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英奶奶：翻过苦难那座山

2023-01-05 13:01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秀英奶奶还不太会现场发挥，也讲不出有条有理的创作理论。她只知道，别处的人不了解，没法写，那就写近处的，还有身边的。地上的植物长得各式各样，它们的果子也各式各样，自己写的人，也各式各样。以亲身经历的事情为起点，把自己可以理解、可以面对的善与恶、美和丑用简洁但真实的笔触表现出来，就是一种安慰和疗愈。

记者 | 李秀莉

实习记者 | 石震方

编辑 | 陈晓

老年写作

这是一个充满自然感的家，客厅没有常规的电视墙和茶几，两个巨大的玻璃展柜占据了整个墙面，展柜的一角是一幅字画，上书《庄子·齐物论》的核心思想，“万物化而无待，逍遥而平等”。展柜里陈列着各种石头、蝴蝶标本和干树枝做成的鸟窝。秀英奶奶站在展柜前，指着里面的陈列，“我们老家的麻雀窝就长这样。”展柜是儿子和做自然笔记的儿媳一点点布置起来的，秦秀英觉得有意思，就在内蒙古老家的马圈里、屋檐下捡一些干掉的蜂巢和金龟子，寄到上海，还有一些鸟巢则是三个人一起逛佘山公园时捡的。

秀英奶奶今年75岁，在内蒙古河套平原上生活了大半辈子。像大多数进城的农村老人一样，她还没学会说普通话，一开口仍是浓重的河套方言，需要仔细辨别才能听得懂。或许是长年劳作的缘故，她微微弓着背，肤色偏黑，双手关节粗壮、布满皱纹。见客人来访，显得有点拘谨，习惯性地想往儿子的身后躲。这时候的她，更像一位在乡村待了大半辈子的老人，而不是已经出版两本书的“作家”。

75 岁的秀英奶奶（金海摄）

11年前，在儿子和儿媳的带领下，秀英奶奶开始重新认识过去60年在她生活里习以为常的存在：植物，禽鸟，老家河套平原上的红柳、芨芨草、斑鸠和驴骡。从动植物入手，渐渐延伸到农村的风景、房舍和人事，再给每幅画作配上几百字到数千字不等的小文章。在她的笔下，“花草树木晴蓝雾罩的”、“虫子长得各式各样”、鸟叫声能排遣寂寞，家里养的动物，“对人有情有义”。不久之前，她又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书：《世上的果子，世上的人》。在这本书里，她开始讲述身边人的故事：一生不争不抢的父母、凄惨早逝的三妹四妹、被子女嫌弃的秋婶、替妻子受罚的金石匠……每个人都像果子一样，最终“化在土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儿声音”。

《世上的果子，世上的人》书封

对于这个只上了一年半小学的老人而言，重新握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曾经是左撇子，上学后硬是学会了右手写字，但是画画，仍然觉得“左手得劲”。没有任何绘画基础，她从零开始，在素描本上先勾勒出动植物的轮廓，再一点点上色，一开始是彩色铅笔，慢慢地开始改用水彩笔。秀英奶奶以前认识的字不多，拿起笔之后，她重新开始识字。一本《新华字典》放在桌头，因为翻得太勤，封面已经折烂，她用透明胶带粘起来继续用。

她现在大部分时间住在内蒙古临河区（巴彦淖尔市），距离她长大的村庄在70公里开外。每年会来上海小儿子家住一阵，赶上了2022年春天的上海封控。从2022年4月1日到6月1日，两个月不能下楼，秀英奶奶经历了很多不能理解的事情。比如为什么明明大家都没有吃的，却还有人哄抬物价？1960年，家里没吃的，每天只能到生产队里按人头领拌着苦菜的黄面糊糊，上学没有干粮拿，学校又离家远，中午不能回来，成天饿肚子。到老了，又开始为买不到菜发愁，“反正老百姓永远都在受苦”。但另一面事实是，苦难也永远不能彻底湮灭生活。

