益平认为，一些过去的传统标准当应用在平台经济上时需要率先进行深入分析，不能简单套用。

对于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杂音，黄益平认为，任何一项技术都是有两面性的，平台经济也不例外。也正因如此，他建议，无论是从平台的角度，还是从学者的角度、从决策部门的角度，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尽可能地把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控制到最小，同时把它的优点发挥出来。

而针对“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对硬核科技的挤占”这一观点，黄益平则表示，其研究的课题曾显示，从2012年到2018年，数字经济对中国的GDP增长贡献了75%左右，这一数据表明商业模式创新给经济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因此并不能简单地下结论称应该或不应该做商业模式的创新。

但他同时指出，商业模式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确实有一些问题是值得探讨的，比如资金是否过度占用、行业是否存在泡沫等等。但总体而言，黄益平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在于这种创新是不是留下了一些有实际价值的东西，如果是有价值的东西最终留下来了，那么实际上它对推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依然是有意义的。

黄益平总结认为，平台企业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功，究其原因有三点。

首先是找到的市场痛点。黄益平表示，实际上任何一个商业现在能做得比较成功，背后都是有很强的市场需求存在，比如电商、外卖、社交等。他举例称，中国的移动支付做得非常好，是因为中国有市场需求，但如果把支付宝放到美国，可能也不会做成今天这样大，“美国人认为他们不需要这个东西。”一言以蔽之，只有当市场需求在那里，做出的东西才会受到市场的拥抱。

除此之外，第二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需要有相应的技术来解决市场痛点。黄益平以支付宝举例称，“它在2010年的时候每秒钟只能处理300笔的贷款，到现在已经将近100万笔。如果它还是停留在当时300笔每秒钟的处理能力，它不可能成为一个这么大的平台经济。”

第三个原因，则是需要有能力的企业家组织。“有技术、有痛点，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有能力的企业家或者一帮人把创新做起来，其实是做不大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平台经济其实就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成果。”

对于平台经济的未来，黄益平也在采访中给出了他的畅想。他表示，放眼当前全世界做得比较好的平台企业，基本上都是围绕消费端，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平台。而在未来，他认为或许可以针对生产端进行平台发展。

“我的愿景是，如果我们现在的这些平台的功能，是把全国的消费者统一到一个市场，那么将来在供应链这一端的整合，也许可以把全国的这些工厂都变成一个统一的生产者。最后你需要做的就是每一家企业在这个系统里擅长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你将来生产什么产品，完全有可能通过这个平台来组合。比如我是做电池的，我是做芯片的，其实不需要界定我一定是给谁生产的，在平台上完全可以随时把它给组合起来来生产同一个东西。将来生产什么和怎么组合，可以是随时都可以改变，但是目的就是利用最好的材料，生产出最好的、最新的产品来。”

1、平台经济如何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学家：体现在“三升三降”

经济来说，您认为这么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到底在哪方面起到了比较正面的作用？哪方面可能有一些负面的问题？

黄益平：我觉得总体来看平台经济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这些数字技术在经济当中的应用，创新了一种业务模式。我们最常见的现在就是像撮合交易、传输内容、管理流程，所以把数字技术放到商业模式里头来，它显然会有一些很重要的特征。我们经常讨论的比如说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效应、双边市场、大数据分析等等，这些都是独特的技术应用到商业模式里，它会发生很多的改变，我们曾经把它概括成“三升三降”。“三升”就是扩大规模、提高效率、改善用户体验；“三降”就是可以降低成本、控制风险、减少接触。

所以正面的贡献应该是很容易理解，就是服务可以变得更加的普惠，触达的人群更多，而且成本可以相对更低，规模越大效率可能会变得更高等等，这些我觉得都是非常正面的变化，对我们的经济增长、效率提高其实都是有作用的。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过去我们经常采取一些隔离、封城这样的措施来控制疫情的传播，那在那种情况下数字技术、平台经济的这些特征，尤其是无接触交易，或者少接触交易这样的特征，它的优点就非常突出了。

但也不可否认的就是这些技术带来一些正面影响的同时，确实也带来一些问题。就以规模经济为例，规模经济的意思就是规模大带来的长尾效应，所谓的长尾效应就是你的平台建立起来，固定投资投入下去以后，边际成本就变得很小。我已经有5亿人了我再增加5000万，这个成本几乎是不怎么增加的，所以它可以有很强的普惠性，所以它可以有很强的规模效益。但规模效益如果太强，它有的时候也会有另外一面，就是它是不是会造成“赢者通吃”，容易形成垄断的局面等等。

所以从2020年以来，我们的监管政策出现一些变化，一开始其实是应对我们平台经济当中碰到的一些问题，用政策语言来说就是“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当然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措施力度可能比较大，相对来说比较密集，对行业确实造成了一定的冲击。现在，决策部门逐步把这些监管政策走向日常性的规范。

