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爱上海的人

文｜罗芊

编辑｜金石

图｜受访者提供（除特殊标注外）

故事开始了

「铛，铛，铛……」Chris用叉子敲起了餐盘。当时，他正在讲自己如何找到「上海最后一位铁锅匠」的故事。

那是2006年，Chris刚来上海一年不到，闲逛时遇到两位铁锅匠，姓岑，是两兄弟。岑氏兄弟纯手工打造铁锅的过程令Chris着迷，于是，他每年都会去找兄弟俩聊天。一开始，这两兄弟完全不想理他，慢慢熟悉后，才变得愿意多说两句。Chris想知道上海是否还有别的铁锅匠，但每一次，他得到的答案都是「No」，直到十年后，答案才有所变化，「我已经认识他们10年了，每次问他们还有别人做这个吗，他们都说，no，no，no，10年过去，他们才告诉我， 确实还有一个。」

但他得到的信息极其有限，他只知道那位师傅姓陶，住在「周家嘴路，虹口区」。周家嘴路全长5.691千米，东西走向，是条主干道，但与之相交的小路，共有30条。

Chris拿起叉子比划，如果这支叉子就是周家嘴路，那叉子旁边有很多细小的分支，他和朋友只能沿着自东向西的顺序开始绕，把每一条小路都绕一遍。那是一段漫长的寻找，有目的，但没有方向，也不知道能否真的找到，「然后，在这里，」Chris顿了顿，指着叉子的中部，什么话也没说，拿起叉子开始敲，「铛，铛，铛……」他缓慢而富有节奏地敲了8下——「就这样，我们找到了他，陶先生」。

Chris的中文并不流利，他听得懂大部分中国人讲话，但自己表达时，基本都是英语讲述。只是，他可以用最简单易懂的英语词汇，讲出最生动的场景和画面。就像他用叉子敲击餐盘的那一刻，我似乎就站在周家嘴路的小分支上，跟他共享着那个惊奇的午后。

作为写作者，我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寻找优秀的故事讲述者，显然，Chris就是这样的人，尽管当时他只是我偶然遇到的一位「朋友的朋友」——那天，我的朋友，一位热衷于研究菜市场的人类学学者，约了Chris聊天，我也一同前去。在见到Chris之前，我出于职业惯性搜了搜他的名字，获得了一些基本信息：Christopher St Cavish，来自美国迈阿密，在上海生活了17年。他曾经是一名厨师，现在的主业是写作，喜欢研究中国食物，几年前，他搞过一个上海小笼包的测评，当时还火过一阵子……信息也就到这里了。

我们在一家Chris推荐的法国餐厅吃饭，我们坐在餐厅门口，没有大灯，每张桌子上都放了小橘灯，秋天真是个舒服的季节，这家餐厅的牛排也煎得恰到好处，但在「铛，铛，铛……」响起之后，我的关注点不再是那块牛排，我想听到更多的故事。

「Chris，你在上海还遇到过什么有意思的事吗？」

「那可太多了。」

「牛油果阿姨」和「啤酒阿姨」

先是「牛油果阿姨」的故事。

十多年前，Chris刚来上海时，发现了一家小小的杂货铺，叫红峰副食品商店，在乌鲁木齐中路274号，店主是个南通人，高中毕业就来到上海，她个子娇小，一头短发，她的名字叫姜勤。

姜勤不是那种好脾气的店主，但勤快，头脑活络，很会做生意。她不会说英语，但因为乌中路往来的外国人多，她就在柜台上备了一本《中英辞典》。一次，一个法国女人问她，你能帮我找到罗勒吗？她不知道什么是罗勒，但却可以回答，I will try。

「I will try。」这是姜勤与其他杂货铺老板最大的不同。每次顾客有新需求，其他店主可能会说，我没有，找不到，但姜勤不这样，她总说，「I will try。」Chris说，就算有人问她，你能卖给我一整头牛吗，她估计都会说，okay，I will try。

就这样，姜勤不仅找到了罗勒，还找到了芝士，松子，九层塔。直到有一天，有人问她，你能帮我找找牛油果吗？

那是2007年，中国人几乎都没怎么接触过牛油果，姜勤翻着字典，找到「avocado」，去批发市场问。找了两个批发市场，她才终于找到这种少见的水果。因为进货的人太少，批发市场要求她交订金，而且一次必须进一整箱，她还是决定买了。