已出版的两本书，作家刘震云都为她写了序言。在第一本书《胡麻的天空》里，刘震云写道：“自己‘记录’自己，才是真实的个体生命的历史。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个体生命的历史之中，已经包含着族群的历史、民族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不是相反。”对第二本书《世上的果子，世上的人》，刘震云则认为秦秀英通过书写身边的人和身边的亲人，传递了两种感情：对生活的害怕和对亲人的爱。“因为害怕，只能勇敢；因为亲人，只能坚强……秀英奶奶识字不多，但在这方面见识不低。仅仅因为害怕和亲人，我们才百折不挠地生活，这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也是人间真正的正道和沧桑。”

苦和难

1947年，秀英奶奶出生在内蒙古五原县城一个叫二喜民坎蛋的村子。小时候，因为在家里排名老二，村里人都叫她“二白子”，后来上学，要有正式的名字，她听村里有人叫“秀英”，觉得好听，就取了“秦秀英”这个名字。

二喜民坎蛋是一个几百人的小村庄，建在一马平川的河套平原上，离村子最近的阴山在100多里开外，一抬头就能看到，日落时分，太阳落到山顶，红得像火似的。二喜民坎蛋的人们，家家户户住土房房，种麦子和糜子，用哈莫儿（白刺）扎的牛圈养牛。

秀英奶奶的妈妈连生五个女儿，早年间在村里受尽嘲笑，父亲又是个老实人，遇事不争不抢，导致一家人常受欺负。包产到户之前，秀英奶奶最大的苦恼之一来自于生产队队长，大集体时代，生产队队长算是个“村霸”，管着每个人的工分。开生产会的时候，父亲问对方，能不能给精神有问题的四弟涨点工分，被对方批评是“资产阶级思想”。会也不开了，队长让人给父亲写大字报，黑字白格，写了满满两大页。后来，等到秀英奶奶的四妹和大哥升学，他又从中作梗。

秀英奶奶的画稿

在《胡麻的天空》中，秀英奶奶画下了这位生产队长，穿一身黑衣黑裤，瞪着双眼，双手叉腰。她将队长比作“霸王”，一种仙人掌科植物，生长在干旱、贫瘠的山石间。浑身长满利刺，秋后生出淡黄色、轻薄的翅果，风一吹，散播到山间各处。因为有刺且味道不佳，牛马都不愿来取食，就像队长不被大多数村民喜爱一样。

如果说生产队队长代表那个时代秀英奶奶心目中的“恶”，三妹和四妹的早早离世则是秀英奶奶心头永远的“痛”。特别是四妹。在书里，秀英奶奶形容四妹就像一颗“苦豆子”——开出的花素雅清新，结出的果子却极其苦涩、寒凉。她画下四妹订婚时的场景：灶台和桌子都是粉红色的，订婚对象是城市户口，从城里开来了一辆东方车，很是气派。四妹梳着一对长发辫，是青春娴静的模样。

但不久之后，四妹被退亲，后来因为长期精神抑郁变得疯癫，只活了48年。生命最后的时刻，心智失常的她被关在一间封住门窗的小屋子里，全身赤裸、蜷缩变形，每每提及此处，秀英奶奶总是忍不住流泪。

也有还无法被记录的“恨”。比如自己的丈夫。说到丈夫，秀英奶奶摇了摇头，神色黯淡下来。上年纪之后，她的眼角总是不受控制地流泪，要时不时拿起卫生纸擦拭一下，对话才能继续。

像大多数那个时代的女性一样，婚姻不仅没有给秦秀英带来任何关于幸福的体验，反而成为她身上的另一重枷锁。那时候村里女人结婚都早，秀英奶奶的母亲12岁就到父亲家当童养媳，15岁梳头（结婚）。大姐是在17岁那年的腊月十八被娶亲人接走的。嫁过去才发现，对方家里穷得叮当响，连娶亲用的衣服、房子都是借的。

《平凡的世界》剧照

等到秀英奶奶17岁，她也毫无选择地被推入婚姻，秀英奶奶的公公是地主，尽管只有百来亩地，家里也没有雇佣劳工，但还是影响了秀英奶奶的丈夫。他大概读到初中就辍学了，也因此成为兄弟姐妹中唯一一个留在农村的人。

在二儿子吕永林看来，或许因为这样，父亲一辈子都在试图逃避农活、逃避农村，总想往外奔。做过押车工作、开过木材厂，很多时候家里的农活、家务活都压在了母亲肩上。在吕永林的记忆里，父亲会看书，经常躺在床上给他讲《西游记》或者民间关于忠孝仁义的故事，他会告诉儿子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没有善待自己的妻子。当他觉得权威被冒犯的时候，就会对秦秀英拳脚相向。吕永林说，母亲有颗门牙就是被父亲殴打之后松动，然后发黑、脱落。