因此如果简单地回答你的问题，就是数字技术应用到平台经济当中，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有很正面的支持经济增长、提高效率、促进普惠，但它确实另外一方面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新的挑战。那么所有的这些监管的政策的目的，就是希望在这个规范的前提下支持这样的平台经济持续创新、持续发展。

凤凰网财经：那您觉得目前暴露出的这些问题其实是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的吗？或者说是哪一个问题您觉得是最重要的、最需要我们关注的？

黄益平：我觉得任何一个技术它都是有两面性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用蒸汽机来发展纺织行业，直接结果就是效率提高了很多，产品的质量也更容易控制了。但它不可避免地就是替代了很多劳动，所以就业就会有问题。

我觉得任何一个技术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它肯定都是有两面性的，我们的平台经济也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最终要做的监管政策我觉得这个思路方向是非常对的，其实就是更好地发扬这些优点。但是可能潜在的带来一些问题，举个例子说我刚才提到的，有没有潜在的垄断的问题？如果有垄断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化解这样的垄断压力？有没有反竞争的行为？有没有欺诈的行为？甚至包括大数据分析，大数据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控制风险，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但是在这个分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数据采集分析合规合法的问题？甚至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包括像一些所谓的动态定价，或者差异化定价，它是一种公平公正的做法还是一种歧视性的行为？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技术就是一个技术，它往往都有两面性，我们无论是从平台的角度，从我们学者的角度，从决策部门的角度，这个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尽可能地把那些负面的影响控制到最小，同时把它的优点给发挥出来。

凤凰网财经：这几年好像一直有一种声音说，我们互联网的这些创新主要集中在商业模式上，而不是硬核的技术。您觉得这种商业模式的创新是值得鼓励的吗？会不会当我们把更多的资本投入到这种商业模式的创新中，反而变相挤占了硬核创新？

黄益平：商业模式是不是值得创新和鼓励，我觉得回答是正面的。但是这种创新过去的占用的资金是不是太多了，甚至引发了一些泡沫而挤占了你刚才说的这种对硬科技创新的投入，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另外一个问题。确实第二个问题时我们直接关心的。但并不能由此推出说我们不应该做那些商业模式的创新，因为商业模式创新给我们经济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北大去年成立了一个叫平台经济创新与治理课题，我们课题当中有同事专门研究了相对广泛一些的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们发现，从2012年到2018年间数字经济本身对中国的GDP增长贡献了75%左右，四分之三是数字经济贡献的，你觉得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你认为是应该做的还是不应该做的？

但这过程当中确实值得我们探讨的就是我们过去有没有一种过度的泡沫，或者是过度的资金的占用，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我觉得可能从更大的场景来看，如果没有特别明显的机制扭曲，或者是投资者行为的扭曲在支持这些创新，我觉得直接去干预的必要性其实不是很大。

你也可以想想，过去我们确实看到一些烧钱的模式，有些成功了有些不那么成功。那当时当然有一段时间人可能是脑子发热，投钱的比较多，但经过这个阶段以后你就会发现投资者会相对来说变得更理性更冷静。我们就拿本世纪初的时候所谓的互联网泡沫那一个阶段来说，在那个时候是不是有很多泡沫，有很多过度的投资？肯定也是有的。

问题的关键是你是不是留下了一些有实际价值的东西，如果是有价值的东西最终留下来了，那么实际上它对推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还是有意义的。即便是这些大科技公司他们现在做的一些创新，我觉得其实很难简单地说一定是商业模式还是硬科技。

举个例子说人工智能，它是硬科技还是商业模式的科技？比如说区块链技术，我们最近有一个排行榜，民营企业科技投资最大的几家公司就包括华为、阿里、腾讯、吉利等等，其实你很难说哪一家的创新是对的，哪一家的创新是不对的。

2、黄益平：我不赞同所有人都去搞芯片和新能源汽车

凤凰网财经：但是硬核科技一定是持久战，而我们这两年看到说一些互联网的平台类的企业，它可能三年就能上市。会不会让创业者失去耐性？

黄益平：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所以我说确实我们需要关注有的时候是不是泡沫太大了，造成很多资源浪费。但归根到底最终你要看这个市场到底是不是起作用，政府是不是在有效地辅助这些发展。

如果举个例子说有两种不同的创新，一种是商业模式的创新，三年就可以上市了，另外一种黑科技的创新需要做十年。最终一定是哪一种好其实不好说，因为我也可以说商业模式创新确实是三年可以上市了，但是绝大部分最后根本没有机会上市，其实大部分都是失败的，我们真正看到上市的是多少个当中挑出来的成功的例子，这个我觉得如果他对创业者提供了一种误导，那我觉得其实不是很准确的误导。因为你去看这些年有很多人都努力地去做商业模式创新，但大部分其实是没有做成像现在这些头部平台，真正你想我们平台经济搞了二十几年到现在，能数得上的这个个数还是比较少的。

