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梁的内徙—— 从《创筑孤山新堡记》入手重新分析
对李成梁有了不一样的认识
明朝后期将领李成梁，在历史上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在东北一带女真族逐渐崛起之时，他奉命镇守，拓边修建宽甸、孤山等六堡，错杀努尔哈赤的祖、父二人导致努尔哈赤最终以“七大恨”誓师南下，而李成梁主张下修建的六堡最终以“地孤悬难守”放弃。
努尔哈赤
根据历史记载，再加上后人的解读，李成梁一度被渲染成千古罪人。然清末民初章炳麟于革命宣言中宣称：“愿吾辽人，毋忘李成梁。” 这明显有将李成梁作为大英雄加以倡导的含义。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笔者相信其中有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政治矛盾，不易条析是非曲直。但借助研究长城的基本认知进行判断，李成梁被委派到辽东镇守以及他为镇守辽东所进行的拓边展筑六堡，包括此后的弃守，均属于顺应当时形势变化所能进行的较好选择。《创筑孤山新堡记》为这一政治局势的发展与变迁提供了解开疑点的关键。本文试以《创筑孤山新堡记》（简称“《堡记》”）与历史典实相配合，对这个问题略作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李成梁及其镇守辽东
李成梁（1526—1615 年），字汝契，号引城，辽东铁岭（今辽宁铁岭）人。李成梁少年骁勇，大有将才，到 40 岁时以生员袭领险山参将，此后屡立战功，得到朝廷的赏识。张居正担任首辅，运筹帷幄于朝廷之中，广求将帅之才驻守边关要地。正是这一阶段，朝廷用李成梁镇辽东，戚继光镇蓟门，“居正皆右之”。戚继光将重点放在蓟州一带，“守备甚设”，曾经擒拿泰宁酋长长泰，威服三镇。
戚继光
在辽东地区，李成梁力战却敌，重创王兀堂部。《明史 · 李成梁传》详载其事：万历七年（1579），“迤东都督王兀堂故通市宽奠，后参将徐国辅弟国臣强抑市价，兀堂乃与赵锁罗骨数遣零骑侵边。明年（1580）三月以六百骑犯叆阳及黄冈岭，指挥王宗义战死。复以千余骑从永奠入，成梁击走之，追出塞二百里。敌以骑卒拒，而步卒登山鼓噪。成梁大败之，斩首七百五十，尽毁其营垒。……其秋，兀堂复犯宽奠，副将姚大节击破之。兀堂由是不振。”与此同时，宣府、大同、山西总督王崇古也得到了重用。总体来看，万历初年明朝北部的防御得到较好的巩固。
在李成梁处理与王兀堂的关系上，史书上观点不一。《万历武功录》记载，栋鄂部王兀堂与海西女真哈达部的王台（万汗）为友，王台“最忠于汉”，王兀堂也“与它酋异”“颇守法”，并曾经因为解救明朝民夫于建州右卫王杲的部下手中而得到明廷的奖赏。有观点认为，王兀堂起兵反明是因为明朝修筑宽甸六堡和不满明朝官吏在互市中强抑市价。因互市中的价格不协引发王兀堂的侵边事件，在《李成梁传》中有所记述，与参将徐国辅之弟徐国臣有关。徐国臣强抑市价的举动，在明朝承平时期并非个案，确实是边疆地区发生变动的诱因之一。
不满明朝修筑宽甸六堡，实际上是明朝与建州右卫王杲之间的争端，根据历史的记载，王兀堂参与了此事，但涉事不深。《明史 · 张学颜传》对此有明确记载：“辽阳镇东二百余里旧有孤山堡，巡按御史张铎增置险山五堡，然与辽镇声援不接。都御史王之诰奏设险山参将，辖六堡一十二城，分守叆阳。又以其地不毛，欲移置宽佃，以时绌不果。万历初，李成梁议移孤山堡于张其哈佃，移险山五堡于宽佃、长佃、双墩、长领散等，皆据膏腴，扼要害。而边人苦远役，出怨言。工甫兴，王杲复犯边，杀游击裴承祖。巡按御史亟请罢役，学颜不可，曰：‘如此则示弱也。’即日巡塞上，抚定王兀堂诸部，听于所在贸易。卒筑宽佃，斥地二百余里。于是抚顺以北，清河以南，皆遵约束。明年冬，发兵诛王杲，大破之，追奔至红力寨。”边疆的局势，受明朝朝廷在边疆地区怀柔羁縻政策的影响，也受各方势力消长的影响。处于边疆地区的各民族时而归附，时而叛乱，属于常事。由于王兀堂在明朝修筑宽甸六堡之前，多数时间内受明朝的羁縻，经过镇抚，王兀堂较为轻易地获得了关口交易的权利，明朝也得以较为顺利地实现了对王杲的剿灭战。