年轻时，秀英奶奶曾经试图离婚，但在旁人“为孩子考虑考虑”的劝诫下没有坚持。丈夫将家庭财产的处置权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直到老年才在子女的劝说下交给秦秀英，但那时老两口也没什么收入来源了。在吕永林的记忆里，母亲和父亲一辈子几乎没什么沟通。“我有时候会想，是不是父亲选择和母亲结婚是因为当时的他也不会有更好的选择了。但他似乎一生都没办法接受自己的命运，并把这份不满带到了家中。”吕永林说。

2009年，丈夫患上前列腺癌，秀英奶奶照顾了他几个月后将其送走，尽完了作为妻子的责任。但在《世上的果子，世上的人》这个完全由秀英奶奶创造的世界里，他是唯一没有被写进书里的亲人。

逐渐缩小的天空

在吕永林的记忆中，母亲人生中真正感到快乐和幸福的时光，是80年代包产到户那十年。1980年之后，包产到户的政策惠及小乡村，村里大概只有200来人，因此每家都能分到几十亩土地。“包产到户了，反正自由了。”说着，秀英奶奶兴致勃勃地拿出画册，给我看自己画的老家院子的场景。因为土地平旷，村中人口又不多，秀英奶奶一家人生活在一个三四百平方米的院落。正房、偏房住人，院里齐备了一个北方人家应有的设施：凉房、谷仓、车库、鸡窝、猪圈、羊圈、骡子圈。不管春夏秋冬、早晚晨昏，每次走出房门，鸡鸭、猫狗、羊都会向自己奔来，猪和骡子在圈里发出声响。院子里总是充满着各种声音、各种气息。

秀英奶奶的画稿，字体略显稚嫩

但此后的人生里，秀英奶奶的世界不断收缩。上世纪90年代，因为丈夫和兄弟去套海镇开了一家木材厂，时常不在家，儿女们也都搬到镇上生活，秦秀英在孩子的劝说下卖掉了老家的院落和十几只羊，把土地承包出去，在套海镇盖了新房。房子靠近马路，没有院墙，没有花草，也没有自家养的牲畜。

离开土地后的日子并不顺遂。来到套海镇不久，因为收益不好，家里退出了木材厂的生意，二女儿和大儿子也相继下岗，家里的收入一下子变得窘迫起来，老两口也打起零工。丈夫骑着三轮车去给饭店送酱油、醋赚些费用，秀英奶奶则去鞭炮厂，每天做700件小烟花能赚5块，后来鞭炮厂嫌秀英奶奶年纪大，她又去油厂补麻袋。后来在女婿的帮助下开过一个小卖部，卖点酒、烟、醋、冰糕、盐，收入有限。

2006年，儿女四人凑钱给父母在临河市（巴彦淖尔市）买了套二手房。秀英奶奶不善交际，大多时候就在家里纳鞋垫、做拖鞋，去公园也只是自己散散步或者使用健身器材，并不和人交流。有年春天，实在闲得无聊，她在小区里找一小片地，养了些鸡，但一到夏天，公鸡老打鸣，担心影响邻居休息，只好作罢。

2007年，秀英奶奶来到上海，和吕永林夫妇居住。离村庄越远，她的生活空间就越小。在陌生的大城市，她能去最远的地方就是家门口的菜市场和公园，但经历都不算愉快。一次，她去菜市场想买一根葱，但城里都是按把买的，她的需求被卖菜人无视，最后还收了她一块钱，这让她感到委屈。还有一次去公园玩，她看到一种花长得挺好，问公园里的人这花叫什么名字，想回家自己种，但对方听不懂她的口音。说了半天，双方互相听不明白。这样的时刻很多，秀英奶奶越发不爱出门和人交流了。儿子媳妇每天上班后，她大多数时候都一个人待在家里。有几次，吕永林下班回到家之后，发现房间关着灯，她坐在床上或者站在窗边，木然望着窗户外面。每次问她在看什么、为什么不开灯，她都说什么也没看，在家习惯了不开灯。