看着那一箱从没见过的牛油果，她甚至不知道该如何给它定价，最后，她决定只给自己留一点利润，照着8块钱一个卖。那时，在外国人经常逛的城市超市，牛油果的售价是30元一个。

姜勤的牛油果很快成了上海外国人圈子里的「重大新闻」，第一箱牛油果飞快售罄，她看到了商机，每次去进货，就加价1元一个卖出，牛油果售价从8元一个涨到9元，10元，11元，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就算她涨价到15块，也是城市超市的5折。」Chris说。

红峰副食品商店就这样火了。姜勤每次都把牛油果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每个停下来买牛油果的人都会惊喜地发现，哇，这里竟然还有别的！松子，干酪，可以论勺卖的香料，芝士也卖得很便宜，而且可以切成自己想要的大小。姜勤也学会了更多单词，她知道soft cheese和hard cheese的区别，还能在账单上轻松地手写出brussels sprouts（抱子甘蓝）和artichoke（洋蓟）的拼写。大家也始终这样称呼她——「牛油果阿姨」。

还有「啤酒阿姨」。

那是2014年，一个周日下午，Chris和当时的女朋友Tse正在遛狗，在法华镇的一条无名小巷里，他们遇到一家便利店，里头摆着各种洗发水、方便面，还有各种各样的精酿啤酒，很多牌子连Chris都没见过。

店老板张银娣是个很有意思的女人，健谈，爱笑，有一种不吝的江湖气。当Chris问她，从哪搞来这么多种类的啤酒?为什么会一边卖洗发水一边卖啤酒？张银娣哈哈大笑，「我只是喜欢喝啤酒。」这家小店里每一款啤酒她都喝过，喜欢就在货架上摆几瓶，她也不在乎什么销量不销量，卖不出去大不了自己喝。

张银娣的进货原则也很简单：只要是没见过的品牌，每个牌子给我来五瓶。因此，一位经营着小便利店的女性店主，可能是全上海尝过最多种类啤酒的人，她也因此开着全上海进口啤酒品牌最多的便利店——但在Chris之前，没有人发现这个秘密，那只是一家极不起眼的小区杂货店，夏天24小时营业，其他时间营业到凌晨2点。这家店的啤酒定价也很迷，有的卖贵了，有的卖便宜了，但张银娣都不在乎，她主要是自己想喝。

当时，Chris正在为一个名叫smart shanghai的网站做撰稿人，他写下了这个故事，在那篇文章里，他将张银娣称为「啤酒阿姨」，还在文末附上了地址：啤酒阿姨（海富便利店），法华镇路 475 号，近定西路。文章配图里，啤酒阿姨穿着红色羽绒服，笑容灿烂到看不见眼睛。这篇文章一千来字，发布当天，微信阅读量超过了25万。

如今，「啤酒阿姨」已经成了「网红」，开了一家分店，接着又开了连锁店，光是宝山分店的店面面积就有3000平方米，冰柜里的啤酒超过8000款，店名就叫「啤酒阿姨」。去年，我曾和朋友去过「啤酒阿姨」喝酒，但我完全没有想到，一年后，我会遇到第一个发现「啤酒阿姨」的人，面对面听他讲起这个故事。

「一个小火星」，Chris这样形容自己在这个故事中的角色，他一再强调自己的无足轻重，他说，张阿姨真的很勤奋，「我只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擦着了火花，但点燃旺火的人终究是她自己。」

附近

显然，一顿饭的时间不足以掏空Chris所有的故事。Chris讲述的那些发生在上海各个角落的人和事，都有一种强烈的「附近感」。

我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选题的海洋。晚餐的尾声，我正式向Chris提出了一个请求：是否可以和他一起逛逛他熟悉的那个上海，我想看看一个在上海生活了17年的外国人的「附近」。

「Sure。」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两天后，我们相约在Chris租住的公寓楼下见面，那是复兴西路与永福路的交叉口，以这里为圆心的三公里范围内，是曾经的法租界，也是Chris的「生活圈」，是他最熟悉的上海。他不需要导航，这里的每一条路都刻在他脑子里，他站在路口认真地思考，「让我想想哪里的故事比较多。」