在这个阶段我们科技发展尤其是硬科技的发展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但也并不完全排除这些大的科技平台发展了之后他们不能推动一些有实际价值的科技进步，包括像刚才说的人工智能和区块链这样的技术，它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科技进步同样是很重要。

我觉得如果一定要提一个建议，就是说这两者之间确实有一个适当的比例比较好。你说完全是这些商业模式，很容易形成泡沫，那肯定对长期发展是不利的；但我也不太赞同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去搞芯片，搞新能源汽车，而不要去做这些平台经济。平台经济对效率的提升、经济的发展、就业的创造所做的贡献应该说也是有目共睹的。

3、北大教授：把支付宝放在美国，可能做不到今天这么大

凤凰网财经：您刚才也说其实在平台经济的这些企业中，可能100家企业能够做成的也就是这几家。那您认为目前看来那做的比较好的这几家他们是做对了什么？

黄益平：如果要我来看这个，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来做概括，很明显的是他们看到了市场上的一个痛点，就是能改进的地方。实际上任何一个商业现在做的比较成功，实际上他都是有很强的市场需求在这。比如说电商，比如说这个外卖，哪怕是社交，它确实有一个市场痛点在那。

我个人在过去几年一直特别聚焦研究的就是数字金融，数字金融里头中国有一个做的特别好，在全世界也排在前列的，就是移动支付。现在我们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在全世界都是最大的。我们最近和布鲁金斯学会一起联合做了一个课题叫《中国的数字金融革命》，我们在这个报告里，尤其是美方参与的研究人员他们发现，中国的移动支付做得非常好，但他们认为在美国不需要这个东西。所以你同样一个东西它到最后能不能做大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你有这个市场需求在那里，你做的东西才会受到市场的拥抱。你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如果没有特别的需求，就像我前面讲的故事，就是你把支付宝放在美国，它可能到今天也不会做的像我们现在这么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但这只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需要有相应的技术来解决问题。为什么原来这个系统当中有这个痛点？是因为过去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为什么移动支付能解决？是因为我们的互联网的普及，智能手机的普及，我们的云计算能力的上升。

拿支付宝举个例子，它在2010年的时候每秒钟只能处理300笔的贷款，到现在已经是50多万笔，将近100万笔。如果它还是停留在当时300笔每秒钟这个处理的能力，它不可能成为一个这么大的平台经济，我们现在如果经常去用，一用就付不过去，你将来就不会有人去用。所以我觉得如果一定要提一个简单的概括，那当然一方面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潜在的市场需求在那儿，第二个方面确实是有新的技术能帮助解决这个痛点的问题。

在这上面我如果要再加一个因素，我觉得可能是更重要的，就是有能力的企业家在那里组织。你有技术你有痛点，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有能力的企业家或者一帮人把创新做起来，其实是做不大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平台经济其实就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成果。

你想一想，这些头部平台企业都是几个年轻人或者一个年轻人，就有一个想法、几个想法，然后就动员资源把它给落地，短短几年之内把它做成全国全甚至全世界的头部企业，没有市场化的改革，怎么可能有这么巨大的成就。

如果我一定要再加一点，我觉得当然我们国家的平台经济和其他国家相比较而言确实做的更好一些，它确实有技术本身在那里，但是我们的互联网的普及率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率确实高于很多发展中国家，那这个我觉得要感谢国家在这些数字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包括很多国有企业，我们的移动互联网、通讯、网络，全国都能铺开来。我们数字金融为什么能做的普惠性那么高？就是因为你拿一个智能手机，只要有移动信号你不管站在中国什么地方，你都能享受差不多的这个金融服务。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普惠性。但它的前提是你站在任何地方你是有移动信号的，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享受不了，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多方面因素的综合结果。

凤凰网财经：但是我们看到在世界范围内好像只有中国能发展出这么大规模的平台，其实像您说的是和互联网的普及率有比较大的关联。

黄益平：当然我可以再加一个就是我们人多。因为平台企业他本身是规模经济，就是规模越大越容易做，效率越高，那我们十几亿人再加上刚才说的市场痛点、数字技术，基础设施，企业家，再加上人多，这个故事现在完整了。

凤凰网财经：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两种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和硬核的创新。到底有没有一个标准说什么样的创新叫做好的创新？

黄益平：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来回答的就是它能不能支持我们效率的提升，尤其是能不能支持效率的持续提升。你记得我们这几年政策一直在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最终要做的什么？就是要提升供给侧的效率，或者我们经济学里头有一个概念叫总要素生产率，其实就是总的经济效率能不能持续的提升。

