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摆地摊的13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 人间

文化

2023-01-09 13:01

“人在世上走一遭不能白来，你妈妈没文化能白手起家，靠蹬三轮车给你们姐弟俩蹬进大学，蹬到一个家不比别人好，也不比别人差，是不是？！”

配图 |《装台》剧照

我的老家甘肃，“西北GDP垫底之王”，百万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落寞的工业城，干枯的矿坑，受困于地理气候的农业，以及直到今天仍然位居全国首位的工业污染……这片土地在历史上上一次“出彩”，似乎还停留在河西走廊的阵阵驼铃和郡外屯边的军号声中。

我的家乡冀城无疑是甘肃的缩影，而我妈，就在这缩影里摆地摊。如果你每天从我妈这样的“地摊从业者”身边路过时，愿意多花两三分钟观察，就会发现，“地摊”不仅仅是文艺作品中的“烟火气”，更是大国小民的真实映射。

甘肃的地摊经济、地摊文化和它悠久的历史一样，存着几分悲凉和坚韧，既不像四川重庆那样麻辣味十足，也没有江浙广南方独有的温婉秀丽。跟着我妈摆地摊的十多年里，我窥见了县城经济最富活力的一面，也目睹了夜幕落下后最萧条的空当。

2019年以前，我家的生活和现在大有不同。

我们县城里地摊贩子随街可见，人行道和车行道的界限模糊，遇上过年，地小人多的城街基本处于交通瘫痪状态。车挤车、人挤人、摊位挤着摊位，乱糟糟、热哄哄，喇叭与叫卖齐飞，男偷共女扒相碰。

我家小摊在县城西关的主干道上，算是个做买卖的“霸口”。能占着这样的位置是不大容易的，人多，竞争对手也多，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小摊小贩里面的门道规矩一样也不少，不按规矩做买卖，就容易栽跟头。车马南来北往东去西还，皆从我妈的摊前过。城管要管、乞丐要讨，张王李赵门头过、陕甘宁川趟路走，我妈毫不畏惧——“来的都是客”。

一条街由主干道贯通而下，在北边斜剌剌突出一条支线来，通往旧山货市场。那条街上大多是一些小吃营生，垫一撮豆芽萝卜丝的凉皮凉粉凉面，竹笊篱从大铁锅里捞出油煎洋芋配着豆腐脑，天天放抢的大屉韭菜猪油渣包子，油泼辣子荞面呱呱、鸡丝馄饨油烙饼，每天早上6点不到，一条街就开始飘香。

我家摆摊是从2007年始的，开头只卖自家豆腐房出的豆制品、年糕以及姨娘家的手擀粉。摆地摊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抢摊”，刚摆开这生意时，我家也在这条街上经历过一番东逃西窜。平时出摊尚算容易，当年节外头那些没赚到钱的人回来时，“抢摊”就会立马白热化。

各家摊位白天搭晚上拆，就像游牧民族的帐篷，一般清晨5点就张罗开了。为了摊位不被占，我妈常常4点就起来收拾货物，给一家人做早饭，等我睡到6点起，我妈催送货的电话就来了。西北的冬天冷，我手指头冻硬后取拿冰冷的货物，怎么也搓不开塑料袋。等生起蜂窝煤炉子，我就把手支在那一团小火上烤着，随着手指头一点点化冻，一种奇痒随之钻上心头。直到后来当兵，我才知道人的手受冻久了不能直接见热，得先拿冷水化冻或者用雪搓，那样才不会长冻疮或者坏疽。

即使早起，我们依旧会因为占摊和别家起争执——谁都想多卖些货，多挣点钱过年，可地儿就那么大，你家多摆了我家就得少摆，人心不平衡，自然就开始作怪。

刚开始，我家地摊生意并不怎么好，三天两头就会碰上一些混混挑事，别的摊主也频繁抢位置。有次我和我妈大早上去摆摊，到了，发现摊位已经被占。抢摊的人家吆喝了两三个汉子，穿着人造皮夹克叼着烟，歪歪扭扭簇成一堆，痞气十足地装大方让我过去。我那时才刚读三年级，胆小懦弱怕事，心里又气又怕，推着车根本不敢动，我妈还在后面。汉子们瞅我一个小娃娃好欺负，横鼻子竖眼睛，啐口浓痰在地，嚷嚷道“乡下人就回乡下去，这城里没有你们的地方”。

