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 49年起义的“黄埔”父亲
【留美学子】第28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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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屹视线】教育·人文·名家文摘
《历史风云中我的父亲》
文：黄宗之
我的父亲黄健离开人世已经27年了。
那是在我1995年6月24日出国，抵达美国洛杉矶刚好半个月。那一天，写给父亲的信还在漂洋过海中，获悉他去世了，我痛不欲生，跪在租屋的地板上，面朝东方哭泣。
二十多年来，每当看到或听到有人提起他们的父亲，我就不由地想到了自己的父亲，那种阵痛深深地扎根在我的记忆里，潜伏在我的心尖中。
父亲出生于民国二年农历六月初二（1913年7月5日），家在湖南衡阳东乡泉溪市（现属于衡南县泉溪镇浦兴村）杨浦滩，原名源宏，字之先。
我的爷爷黄子皋业商，与两个兄弟在当地合开钱庄。我的祖母朱鸣凤，从小来黄家当童养媳，婚后因多年未生育，饱受曾祖母虐待，挨打、受骂、饿饭是家常事。祖父经常偷饭给她吃，直到31岁生下我的父亲黄健，后又生下七男一女，最终仅有我父亲、四叔黄伻、满叔黄作三兄弟幸存下来。
父亲念过几年私塾，曾在湘西人曾叔希、衡阳县西渡蒋正崖先生处读书，并习过武术。他打小聪颖好学，从师学习经史暨诸子书，对四书五经、唐诗宋词都有所造诣。
1926年，父亲13岁去钱庄当学徒。几年后，到衡阳市商务书馆打工。
1923年，父亲黄健10岁、他弟弟3岁时，与我爷爷奶奶的合影。
父亲15岁便在我爷爷的包办下，与比他大3岁爷爷同事的女儿罗淑言结婚。
我大娘罗淑言老家在福建连城，其父罗迪光迁居衡阳立家创业，与人合伙开办洞庭春酒家。大娘生育了五胎，其中三个病殁，只有二胎我大哥黄祖述、三胎我二哥黄克纯存活下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有感于“国之兴亡、匹夫有责”，父亲决心弃笔从戎，投身抗日，应衡阳县英陂乡（今属西渡镇）颜伯刚先生之邀赴桂。
颜伯刚（1892－1952），又名正刚，字毅之，时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高教班主任（按：其后曾任安徽抗日游击司令代行皖北行署主任、第五战区少将参议、衡阳县长兼警备副司令、新七军军长）。
父亲先任其准尉司书，继而调任少尉副官（实际上是其私人秘书）。经颜先生介绍，父亲进入黄埔军校第一分校（南宁分校）第六期（按广州黄埔军校排序为第十期）步兵科学习。
1936年10月毕业归队，颜伯刚时任李宗仁部先遣司令兼31师师长，父亲任中尉副官兼其私人秘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南京中央统帅部委任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守徐州，负责指挥保卫津浦铁路之防卫战。国内军阀各派系放弃内战，联合抗日。
父亲随颜伯刚部出桂，北上抗日。途经衡阳老家，与家人分别时，慷慨激昂地说：“须尽歼倭寇，方作南归时。”
父亲随军北上后，被调入桂系李品仙部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特务营本部任副官，参与抗日战争。
1938年1月至5月，父亲参加了著名的徐州会战。随后调入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由中尉晋升上尉参谋，旋即参加同年8月27日至10月12日的广济会战。
广济会战是武汉会战序幕，发生于第五、第九两大战区中间的广济（今湖北省武穴市）。广济方向的中国守军是第五战区总司令李宗仁、副总司令李品仙的第四兵团，同时支援其作战的还有六十八军、八十四军，兵力不可谓不充足。可是在面对日军第六师团的进攻下，仅三天时间广济失守。