明代骑兵
明朝的边疆局势，多数时间段里与利益联系在一起。成化年间，明廷进行东部讨伐时，栋鄂部归顺了明廷；此后，明廷对付王杲时，王兀堂曾经出力。但这并不代表王兀堂会一直顺服明廷。在李成梁任职期间，明朝在关市贸易的管理上存在一些不足，致使边疆地区的民众有所不满当属实情，而王兀堂等借此发动战争则更多的是利益考量。可以说，徐国臣强抑市价为王兀堂争取获得更大利益空间提供了有利借口，是各方利益博弈的导火索。徐国臣强抑市价的背后，是明朝官僚体系中出现了问题的具体反映。这种情况在万历中后期更为突出。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认为，张居正的去职是明朝治乱兴衰的关键年份，该书也以此年展开对明朝这段历史的叙述。马楚坚曾对明朝的兴衰变化进行爬梳索隐，发表《明政由治入乱之关键》一文加以阐发。《明史》明确记载了时人的观点：“论者谓明之亡，神宗实基之，而从哲其罪首也。”这一观点将罪责置于方从哲身上，是因为方从哲在神宗晚年担任首辅时，不仅庇护李维翰，而且用姚宗文巡视辽东逼走经略熊廷弼等能臣，最终导致了辽阳之失。
姑且不谈方从哲在神宗晚期的措置是否得当，较早感知到局势艰难、力图挽救的张居正，在他的能力范围内根据明朝内部实力的变化与北方局势的变化，加强了对京城和东部地区的防守，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等人也正是在这一复杂的形势下担任军事要职或委以边疆关键地段驻守练兵的重任。
辽阳之战
得到张居正的任用，李成梁对辽东地区的军事防御进行了重新布局，重要举措便是将原来位于宽甸一带的军事堡垒进行位置的调整，以更有利于防范东北部地区崛起的女真部落。宽甸六堡位置的调整，在初期是有一定成效的，李成梁剿抚并用，尚未形成气候的建州女真仍旧处于明朝的羁縻状态。当然，边疆形势不断在变，明廷中，支持李成梁的张居正、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等重要元老相继离世或去职，李成梁被罢官，辽东的军事防守日渐废弛。
李成梁的去职，为努尔哈赤的迅速崛起提供了良机。在李成梁因党争被罢免 10 年之后，万历二十九年（1601）八月，已经 70 余岁的李成梁被朝廷再次起用，回到辽东，开始了对辽东地区新一轮的经营。在这段看似比较平静的时间段内，李成梁以辽左六堡孤悬于外、难以稳守为由，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将居住在那里的六万余户居民悉数迁移到内地。安土重迁的民众难以接受举家内迁的命令，不得已的情况下，李成梁动用武力，命令大军护卫百姓迁徙。就在这一命令的执行过程中，军队处置失当，造成了一些流血事件，李成梁又一次遭受了朝廷内外的谴责。万历三十六年（1608），李成梁再次被罢免，在京闲居，直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去世。
李成梁去世后三年（1618），兵强马壮的努尔哈赤正式以“七大恨”誓师，向明廷宣战。
这“七大恨”中，也包括了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在前往古勒寨劝阿台降明时死于乱军之中。这无疑将剿灭王杲势力的李成梁也牵涉其中，因为努尔哈赤的祖、父二人确实死于李成梁在东北的战乱之中。“明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之祖、父为明宁远伯李成梁和建州苏克苏浒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所害。”