这时我妈过来了，她以为我被打了，大喊着扑上去和那几个汉子扭打在一起，我吓得急忙上前拉架，无奈身小力薄，只好转头给父亲和几个姨姨舅舅打电话救急。还好路人帮忙报了警，最后这场争吵没争出什么名堂，两家摊位只能挤在一起摆。

我妈就是那《水浒传》里的“一丈青”，她深谙在街头混饭吃就得横刀恶胆的道理，人软弱了必然挨欺负。我爸处事懦弱，逢遇到此类事，常拉着她说不要多生事端，甚至枪杆子朝里。往后十来年，我们也经常因占摊和别人争执（大多不了了之），久了，我妈也自叹“宰相肚里能撑船”，那锋利刀刃也收回刀鞘。

直到我读高中时发生了另一起争执，才彻底让我妈熄了火。两家人同样因为“占摊”大动干戈，可说来奇怪，吵架后不久，那家人竟然自此消失了，摊位也空了下来。之后，我妈辗转从几个老顾客嘴里得知，当时诅咒恶骂我妈的那个女摊主居然面瘫了，家里还出了事故。我深信“举头三尺有神明”，再次劝告我妈，千万少和他人争吵，犯口舌影响财运，人不能得理不饶人。我妈虽然嘴上梗着，但我知道她心里默认了，我甚至想让她提点东西去那家人家里探望，我妈就骂我神经病，转身忙活，不再搭理我。

我后来遇上过那家的男人，戴了顶小毡帽蹬着三轮车在路边叫卖东西，脸上敛去了往日的凶相，肉也掉得厉害，眉毛间蒙了股秽气。旁人说，他病很深了。我低着头走过去，假装没看见。

冀城没有工业，农业也不成规模，花椒、苹果、辣椒，算是它的驰名商标。大量的人奔出去务工，春节时又被火车吐出来。一年一度的回巢，人们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吃穿，即是面子里子。

2010年开始，我家的地摊在豆制品的基础上，新开辟了火锅烧烤食材的零售批发。卖海鲜丸子（蟹棒蟹排虾卷鱼卷桂花肠）、关东煮一套、火锅底料、顺带加各种时令蔬菜——冬季有皮冻、皮老铺（一种宴席凉菜，像大号火腿肠），夏季有魔芋粉——供应县城和周边乡镇的小吃店、烧烤摊，用我妈的话说，就是乱七八糟的都卖，卖什么成什么。

小摊由一个改装扩容后的三轮车和一个可拆卸的移动帐篷拼成，早七晚九，生意好时，收摊更没了点数。

我虽早早跟着我妈在地摊江湖里混，但我打小就不爱这行，摆摊是苦差事，谁又生来就爱吃苦呢？虽然动画片里总教导我“劳动最光荣”，但当我真成为了一名劳动者后，就发现光荣轮不到我，苦头倒是不少。

我妈与我不同，虽然摆摊是为了生计，一天不干活就没饭吃，但我妈身上并没有重体力劳动者的苦大仇深，相反，我能感受到的是一种认真生活的平和。我妈文化浅，信佛也是个拿来主义者，佛经奥妙她一概不懂，木鱼没有鲤鱼实在，袈裟没有围裙畅快。她说：“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这块摊子就是我的道场，卖东西足斤足两一样是修行，求佛不用去寺庙，清白做人也是功夫。”

我妈爱笑爱斗嘴爱骂人，她连同人吵架都是笑着吵，吵架时满嘴顺口溜，像唱歌一样——和顾客算账起了争执，她叹“银行的钱多得很，不是你我的”；旁人问豆腐有没有缺斤短两，她怼“一斤豆腐两块五，吃不了穷也吃不了富”；城管吆喝遮阳伞太靠前戳在路面上了，她慢悠悠挪，“八月八的天，县长婆娘要撑伞；二月二的雨，县长老娘也不敢管”。

因为我妈的强势又柔肠，我们家摊位迅速从周围一众摊位中脱颖而出，老主顾、回头客尤其多。别人在秤上做小手脚，我妈不，她称东西都要给饶头；别人拿过夜的东西掺着卖，我妈不，她认准“买卖靠人”的死理，绝不肯为挣钱在成本上克扣。

有次一个熟客买了水果后跑来找我妈，非要让我妈给她过秤“检查检查”，我妈不好驳熟人面子，又担心坏了规矩，几番好言劝慰，可那熟客不依不饶。我妈拗不过，称了，一兜香蕉短六毛。她再三叮嘱熟客不要争理，熟客前脚满口答应，后脚就跟隔壁水果摊大嗓门女摊主干起仗来。骂声格外难听，我和我妈心照不宣地低头，我心里埋怨：妈你不该帮这个忙，人家缺了斤两，骂名却要我们背。我妈不说话，过了会儿切了块豆腐给水果摊主提了过去，火药味的声音逐渐退却。不多时我妈回来，脸上一扫黯淡。