离Chris家步行不到一分钟，永福路上，他指着一扇黑色的小门说，那是上海著名酒吧Shelter的所在地。Chris说，那曾经是上海小众音乐爱好者的「圣地」，进去之后下一个楼梯，将进入一个防空洞改造成的场域，「在Shelter，可以听到与柏林、伦敦同步的最新音乐」，人们叫它防空洞酒吧，也叫它「庇护所」。Chris曾在这里做过DJ。

我们在路上遇到了一个棕色头发的女孩，Chris认识她，说她是研究历史建筑的，住在一栋漂亮的老公寓里。没过多久，沿着复兴西路拐一个小弯，女孩租住的公寓就在眼前了，它被称为「修道院公寓」，建于1930年，西班牙风格，大堂有着高高的吊顶。后来，Chris的前女友Tse告诉我，在上海，他们常常会做walking tour，他们喜欢在这座城市中走路，一步一步地去看那些漂亮的老房子。

路过淮海中路1414号时，Chris告诉我，这里曾是彭于晏妈妈开的餐厅「小城故事」，他在这里见到过彭于晏，还常常见到很多年轻女孩围在这里，餐厅开了快20年，2018年关了。

经过长乐路的一家意大利餐厅时，Chris敦促我「快点走」，因为他曾给过这家餐厅差评，并因此得罪了餐厅的主厨，而那天我们路过时，那位主厨正坐在餐厅里。

在为smart shanghai工作时，写餐厅测评是Chris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内容，但他从不收钱点评餐厅，除了他自己的味蕾，没有人能左右他写什么。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平民主义者，也为和他一样的人撰写食评，至于那类人是谁，他曾这样描述：「是像我一样，为了能去餐厅大吃一顿而努力攒钱的年轻厨师、年轻人；是发现了问题但却因厚实地毯、奢华环境而不敢表达，甚至承受巨大心理压力、怀疑自己的口味的人。」

不远处的南昌路上，还有一家餐厅因为Chris的评价而消失。

那是2010年，Chris在南昌路的小巷子发现了一名主厨，号称曾在数家欧洲顶级餐厅工作，回国后，以高昂的价格提供法式品尝菜单，还登上过《TimeOut上海》杂志的封面。Chris去这家餐厅吃过一次饭，第一道菜里加了廉价的黑橄榄片，快餐店经常用的那种，最后一道甜品选择用裱花工具挤出来的草莓糖霜做装饰。他相信自己的口味，于是对此人产生了怀疑。他花了好几个月时间与那位「名厨」的前欧洲雇主们邮件和电话沟通，确认了对方就是一个骗子，然后带着证据去与之当面对质。没过多久，骗子的餐厅就关门大吉，Chris还因此收到了匿名的威胁邮件。

食物，是Chris了解上海的一个途径，但他知道的，并不只有食物。

走在华山路上，Chris指着路边的小洋房说，这个花园里面住的都是离休干部，「离休干部」四个字，他用的是中文，「丁香别墅，里面也是住的离休干部」。

同样是在华山路上，周边小弄堂里挂着一个「住宿」的牌子，Chris说：「很多来华山医院看病的人就住在这些小旅馆里，这里的房间非常小，但很便宜。」

在著名的「丁香花园」附近，有一家咖啡店，售卖一种独特的焦糖海盐味的冰淇淋，我们一人买了一球，边走边吃，Chris又给我讲了个新的故事。

几年前，上海有一家非常火的法式面包店，火到常常有大巴车拉人来吃面包。但没过多久，因为同行的卧底举报，这家店被迫停业。员工因此四散，老板跑回了巴黎，开了新的甜品店，做面包的日本师傅自己开了家面包小店，而冰淇淋师傅则和几个人一起创立了一个连锁品牌，后来，那个品牌的冰淇淋风靡上海，就是我们正在吃的这款，Chris说，「这个故事像不像中国人说的，凤凰，遇到了火……」

「人」

Chris带着我在曾经的法租界逛过两次，最初，我只是想从他那里获得故事，通过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完成一次以「附近」为主题的写作。我必须承认，这很功利，还带有一点点猎奇。直到我们路过了两处他曾经的住所，一切才变得有所不同。

