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被重新定义的现代性——从2022年法国大选谈起
五年一度的法国总统大选在4月24日落幕，马克龙击败极右翼候选人玛丽·勒庞高票（58.5%）连任，这是法国20年来首位成功连任的总统。五年前，年仅39岁的他成功当选法国最年轻的总统，如今又创造了历史。当然，这也是选民对其过去数年执政的某种肯定。
但正如许多评论所言，这个成功并不能掩盖他以及法国政治面临的一些重大挑战。
首先，第二轮投票极右翼的玛丽·勒庞（Marie LePen）获得了前所未有的41.5%的选票，尽管这得票率并不能代表这些选民都倾向极右翼立场，而且事实上，玛丽·勒庞这些年也不断地调整政策，比如放弃脱欧，在某些议题上淡化、掩饰其极右翼色彩，向传统右派的立场靠拢，因此也弱化了一些人投票给她的心理障碍，其中相当一部分投票给她的选民也是进行所谓“?抗议性投票?”，也即表达对现行政策或政治运作方式的某种不满，但毕竟这还是一种严重的警讯。
其次,政治分化是此次大选后众多观察家不断评论分析的话题,这尤其体现在传统的左右两大政党：社会党和共和党的大溃败上——它们分别没能达到指标性的5%得票率的门槛（如达至，国家将负责报销大选所付出的经费），这将影响到后续的政党运作及其影响力。法国政坛显现出一种明显的三足鼎立的态势。
第三，与此相关，在这种三足鼎立的态势中，如去除26%的投票缺席者，在参与投票的选民中，左右激进的力量累加超过50%，整个所谓温和中间阵营得票在40%。政治呈现某种极化现象。当然，在左右激进力量的选民中也存在不同光谱，特别是激进左翼中的一些人，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依然是坚持共和民主理念的，否则也无法理解马克龙第二轮投票的得票率。
就政治发展来讲，传统政治往往因政权运作的不透明性，要么发生暴乱，要么是某种灾难性的事故，才能将体制运作中已经累积的某种痼疾呈现出来，加以调整。而就民主政体而言，虽然有种种因周期性大选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带来的喧嚷嘈杂甚至是某些冲突，但也提供了一个阶段性地将各种隐性问题暴露出来的机会。此次法国总统大选也是如此。
事实上，有些问题也不仅在此次大选才突然有所显现。在过去多年的选举中已有程度不一的暴露。在马克龙过去执政的五年中，从黄马甲运动，到疫情危机，过去三四十年长期累积下的一些问题逐一显化。马克龙自己横空出世，脱离原有的政党结构，五年前赢得大选本身已经说明，旧的政党结构已经无法应付当下的局面，需要新的创新，此次大选，更加彰显强化出这种必要。
此次大选在物价高涨的背景下，民众的购买力问题成为大选后期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原来主打移民问题、声势甚高的极右派候选人埃里克·泽穆尔(Eric Zemmour)，抢了不少老牌极右翼玛丽·勒庞的风头，甚至有一段民调超过后者。但乌克兰战争爆发，不仅因法国人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热情接待乌克兰难民，冲淡了那种简单化泛泛谈及移民议题的重要性，也因埃里克·泽穆尔对普京的推崇影响到选民的感受，造成选票大幅流失。事实上，玛丽·勒庞也是普京的长期政治盟友，但战争爆发后迅速切割，主打民众的购买力，着力这数年来刻意扮演的社会下层利益的守护者、关怀者的角色，使得其民调止血，复升，最终成功进入第二轮。
而梅朗雄在以往主打的社会正义、关注弱势主题外，特别着力环境与气候问题，且也借此刻意淡化其政纲的激进左翼色彩，很好地起到吸纳年轻人选票的功效，且在那些以往并不是他一惯支持者的中产阶级、甚至某些高级白领中，也由此获得更多的好感与支持，让其选票最后得以冲高。当然，在梅郎雄及玛丽·勒庞这左右激进两翼的候选人得票中，左右双方阵营选民在其他左右翼候选人进入二轮的胜算不大的情况下，为强化两人各自进入第二轮的可能性而进行策略性投票的选民也占相当的部分，这也是造成左右传统的两大党得票甚低的原因之一。
玛丽·勒庞与梅朗雄两位，都是被观察家定义为典型的左翼或右翼民粹主义者，在有关西方当代民粹主义的研究中，也常被拿来作为典型加以分析。两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却具有一些类似话语，以人民的名义对抗各种精英的政治表述，对现有制度及其运作、世界秩序如在欧盟、全球化等问题上，都抱有怀疑甚至是敌视的立场。在相当多的内政外交议题上，两者事实上不仅在论述方式，而且在一些具体政策主张上都殊途同归，有很大的同质性。