仅仅六毛钱，扯出一摊事，坏了三家心，我叹一声：“这真是钱作怪！”我妈眉头一皱，顺口溜即出：“钱哪能生妖作怪？鬼怪在人心，六毛钱就能让人生贪欲，贪欲就像盐，看着白、吃着咸。”

我妈1米7的个子，又高又胖，常年围着个红围裙，往椅子上一坐，像尊弥勒佛。出摊时她会随车带个扫把，支架子前先扫地，对待马路边上的这一小片地儿就像对待自家卧室一样。在老顾客眼里，我妈就是那“王熙凤”，清早起来采买，“未见其人，先闻其笑”，只要我妈一笑，顾客就源源不断地上门。大家仿佛不是来买东西，而是专程来听她笑、看她笑。读初中时，我就很是惊奇。

我妈卖货自有一套方法，买主来了她并不涌上去大力推销，相反，她总会忙着手边的事。买主们随意地挑挑拣拣，遇上拿不准主意询问时，我妈才会主动搭腔，像是私人定制——比如买主拿一包火锅料，我妈一定先问他家里有没有小孩，能不能吃辣，再问忌口与否，讲解牛油清油的区别，心里有了大概，才会推销几包自家常吃的火锅料。

她从不刻意推荐贵的东西。来一个顾客都不消人开口，她一瞅穿着打扮就知道对方的消费水平，“一看头发二看鞋”，穷苦人忙生计顾不上这两样，庄稼人挣钱不容易，给人推销东西要先紧着实惠。穿金戴银也好，披麻挂绿也罢，来的都是客，你做生意贪小利不老实，耍奸做滑哪个感觉不到？买主们吃一次亏在心里就记一笔账，亏心账多了，就要消福报倒霉运吃大亏。

有时不消买主们开口，我妈就准确地拿出他们想要又没寻到的货物，买主们连呼：“神了！神了！”

熟客打趣：“胖婆娘你成了人精了，我心里想啥你都知道。”

我妈笑呵呵应和：“说话听音锣鼓听声，买卖上的功夫就是要听心意，人往外一站，扫一眼就知道是麻是绢，这点功夫都没有怎么做生意呢？”

我总觉得我妈自带财星，别家做不成的买卖她能做成，别人谈不拢的价钱她顺理成章。我打小在街头长大，狐朋狗友打弹珠时，我已经娴熟周旋于家里的豆腐房和地摊，论起销售心得，我想任何一家超市的售货员都无法与我一较高下。

摆地摊是一门精妙的学问，此间之道并不是人人都能习得的。“挣钱的法门是什么？”很多人都问过我妈。我妈听了只是笑，提高音量数落：“怎么挣钱？你看看我的手，你就知道钱是怎么挣的了。”

我敢打赌你们绝对想象不到那是怎样的一双手——大学当兵那几年，我的手也由学生时代的细嫩转变为老茧和瘢痕遍布，但和我妈的手比起来，我却惭愧不已。我妈1975年生人，年龄不大，但我还在读初中时，她的手就开始提前老化，像打浆机的橡胶转轮带一样，转得多了，就变得粗糙和破碎。

作为一个女人，我妈却吃了很多男人都吃不下的苦。每次到外婆家，外婆一边数落父亲，一边给我讲母亲的那双手。

我妈有3个兄弟姐妹，甘肃重男轻女的思想非常严重，她当年只在村小的教室里坐了1个月，就被迫扔下书本，扛起家庭重担。13岁时，我妈已成了附近几个村都家喻户晓的卖货郎，她常常背着鸡蛋、针头线脑、蔬菜等物件，爬两座山去邻近镇子上卖货。别家的东西卖到集市结束还总有剩余，而我妈早早地就卖完货跑回家干地里的活。大人瞧见她的时候，她已经干了一程了。

再长两岁，她就扒上了南下的火车，去武汉打工。

母亲与父亲结婚后，租住在县城的一处家属院，起先我妈还在县里的毛纺厂上班，父亲有份跑长途车的工作，生活尚算小康，可惜花无久艳，月不长圆，父亲后来因为跑车出了车祸欠下外债。那时我妈已经怀了我，毛纺厂工作也辞了，我出生后，家里愈发艰难，为了早日还清债务，他俩四处借钱，租下了间小小的铺面，做些凉皮、茶叶蛋、豆腐脑的小吃生意。