距离他现在的住所两个街区开外，是他来上海租住的第一个地方，静安别墅，那是2005年，当时的房租是4350元，现在已经涨到了一万五。Chris在这里住了好几年，眼见着社区里的小食堂、蔬菜摊和麻将铺变成了田子坊那样的风尚新地标，然后，新地标们再一个个消失。刚住在这里时，Chris还是一位24岁的年轻厨师，几年后，他在这里度过了自己30岁的生日。

离开静安别墅，走路不到十分钟，是Chris和他前妻曾经居住的地方，一处石库门弄堂里的老公寓。房子一共三层，年过八旬的房东太太住二层，Chris住三层。老太太喜欢敞着门看电视，见到Chris他们回家，会主动挥手打招呼，并允许他们重新装修自己的房子，「只要别破坏地板就好，那是以前的老木头」。Chris和前妻爆发争吵时，老太太还会把他们叫去自己的房间，安慰他们，劝他们和好，但最终，这段婚姻还是结束了。Chris搬走的那天，老太太的女儿专程下楼来送他，她第一次告诉他，自己的妈妈患有肺癌，但家里人一直瞒着她，以治疗肺炎的名义，给她吃昂贵的抗癌药。

路过这些曾经的住所，再度讲起这些故事时，Chris说：「我像是在经过自己的生活。」这是一句很轻的感慨，夹杂在风声、汽车经过的呜呜声、树叶的哗哗声中，但它却又像是一句提示，提示我——比「附近」更重要的是人，Chris不仅仅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外国人，还是一个曾经四海为家，却最终在上海停留了17年的人。

重新开启这个问题——Christopher St Cavish是谁？

在来到上海之前，Chris的计划是做世界公民，持蓝本护照满世界漂流。他没上过大学，20岁不到在迈阿密干了几年厨师，又去东南亚、南美逛了一圈。他过着那种说走就走的生活，想去哪里抬脚就去了，待几个月觉得不行那就离开。

他来中国的第一站是香港，那是2005年，因为姐姐来香港出差，他理所当然地跑来蹭饭。在为《小鸟文学》撰写的文章中，Chris这样描述香港带给他的震动——姐姐的同事，一个香港本地人载他们去吃火锅，啤酒是用碗装的，鲜虾被串在竹签上，下锅前虾尾还在颤动。他觉得，香港有一种混合的美，既不完全西化，也不完全中国化，他当即决定，要留在这里。

当时，他的计划是去半岛酒店工作，并借此留在香港。关于找工作，Chris有一套自己的办法——选中自己想去工作的厨房，然后去后门敲门，再提出自己可以免费工作，因为厨房总是缺人手，这办法屡试不爽。但香港很快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半岛酒店的后门不仅不通往厨房，还安了监控。

闯入计划失败后，他开始变着法儿地接近主厨。他用伊比利亚口音给厨师的秘书打电话，说自己是卖葡萄牙红酒的，想约主厨谈谈，带样品给他试喝，无果。过了几天，他又换了一副英伦腔，电话接通后，他说自己是一家不列颠奶酪供应商，有一些新款奶酪想让主厨品鉴。当然继续无果。

再后来，他干脆给自己设计了一张「自荐求职海报」，打印了1000份，在中环发起了传单。依然无人搭理。为了挽救沮丧的心情，Chris买了张去曼谷的机票，打算去海边思考人生。

命运就是如此神奇，飞机上，他的邻座正好是一位加拿大厨师，一听他想在香港找工作，马上伸出援手，「我帮你联系。」随后，Chris又回到了香港，他真的见到了主厨，一个瑞士裔德国人，六十多岁，主厨告诉他，上海有个新项目，或许你可以试试。

Chris就这样来到了上海。当时，他对这里一无所知，夜班机降落在浦东机场，2005年的浦东完全不是现在的样子，夏天的夜晚空气闷热潮湿，Chris乘坐的出租车开了半小时，周围还是一片荒芜，路灯也无精打采。他说，自己当时很慌，打开手机开始查，查了半天也只知道，上海有条河，还有很多建筑。这时，车子拐了个弯，陆家嘴的高楼群出现了，上海出现了，这里的确有一条河，也有很多建筑。