那我觉得商业模式和硬科技两方面都是很重要的，你只有这种持续的硬科技的创新的不断的推进，我的效率才能不断的提高。但是这种商业模式的推进，对于效率提升也很重要，甚至在一定的情况下它可以帮助这些硬科技更好的发挥它的这个高效率。

4.平台企业份额高=垄断？经济学家：进入门槛才是判断标准

凤凰网财经：提到平台经济可能大家最重要想的就是大规模，那您其实也提到了规模大可能就会造成比如说垄断类似的问题。那到底这个东西怎么去平衡？我发展我的大规模降低成本的同时，然后又不造成垄断，又可以享受一些充分竞争，这个东西怎么来把握？

黄益平：对，这个问题确实我们课题组也是讨论了很久，对这个问题确实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在经济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可竞争性市场，或者可竞争性条件，它的意思就是不管一个企业的规模做的有多大，你在市场上的比重有多高，但是你垄断不垄断其实是有一些具体标准的，比如说限制竞争，比如说歧视消费者。所谓的限制竞争就是不让其他人进来，所谓的歧视消费者你就是剥削消费者，过去传统就是把价格定的很高，但是这些标准在平台经济当中有的时候它会变得非常复杂。

举个例子说如果你是看钢铁行业，或者汽车行业，或者石油行业，你看一家企业如果在行业里头比例变得非常高，你看他有没有垄断，你就看他有没有剥夺消费者，对吧？我把这个汽车价格使劲的加价，因为只有我一家生产，你只能买我的，那可能就是一种垄断的行为。所以如果你把价格定的抬高，你就有垄断的嫌疑。

在平台经济里就变得比较复杂，因为平台经济当中经常是不收价，有的时候是低价的甚至免费的服务，但是免费的、低价的服务是不是一定就意味着他在补贴消费者？也不一定。因为我们前面提到有一个叫双边市场，双边市场的意思就是比如说买卖双方有一边市场做大了之后，对另一边的价值就会增加。

我们以电商市场为例，在电商市场上来买东西的人越多，是不是愿意卖东西的店家会变得越多，价值也越大，对吧？这个是很明显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平台可能愿意去补贴这些消费者，这样的话他才吸引更多的电商来卖东西，而更多的电商来卖东西甚至他还可以卖广告，对平台来说就可以赚很多钱。

所以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到了平台经济以后，我们传统的一些过去的标准，可能需要深入地做一些分析，它到底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即便是免费的，我想说的就是在平台经济当中有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它是免费的，其实我们是贡献了我们的市场，贡献了我们的数据，贡献了我们的流量等等，这些其实对平台都是有价值的，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

那么是不是平台大了之后就一定会有垄断？我们觉得更多的还是要从它的行为来看，就是他有没有具体的垄断的行为。那么具体的垄断的行为当然具体要做分析，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可竞争性市场，就是最关键的就是如果在一个市场它所谓的进入门槛是足够低的，就是其他平台都很容易能进入来到这个行业这个市场里来做生意，那么即便现在在这个行业里的一家企业他市场规模很大，份额很高，仍然不意味着他可以实施垄断行为，只要他一实施垄断行为，其他行业就会进来，通俗的说法就是跨界竞争在平台经济当中是非常常见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比如说电商的这个平台在做外卖的业务，或者是外卖的平台在做打车的业务等等吧，这些其实是很常见，原因就在于你有了平台，你有了用户，你有了数据，去跨界其实是非常容易的。我们觉得这个时候就再也不能用过去简单的好像市场份额很高，然后你就有垄断的风险，我就要把你给分拆，这个可能和平台经济的特点其实是背道而驰的，更多的我们可能需要关注的是能不能把进入的门槛放的低一些，这样的话其他平台都有可能作为潜在的竞争者进入到这个市场，那么你担心垄断行为的这个问题可能就不像过去那么严重了。

凤凰网财经：您刚刚提到了跨界竞争，现在可能你只要有了流量这样一个入口，外卖、打车、购物就可能都集中在一起了，这个现象是不是也是中国的平台经济特有的？因为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些电商它好像买书去一个网站，买电子产品去一个网站，很难说把所有东西集中在一起，为什么会这样？

黄益平：我觉得这个也可能跟监管政策有关系，他们这个跨界相对来说确实比较少一些。我觉得可能如果都出现跨界，将来可能也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虽然我们看到每个行业都有一些竞争，但最后肯定其实都是这几家头部平台相互之间在做竞争，他到底将来的含义是什么？

但我觉得，无论如何，有几家平台在一个细分领域相互竞争，总比只有一家要好一些。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现在在平台经济当中反垄断的压力应该比我们要大一些，他确实在一些细分领域基本上就是一家，最多也就是1.5家，因为第二家可能就没那么大，所以他的垄断潜在的风险确实是比较大的。

