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边境走失后，一个士兵的艰难回家之路 | 人间

2021年的11月，北京冬奥会即将到来，冰雪运动氛围浓厚，地处北疆的“雪都”阿勒泰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滑雪爱好者。见几个孙辈吵着要去玩雪，小姨父把外婆老房子地窖里的“铁爬犁”（爬犁一般是用木做成的架子，可以由牲口拉着在冰雪上面奔跑）翻了出来，筹划着隔天带家中的小魔头们去滑野雪。

这把爬犁子大概有十多年的历史，早就锈迹斑斑，上面的皮绳也起了毛边和霉点，小姨父突然对我说：“你不是喜欢写写东西么？姨父跟你说说这爬犁子主人的故事吧。”

我以为会听到一位铁匠的故事，谁知在姨父的叙述里，主人公却是一位戍边战士，名叫冬子，他的一生，似乎都如北疆的风雪一般飘摇。

姨父长得人高马大，又姓高，于是被战友们叫做“大高”。第一次遇到新兵冬子，是1982年还是1983年，他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自己刚升了副班长。当时贺班长把新兵冬子交给他带，还特意嘱咐：“这新兵蛋子有点愣，别给他安排啥艰巨任务，不出事儿就行了。”

| 姨父（左）和贺班长未入伍前的合照（作者供图）

冬子和大部分新兵一样，剃了短短的平头，因为初到红其拉甫口岸，还没有被高原的紫外线“洗礼”过，肤色偏白。姨父看他身体还算健壮，只是眉眼稍显稚嫩、木讷，不是部队领导们喜欢的类型。

新兵们初来乍到，主要任务就是每日训练，尽早习惯高原的一切。红其拉甫位于帕米尔平原上一条通往外界的峡谷，海拔5000米左右，上天赐予了这里壮美的自然风光和最为恶劣的气候——常年刮着七八级的大风，漫长的冬日经常是零下四十多度的极寒天气，还有不足平原一半的氧气含量。这里被老百姓们称作“血谷”，在古老的波斯语里寓意着“死亡之谷”。

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的喀喇昆仑公路从这里经过，让红其拉甫成为连接中国和巴基斯坦的主要陆上交通枢纽，也迎来了一批批的戍边军队。战士们大多来自甘肃、陕西以及新疆本地，因为都是西北娃，很快就能打成一片。贺班长性格外向，巡逻、训练之余喜欢拉着年轻士兵们聊天、唱红歌。我姨父会弹一手熟练的冬不拉（维吾尔族传统乐器），在不出任务的时候，战士们总喜欢撺掇着两位正、副班长一起唱上几曲。他们最喜欢那首关牧村的《打起手鼓唱起歌》，在那个没有电视、电脑和其他娱乐的年代，欢乐的曲调多少能打发掉一部分艰苦戍边的寂寥。

新兵队伍里，冬子年龄最小，父母都是阿勒泰公社的农民，父亲刚走没两年。他上头还有个哥哥，于是一满18岁就被送到部队。他笑着跟姨父说：“我妈说了，让我吃公家饭，省钱给我哥娶媳妇。”

那时候还没普及防晒霜，新兵们都得晒脱几层皮才能真正成为高原的兵。冬子能吃苦，从不像有些新兵那样抱怨训练劳累或者在夜里偷偷抹眼泪，他训练起来格外认真、专注，面对打扫厕所等一些大家都反感的内务，也毫不推脱。

姨父看冬子踏实憨厚，打心眼里喜欢他，私下总会多照顾他一些——夜里下哨了，他会给冬子留只烤红薯。日常训练中，冬子踢正步常常同手同脚，还踩不上点，姨父也总会趁休息时间带他加练。

新兵蛋子们大部分是冬子这样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也有少数人来自军人世家，或者父母是做医生、教师的，总之，“阶级差距”一入伍就存在了。