就这样过了五六年，我开始读小学，也能帮着我妈收碗、擦黄瓜、扫地、招呼客人了。童稚时，只觉得干活有趣，我妈说我见了谁都拉着人家的衣角往小吃摊引，人小可怜可爱，大人们也乐得坐下吃碗凉皮。

后来，父亲倒腾起豆腐生意，劝我妈关了小吃店，他俩一个做一个卖，还能省下水电门面的租金。外债压力压在肩头，我妈为了多挣些钱，于是退了店面，开始了摆流动摊的生活。

刚开始，她蹬着辆老式三轮走街串巷叫卖，豆腐不是顿顿要吃，光景又不好，生意难做。参考以前的经历，我妈觉得只卖豆腐成不了事，于是又补货凉粉调料等吃食一起卖。倘若顾客们问的东西我妈车上没货，她还会记下来，想着法儿从其他地方批发或者帮人代买。货物一点点垒起来，老式小三轮便显得狭小不够用。父亲爱动手，用铁皮木板加高了一层，弄了个货物柜架在小三轮上，能装的便越来越多，俨然一个流动食品店。

生意好了，我妈寻思着找个摊位，买主们就知道她有个固定的地点。她托人帮忙，用两条烟换来了西关大街上一处小小摊位，那个位置并不好，但我妈却很满意。她说，地是死的人是活的，做生意三分靠地理七分靠人拼，踏踏实实干就能干出名堂。

有一次顾客丢了钱，非说我妈找错了钱——顾客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一身力工打扮，骑着辆破旧嘉陵摩托车，急赤白脸向我妈讨伐：“你这个婆娘家家的，心眼怎么这么不实诚，欠几个钱就干这样的缺德事？刚刚我在你这儿买了东西，回家一查发现钱少了。我兜里的钱是有定数的，买的东西也是有定数的，钱少了，那就是在你家摊位上丢的。”

我妈不红脸，略带几分讥诮说：“你钱丢了来我这儿寻，难道夜里丢了婆娘也来我这儿找？我问问你，你刚才是不是拿了张100，我找你25块5？”

男人眯着眼睛点头。随即，我妈眼神犀利起来，说话也大声了些，一件件同男人点货：

“8块的洋芋丸子、4块的豆皮、16块的海鲜丸子，一包鸡翅中18块、‘红九九’的火锅料10块5、还有金针菇、藕片、面筋豆卷加一起19块，合计75块5，是不是这些东西这些数？”

“那你说，75块5的东西我找你25块5，还多饶你1块钱，你不记好反而来我这儿找钱，找的哪门子钱？别看我一天卖的货多，每一笔账我心里都有数，没这点本事，我能撑得起这个摊子？该是我的钱，我起早贪黑地要挣到手，不是我的，丢地上我都不捡！”

我妈越说越有底气，反倒是那个男人一下愣在了原地，周围的顾客纷纷劝他去别处寻，男人拉不下脸，灰头土脸地骑上摩托车走了。

翌日，男人又找上门来，说丢的钱找到了，原来是他读小学的儿子偷拿了钱买零食吃，今天来是给我家当回头客的。到了算账的时候，我妈让他再清一遍，男人摆摆手，说：“你是个能干婆娘，做人不麻达（方言，问题），我信得过。”

微信付款还没有诞生时，摆地摊最害怕碰上假钞——小本生意，一斤豆腐2块5，黄豆一斤就得9毛4，收一张假钞，一整天白干不说，还得往里面倒贴。我同姐姐、妈妈常常琢磨到底怎么看假钞——摸盲文和印点，对着阳光看数字的变色以及空白处的水印。我妈娴熟一些，她只消用两只手指头捏着钱币一侧来回搓一搓——当然，她更会察言观色，有时她不动声色推回假钱，有时借口没有零钱找不开，有时也直接横眉冷讥。这功夫，不是我这种“小白”能轻易学会的。我卖货最容易碰上假钞，人看我小孩子好欺负，有时我能分辨出来，有时候我的眼和手就不咋灵光，而且即使分辨出来，眨巴眼的工夫，那使假钞的人就混进人堆消失不见了。