武汉保卫战中，李品仙任鄂东广济会战之指挥，战败后回撤途中，大批伤员徒步西行，许多人倒毙路旁，暴尸秋阳下，沿途尸横遍野。父亲久熏腐臭，转到鄂西谷城，染上伤寒，治疗月余，才没有命丧黄泉。他曾笑着对我们说：“见到阎王爷，阎王爷对我说，抗日之志未竟，你回去吧！”
1939年夏，随枣会战，李宗仁以张自忠为右集团、李品仙为左集团共16个军，迎战日军第十一军团。面对日军四个师团、一个独立混成旅团的进攻，国军给予日军以重创。父亲随李品仙部参加会战，战后晋升少校参谋，调老河口第五战区长官部参谋处工作。
同年，祖父黄子皋经商破产，钱庄被骗，家道中落。
其时，父亲胞弟黄伻在重庆乡村师范学校（即后之西南师范学院、今之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前身）读书，听闻母亲身患严重肺结核病，赶紧辍学回家服侍。他一边照顾病中的母亲，一边在乡村小学任教，与我的祖父共同负担一家七口的生活，还有弟弟与侄辈的学费。
父亲在外打仗，无钱接济家里，爷爷当店员工资微薄，四叔便找了一份银行工作。
父亲知道后，非要胞弟继续读书，否则与其断绝兄弟关系。四叔只得边读书边工作，后又边教书，同时照顾家里老少。四叔被母亲传染也得了肺病，经常大口吐血，有一次病得差点死去。
1940年，父亲参加枣宜会战，翌年参加豫南会战及晋南会战。
1941年3月，他去西安陆军大学第五期参谋培训班学习，集体加入国民党。
李宗仁总司令赏识父亲的才能，主动保荐其去陆军大学进修，因进修生日后不能升任师长，父亲非要自己报考。对于只读过几年私塾的父亲来说，需通过数理化、外语、历史、地理、军事等十六门功课的笔试及严苛的面试非常不容易。
在同事和朋友的帮助下，他刻苦自学，废寝忘食补习，经历1941年至1943年三次赴考，才考入陆军大学正则班第二十期，在校期间晋升中校。经陆大同学介绍，认识了他的堂妹我的母亲。
1944年夏，日军大举南侵，打到衡阳，祖父携全家逃避山中。直至1945年春，局势稍微稳定回到老家。此时，四叔黄伻所在学校停办，便在老家杨浦设私馆办学，赚取微薄收入以维持全家人的生计。
父亲黄健陆大毕业后在南京时的照片
1946年8月，父亲从陆军大学毕业，进入国防部工作，初任第三厅二处五科中校参谋、上校科长。
1948年4月，调第四厅第四处任上校副处长。
他把部分工资寄回家里补贴家用，黄伻叔叔才得以返回重庆，进入已更名四川乡村建设学院的母校继续深造，完成学业。因为品学兼优，他被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吸收为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团员，负责宣传工作，声援南京、重庆等地的学生运动。同年，父亲满弟黄作进入黄埔军校第二十三期步兵科学习。
1948年秋，第十三兵团第八军军长李弥到南京原国防部第四厅会晤杨业孔厅长，要求调我的父亲任该军少将参谋长，杨厅长要父亲参与他们的面谈。
父亲原在广西军队，因桂系排外未当过团长，如果父亲升为少将后，就不可以再当步兵团长，更不可能升任师长。父亲当着他俩说明，可担任军参谋长，仍留在上校级别，为李军长主持幕僚业务。
11月，父亲从国防部调到李弥部队，被委任为第八军上校副参谋长。淮海战役中，父亲由上校军副参谋长，旋任173师参谋长。战斗中，该师719团姚团长阵亡，李弥即命父亲继任该团团长，会战结束前仍兼任师部参谋长。
1948年12月淮海战役中，第十三兵团在陈官庄全军覆没，李弥逃亡，父亲被俘。因换穿士兵服装，父亲得以按照士兵处置，发给路费返乡。
李弥化装逃到山东潍县，经青岛乘海轮转赴南京、上海。
翌年2月7日，蒋介石约李弥餐叙，李弥报告陈官庄突围经过及其归途情形。蒋任命李弥为第六编练司令部总司令，率部赴江西鹰潭，继至湖南衡阳整训。