冬子做事一根筋，不会搞关系，那些所谓的“高干子弟”里总有人爱欺负他——夜里紧急集合时，他的外套会“突然消失”，冬子只好穿着毛衣就往零下十几度的操场冲；起夜上厕所时，他“偶尔”会踩到不知谁放在他床边的尿壶，沾染一裤腿的腥臊……贺班长总是充当着和事佬，也经常安慰被欺负的小战士，冬子却总说：“没事儿，没事儿。”后来，那些搞事的兵们觉得没意思，慢慢也就没再欺负冬子了。

贺班长私下跟姨父说：“这孩子是个傻脑瓜壳！”姨父回道：“也许傻人有傻福呢！”

好在冬子入伍后的第一年并没有闯祸，他和很多新兵一起，在枯燥而艰苦的军旅生活中，强健了身体，也磨炼了心性。手上厚厚的茧子磨掉了又再次长起，脸上的冻疮破了又好，好了又起，冬子还是那句话：“没事儿。”

帕米尔高原恶劣的生存环境并没有消磨掉这些新兵对生活的向往和热爱。在休息日里，他们也喜欢一起结伴去热闹的塔吉克族集市赶集，买点少数民族乡亲手工做的小玩意儿，或者品尝一份“显尔台力提”（牛奶煮烤饼）换换口味。运气好还能碰上老乡嫁娶，观望一场塔吉克族的婚礼……姨父每回忆起来在红其拉甫的日子，都会感叹：“也许那一年，是冬子觉得最幸福的一年。”

贺班长所在的部队，在冬子这一批新兵入伍后的第二年调防，整班奔赴了中蒙边境的塔克什肯镇，与蒙古国科布多省遥遥相望。冬子那时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在这里被彻底改变。

塔克什肯地处准噶尔盆地东北边缘，虽然海拔比红其拉普低了不少，可依旧有着漫长而极寒的冬季。在那个年头，连队的营房都是部队自建的砖房，屋内有烧得温热的火墙，用柴火和碳块取暖。战士们几人一间宿舍，睡着钢架做的上下铺，部队还专门开垦了一块田地，种土豆白菜大葱，散养了几头牛和十几只鸡，想在食物上尽量自给自足。

这支新组成的戍边连队鱼龙混杂，既有服役多年的兵油子，也有冬子这样半新不旧的兵蛋子。之前在红其拉普的同期战士，自然关系会亲近一些。但“懂事”的人，也会刻意去讨好驻守在塔克什肯的老兵。其中，战士“大牙”最会来事儿。大牙人如其名，虽然也是个大高个儿、一身腱子肉，可两颗大龅牙让他整体气质一下子诙谐起来。大家都听说他是军分区某个领导的亲侄子，属于“高干子弟”，所以也没人敢笑话他。

姨父回忆起大牙，总没什么好脸色，因为早在红其拉普，他们就知道是大牙总带人欺负冬子。到了塔克什肯，大牙也没有变得多老实——部队严禁烟酒，大牙下了哨，总是偷摸着抽上一两支当地百姓常抽的土烟卷子。贺班长抓过一两次，可每次的惩罚都是加练而已，大牙也不当回事。

大牙是在一个深夜彻底和冬子结下了梁子。姨父记得，那晚是冬子值夜哨，大家都休息得早。夜里，突然听到哨亭有人喊闹，贺班长和姨父赶到的时候，冬子正扯着大牙的衣襟不放手，脸上已经被大牙揍了好几拳，青红一片。营地院门外瑟缩着一个老头，进退两难的样子。

后来大家才搞清楚，那老头是大牙固定的“烟酒供货商”，一般都在夜里找时间“销货”，其他战士知道大牙的来路，觉得不是什么违背原则的大事，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谁知道这次却被冬子逮个正着，老头还没拿钱，自然不肯走，给冬子抓了个人赃并获。