努尔哈赤于“七大恨”中说：“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土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努尔哈赤誓师中强调祖、父的被害，与李成梁灭阿台的古勒寨之乱有关。尼堪外兰为了结好于李成梁，向李成梁密报了王杲之子阿台纠结势力准备复仇的动向。李成梁为了彻底剿灭阿台的势力，在城内民众倒戈之后仍下令屠城。为救孙女进入城内的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也在这场战斗中被杀。在得知这一意外伤害之后，明朝立即采取了安抚措施，“归还其祖、父尸体，又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授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但这并未安抚住雄心勃勃的努尔哈赤，他迅速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行动，并在三十余年后将李成梁误杀祖、父二人作为明朝的第一条“罪状”。很显然，这一条“罪状”更多的是为努尔哈赤自己反明找到充足的理由。《清通鉴》中说：“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努尔哈赤正式称帝。……建国称帝，表示努尔哈赤统一满族成功。其后，则图南进攻明。”这一观点是值得关注的。
姑且不论李成梁平定王杲、阿台是否给明朝造就了巨敌，但看李成梁在辽东督守的数十年，在战略上也有明显变化。为何李成梁一开始力主加强防守，甚至不惜耗费巨资来移动孤山一带边堡的位置，而后期即使造成了流血事件也坚持要驱使六万余户居民迁到内地，并弃守辽左六堡？是李成梁自己承认军事战略布局上的失误了，抑或有史书上未能详细记载的原因？笔者带着困惑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发现，解开这个疑问的关键在孤山新堡。
《创筑孤山新堡记》的背后
《堡记》碑有“明代辽东长城第一碑”之称，是研究明代辽东历史的重要实物，本身也具珍贵的文物价值，这是众所公认的。1982 年，王明琦先生撰文《明代辽东展边筑堡的石牌——〈创筑孤山新堡记〉》（简称“王文”）曾过录此碑文，2011 年，《辽宁省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简称“《报告》”）中也收录了这一碑文。笔者所见王文，再收于内部印刷品《辽宁长城》之上，编校质量略输文物出版社的版本。为了较好地让人们看到碑文的信息，在论述前将全文依《报告》删去不完全准确的断行标识并加标点、分段，移录至此：
创筑孤山新堡记
旧孤山堡沿河东北三十里地名张其哈喇佃子，系东胡分犯要路。万历元年阅视，兵部侍郎歙县汪公道昆访地方兴革事宜，镇守都督李公议当移孤山堡于此地，以扼虏冲。
既奏允旨，委清河守备王惟屏筑堡移兵。惟 [ 屏 ] 畏惮劳，伪呈不便，在旧堡东北十里建今堡。始于万历二年五月十一日，终于万历三年八月三十日，城高连垛口二丈五尺，底厚二丈，收（项）[ 顶 ] 一丈，周围三百六十丈。门、角敌台九座，俱用砖石包砌，内穿井二眼。公馆、厅房一十三间，守堡官住宅并军士营房一百七十三间，迁孤山旧堡官军一百七十三员名于内，每官给田一百亩，军五十亩。沿边建瞭守台五座，共用过折支盐菜廪粮犒赏银七百七十两零、米六百一十石零。
孤山新堡遗址
堡成之日，易以今名。余以事（峻）[ 竣 ] 奏报。朝廷命左中丞长治郜公光先委天津兵宪代州安君嘉善覆实。因有违原议，坐惟屏以罪，而各官俱不与赏。然堡在两山之间，视旧堡据守为易，因识始末，俾守土者勿坠前功。
万历四年岁次丙子月 日。
钦差巡抚辽东地方兼赞理军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使肥乡张学颜撰。