1949年2月，父亲回到南京，受李弥之托，为重新成立第八军，留在南京主持军部直属部队的编组。父亲被委任李部军士训练总队第一团炮兵等特种兵团长，同年10月升任第十三兵团少将高参。
1949年6月，蒋介石察觉“云南王”卢汉有起义嫌疑，命令李弥前去接管云南。
8月27日，李弥回到云南，部队到达昆明进不了城欲攻城时，父亲以“不能当家乡罪人”劝阻他。
10月，昆明绥靖公署第三处处长段联珍（父亲陆大同学），约同第六编练司令部副司令傅克军少将，与父亲商谈策动第十三兵团司令李弥率第八军、第二十六军起义，未果。
同年12月9日，李弥参加云南省主席卢汉在省府召开的军政联席会议被扣。当晚22时，卢汉宣布云南起义。
12月12日，李弥勉强答应“反正”。
12月16日，李弥被卢汉放出后，回到第八军，召集高级将领开会，各师师长均主张即攻昆明，活捉卢汉。李弥拍板，马上进攻昆明，他则退居幕后，部队由第八军军长曹天戈指挥。
12月19日拂晓，第八军开始总攻昆明。
李弥将装载卫生、通讯、弹械、粮服的汽车大队（36辆汽车），以及第六编练司令部及第八军后方人员包括眷属，全部交给我父亲指挥。并派其外甥李辅国的警卫营随队警戒，命令父亲经曲靖、陆良到蒙自汇合，待机空运台湾。父亲原本可与李弥一道遵电令同去台湾，但他对蒋介石政权已经丧失信心。
12月20日深夜，车队抵达曲靖，父亲获悉解放军入滇先遣支队将于次日由贵州进驻滇东霑益（距曲靖30公里），傅克军等驱车随即赶来曲靖，找父亲洽谈起义。
第二天，父亲派第八军副官组长叶士慕赴霑益，联系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七军入滇先遣支队，商议起义之事。他把李辅国营长找来，对他说汽油不够，车辆要减并，命警卫营于次晨随第三师徒步先行。是日，李弥被在台湾的蒋介石电令为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省反共救国军总指挥。
12月22日，父亲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率领汽车大队三百余人起义。部队开到曲靖霑益县黑桥大营房，点交物资车辆，由解放军二野第十七军第九支队接收。青壮年士兵被拨编成立霑益军官训练大队，父亲被派任大队长。
24日，入滇先遣支队利用接收的汽车，在车棚布掩蔽下载运解放军，驾驶室配置新拨编的原第八军士兵，声称汽车大队赶来了，超越原第三师等先头部队，抢占天星关。在滇境民主联军配合下，进行堵截夹击，歼灭两个团（另有一个宪兵团、两个特务团随行），俘虏官兵两千余人，截回大小汽车三十余辆，另行驻在曲靖大营房集训。
1950年2月，父亲调到重庆西南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是年冬，派往西南第二高级步兵学校任团营战术教员。
父母亲与二姐解放初期在重庆退役前的合影。
1952年3月“三反五反”中，父亲遭人诬陷，说是侵吞李弥撤退去台湾的一箱黄金，并曾杀害过两名共产党人。父亲被批斗，想不开，愤而割颈自杀以示清白。后来，这两件事被证实为诬告，父亲旋即被平反。
虽然被抢救过来，但他的喉咙受到刀伤，声带已经嘶哑，不能继续讲课，于当年6月第一期学员毕业后，报经批准复员。部队按照师级军官待遇，就地安排父亲留在重庆，但他以照顾年迈多病的祖父为由，坚持回到湖南老家。
1952年11月，父亲经衡阳市委安置到私营百货店做会计。
1956年公私合营，百货店改名为妇女儿童商店。同年5月，父亲被增补为衡阳市第一届政协委员。此前1955年4月，民革衡阳市委员会正式成立，父亲被邀加入民革。
1979年4月，民主党派恢复活动，父亲由中共衡阳市委荐任市民革临时领导小组组长，1980年5月至1988年5月兼任副主委。
1980年选任第四届市政协常委，1983年任省政协第五届委员，并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1995年7月9日，父亲病殁于衡阳市，享寿83岁。其生平行状见于湖南省军区编审出版的《湖南军事人物志》及《衡南县志》。