到上海后，他在一家名叫「翡翠36」的法式餐厅工作了整整一年，餐厅位置很尊贵，在浦东香格里拉酒店36楼，落地窗外黄浦江缓缓流过。那时，浦东著名的天际线三件套还没凑齐，国金中心正在打钢桩，上海大厦还只是一块高尔夫球场，Chris在「翡翠36」担任厨房中层，title是助理副厨，其实只比厨师的职级高一点点，他用「糟糕」来形容那份工作，每天要么是被主厨骂，要么是奉命去骂厨师，要么担心自己被骂，一年后，他决定辞职。

即便工作相当糟心，但Chris却没想过要离开上海，他只是放弃了厨师的工作，将工作重心转向了研究食物与写作。

一开始，他觉得自己只是对中国的食物感兴趣，后来他发现，自己开始关心这里的人。谁把这些食物做出来的，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哪些深刻又微妙的联系。

过去这些年，他做了很多采访，他和陕西南路高架桥下卖羊肉串的人聊天，发现了上海周五最大的清真市集，他拍回来的照片甚至连上海本地的编辑都认不出是哪里，他们问他，这是哪个国家？Chris答：普陀。而食物，只是所有故事的开始。

我们再次聊起他花了十年的时间找到铁锅匠陶情健的故事。Chris说，一开始，他们只是聊聊铁锅的价格，为什么手工锅比机器锅更好，后来聊到陶师傅辛苦的一生，上山下乡，国企改革，聊到女儿的不够懂事，聊到满身疾病，不得不和这门手艺告别，陶师傅哭了……那一幕，令Chris震动，他因为一口铁锅，最终接近了一个人。

家

离开Chris在上海的第二个住所，没走几步，我们看到了一个垃圾站，那是一个新式的垃圾站，每一个垃圾桶上面写着自己的功能：干垃圾、湿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但在垃圾分类开展之前，那是一个记载着Chris生活的垃圾站。

来到上海的第二年，Chris回美国探亲，和一个女孩一见钟情。次年，他们相聚在上海，拿着美领馆开具的未婚证明，去中国的民政局领了一个红本，红本的封皮上，是三个汉字：结婚证。

但那段婚姻只维持了两年。离婚时，他们依旧去了民政局，这也难倒了那里的工作人员——他们还从未处理过两个外国人的离婚。总之，过程复杂，几个月后，「结婚证」终于被收回了。

前妻选择出门旅行，给了Chris4天时间搬走。他躺了两天，第三天不得不起身开始收拾，他把自己的家当分成两堆，一堆是必须保留的，另一堆则是要扔掉的——各种爱过的证据。

那是一个午夜。Chris把旧物一箱又一箱地搬到弄堂里的垃圾站，他一边哭一边搬，身后站着一个50岁左右的女人，她紧张地观望着Chris的一举一动。当Chris扔掉最后一件物品时，垃圾箱已经被塞爆了，Chris看着它，就像是看着自己失败的婚姻和当时一塌糊涂的生活，只是，他刚刚转身，女人便已经打开了垃圾箱，开始在里面翻捡。

「我的过去就这样被她当成了废物。」Chris说。如今，他很少再谈起那段婚姻，但他无法避免路过那个垃圾箱，即便它已经变了样貌，但它始终在那儿，作为Chris上海生活的一个重要标记。

我们再次经过了彭于晏妈妈曾经开的餐馆门口，Chris突然站住，跟我说，他有个好朋友在这里开过三明治店，但几年前，这位朋友去世了。

这是他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次告别，也发生在上海。那位朋友也是一位厨师，烹饪食物很拿手，但他的野心并不仅限于烹饪食物，他在外滩的高档地段开了一家餐厅，还跑去北京给人当顾问，在某天高强度的工作结束之后，突发疾病去世。

在为《小鸟文学》撰写的专栏中，Chris这样描述他们的关系：「我们不是每天都交谈的密友，但我们相识已久，多年前的我们刚到上海，一切都刚刚起步。他开了一家又一家餐厅(也关了一家又一家，要说做生意，他一直都不太在行)，而我则走上了写作的道路。我们一直保持联系，讲讲各自行业里的八卦或是牛肉熟成之类的新鲜厨艺。对于推广中国食材和厨师人才，我们都有满腔热情，而且，我们互相尊重。」