大牙和冬子都被关了两天禁闭，姨父偷偷给冬子带了水煮蛋敷脸，隔着房门训他：“摸不准的事情，就先和我还有老贺报告！自己瞎出头，只有挨揍的份！”冬子对着姨父就会傻笑，加上那句万年不变的：“班长，我没事儿。”

大牙自从被断了烟酒的路子，对冬子的厌恶都放在明面儿上了。垦田自行分配任务，挑粪施肥的活儿，大牙总是变着法儿要冬子来做。趁冬子不注意，大牙常常会把他杯里的茶叶换成烟丝，一泡水又苦又涩，难以下咽。以前在有些疏于管理的地方，总有老兵用这招欺负人，还美其名曰“喝烟茶”。

可冬子能忍，也不爱告状，虽然姨父他们都知道，此类小事儿就被一页页翻篇着默默过了。

姨父说：“如果知道冬子会丢，我是死都不会任由大牙欺负他的。”

那是1985年的年初，轮到冬子赶着几头牛去山上吃草，贺班长怕他笨会迷路，还特意给了他一支指南针。当天天上飘着点雪粒子，冬子早上吃过饭出门后，就再也没回来。

丢了一个兵，成了几个月以来连队里最大的事儿。贺班长组织人连续找了几天几夜，牛和人都没有任何踪迹。大牙私下偷偷和人说，“冬子绝对做了逃兵”。贺班长和姨父都不肯信，只不过，“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在那个年代也是件非常艰难的事儿，特别是在边境这样的敏感地带。

最终，贺班长和姨父都受了处罚，却一直没有等来冬子的任何消息，只好按“失踪”通知了家属。

冬子妈带着家里人到连队的那天，即使贺班长做好了心理准备，还是被骂了个狗血淋头。大概是常年务农，冬子妈身体壮实，嘴角有一颗大黑痣，嗓门极大。姨父说，她穿着农妇们最常穿的花棉袄和棕色棉鞋，叫骂起来中气十足，得知儿子被按失踪处理、没有抚恤金之后，更是哭天喊地了一番。冬子的哥哥有点文化，戴眼镜，很清瘦，一直尝试拉着母亲，但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因为冬子妈连续几天反复闹，加上部队确实也再没找到任何线索，贺班长还是想办法给冬子申请了烈士待遇。冬子妈确认自己以后的每个月都有抚恤金拿，这才消停了。送走冬子妈和他的大哥后，贺班长偷偷和姨父埋怨：“我咋就看不出这当妈的眼里有丝毫伤心呢？难道冬子是领养来的娃？”

后来，姨父常会和贺班长一起望着苍茫的远山，猜测冬子是不是走失在了山窝里，也许有天自己就走回来了。

1999年，姨父已经退伍好几个年头。

复员后，他被分配到西安的某个事业单位，后来因为工伤，早早就办理了病退，搬去南方，一边养伤一边做点小生意，只在过年才回疆探望长辈。在漫长的岁月里，姨父一直和贺班长保持着联系——贺班长一直在部队任职，早就不是班长了，姨父常在电话里打趣地跟他问好：“首长好！”

那一年入夏，早上不到7点，姨父就接到了贺班长的电话，那头先是沉默了几秒，才稳了稳气息说：“大高，冬子回来了！”

姨父跟我回忆此事时笑着说：“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谁回来了？谁是冬子？从哪儿回哪儿来着？挂了电话，才想起来当年边关上那个憨头憨脑的兵长什么模样。”

在贺班长絮絮叨叨的“八卦”里，姨父渐渐拼凑起冬子走失后十多年里的破碎人生。

冬子是意外被人带回来的。十几年过去，他面孔苍老，憔悴了许多，人还壮实，只是变成了“大舌头”——他说不清楚话了，见到穿军装的人也十分警惕，直到贺班长出现，他紧绷的神经才放松下来，整个人抑制不住地颤抖着，紧紧握着贺班长的双手，因为舌头坏了，喊了不清不楚的一嗓子：“班搡！”