钦差征虏前将军、镇守辽东地方总兵官、太子太保、右都督府左都督铁岭李成梁，钦差巡按山东、监察御史魏县郭思，代州赵允升，钦差分守辽海东宁道兼理边屯田、山东按察司副使兼参议闻喜翟绣裳，钦差总理辽东粮储兼理屯种、户部郎中大名张崇功，钦差驻扎辽辽阳副总兵、三万卫曹簠，广宁卫傅廷勋，清河游击兼守备事、武举、指挥□孟王惟屏，□□□□，□委官原守备、武举辽阳李尚允。
需要指出的是，文物出版社所录《堡记》有关信息，不知是从测绘、记录到出版、印刷的哪个环节存在问题，错讹之处不少。仅以常理及所获能清晰辨识碑文字迹的碑石核对，便能看到不少错字，明显错讹之字，已经用 “（）”标识错字，并用“[ ]”注明正确的文字。此外如碑石基本信息、碑文刻写信息、文字分布信息等误载不少，不作展开。
王文曾对《堡记》中新旧两堡进行研究，利用《全辽志》和《柳边纪略》等文献资料发现，嘉靖、万历、天启年间，辽东边墙便进行过多次增补。辽东边堡的增设始于明朝成化年间。在明英宗土木堡之变后，臣服于明朝的建州女真李满柱、董山不断率众入掠叆阳、凤凰山一带。
为了保证边疆地区的安宁，明朝派兵镇压了李满柱等人，并有了在辽东地区增筑边堡的考虑。经过朝廷的允准，这一地区的边堡建设逐渐展开，到成化十五年（1479）初步形成了从开原抵鸭绿江的边墙。但是，到嘉靖二十一年（1542），建州女真从凤凰城入掠，杀死守备李汉、指挥佟钟等人，经巡抚于敖等人的奏请，旧孤山堡一带的军事防御开始加强。旧孤山堡的创筑时间当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全辽志》卷五所载《增筑河东土堡记》可为依据。从上面的信息可以看出，在长城的使用过程中，朝廷会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增补或者增强部分段落的军事力量。
《堡记》中，李成梁发现孤山堡所处的位置对于防御女真的进犯并不理想，因此建议在孤山堡东北方向的张其哈喇甸子筑新堡，是以有了孤山新堡的创筑。根据《堡记》的记载，这一工程并未按照李成梁向汪道昆汇报的那样修建在张其哈喇甸子，而因为具体负责此事的官员清河守备王惟屏害怕张其哈喇甸子一带常有女真袭扰，将新孤山堡修建在了距离旧孤山堡仅五公里的山坳中。在验收的时候，由于整个工程不符合李成梁等先前所进行的设计，王惟屏获罪，其他参与者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赏赐。此事过后，军队进驻新堡，李成梁等人也只能接受既成事实，勉励士兵加强防守。根据考古工作者的访查与研究，孤山新堡实际上位于距离旧堡仅4000 米（据王文的数据）的位置——王文中所记“本溪市兰河峪公社的新城大队”，即现在的本溪满族自治县东营房乡新城子村。
孤山新堡议修于万历元年（1573），由李成梁提议，得亲自前往阅示的兵部要员汪道昆初步认可之后上奏朝廷，得到朝廷的覆议允准后，委任清河守备王惟屏直接负责此事。由此可知，长城局部段落的修建与迁移，是经过军事方面的要员进行缜密思虑和筹谋，并经过朝廷允准之后的重要举措。然而，所修新堡距离最近的长城段落东营房瓜瓢沟长城仍有 12000 米的距离，与一般堡城和长城相距 2000 米左右，相差 10000 米。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在军事布局上，时间的先后有时候就能决定战争的胜负，不容半点马虎。李成梁根据当时东北局势确定了在张其哈喇甸子这一军事要冲设立堡寨，为的就是随时机动应对来自东、北两方的袭扰。
长城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以防御减少战争，这种防御需要抢占先机。利用烽火讯息传递系统与瞭望系统的有机结合，利用声、光速度远远超过马匹等的速度优势，在敌人到来之前做好应敌准备、严阵以待。以袭扰为特点的战争模式，在军队做好充分的迎战准备之下，往往因为优势的丧失而只能选择放弃。因此，防守一方在收获信息之后能否及时赶赴到关键防御点，成为能否减少敌军袭扰成功几率的关键点。李成梁等原拟将孤山新堡修建在张其哈喇甸子，便是在审时度势的情况下认识到这个位置迅速集结军事力量的重要性。然而，新堡修在距离张其哈喇甸子约 10000 米之外位置，姑且不算信息传递的速度差，仅以集结部队赶赴到指定位置、以步兵为主的军屯力量要多花百余分钟。这百余分钟已经足够让袭扰者骑马攻击成功，部队仅能起到追击止损的作用了。此时，防守方的部队实际上处于奔赴疲累的境况，与以逸待劳的战争局势相比，防守方在体力上也因城堡设置位置的不当而增加了劣势。从这一点上来说，李成梁的战略规划并未出现较大的疏漏，只是后期执行者违反了相关规定，才为后期的有效防御埋下了隐患。