也是为此，可以解释为何有相当大一部分的梅朗雄的选民，在第二轮投票中转投玛丽·勒庞，这不是仅用抗议性投票可以解释的。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法国相当一部分过去传统的激进左翼势力，如法共占据主导影响力的地区，就开始转向成为极右派的根据地，一些下层蓝领选民，从法共的支持力量转为极右派的支持者。
两者的区别在于，就玛丽·勒庞来讲，许多政治主张是从一种传统的极右派立场出发，以维护传统、民族认同及主权的民族主义名义展开；而对梅朗雄来说，则更多是从反资本主义、要求平等、关注弱势的角度出发，具普世情怀，既有传统的激进左翼的意识形态，也混杂了当代新兴的左翼运动如环境、少数族群权益等问题的诉求。
大选之后，许多观察家、学者都做出分析，触及了问题的不同层面，但似乎仍需做深入分析。在笔者看来，要理解上述现象仅仅从法国的视角、从此次大选来看，是有局限的。某种程度上讲，这些现象也是世界性的，涉及攸关我们时代命运的深刻课题，折射着文明范式转型的挑战。
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分化是与理性化相连的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因此，我们能理解为何民主制度逐渐成为一种现代的相应制度设计，因为其宗旨要在尊重利益多样的同时，建构一种统一。在不断变动的动态中，维系制度的稳定。但这种分化是需要制度框架和基本的共同体整合作为支撑与平衡的。当分化的张力大于向心的整合力，民主制度的运作就将产生危机，甚至有崩解的危险。
面对这种民主的危机，一种方式是向威权主义回归，这也是我们当下在世界上诸多地区可以观察到的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有极其深刻的社会、经济与心理的因素；另一种方式就是以民主的方式解决民主面临的危机，对民主进行创新再造，这需要政治精英与公民社会的合作。这也是当下世界可观察到的另一趋势。
造成当下世界范围内人类面临的一些重大挑战的最重要的背景，显然是过去几十年这场全球化的浪潮。它给世界上许多地区的人们带来诸多的繁荣和发展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面貌，在诸多国家与地区造成各种新的贫富差距、环境问题、社会解体文化认同和危机等新挑战。
面对遥远的外界带来的不确定性，无法把握自身命运的焦虑与恐惧，让人们渴望安全与保护；跟不上全球化列车的利益受损者、自我认定为失败者，对现有制度开始感到怀疑，抱怨其并未能很好地庇护自己，很自然地利用可能的机会表达不满，举行抗议，进而寻找一位保护者，也寻找造成自己不幸的原因；为恋旧情感所笼罩的人，觉得自己与过去曾经美好的国家被人出卖，现有制度都是保护既得利益者、外国人的帮凶；贫富差距的剧烈抬升，也强化了一些人对这种状况的愤怒，急切地渴望改变现状，构建一种在他们看来更平等合理的制度……这种种感受，刺激、抬升了民族主义的情绪，对现实的拒斥，为从来都是与其相伴的民粹主义的复归提供了土壤。
民粹主义多具有两种指向；一种向后，在传统、过往中寻找梦想的家园，排斥外部；另一种则是憧憬未来，激进地设想与现实不同的某种理想状况。两种相反指向的民粹主义是可以以不同的形式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结合，要么将自己的国家想象为美好的伊甸园，是外界的因素借助主政者、精英阶层的腐败无能，腐朽侵蚀了这个乐园，纯洁消失；要么将自己的国家设想为一种新的文明的起点，理想的范式，通过激进的变革去营造一个优于任何依旧停滞在沼泽中的现存国度……今天在世界上，这类话语到处流行。
自现代性诞生以来，一直就存续着笔者称之为现代性三原色的意识形态取向。一种是以自由、人权、民主、理性等价值为主要述求，可称为最广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理念；另一种就是以各种形式出现的抗拒这种理念的理论思潮，我们或可用传统主义、保守主义暂名之，其特点在于以传统的文化价值、社会秩序理念对自由主义理念加以批评修正，当然，这其中正如自由主义理念所包含的一样，也是具有各种不同的光谱，这里只就其基本指向加以讨论；最后一种，就是进步理想主义的理念，它不满于自由主义的理念在现实中的种种缺失，从指向未来的另一角度对现实提出批判，提出政治、文化、社会与经济的愿景。这三种思想意识形态取向彼此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内容的相互掺杂及影响，伴随整个现代性两三百年的历史进程，是这种进程的动力，其现实的实践也造就众多的历史悲喜大剧。