像很多晚年进城的乡村老人一样，秀英奶奶缩回到自己的狭小世界中，沉浸于过去的苦痛回忆，哭着抱怨命运的不公。1998年，吕永林大学毕业后，每每带爱人芮东莉回到家中时，都能听到母亲诉苦。来到上海后，她更时不时在吕永林面前重复这些故事，这让吕永林感到痛心，母亲被困在了过去的苦难中。

《妈妈》剧照

引路人

眼前的吕永林，皮肤白皙，身材纤瘦，头发梳到脑后，扎成一个小辫，他戴一副无框眼镜，穿一件质地柔软的浅灰色针织开衫，笑起来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印象。或许是早年间就离开了土地的缘故，吕永林的身上，乡村子弟的影子已经渐渐淡去。

吕永林生于1975年。那是个物质与精神生活都极其匮乏的年代，尤其在偏远的北方村庄里，偶尔会有人开着解放大卡车进村，或者有飞机从头顶飞过，吕永林和同伴都会在后面追着跑。

他一直想离开村庄。初中之后，每到小麦收割季，他就负责帮家里搬运小麦。那是个辛苦活儿，每天“五更起，半夜睡”，需要半个月的时间才能做完。身体的酸痛和疲惫冲淡了收获的喜悦，特别是吕永林对麦子过敏，会得荨麻疹，浑身大面积的红肿和瘙痒让他痛苦不堪。

《山海情》剧照

在当时，读书是能够走出乡村的唯一途径。吕永林经历了两次高考，第二次成绩是全校文科第一名，但也只考上淮北煤炭师范学院。他早早定下考研目标，在图书馆、教室和宿舍度过了整个大学生涯，终于考上浙江大学的研究生，去了浙大玉泉校区念书。研究生毕业后，他入职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在上海扎下根来。

虽然说起来就几句话，但走过的人才知道，离乡进城是一条曲折的长路。吕永林记得，每个关键的转折时刻，总是母亲站出来，让自己能够顺利走下去。中考时，吕永林失利，距离县一中的重点班差8分，这意味着只能去那几年几乎没人考上大学的县二中读书。从不轻易求人的母亲托三姨找远房亲戚，让吕永林进了县一中的普通班。后来，第一次高考没上录取线，也是母亲坚持让自己复读，才有机会考上大学，有了后面越来越宽广的人生。这一次，他想换自己来为年迈的母亲创造一片属于她的天空。但怎么才能将母亲拉离苦难回忆的泥沼？抵抗沉重时间的力量在哪里？

在写作这条路上，儿子吕永林（左）和儿媳芮东莉都是引路人

让秦秀英做自然笔记最早来自儿媳芮东莉的想法。芮东莉是古汉语博士，40多岁，大眼睛、细眉毛，头发编成一根麻花辫，留齐刘海。她说话直来直去，语调高昂，给人一种率真之感。在书里，秀英奶奶形容这个儿媳妇是，尽管人到中年，仍像是无名山里跑出来的“野孩子”，无比浪漫，渴望自由。

芮东莉和吕永林是大学同学，成长在四川攀枝花的一个工人家庭。在她的幼年记忆里，攀枝花还没有被太多的现代工业所破坏，展现着一种野性的自然之美。芮东莉家的房子就盖在金沙江两岸的山上，从高高的山腰俯瞰下去，金沙江就像绿带子一样，环山而去，伸向远方，看起来非常壮阔。父母上班的日子，芮东莉就自己在山上听虫鸣鸟叫，与大自然为伴。

也是在那时，芮东莉完成了最早的自然启蒙。当时家里做饭烧柴火，芮东莉跟着父母进山砍筒轴茅，她个子矮，筒轴茅又深又扎人。有时候，走着走着，突然就会有斑鸠从身边唰一下飞起来。当时的四川还有一种叫钝叶酸模的草，深受各种蝴蝶幼虫的喜爱。斑驳多色的蝴蝶幼虫爬满钝叶酸模的表面，充满神秘和瑰丽之美。后来，城市化进程加快，童年时期的荒野景象也逐渐消失了。