Chris没有去参加告别式，但在朋友去世消息传来的当天，他从公寓出发走了5公里，去到对方在外滩的餐厅，他背着一个背包，背包里露出了一束白花。他把白花放在了餐厅里，点了朋友最喜欢的那款汉堡，安安静静地吃完，然后离开。

无论是垃圾桶还是三明治店，它们都让我更加确定了一个事实——Chris或许不是最了解上海的人，他不是历史学家，不是植物学者，他讲述的也不是准确无误的知识点，他只是生活在这里，在上海，他并非一个外来者，他是一位来自迈阿密的普通上海市民，这是属于他的城市。

上海是Chris除了出生地之外，生活得最久的城市。但和迈阿密不一样，上海是他成年之后自己主动选择的居住地，一开始，他以为自己只会在这里停留几个月，最多一年。但签证一年一续，他续了16次。

刚来上海时，Chris听不懂中文，也看不懂菜单，他好奇上海人都在电梯里聊些什么，是什么有意思的话题吗？每到休假，他就骑着自行车满城乱逛，戴着iPod听歌，不断迷路。

他学过很多次中文，有私人的，也有政府组织的中文班。他记得那个教他中文的老太太，是个退休老干部，一直和他聊自己的个人史，聊她的儿子，她的儿媳妇，她从小到大的经历，她的青春，她经历的动荡年代，刚开始的时候，Chris一句也听不懂，两年过去，当课程结束时，他已经基本都能听懂了。「她教会了我倾听。」

他终于知道那些人都在电梯里聊些什么了——「你中午吃什么」，「饿了吗」，「买新衣服了吗」，都是好无聊的话题啊，但他能听懂了，有点高兴。

他在这里交了很多朋友。一开始都是外国人，年轻的外国人，某种程度上，他们都在上海「找到了某种自由、某种刺激」。他们拉帮结伙，午夜骑行，或是聚会喝酒，去乡土气息浓郁的湘菜馆，也去脏兮兮的铜川路老海鲜市场，玩得很开心。

后来他开始有中国朋友。企鹅吃喝指南的朋友，餐饮行业的朋友，对他友好的邻居，做DJ认识的朋友，旅行认识的朋友。他学会了喝热水。在美国，热水是给病人喝的，但他给自己买了一个大茶缸。他还会做上海人爱吃的菜饭，尽管用的是西餐中略带苦味的芝麻菜，但他特意强调，「也很好吃。」

「我24岁来到上海，现在我已经42岁了，我觉得上海才是我的家。」Chris说。说这句话时，他用的词语不是「第二个家」，而是「我的家」。

 Chris 

欢迎光临

闲逛中，我们在五原路某小区门口遇到一个门卫，他和Chris打招呼的方式就像老朋友——

「季先生。」

「你好，你好。」

「我带朋友来看看。」

「我还没认出你呢，你比以前胖了。」

「是胖了。」

「要多运动。」

同样能发觉Chris胖了的，还有「牛油果阿姨」。我们也路过了她的店铺门口，她正在做生意，还是一头短发，没好气地阻止探店博主在她的店里拍照。2008年到2013年，是「牛油果阿姨」和附近外国友人非常甜蜜的热恋期，她拯救了许多人的钱包和味蕾。但之后这些年，随着进口食品商店的增加，电商的冲击，「牛油果阿姨」开始失去竞争力。

Chris最后一次去她家买东西是2019年，那时，她的东西已经不再独特，质量也有所下滑。但在那之后，他们见面依然会互相问好，「牛油果阿姨」会感叹，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还很瘦，很年轻，现在变老了，胖了，Chris则尴尬地笑笑。他刚来这里买东西时，「牛油果阿姨」的女儿还很小，总在柜台后面写作业，现在，这个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了。

Chris最后一次见到「啤酒阿姨」，也已经是两年前了。当时，有朋友从美国来，提出想去看看「啤酒阿姨」新开的店。

他们并没有事先和阿姨打招呼，而是默默去店门口等位。可「啤酒阿姨」一下就认出了Chris，她特别高兴，高兴到有点手舞足蹈，她马上走进店门，把一对坐在小桌上的情侣赶到一旁和别人拼桌，她还拿来了很多昂贵的啤酒，500多一瓶的，1000多一瓶的，通通摆在Chris和朋友面前，一瓶还没喝完，她又开一瓶。她想请Chris免费尽情品尝——可对Chris来说，这是难以负担的人情，「真的太尴尬了」。从那之后，他再也不敢去啤酒阿姨的店了。