父亲一生爱好文学，用自己的笔热情讴歌祖国，生前写有四十余首诗词，纪念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歌颂抗战胜利，纪念民革成立，寄怀台湾戚友，抒发参观延安感怀，字字情真意切，句里行间饱含满腔的爱国拥政之热情。
父亲一生坎坷，在我自费出国那年，他把自己一辈子积存下来的2000元人民币，全数给了我到海外生活。可在我的家书飞越重洋，还没有来得及到达他的手中，父亲却遽然去世了。
那时我刚到美国，两手空空，有国不能回，有家不能归。父亲的死给我留下巨大的伤痛，在以往漫长的二十多年里，我几乎不同任何人谈起自己的父亲。我试图忘记曾经的一切，不愿意那已经尘封的往事再被揭开，愈合的旧伤口又重新被撕裂开来。
黄健一家60年代初期合影。
黄宗之夫妻与两个女儿的近照
去年，我的小女儿黄珊妮大学里的教授要求学生写一篇《我的根》的作业，她要我给她讲家史，讲我的父亲。当时我很尴尬，讲不出来，因为我对家史和父亲了解甚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父亲是一个国民党起义将领，毕业于黄埔军校和陆军大学，过去曾因家庭成分对我造成过很大的影响。
父亲在世时，我不愿意触碰他的过去，对他人也闭嘴不谈我的父亲。为了帮助珊妮完成学校作业，我只好求助国内的亲人。从他们发来非常有限的资料中，我了解到父亲年方二十，曾在国难当头之时，奔赴抗日战场，出生入死，参加过诸如徐州会战、保卫武汉等打击日寇的著名战役。
当我想进一步获取更详尽的文献资料时，却没有人能够提供了。父亲已经离世，与他同辈的人也都逐一退出历史舞台，家人很难再提供更多的史实。
这就让我开始反思，我们第一代移民都不清楚自己的父辈，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又怎么能够让下一代人知道自己是谁？知道他们的先辈、族裔、自己的民族以及生养过他们父母的国家呢？我们又怎样要求他们传承华夏文明与文化传统，有作为华人的自强、自立和文化自信呢？
身为人父和新移民作家，我认为，我们第一代移民肩负着义不容辞和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我们自己告别这个世界前，需尽力而为，把对中华文化的自信传承下去，使后代为自己身为华人而感到骄傲。
在当下美中关系不断恶化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尽量做好桥梁，促进两国之间和睦相处，求同存异，给我们自己和后代创造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
所以，我尽力收集父辈的历史资料，撰写一部家族史和自传，给生活在美国的两个女儿留下我的人生足迹，让她们知道自己是谁，来自何处。当有一天她们想寻找自己根柢的时候，能够从我写的纪实文学作品里，找到回乡的路。
（选自《衡阳地方史资料》总第11辑[2022年]）
作者黄宗之
生于1954年11月8日，祖籍衡南县泉溪镇杨浦滩，系本文传主黄健（1913—1995）之子。医学硕士。曾在衡阳市城北医院（现衡阳市中医正骨医院）、衡阳市立医院（现衡阳市中心医院）、衡阳医学院（现南华大学医学院）工作。
1995年6月赴美留学，曾任欧洲某生物制药公司美国分公司研发部科学家，工作至2022年初退休。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北美华人作家协会理事，《洛城文苑》《洛城诗刊》副主编，《世界华人周报》文学版和综合版主编。与夫人朱雪梅合作出版六部长篇小说，个人署名发表一部长篇小说，另在《北京文学》《小说月报》等杂志及美国华文报纸发表二十余篇中短篇小说、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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