我们在大部分领域，我觉得可竞争性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从相比较而言，我的看法就是从目前来看我们的监管的重点可能更多的还是规范行为，就我们过去因为监管在早期其实是比较少，或者到现在也不是很完善，其实有很多的平台的行为不是特别规范，那么这个是需要去监管的。

我曾经跟美国哈佛大学一个教授，他曾经是奥巴马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我们有一次做线上交流，主持人问我们说平台企业的监管重点是什么样的平台。他的看法很简单，他说就管大的平台，小的就不用怎么管，把头部的管住了就可以了。我的回答是我觉得头部和小的都要管，后来我们讨论我自己的解读就是在美国这些日常的监管相对来说是比较充分的，就比如说欺诈行为，他有监管的办法，比如说你数据使用他也有监管的一套手段。所以他其实更关注的是在这个平台经济当中的竞争问题，其实就是反垄断的问题。

我们国家我觉得当然有反垄断的问题，这个问题也不能回避，但我觉得更多的就是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其实有一些规范没有建立起来，这个时候我们现在更需要做的是建立规则，然后把它尽可能地去落实。我也一直说我们要区别监管和反垄断这两个事情，其实有一点不太一样。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有个消费者到农贸市场去买了一条鱼，回来发现这个受骗了，或者是这个鱼的质量不好，或者是价格太高，那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就是一个市场监管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其实是个欺诈问题。但你不能由此推出来说那个农贸市场有垄断的问题，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一般情况下这不是一个农贸市场或者那个鱼贩子垄断的问题，而他更多的是用这种信息不对称来欺骗消费者，这个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监管的问题，而不是反垄断的问题。而在我们国家这方面的工作还是需要补上，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可能在现在阶段对于大中小平台都有一个行为规范的监管的问题。

5、经济学家回应“困在算法里的骑手”

凤凰网财经：您说到监管的问题，其实前一阵我们看到了一些舆论，就是说现在很多的外卖员和滴滴司机，他们通过平台获得了一些就业的机会。但是有一篇刷屏的文章叫做《困在算法里的骑手》，就是说在提供了就业机会的同时，然后似乎又通过算法加剧了他们的这种内卷，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事情？

黄益平：我觉得这是我们一开始就讲的技术有两面性的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实际上你去看这个平台经济，其实是提供了很多灵活就业的机会，甚至有很多就业的门槛相对来说比较低。我有一次看到一篇报道，一对残疾人夫妇在城里头送外卖，如果正规的就业他们获得工作的可能性不是很高，但他们现在可以在城里头工作，时间也相对来说也比较灵活，门槛也比较低，甚至他可以不只是为一家，为很多家。他想多赚钱他努力工作，他想平衡生活，比如说有孩子或者其他方面的这个时间的承诺，他可以相对灵活一些。我觉得他是提供了很多的新的机会。现在估计全国有这样的一些所谓的零工经济大概有达到2亿人左右，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平台经济既创造了就业，还有很强的普惠性，我觉得是它很积极的一面。

但从另外一方面就像你提到的困在算法里头，变成了被算法在推着，而且其实是算法变得要求越来越高，因为用算法可以提高效率，然后大家都提高效率，大家都提高效率了，它会进一步提高效率，实际上是会使得工人的工作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劣，再加上他们在街上如果是冲，尽量抢时间，甚至有很多人身安全都会有问题，这个确实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想办法去解决的工作环境的问题。

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这些人的社会保障是很缺乏的。说实话我们的社保体系还在发展过程当中，也还不是很完善，但是过去的社保体系主要是跟你的雇主是相关联的，就是你为谁工作，谁给你做一个社保的账户等等，或者除非你是一个个体户。那么像现在这样的一些零工，他其实是在不同的平台上注册然后就开始打工，他往往是缺乏比较好的社会保险。

现在劳动部已经改变了一些规则，我觉得无论是这种工作条件的恶化和社保体系的缺乏，这是我们需要想办法去弥补去改善的。但是我的故事还是这种新的技术应用到平台经济，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那我觉得我们需要做的其实就是尽可能的去发挥它的优点，这种灵活就业门槛低，很多人都可以有工作的机会，可以灵活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这些都是很积极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保证他在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条件下工作，而且他应该和其他的劳动者一样有恰当的保险，各种社保体系，这是我们需要迎头赶上的、弥补的方面。

我觉得可能从大的框架来说，尤其是保障体系，可能是需要在政策层面改变我们过去的这种框架，来适应这种零工经济它本身的一些特点。然后就是企业、个人、政府应该共同努力，最终其实目的就是把他们变成一个跟其他劳动者一样的正常的劳动者。

6、平台经济下一步怎么走？北大教授建言：把生产供应链搬到线上

凤凰网财经：未来您怎么看到底平台经济的出路在哪里？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是不是再往前增长很难了？