2009年，芮东莉在一个书摊买到了莱斯利的《笔记大自然》，那时正是她经历了高强度工作压力和肝脏手术，加入环保组织开始寻找人生意义的阶段，她觉得自然笔记是一个很适合自己的环保宣传方式。也是通过接触自然、制作环保笔记，她走出了那段困难的人生时刻。做自然笔记的同时，芮东莉也开始做自然教育，带小朋友和上海的一些本地老人去认识自然、描绘自然，不少人都很喜欢。因此，芮东莉想到，或许可以让自己的婆婆也加入进来。

自然笔记

下午两点半，冬天的日头正盛，从飘窗照进来，在桌面上洒下一层金光。这是秀英奶奶自己的书桌，面积不大，是可折叠的，平时只放手头正在用的素描本和水彩笔。第三本书《婆媳冤家》的手绘部分就是在这里完成的。不画画的时候，秀英奶奶也会每天在这里读读书、晒晒太阳。

秀英奶奶的画稿

这样的生活自2011年开始。那年，秦秀英来上海小住，吕永林和芮东莉带她去大宁灵石公园看玉兰和樱花，回到家中拿出一张二月兰的照片让母亲画下来，母亲不会画画、写字，有些害怕，一直重复着，“我哪会画画呀，我不画”。后来僵持了半个小时，在两个人的软磨硬泡之下，她终于动笔了。

当时一家人住的房子不远处就是闸北公园，秀英奶奶就去公园里，把掉落的树叶和花瓣带回来照着画，再听儿媳妇的话，把花名、年月日、地点和天气情况写上去。都是老家内蒙古没见过的品种，秀英奶奶看了也喜欢。

但对秀英奶奶来说，更熟悉的还是记忆中家乡的植物，它们嵌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河套平原上有一种叫红柳的植物，柳条用来编箩头、篓子和笸箩，担粮食、放米面和零碎物件都离不开。另一种随处可见的芨芨草的秆儿，大人们用来编囤子和席子、扎扫帚。

对艰苦的日子回忆，温暖的部分大多与植物相关。秀英奶奶记得，自己小时候，父亲在家门前开地，专门给她和姐姐留下一小块，让她们种自己喜欢的海娜、牵牛和金盏花。海娜开花了，她们拿剪子剪碎捣烂，再让母亲和上白矾，晚上睡觉前，用葵花叶子裹上糊糊，包在指甲上，到了早上，指甲就变成红红的了，父亲见了，夸姐妹俩好看。邻居们也都羡慕地来要海娜染指甲。那个年代没什么零食，白刺结的红果子就是“沙漠樱桃”，芨芨草的嫩芽可以吸出甘甜的汁液。

秀英奶奶笔下的植物

在芮东莉看来，婆婆对大自然本身就有一种“含混的喜欢”，做自然笔记，只是在加深她与动植物之间原本就存在的关联。循着记忆，老家的一朵花、一棵树、一只鸟在秀英奶奶的笔下流淌出来。

一开始，秀英奶奶画的花朵歪歪扭扭，比例失调，但芮东莉只管夸赞，鼓励她继续动笔，这给了秀英奶奶自信心。况且，对读书的向往始终萦绕在秀英奶奶的心头。她只读过一年半的小学，但清楚地记得，领上书的那个晚上，自己高兴得不得了，一直学习到深夜一两点才睡，期末考试时，语文、数学考了90多分。后来因为时代变革，求学之路中断，成为自己这辈子的遗憾，秀英奶奶的母亲也多次对女儿说过，“没让你念书，把一辈子都毁了”。所以，当再次拿起书本，她终于有机会重新变回那个渴望知识的“小学生”。

说着，秀英奶奶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早期的文章手稿给我看，在本子的封面上，她工工整整地写下“笔记本 2017年”，“笔记本”三个字用黑笔描了好几遍，歪歪扭扭的，透着小学生的稚气。秀英奶奶以前认识的字不多，开始画画之后，经常写错别字或者拼音，“已经”写成“以今”，“倒”和“到”区分不开。也无甚格式可言，一句话从头连到尾，没有逗号和句号，全是黑点点。字与字间距太密，也不分段，一直写到格子线之外。

更难的是将方言转化为书面语。比如，秀英奶奶管蝴蝶叫蛾蛾，白刺叫哈莫儿，芮东莉听不明白，上网也查不到，普通话里的“啰唆瞎说”，在河套方言里叫“咬喃”；“头脑简单”叫“坎货”，她不知道怎么用普通话表达。

