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平台经济如何发展？

文｜易宪容

2023年中国经济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就2023年中国经济的任务而言，所强调的是一个“稳”字和一个“拼”字。而经济的“稳”就要从战略全局出发，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这是当前中国经济问题所在。因为，经过三年来的新冠疫情，经过2020年下半年以来对大型平台企业的反垄断监管及治理，以及2022年房地产开发企业债务危机所引发的房地产周期性下行调整，实体经济增长跌落到低点，企业及居民对市场缺乏信心。

目前中国经济整体弱势，一些企业破产倒闭，居民就业困难，收入减少。中国数字经济收缩，企业家没有信心再增加投资。而房地产开发商的债务危机则引发了房价只涨不跌的市场信心崩塌，迫使政府只能推出政治性的“保交楼”措施，及一系列的房地产救市政策。当前中国经济的市场预期转弱处于严峻的态势下，这就是为何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2023年中国经济的稳增长要“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的原因所在。

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点到底在哪里？当前中国居民消费需求极度疲弱。在疫情防控措施优化后，居民消费可能逐渐地恢复，但经历三年疫情，多数居民收入都在减少，多数居民消费力十分有限。着力扩大内需没有错，但居民的就业机会减少，收入水平下降，其消费力从何而来？比如，新能源汽车消费、住房消费，中国的人口这样多，市场这样大，但多数居民没有支付能力。笔者问过青岛市环卫工人，他们的月薪几年前不到3000元，目前还是不到3000元。绝大多数城市的弱势居民的收入水平都处于这样一个水平，他们如何去消费？所以，让居民消费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并非易事，而且居民消费力的释放肯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至于投资，2022年房地产经历了严重的周期性下行调整，房地产开发投资一直处于负增长态势下（1月-11月为负增长9.8%），而且这种态势在2023年还会持续。2022年的投资增长主要是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一枝独秀，是保证投资增长最重要的方式，但是，城市的路桥建设、公园建设、河道治理等投资没有多少效率，使得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急剧增加，特别是经过2022年城市基础投资，还能够得上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项目不多，2023年地方政府要折腾出更多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并非易事。

从近十几年经验来看，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两大动力——房地产及平台经济，2022年都出现严重收缩。对于房地产市场，当前的同期性下行调整在2023年还会继续，并不容易逆转，希望房地产重新成为经济“稳增长”主要支柱产业的概率应该不会太高。房地产市场经过2022年的周期性下行调整，市场的性质发生了质变，而且这种性质调整还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政府希望建立起三位一体——购买、租赁、保障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长效机制，并让这种房地产的消费性市场担当“稳增长”的大任，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来看，高层更为关注的是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守住房地产市场不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对于2023年中国经济的稳增长，尽管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有一定的助推作用，但其体量有限，只有重新启动数字经济或平台经济才是中国经济“稳增长”的主要动力。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即要求平台经济重新成为中国经济“稳增长”的引擎，以此增加就业，全面提升中国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可以说，会议重新确立了数字经济或平台经济为2023年经济“稳增长”的动力。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当一国的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主要产业后经济增长速度会呈现缓慢下行趋势。中国近十年来情况也是如此。因为，传统服务业有三大特征，一是服务是提供劳务和接受劳务，没有实物形态产出因而不能储存；二是服务供给和服务消费同时同地发生；三是服务的不可能储存和服务供求的同步性导致了不可远距离贸易。所以，服务业受规模效率、分工效率、贸易效率等约束，被认为是低效率产业。所以，当一个国家的服务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升到50%以上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下行就会成为一种趋势。而数字经济的出现就是要克服服务业效率提升的各种约束，让服务业同样成为经济效率快速上升的产业。

比如，2012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首次超过制造业，2015年超过50%。同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呈现缓慢而稳定的下行趋势。而这个时期中国经济仍然稳定增长，这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密不可分。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商务部的数据，中国网络零售额增长明显快于社会消费总额增长。网络零售额由2001年10.4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11.76万亿元（2020年是2001年的11760倍，其增长速度完全跳跃式的），而社会消费零售额由4.22万亿元增长至39.20万亿元（增幅仅有10倍）。中国数字经济具有巨大增长能力。

更重要的是，经济的数字化或平台经济不仅在于全面化解了服务业效率低下的约束，而且推动了整个社会及经济生活质的变化，万物互联，性质叠加，数据成了新的生产要素、资源配置的新方式、经济组织的新形态、新的价值创造及新的社会财富增长方式等，这些都是经济数字化驱动的结果。比如，当前我们经济生活中最习以为常的支付宝和微信，不仅使用便利、广泛、效率无数倍提升，更在于资金无成本或低成本快速流动，从而成了社会财富创造及增长的重要工具。前十几年中国数字经济的空前繁荣，成了中国经济“稳增长”的动力之一。

然而，从2020年下半年以来政府对平台企业反垄断，对平台企业整顿和监管，繁荣成长中的中国数字经济或平台经济遇冷。胡润全球500强企业榜单排名，由于市场疲软以及高科技平台企业的收缩，中国35家顶级公司的市值在两年内下跌52%，或市值下跌了2.36万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约17万亿元，相当于当前A股总市值20%以上及2022年GDP的10%以上）。大型科技平台企业腾讯及阿里巴巴分别从最具有价值公司前10名下跌至第26位和第48位；两大公司的市值巨幅缩水，腾讯由4320亿美元跌到了目前的2650亿美元，而阿里巴巴由4150亿美元跌至1710亿美元。其他不少没有上榜单的大型科技平台的市值缩水更是惊人。

大型科技平台公司的市值急剧缩水，这不仅意味着投资者不再看好这些大型科技平台公司的前景与未来，不再看好中国数字经济的未来，而且意味着早几年空前繁荣的中国数字经济的停滞，中国数字经济的规模全面收缩及国际竞争力全面下降；意味着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稳增长的贡献力全面减弱。

所以，要重启中国的平台经济，就得以更为开放及宽容的方式应对数字经济的创新。

对平台经济的动态化监管与治理，有必要从理论上全面深入地反思，在此基础上真正根据数字经济本质特征及运行规律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只有这样才能重建中国数字经济的市场信心，才能重造数字经济的繁荣，增加中国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作者为青岛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编辑：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