黄益平：如果是从业务发展来说，当然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服务的需求是无止境的。我们举例说电商刚刚起来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也许会在线上买一本书，但是我肯定不会在线上买衣服对吧，而现在买菜都是在线上的，就是像这种业务我觉得未来有无限的想象的可能性。

包括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这种医疗，将来很多这种高端的服务其实都是可以通过平台来实现的，甚至比如说教学和会议，现在在做，但我觉得现在的这种教学和会议讨论在线上的质量还是不如线下，大家应该是感受比较深，所以从长期来看其实还有很多的发展。

另外一个方向我是觉得可能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如果我们看我们过去做的比较好的，其实全世界都是这样，就是所有的平台企业基本上都是消费端的，都是个人用户，不管你是什么业务，你是电商，你是外卖，你是短视频，你是社交，不管是什么基本上都是对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些平台。

我觉得将来可能对企业端的这个平台会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我们将来5G技术的普及，质量的进一步提升，这种所谓的高流量短时延的这个新技术，会使得这种物联网供应链全连接在一起。

我的愿景是如果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这些平台的功能，是把全国的个人或者消费者统一到一个市场，我们将来在供应链这一端的整合，也许可以把全国的这些工厂都变成一个统一的一个生产者，其实最后你需要做的就是每一家企业在这个系统里头擅长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你将来生产什么产品，完全有可能通过这个平台来组合。我是做电池的，我是做芯片的，其实不需要界定我一定是给谁生产的，在平台上完全可以随时把它给组合起来来生产同样一个东西，实际上我们今天很多线下，举个例子说比如说飞机，飞机的供应链其实就是全世界的，只不过是现在它的组织更多的是靠线下，你来生产这一部分，你来生产那一部分，但将来我觉得很有可能通过这样的一种产业互联网，把全国甚至全世界的企业都给整合到一个市场上来，将来生产什么和怎么组合，可以是随时都可以改变，但是目的就是利用最好的元件，最好的材料生产出最好的、最新的产品来。

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愿景，我希望将来会有这样的平台出现，但是它是需要有很多前提的，其中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现在其中有一些不同的产业链大家都在做，但它将来能不能整合到一起，其实对于标准、接口是有很多要求的。

在美国和德国他们已经开始着手做这个工作，我希望我们也很快就能，起码把标准和数据对接。基础是一样的，那将来你把它给连起来是很容易的。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做我们农村金融的时候就发现，你用数据来做风险评估，后来发现全国各地同样的农产品的叫法都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接起来就比较累，不是说不能接了，我举这个例子我的意思就是说将来真的要做这个更大的事情，尤其是在这个供给侧要做这个事情，我们是需要预先布局的。

凤凰网财经：另外也想跟您讨论一下目前全球经济的问题，我们看到前两天欧洲央行提出了一些思考，说现在全球经济进入了大波动的时代，可能一方面是疫情和俄乌冲突导致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另一方面各国央行在应对高通胀的问题上也做出了一系列的决定，目前好像大家的声音是说未来主要是看这两方面的发展，您觉得是这样吗？

黄益平：我对全球经济包括中国经济的看法我觉得当前大概最大的因素一个方面就是俄罗斯乌克兰冲突，有短期影响有长期影响。短期影响实际上是对全球的通胀和能源粮食价格是有影响的，这个就会影响到中央银行将来怎么办，因为通胀压力更高了，他们就需要不仅仅是短期影响了需求，影响了经济活动，它会进一步影响将来央行如果是紧缩政策变得更加激烈，它会有其他的后果。

另一个方面我觉得可能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就是实际上西方国家最近对俄罗斯采取的制裁，尤其是金融制裁，我觉得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动摇我们过去几十年这种金融全球化的基础的制度。比如说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现在西方国家把俄罗斯央行的外汇储备给冻结了，这些变化我觉得将来会使得各国的央行，各国的企业家都需要考虑未来在做国际布局，无论是出口贸易也好，或者是供应链也好，或者就是做投资也好，都要考虑这些地缘政治的风险变得就越来越高，所以我倒并不是说全球化就一定结束了，但全球化将来会变得更加有选择性，这个大概是很难避免。

那这个在短期的经济影响其实就是通胀变得越来越高，央行怎么办。非常遗憾的是在美国通胀抬的这么高，即便是在俄乌冲突以前就已经比较高，本来美联储的通胀目标是很明确的，2%对吧，但现在已经到了9%左右了，这么高，那美联储它的责任就是保持稳定的价格水平，所以美国显然现在已经是没有退路了，所以鲍威尔好几次讲话都说是要不计一切代价的把这个价格通胀率给压下来，这是为什么我觉得现在发达国家大家开始担心所谓的滞胀的问题，滞胀就是说价格通胀非常高，增长水平比较低，我觉得这个可能确实是影响比较大。