《听见她说》剧照

但秀英奶奶好学，最不缺的是耐心。芮东莉给她买一本《北方草原植物图鉴》寄回内蒙古，她对着照片查各种植物的名字。不会讲普通话，就自己去二手书店淘了本《河套方言集锦》照着念。刘震云为她的书写序，有一句话叫“岂有他哉？”岂和哉不认识，她抄到小卡片上，翻字典，标上拼音，一遍遍地复习。“牛头不烂，多费两炉柴炭。只要天天学，我不信我学不会。”秀英奶奶写道。

秀英奶奶也说不清自己一幅画要多久完成。从上海回到内蒙古老家，她和女儿一起住，白天等女儿上班，她开始在一张长条桌前写写画画，累了就停下来，喝口水，走动走动，等到日头下山，光线黯淡下来，就停笔，买菜、张罗晚饭。

在这种松弛的状态里，她反而日复一日地坚持了下来。2015年，吕永林和芮东莉整理了母亲的自然笔记手稿，出版《胡麻的天空》。芮东莉评价婆婆的画风“缓慢”，在为家乡毛白杨做的自然笔记里，秀英奶奶画的白杨树花，能看到花序上的每一根长柔毛。“正是由于细致的勾描和上色，她的自然笔记让人读起来能够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沉静和安详。”芮东莉说。豆瓣上，读者评价秀英奶奶的书，“安静细腻的描述”，让人感受到“内蒙古干燥清新的空气，强烈的紫外线，地上旺盛的植物”。

出书后，有人说，秀英奶奶的成功是儿媳妇和儿子造就的，芮东莉觉得这种说法不对，“是她自己坚韧的性格让她走到了今天”。芮东莉也曾教过自己的父母做自然笔记，但他们喜欢打牌，也没什么耐心，最后不了了之。“如果再做个比拟，我跟永林可能更像雨水，婆婆就像蓝刺头一样，只要有点雨水浇灌，有点阳光，就能萌发起来。”

舒展

在写作中，秦秀英的内心世界一点点舒展开。

之前写《世上的果子，世上的人》第一稿，内容全是诉苦和“控诉恶人的罪行”。吕永林在上海大学教创意写作，他引导母亲思考，“难道乡村里就没有良善之人吗？我的姥爷就真的只是一个受气包一样的人吗？他做过什么事情，有什么爱好？”

到2021年的一天，秀英奶奶忽然想起父亲带她去镇上看《斩窦娥》，沿着一条小土路，父亲背着母亲做的烙饼和水走在前面，自己跟在后面，路两边都是庄稼。麦子快熟了，地里黄澄澄的；糜子还没抽穗，苗苗绿绿的，那天父亲穿的是黑裤子、白布衫子，看起来可高兴了。回去的路上，给她讲了一路戏里唱的甚。父亲的漏粉条手艺，也在全村数一数二的好。就这样，父亲不再是第一稿里一个躺在床上、面目模糊的中风老人。关于乡村的人和事逐渐变得立体、有温度。

《隐入尘烟》剧照

现在，再回忆起自己的父亲，秀英奶奶形容他是一个“温柔”的人。吕永林在旁边打趣，“我母亲现在都会用‘温柔’这个词啦。她以前可不会这么说。”秀英奶奶有点腼腆地笑笑，陷入回忆之中。记忆里，小时候父亲从来没有打骂过姐妹几个。有一次，过年期间，自己和三妹一起焙花椒，需要在火上烤干以后再捣碎，自己不小心让花椒撒了一地，父亲让她一颗一颗捡起来，但也没有责骂，只是打趣道：“你做起营生来，像个疯子（一样快），拉儿子（三妹的小名）做起营生来像个虫子（一样慢）。”

以前，一家人在一起，从来不会表达爱与感谢，现在，秀英奶奶也学会了。农历3月26日是秀英奶奶的生日，出不了门，芮东莉就在网上学着做了一个像蛋挞一样的蛋糕。秀英奶奶高兴得不行，跟儿媳妇说“谢谢”。这是芮东莉教了很多遍的结果。在以前，她最多来一句“可以”“行”，芮东莉就开玩笑，“妈妈，我做的饭这么好吃，只有可以吗？你得夸我。”一开始，秀英奶奶还是不好意思，慢慢地，饭端到桌上，像打卡一样，先吃上一口，然后说“好吃”。