贺班长心里难受，忍不住落了泪，却在耳边听到了冬子最爱说的那句：“我没四儿。”

冬子虽然是回来了，可当年怎么丢的，这些年又是怎么过的，一时半会儿谁也搞不清楚。贺班长带着冬子先好好在军区医院做了体检——他的身上既有冻伤也有烫伤的痕迹，好在整体情况没有大碍。贺班长花了几天时间听冬子模糊不清的叙述，加上时不时的书写，才大致弄清楚了他在蒙古国这些年的经历。

可以确认的是：1985年走丢的冬子，不是逃兵。

那日，他赶着牛迷失了方向，无意中跨越边境线误入了蒙古国境内，被巡逻的骑兵掠回了营地。起初，他们以为冬子是间谍，问不出有价值的信息，就动了拳头。蒙古骑兵们手重，冬子的眼角、口腔、胸腹全是伤。晚上，他们又把冬子绑在羊圈、牛棚里过夜。贺班长猜想，冬子的舌头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冻伤了神经。

骑兵们折腾了冬子几天几夜，连一起逮住的牛都杀光检查，也没有任何收获，可他们又不敢做主放他走，只能把冬子随意丢在一户牧民家里。草原广阔，气候又恶劣，冬子养好伤后试着跑了一次，可经不住狂风和极寒的天气，无奈折返。牧民一家对冬子很大方，奶茶、烤饼和肉是管够的。冬子和他们语言不通，却也不好意思吃白食，就帮着放牧、捡牛粪当柴火烧，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转眼开春，牧民要转场了，总不能始终带着冬子。于是骑兵们又把冬子转移到距离营地很远的一家铁匠铺子里。铺子是退伍的蒙古军人开的，算是“自己人”。冬子后来才知道，骑兵们始终都在监视着他——他们还是认为冬子是隐藏了身份的高级间谍，总会找机会窃取情报的。其实，别说是蒙文，冬子的中文水平也就到初中而已。

在铁匠铺，冬子学会了打铁、做钢刀和铁制农具，也慢慢学会了蒙语里“吃饭、睡觉、冷”等基本生活用语。不过，冬子的“大舌头”总说不清楚，常引来一阵讥笑，慢慢地，话更少了。后来冬子才弄清楚，这地方叫布彦特，但是距离祖国有多远，处在什么方位就一概不知。

他最初的三四年都被困在铺子里，后来才被允许偶尔外出骑马、逛逛集市。他的身上既没有中国的任何证件，也没有蒙古的。大概是铺子主人得了指示，冬子身上常年也没有钱，他们管他吃喝、穿暖、睡好，生病了有人给他蒙药服用，其余时间，冬子既不是外人，也当不了“自己人”。他在这样的环境里，反而什么都不多想了。

蒙古人中，有一部分当地人是憎恨中国人的，有时会对冬子无端地打骂，不过他们也忌惮着他的身份，不敢下狠手。

这么多年，冬子习惯了这种压抑而寂寞的异国生活，身上唯一剩下的来自祖国的物件儿，只有那一支坏掉的指南针和早就缝缝补补过多次的74式军装。冬子在难得的休息日里，总会把军装偷偷穿在蒙古袍里，不伦不类的，被当地人叫成“特内格”（傻子）。

1994年中蒙双方签订了《中蒙友好合作关系条约》，口岸上做外贸的生意人多了起来。偏僻的布彦特也迎来了“外国人”。中国商人们将国内老百姓淘汰不用的家用电器带出境，在蒙古国能卖出高几倍的好价钱。

当年在部队里调皮捣蛋的大牙并没有听从家里的安排一直服役，而是退伍开起了小酒楼，生意有起色后，还在阿勒泰开了家高档酒店。大牙爱喝酒，经常跟狐朋狗友们甚至是外地来的游客、边境上做生意的人凑桌儿吹牛。