凤凰网财经：您刚才说有可能会进入滞胀，目前来看美国滞胀的可能性大吗？

黄益平：这个不太好说，因为目前的这个状况是这样，他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经济确实是在负增长，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呢，它的这个通胀率很高，但同时他好像劳动力市场还比较强劲，最近的新创造的非农就业数量也比较高，失业率也是比较低，所以我只能说是滞胀的风险会上升，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美联储还是要像过去一两次这样的这个非常大幅度的加息的话，对经济增长肯定会造成一定的打击。

凤凰网财经：现在各国央行如果想要把全球经济有所提振，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黄益平：对央行来说应该他们的空间相对来说就比较小一些了，因为美联储是全球最重要的中央银行，美元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货币。过去在全球次贷危机的时候，当时美联储大幅度宽松，我们跟着就流动性宽松，货币升值，但是到它在2015年开始收紧的时候，各国就经历了资金外流，货币贬值，甚至资产价格下降这样的一些问题，在个别经济基本面比较弱的国家，比如说南非、俄罗斯和土耳其就发生了金融危机。所以我觉得在这一轮的过程当中除了关注发达经济体滞胀的风险在上升，在发展中国家确实也要关注个别国家会不会再次重演金融危机的这个问题。

凤凰网财经：现在其实我们看到已经有经济学家提出了说目前全球经济的发展态势有可能是比2008年更差的，您觉得到了这个阶段了吗？后续有可能引发什么？

黄益平：这个我其实不是很清楚，因为2008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全球的经济崩溃式的下降，整个金融体系崩盘，我觉得和现在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现在更多的问题就是经济需求疲软，但是你要是从资产负债表上来看，虽然杠杆率确实高一些，但是这个和2008年金融系统的核心在崩溃，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的，这个你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它即便是现在在下调全年经济增长，今年目前它的预测是3.2%，明年可能也不会是一个特别高的数字，但总体来说还是在增长，我觉得只能说是跟我们去年甚至年初的时候预期相比确实是弱了很多。

但是我前面讲的滞胀的风险和个别国家金融危机的风险，这个最终会变成什么样也不好说，总之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

凤凰网财经：前一阵斯里兰卡破产了，甚至也有一些国家可能也在债务危机的边缘，所以有人就说现在似乎是一个全球经济叫做各国“比烂”的时代，谁能够守住谁就是赢家了。

黄益平：对，但是我还是想指出来世界各国其实状况和2008年2009年还是不太一样，2008年2009年的时候是系统性的金融危机，是全球性的经济衰退，这一次有个别国家表现是相对不错的，你认真去看亚洲有一些国家就很不错，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就是如果金融经济基本面比较脆弱的国家，这次受冲击会比较大。什么叫比较脆弱？那就是负债率比较高，财政赤字比较大，经常项目逆差很大，尤其是外部债务比较多，这些国家一旦增长不太稳健，这些国家如果是再遇到美联储使劲加息这样的冲击，他会再次出现资本外流，货币贬值，资产价格下降，投资者就会更加担心，那资本外逃的风险就会增加，像这些国家我觉得出现金融不稳定的可能性会提高。

凤凰网财经：那您认为像这些国家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方式说既可以满足稳增长的需要，然后同时又可以避免资金外逃带来的冲击？

黄益平：我的看法就是你觉得现在金融稳定出现很大的风险的话，那就应该考虑采取资本项目管制的手段，就是不让资本进出了。当然我这样建议是会有很大争议的，会有很多人批评。我的这个看法就是在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觉得我们如果吸取一个教训，就是条件还不成熟的时候，把资本项目放开来是会有很大风险的，那如果你对大资本大进大出很难消化，那我觉得你还不如就把它给先把它给管起来。

这个就有一点像我们一开始讲技术，它总是有两个方面，有好的方面有不好的方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发扬光大它的优点，但是把它的不足，把它的副作用尽量给减少，甚至给它消除，这是我们想做的。

对于经济政策也是一样的，资本项目开放允许跨境资本流动，当然我们的目的是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可以支持创新，可以学习新的技术，甚至可以分散风险等等，但它必然也会带来就是这种资本流出流进就变得比较容易了，有一些国家金融市场机制比较成熟，监管框架比较完善，进进出出出现一些起起伏伏平稳的过去了，但有不少国家他其实是很难承受这样的冲击，就发生了金融危机。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的条件还没有具备，还没有成熟，如果你现在确实还有困难，那我觉得不妨采取一些这样的手段，来稳定金融的这个重要性要远远超过你就放开来搞不好来一场金融危机。