路过乌中菜市场时，Chris说，那里也有一位特别的阿姨，「猪肉阿姨」。他不知道阿姨的名字，也不知道她的生活，但过去的十几年，他每次都找她买猪肉，因为阿姨对他特别友好，总是笑眯眯地打招呼。

但前年，乌中菜市场升级改造，变成了网红菜市场，菜价贵了，Chris去得也少了。今年春天上海遭遇疫情的时候，有一天，Chris去做核酸，排在后面的女士好像在叫他，他一回头就认出来了，那是「猪肉阿姨」。虽然他们都戴着口罩，虽然他们已经一两年都没见面了，却一下就通过眼神认出了彼此，「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属于上海。」Chris说。

文化融入是每一个闯入异乡的人都无法逃避的难题，即便你已经将异乡当做故乡。这也是Chris时常需要面对的问题，尽管他足够爱上海，也足够了解上海，但依然很难摆脱那种被当做「外人」的疏离感，也正因为如此，每一个被当做「自己人」的时刻，他都铭记于心。

在被「猪肉阿姨」在核酸队伍中认出之前，他曾做过一个火过一阵子的「小笼包测评」。

2015年，Chris异想天开做了个小实验，选了52家做小笼包的餐厅，分别测量了各家餐厅小笼包的重量、汤汁的重量、馅料的重量和皮的厚度，然后通过公式「（馅料+汤汁/皮厚度）X 100」对数据进行计算，得出分值，并结合实际感受给这些餐厅排序。

他的实验灵感来源也很有意思，源于一本关于上海鱼类研究的书籍《Common Food Fishes of Shanghai》，这本书写于1939年，作者是两个博士，他们给每种上海的鱼都标上了插图，每种鱼都很美。当Chris看这本书时，他发现，作者对每一种鱼的描写，都非常科学化、具象化，写清楚了它们的种类，各个器官的位置，生活环境，一方面它非常学术，但另一方面，这本书又在教你如何吃鱼——某种鱼的哪个部分可以吃，怎么吃，哪个月份最肥美。

Chris感到了一种矛盾的美，这像是给两类人写的书——搞科研的科学家和做鱼的厨子。他做小笼包测评，也是想做这种「既无用，又好像有用的东西」。

后来，Chris的「小笼包测评」真的火了，他的《上海小笼包指南》发布后，许多媒体都来采访他，称他为「最了解上海小笼包的人」，他也因此结识了很多中国朋友，连上海餐饮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都说，这个老外做了一件好事，他们甚至说，以后有什么需要可以找他们。

Chris说，他听到这句话时，在办公室的走廊里哭了。尽管后来他致电餐饮协会，对方甚至都忘了Chris是谁，但对他而言，这句「官方回复」依然是一种接纳。

也是从那时开始，他觉得自己成为了上海的一份子。走在街头，可能其他人看他还是一个白人，一个有点胖，有胡子的男性，但Chris不再那样想了——在来到上海的第十年，他终于成了上海的一部分，「人们知道我是谁，尽管只有一天，一周，一个月，但那对我来说真的好开心。我之前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那一瞬间，他们打开了门，对我说，欢迎光临。」

他终将离开

离开已成为知名网红打卡地的新乌中菜市场，我和Chris聊起了上海这些年的变化。

Chris说，新冠大流行之前，他每隔一两年都会回美国看看，父母的家一切如旧，房子是，邻居是，街道是，街角的店铺也是，每件东西都是那么的一样，它们一成不变，总能让你找到过去的回忆。但是上海是一个new place，他感受到的上海精神是，一切都是新的。

这当然令人着迷，但有时也令人遗憾。

Nat是Chris在上海最好的朋友，他来自英格兰，刚来上海时，他喜欢这里的一切，家门口的小皮匠，衡山路上卖五金的小门脸，还有把香蕉挂起来卖的水果店，Chris也喜欢这些小店，但现在，他指着街面上一个赛一个精致的招牌感慨，曾经的那些充满了烟火气的小店，如今都变成了「coffee，coffee，coffee」。