1997年，大牙的酒馆生意越来越好。有一晚，他听人说起蒙古国一个镇子上，有个傻里傻气的中国人，做了好多年的免费铁匠，据说是被抓起来的间谍，又有人说，那人是个脑袋坏掉的中蒙混血……当晚大牙并没有多想，第二天他才回过神来，给贺班长去了电话。

大牙早就不是贺班长的兵了，部队的人也惩罚不到他，电话里，大牙终于说出了实情：“当年，我只是想害冬子多走几个山头，才在那指南针上动了手脚……”末了，他还说，在酒桌上听到那个并不确认的消息后，他对冬子的愧疚又浮现出来了。

贺班长虽然仍在部队，可也并没有能跨越边境呼风唤雨的能力，只能暗地里找去蒙古国执行任务的战友打听、确认。有些人热心，愿意专门跑一趟，有的人婉言拒绝，一年里，贺班长托付的几拨人来来回回，总算能让他把消息拼凑起来，基本确认——那个“特内格”大概率就是他走丢了的兵！

1998年年底，蒙古国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的外交关系又迈进了一大步。那时，贺班长才逐级上报，请求去蒙古国执行任务的人想办法把冬子带回来。

到了1999年开春，事情逐步有了转机。由于部队的多方协调和开具证明，时隔十几年，冬子终于拿到了“身份证”，补齐了出境手续，跟随部队重返祖国。

贺班长带冬子回家那天，特意给自己做了很久的思想工作，他在电话里对姨父说：“大高，我以为我年纪大会很容易伤感，就暗示自己，这种认亲的场合一定不能哭。结果你猜怎么着，我们连人家大门都没进去！”

在冬子回国后没几天，贺班长就尝试着联系冬子家里人，让他们尽快来部队接人。那一头接电话的是冬子妈，什么都不听，只说自己儿子早死了，“现在回来的这个肯定不是自己家的”。

为了让冬子早点回家，贺班长特意选了一个休息日，一早开着私家车从军区接了冬子，往乡里开。早年冬子家的土房子已经被推倒重建，站在面目一新的家门口，冬子犹疑了，是贺班长拉着他的手敲了敲大铁门。

开门的是冬子妈，贺班长还记得她嘴角那一颗明显的大黑痣。老妇人精气十足，在贺班长说明来意后，打量了冬子几眼，就开始挥手赶人：“这不是我们家儿子，你们弄错了。”

冬子那些年被欺负得狠，听自己亲妈这样说，只觉得错愕又委屈。贺班长见这么僵持着也不是办法，只好先带着人又回了部队。他始终想不明白，怎么就会有人不认自己的亲儿子呢？

后来贺班长怕冬子伤心，又私下去了冬子家几次，老太太就是不肯松口，坚决不认儿子回家，贺班长主动提出来可以带他们做DNA检测，老太太听了除了拒绝就是骂粗口。他又试着联络冬子的哥哥，却怎么也找不到人。邻居说，冬子的大哥早些年去了成都打工，好几年都没回来过。

贺班长最后一次上门找冬子妈，老太太闭门不见，这才有好心的邻居老头把贺班长引到小道尽头，跟他说了冬子家的事儿——早年冬子妈怀孕的时候，有算命老头说过，这第二胎如果是个丫头，她会一生顺遂富贵。可没想到是个儿子，而且生冬子的时候，冬子妈难产了，差点没了命。冬子从小又呆头呆脑的，不如大哥聪明，这都让冬子妈一直不怎么待见他。后来，冬子爸病死了，冬子妈就跟老街坊们抱怨：“这尕娃把他爸都给克死了！”

战友们劝贺班长：“这老太太肯定也怕儿子回家，那每个月的抚恤金就领不到了，你还是先把人安顿了，找个工作给他吧。”

可惜冬子没什么过硬的技术，铁匠这个营生在部队也用不上，贺班长只好给他谋了个闲职，冬天烧锅炉，夏天就去部队食堂帮忙，算“编外兵”。大家知道冬子这一半传奇一半苦涩的故事，也都对他和颜悦色的，冬子扯着大舌头和贺班长说，他已经心满意足。