在重新开始学习爱、体会爱的过程里，秀英奶奶渐渐打开了自己。制作自然笔记后，她会单独去公园散步，捡拾一些动植物回来做笔记，甚至有一次她还独自去了二黄河。2018年，因为觉得自己的画“没有立体感”。秀英奶奶在内蒙古老家报名了老年大学。去了以后发现，人家都是用宣纸、毛笔画牡丹之类的，不是一个路子。但也没白去，后来她在老年大学里学起了太极拳。

平时，秀英奶奶还会缝制一些布偶

吕永林能感觉到，母亲的笑容变多了。他记得2006年时的母亲微微驼背、走路踮脚、双手颤抖、神情麻木，一个人枯坐想以前的事，想着想着就流泪。现在，她还会和芮东莉在家里唱歌。也比以前乐于交朋友，有一次，她甚至说，想认识一下《河套方言集锦》的作者，这让吕永林感到惊讶。

她也敢在人前说话了。2022年12月3号，秦秀英在上海图书馆做了一场图书分享会，题目叫“当普通人开始写作”。稿子是自己写的，用A4纸打印出来，四页半的内容，她背了整整半个月。芮东莉再次担任起老师，训练她讲普通话。演讲当天，各个年龄段的听众坐满整个房间。读者排起长队，挨个请她签名，她在新书扉页上，一笔一画地写下自己的名字，再画上一朵小花。演讲结束后，有读者提问，自己家的长辈也想通过写作舒展自己的内心，应该如何开始？

秀英奶奶还不太会现场发挥，也讲不出有条有理的创作理论。她只知道，别处的人不了解，没法写，那就写近处的，还有身边的。地上的植物长得各式各样，它们的果子也各式各样，自己写的人，也各式各样。以亲身经历的事情为起点，把自己可以理解、可以面对的善与恶，美和丑用简洁但真实的笔触表现出来，就是一种安慰和疗愈。

现在，秀英奶奶的笔触开始从遥远的过去延伸到现在。她的第三本书叫《婆媳冤家》，画自己与儿媳妇之间曾经互相不能理解的琐事。这本书是在2022年上海封控期间策划的。4月1日，秀英奶奶所在的小区开始封控管理，一直到6月1日解封，整整两个月不能下楼。芮东莉提出了《婆媳冤家》的想法，内容关于婆媳之间的生活片段。每天的吃饭时间，三个人就开家庭会议，讨论画作的内容，芮东莉负责整个书本框架的搭建，吕永林负责提问和引导，秀英奶奶是那个“学生”。比如，秀英奶奶一开始不知道“网友”是什么意思，她问吕永林，是不是“撒网的人”，吕永林就鼓励她把那个画面画出来。吃完饭，秀英奶奶在自己卧室，芮东莉和吕永林在客厅，一人一个书桌，互不打扰，各自工作。

那段时间，吕永林每天要在家里上网课。芮东莉的妈妈在昆明，因为免疫系统的疾病，引发肺结核，她每天要花很多时间远程了解关于母亲病情、用药和就诊的事情。时代的微尘又一次从天而降，但吕永林觉得，正是因为有了写书这个“志同道合”的目标，让妈妈和自己与芮东莉的关系从“相安无事”，变得更深一层。

因为不能出门去公园，芮东莉就在阳台窗户外的平台种上很多花花草草。初夏开花时，远看灿若云霞，花盆旁再放上一个小碗和盘子，盛一些米粒和水，一群一群的麻雀和斑鸠被吸引过来，因为没有安纱窗，窗户打开时，它们还会飞到房间里，叽叽喳喳地叫，给沉闷的封控生活带来欢乐和安慰。秀英奶奶觉得新奇，将这一幕画下来，取名为：鸟进家。

在新书里，她将儿子画成“心思侦探”的形象，旁边配一幅锦旗，上书“专办婆媳猜疑，包管天下太平”，落款是“秀英奶奶·东莉赠”。曾经，因为代际和语言的障碍，芮东莉一度觉得和婆婆之间隔着一座山，“我当时也在想，要不要去爬这座山，和她进行心灵的亲密接触”。现在，她们一起翻过了那座山。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3年第2期，实习记者李文、王一凡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