长城
或许是为了安定民心、照顾人情，《堡记》中宕开一笔“然堡在两山之间，视旧堡据守为易”，以此鼓励守土将士共同努力，在既有堡寨位置不完全理想的情况下完成防御虏冲的重要任务。但实际上，“辽镇边长二千余里，城寨一百二十所，三面临敌”，本属要冲，孤山新堡未按李成梁的预设进行修建，在事实上成为了严重威胁辽东地区屯种兵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链条薄弱环节。
或有人问：既然如此，为何当初不再次修建新堡？这就涉及到政治形势、朝廷财政和军事形势等多方面的因素。大型工程的兴废不是儿戏，所耗资金巨大、人力甚大。《张学颜传》中已然提及，由于李成梁“议移孤山堡于张其哈佃，移险山五堡于宽佃、长佃、双墩、长领散等。皆据膏腴，扼要害，而边人苦远役，出怨言”，若在民众刚刚劳苦之后又兴重役，劳民过重，地方难以稳定。大型土木工程的兴建，经费的申报与筹措也属难题。考虑到当时除了长城防御体系之外，朝廷还有羁縻和以夷御夷等统驭措施并举，出于多重考虑，这个整体防御链条上的弱点，在当时并未立即启动重修工程。
但是，从万历十一年（1583）起，努尔哈赤通过三十余年的努力，不断整合了女真各部，并将蒙古引为外援。此时，张其哈喇甸子一带的防御弱点便逐渐成为辽东一带民众可能生灵涂炭的关键因素，这是李成梁再次被起用驻守辽东时必须面对的事实。明朝廷早已经失去了张居正等试图力挽狂澜者的执政，李成梁在经历了被弹劾、猜忌、罢职又起用的反复后，深知朝廷中的经费也因为管理不善而出现了大量亏空的情况，他已经不可能像万历初年那样获取足够的经费在张其哈喇甸子补足此前的缺失。正是经过反复审思之后，为了绝大多数民众的生命安全，李成梁作出了他在辽东最艰难的决定：民众内移。六万多户家庭在灭顶之灾到来之前，由于李成梁的准确判断，多数民众得以保全性命。而李成梁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政敌的弹劾、诋毁和他所保护的民众因为不解而进行的谴责。
在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后不到 3 年，八旗劲旅强势推进，先下辽阳，再攻辽东，新奠、大奠、孤山新堡等河东大小 70 余座城堡的军民均未能抵挡强势，孤山新堡从此归后金所有。到光绪元年（1875）更名“新城子”，地名沿用至今。
王文中，根据《堡记》所记的史实与后期的文献资料对照发现，多数文献直指孤山新堡为张其哈喇甸子，这种错谬之处经过考古调查和碑石铭文的互相印证，已经得到纠偏，不待本文发现。本文中重推王文，一则说明碑石文献于史书纠偏中具有一定的作用，二则正是王文的纠偏，让笔者重新思考李成梁“推翻”自己设计的辽东驻守方案的真实原因，进而对李成梁有了不一样的认识。历史上的情伪有时远远超越了我们的认知。笔者认为，李成梁能被张居正委以重任、守土于辽东，并保证了辽东数十年的相对安宁，他的功劳并不能因熊廷弼等人所言罪可至死便轻易抹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需要的是胆识；在预知严重后果而选择相对合理的弃子策略并默默承担众人的不理解，需要的是智慧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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