大家都明白，常年在异国的生活，早就打磨掉了冬子的尊严、骄傲，甚至是欲望。不过，还能继续在部队生活，多少能给冬子以慰藉，因为在军营那段时光，哪怕有艰辛，仍是他最为想念的日子。

| 冬子送给姨父的礼物（作者供图）

冬子还记得我姨父，回国的第二年，托贺班长给我姨父带了一块天然的水晶石，和两个他自己用金丝玉做的葫芦，在新疆、内蒙一带都有这种玉石，算不上值钱，但我姨父一直收藏至今。

在冬子回国后的第三年，他妈死于脑血栓。远在成都的哥哥风尘仆仆地回到家，这才听说弟弟被接回了部队——他们的母亲从来没和他说过这件事。

2003年的新年，冬子终于和自己血脉相亲的家人一起吃上了年夜饭。大哥把乡里屋子的钥匙、房本都移交给了冬子。

冬子对贺班长说，虽然是亲兄弟，可毕竟分开了这么多年，大哥对他能做到这个份上，已经是做到了极致。初七过后，冬子的哥哥带着家人返回成都，走之前，他托付媒婆试着给冬子安排相亲，成不成就看天意。

冬子这样40岁的老光棍，不仅大舌头，而且除了祖屋也没什么存款，媒婆介绍的女人总看不上他。最后，倒是贺班长根据门当户对的原则，给冬子介绍了一位丧夫的前军嫂妮子。

妮子20多岁的时候就没了丈夫，丧夫第三年总是肚子痛，去了乌鲁木齐的大医院才查出肚子里长了恶性肿瘤。家里没钱治，爸妈抱着死就死的态度，把她拉回市里面做了手术，没想到妮子却挺过来了。可后来的几任相亲对象在得知她患过癌以后，都拒绝继续发展，妮子就这么单身着，成了个快40岁的老寡妇。

可冬子不嫌弃她，他和贺班长说过，自己知道妮子性格木讷、话少，不过是个勤劳、喜欢干活的好女人。后来两人组成的小家，倒也一直和谐、美满。

为了答谢贺班长，冬子又捡起了老本行，特意用钢条给贺班长的小孙女做了把铁爬犁滑雪玩。那一年，姨父回乡过冬，贺班长举家搬回东北老家，走之前把这把铁爬犁转送到了姨父手上。

当然了，冬子这些年就真的过得好吗？连贺班长都有所怀疑。

冬子再也不敢离开居住的小城一步，哪怕是战友们喊他去邻市游玩，他都婉言拒绝。他让妻子把所有的裤子内里都缝了一只贴身的小口袋，但凡出门，哪怕只是去几百米开外的小卖部，也一定要将他的身份证和军官证装进去。贺班长懂，失去安全感的冬子这是惧怕再陷入“没有身份”的泥潭里。

2020年，冬子因为特殊情况办理了退休，可他闲不下来，学了电焊，专门和人合伙做起了给新房安装防盗窗的营生，听说日子过得好了许多。战友们都说，冬子中晚年的平静宁和一定能弥补掉他青春时代漂泊在外的伤痛和寂寥。

贺班长曾经问过冬子，飘在外面的时候，哪一刻最想家。冬子说，是当蒙古人唱着他们自己的长调拉起马头琴的时候，他耳边会响起那一年营地里两位班长用冬不拉弹唱的《打起手鼓唱起歌》。

“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歌声溶进泉水里，流得家乡遍地歌……”

那时候，他常安慰自己，哪怕死后被葬在蒙古国，他也相信，总有一天，自己的魂魄会随着奔腾的河流，最终回到辽阔的北疆，回到他曾经守护的地方。

（本文人名均为化名）

编辑 | 唐糖     运营 | 梨梨     实习 | 崔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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