Chris的前女友Tse来自新加坡，也是2005年开始在上海定居。她这样形容那时候的上海，「要什么就有什么，好像什么都可以相信」。Tse也喜欢逛小街，吴江路美食街，很破很烂，却很有特色，襄阳市场是可以淘到宝藏的地方，那时，她时常可以在路上看到穿着睡衣的上海阿姨，还有把背心卷到肚子上边的爷叔，但现在，穿睡衣的阿姨不见了，露肚皮的爷叔也不见了，「现在似乎变得太干净了」。

这些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例如孩子要上学、父母的身体不好、自己年纪大了、想要去寻找新的商机等等，Chris的很多外国朋友都暂时离开了上海，但他依旧留在这里，作为一名普通的上海市民。

普通上海市民Chris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Tse讲了一个细节，有时候她和Chris出门闲逛，遇见路人找不到自己要去的民宿，Chris会绕路带着对方去。

Nat的答案是聪明。和Chris不同，Nat是个藤校毕业生，他们在一个音乐分享平台认识，至今已超过15年。在Nat眼中，Chris虽然没有上大学，但却是他见过最聪明的人之一，他写得一手好文章，他更关注的，也绝不是米其林摘星的厨师，而是那些每天都在操劳的厨子，那些花上一整天为灶台边的师傅备菜的人，Nat说，Chris幽默、细腻、读很多书，「他不是从学校学习，他从生活中学习」。

但这些来自朋友的肯定和称赞无法缓解Chris的终极焦虑——每年春节，都是Chris续签签证的日子，尽管每一次都顺利过签，但他仍然无法停止焦虑，他太害怕无法继续留在上海。

他知道自己之于上海并没有那么重要，如果他走了，只是少了一个爱散步的人，一个凭良心做餐厅测评的人，一个竭尽所能的外籍纳税人，一个在生活中汲取无数灵感的写作者，一个对寻找故事有着强烈好奇心的人，抑或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热爱上海的人。

但他不想离开。年轻时的Chris从没想过自己会变成一个恋家的人。现在，他却如此地留恋上海，美丽的法租界，便捷的城市配套，好吃的食物，还有那些承载着他无数生活印记的腊味店、面馆、菜市场、便利店、水果店、蛋糕小铺……

不只是上海，他每年还会旅行十次以上，足迹遍布中国东西南北，除了东北和西藏，他几乎去过中国所有的省份。

他知道烟台的无花果成熟时会流油，在新疆吃到了此生吃过的最美味的哈密瓜，在杭州吃了长着毛的臭豆腐，他在西双版纳菜市场买到过连着树干的一整个蜂窝带回上海，蜂蜜可以吃，蜂蜡可以做护手霜。他喜欢关于顺德的一切，从粥火锅水牛奶到那些高大的榕树，那让他想起迈阿密。他会在每年端午前后乘高铁去苏州吃三虾面，他最爱的那家面馆老板娘听我说起他时乐出了声，「他很有意思的，每次来都叫我『妈妈』。」

当然，Chris也知道，他终将离开上海、离开中国——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外国公民在中国工作的年龄上限是65岁，超过65岁，将无法再获得工作签证。这也加重了他的焦虑，尽管看上去时间还有很多，但在这里，他还有更多的事想去做——他想去顺德住一段时间，想去从没去过的东北，想开车穿越内蒙古草原，还想去湖南跟当地人学做腊肉，还有兰州西部顶乐拉面学校的朋友们，他常常想起在那里学拉面的经历，也想回去看看那些回答了他「十万个为什么」的同学……

Chris继续讲述着他的愿望，直到我们回到了他公寓的楼下，挥手告别前，他说，在过去的17年间，有一个问题，他始终没有找到准确的答案——作为一个四处漂泊的人，他为什么会一直留在上海、留在中国？这一次，他再次陷入沉默，很认真地思考了很久，然后反过来问我，「为什么呢？我真的不知道，我也很想知道原因。」

 Chris拍摄的上海的冬天 

（感谢钟淑如对此文的帮助）

部分资料来源于：

1、《小鸟文学》Christopher St Cavish 专栏，翻译：于是。

2、Smartshanghai Christopher St Cavish 专栏。

3、《在我心里，小笼包=上海》，周到上海APP，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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