事实上我觉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一些国际组织，在早年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是很反对这种对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但在全球危机期间其实这样的他的立场已经开始慢慢的改变，尤其在全球危机以后，他就是说为了维持金融稳定你如果采取一些临时性的，对跨境资本流动做管理，他其实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我觉得就是对于很多国家如果你觉得我刚才说的你这些本身你自己的基本面也很脆弱，现在可以知道的是美联储还要使劲的加息，那对你来说你有没有能力承受这样的冲击，你当然也可以跟着加息，但你跟着加息你的经济受得了吗？美国经济已经下来很大了，人家加75个基点，你能加75个基点吗？你加75个基点对你经济是什么样的负面的冲击，对吧？而且不止是加一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不妨可以考虑这个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这个管理，哪怕是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手段，等到这个潜在的对稳定的风险过去以后，我们再考虑下一步怎么做，这是我的建议。

经济政策其实说到底就是权衡，解决你在这个好处和坏处之间做权衡，就是你要选择的那个不是理论的最优，而是实际当中利大于弊的那个做法。

凤凰网财经：目前像全球经济衰退的一个情况，可能最重要的是企业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平稳的过渡，我们看到最近也是有企业提出了说要把过去追求规模转向追求利润和现金流上来，活下去可能是更重要的，您赞同这样的一个方向吗？

黄益平：我觉得对任何企业在任何时候活下来都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是现在对经济前景判断不是很乐观，或者即便你没有那么悲观，但你觉得有潜在的风险，因为我们比如说以我们国家为例，我们有很多企业对吧，遭遇这个新冠疫情的冲击其实对他的业务有不小的影响，在未来这种影响也可能不会短期内消除，所以对这些企业来说我觉得同样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样维持你的资产负债表的健康，这是很重要的。

但其实与此同时跟你前面讲的活下去更重要的，有的时候可能更需要关注的是现金流的这个风险。就是资产负债表看起来很健康，但如果现金流断了你就活不下去了，所以确实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要高度关注这个资产负债表的健康，但是可能要花更大的精力去关注你的现金流的稳健，如果现金流断裂它造成的潜在的风险可能是会非常巨大的，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确实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这个阶段我觉得怎么样活下去，其实就是怎么样持续的运行发展，但是可能把更多的重点放在我维持运行，而不是大幅度的扩张。当然有能力的扩张，现在可能对很多企业来说也许不是大幅度扩张的好时机。

7、北大教授建议年轻人要做好Plan B和Plan C

凤凰网财经：最后我也想问一下，对于年轻人的一些建议。企业现在思考的是怎么活下去，那个人该如何调整心态？大家好像觉得全球经济衰退了，个人在这其中只是沧海一粟，我们该怎么做？

黄益平：那确实现在这个如果你同意我们说的这个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当然对于很多年轻学生来说，这个也是一个不是他们首先会选择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对吧，但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所以也没有办法。

其实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去学会接受和应对这样的不确定性，将来也许从长期来看会变成一个人生的财富，你到社会上去生活你去做企业，你哪怕去从事这个就业，不管是什么样的职业，我们都会碰到各个方面的这个不确定性，那我们应对不确定性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我自己需要考虑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对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对我有影响，我们应该怎么办。

举个例子说我现在在北大开课对吧，我在北大开课我的预期就是到了时间我就拿着我的这个本子教案我就到课堂去讲课去了，但现在说实话你不敢保证明天一定是这样发生，你不知道明天你能不能去教室，你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来，这个时候你就要做一个预案，我如果去不了我怎么办，我能不能想别的办法来跟学生做交流，那我们一些同事花很多时间线上线下各种交流，作为老师我就要考虑如果到了线上以后我怎么保证这个教学质量没有受太大的影响。

但这些我说的没有受太大影响它肯定不是完全没有影响，有影响，但这就是我们需要面对需要想办法去应对的这样的一些不确定性。对于年轻人来说我觉得就考虑这样的一些不确定性，同时要去考虑大的方向，大势，就是什么样的大势可能是不会改变的，即便我们现在面对的不确定性是一些短期的问题，美联储加息，俄乌冲突，新冠疫情等等，但是还有一些更大的趋势在发生，我刚才说的一个不是很乐观的变化，也许金融全球化已经发生改变了，将来还是有全球化，变得更有选择性，那对我们将来应该怎么办，其实是有影响的，对吧。这个整个经济都在不断的数字化，对我们每个人也有影响，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职业，再过几年也许就不存在了，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学会应对不确定性和在这种把握长期趋势的这个同时，给自己做定位，决定自己的这个方向，这件事情永远只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

凤凰网财经：您说的非常好，我可不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现在在面对很多不确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生活中至少在处理一些工作和生活的时候，可能要一直有一个planB？

黄益平：不但要有planB还要有planC。同时也要乐观，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即便碰到了不确定性你还是用积极的心态去应对它，而不是说很被动的变得很悲观，各种抱怨，其实是于事无补的，因为有很多事情我们改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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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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