当下，我们又到了一个新的范式调整阶段。除了上述提及的全球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外，因现代科技、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效果，尤其是在环境与气候问题上所暴露的问题，关系到人类的存亡，迫使人类要对以往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做全新的检讨。在全球化的作用下，世界范围内人员的大规模流动使传统的生活方式、文化价值面临巨大冲击，而信息与生物技术、六七十年代开始兴起的认同政治风潮，则从另外一些方面强化了这冲击。如何审视全球化，重新定义新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确立正义与自由的价值，如何处理传统与现有和未来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张力,这些都是新的重大挑战。经典的现代性的三原色意识形态，在新的情形下发生了位移，现代性在被重新定义中。
或许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较好地明了法国此次大选呈现的三极政治势力背后更深层的意涵。某种意义上讲，这不是全新的现象，在现代性形成的过程中，代表三种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势力的角力从来就贯穿其中；但这确实又产生了新问题——一些博弈的标的是全新的，一些价值需要重新评估。比如，无论左右过去都奉为圭皋的生产至上、增长至上的教义，现在明显受到质疑，不再成为一种绝对的标准。
过去，这三种势力相互作用，此消彼长，在给现代性带来新的动能的同时，也往往造成其各种严重的危机，在一些重大的转型关口尤其如此。当下，这种趋势再现。
法国的现行制度，尽管有其不足之处，但大体上还是有效地维系了运作，人们的自由权利得以保护，但以梅朗雄与玛丽·勒庞为代表的左右两翼的激进力量，虽然参与选举，但对现存制度持怀疑、不认可的态度也是显见的，话语中也常流露出要打破现有民主制度的冲动。从深层看，梅朗雄所代表的诉求，牵涉的是永恒的关于社会公正的话题，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公正关系，也包括代际之间的责任问题：怎样的生活方式才是对后代负责的、公正的。而极右翼所高声渲染的说到底与一个问题有关：在当下如何维系传统，如何定义民族的身份认同，是否依旧还遵守某些现代价值。至于马克龙所代表的，则是一种理性的、中道的立场，坚守民主共和的原则，在此基础上以大胆的改革、谨慎与平衡的施政来应付全球化的挑战，进行制度创新的尝试。比如在面对“黄马甲”运动时，马克龙就采取了一种全面对话，让更多公民卷入政治参与的尝试，尽管其效果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但这种尝试毕竟是有其意义的，在新的任期，通过制度改革，公民的参与或也可相应得到加强。这不仅是他的竞选承诺，也是法国政治发展下一步必须要做之事。
在笔者撰写此文之时，时隔30年，法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总理刚刚被任命，被人称为“法国总统大选的第三轮投票”的立法议员选举，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现有选举制度的约束之下，马克龙派得到多数议席这是大概率事件，但这三种政治力量最终各自会有多少议员当选，定会影响到今后五年法国的政治运作、走向与力量组合。而我们所有这里借法国此次大选所讨论的问题，显然都不仅涉及法国，它们在所有国家多少都存在类似的现象。检讨民主，捍卫民主与再造民主，将是我们这个世纪一个一体的工作，一个长久的挑战。
（作者系法国CY Cergy-Paris 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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