一个年关，我同我妈照例在西关街上摆摊，上高中的姐姐还没放假，豆腐房雇的藏族阿姨有事，我妈得回家帮父亲忙活豆腐房，留我在摊位上独撑全局。一个穿着红色羽绒服戴毛线帽的女人，一进摊位就挑挑拣拣。我觉得可疑，因为有别的顾客在，我只好一边卖货一边暗暗观察——她扒拉完东西先递来一张50块，我迅速算好找零，这当口，她又递过来一张100元——方法异常小儿科，轻轻松松倒了两次手，我就着了道。

我妈回来一点钱盒，便挑出了这张假币。回家后，我又要面对父亲的冷嘲热讽，他骂人专挑痛处，说我的眼拙源于脑壳笨，说我既不是学习的料也不是做买卖的料，干脆辍学和他做豆腐。我对他的话深恶痛绝又无可奈何，一个十三四的少年，在学校被混混们打了都不敢声张，当站在四面通风、一顶遮阳伞围起来的摊位上卖货时，总企盼这样的生活会随年关结束而终止。

我常傻了吧唧地问我妈“什么时候能不摆摊”，我妈总说我是个笨怂，不摆摊一家人吃啥喝啥？那时我并不知道，这辛苦和忙碌也是我妈操劳多年才换来的，在周围摊位羡慕嫉妒的眼神里，我家在西关街上的生意长盛不衰。

2020年，我从部队回家探亲，在火车上遇到老家的一位故人，就坐我对面。我们说着乡音，三言两语下来，我才知道这个年近花甲的老人曾经在我们县城工作了16年。他问到我的家庭情况，当我说“西关摆地摊卖豆腐的是我妈”时，他惊讶大笑，向我说起我妈幼年在他们部队门口摆摊卖货的往事。

那时候，外婆家的山腰处驻扎着一支解放军，鬼马精灵的我妈经常背上货物去部队门口卖。解放军们看见她就新奇——一个小姑娘，每天凌晨到部队门口扫地，扫完大大方方地拿床单铺在地上把货物挨个摆好叫卖。老伯说，他那时就是部队里的战士，他和战友们都被我妈吓一大跳。

我想，是啊，一般人怎么会想到去部队门口摆摊做生意呢？

老伯说，我妈总是带着一挎篮鸡蛋来卖，他们单位虽人少，可一挎篮鸡蛋也不够吃，再者，部队采购有专门的给养员，买东西都是要写条子走账的，一个十来岁的黄毛丫头哪懂这些？但我妈看出了些端倪，想出了个“卖鸡蛋免费缝衣服”的法子——那年代战士后勤保障条件差，训练量又大，衣服总免不了破损，我妈便在鸡蛋篮子里放上针线，她手灵，缝补出来的衣服严丝合缝，很得战士们欢喜。就这样，我妈的鸡蛋生意，便在部队门口做成了。

老伯笑着对我讲：“你母亲心眼好，我在她的摊位上买过东西，她是个有良心的人，这么多年认出我，还没忘了我，买东西时常是连卖带送——你母亲最近怎么样了？”

我回：“就是身体不大好，时常喊腰疼。”

老伯摇摇头：“那是干活累得落下的病，你母亲这一辈子太苦了，幸好有你们这双儿女来孝敬，算是苦尽甘来了。”

我心里羞愧起来，不免想起曾对我妈说的一些伤人话。我幼时顽皮怕吃苦，时常躲着家里的活儿，父亲为此老打我，都是我妈护着我。我妈瞧出来我吃不下摆摊看人眼势这份苦，也知道这碗饭实在太难吃了，就要我好好读书以后在“凉屋下工作”，出人头地。我自幼也深知，摆地摊这份生计不轻微但轻薄，工作和工作之间是有区别，但工作不分贵贱，是人分贵贱。

那天，老伯直夸赞我妈能干，而我却想起自己从记事以来，就对家里摆地摊带来的种种深恶痛绝。我忽然就觉得我妈和《鸡毛飞上天》里的“骆玉珠”很像，悲惨却坚韧，对生意敏感、果断，也都背负着本该不属于她的责任，正是这些因素，将曾经那个鬼马精灵的小姑娘打磨成一个性格泼辣的西北妇女。

不过顾客们都蛮喜欢我妈，她泼辣但真实，她计较但同情穷人，虽然是个生意人却难得地讲义气。

我妈在一众摊主里格外与众不同，有的摊主为了抢生意，会一面与我妈笑呵呵，一面把走到我家摊位前的顾客连拉带忽悠地吆喝走。我妈对此并不在意，她总说，“做买卖，做的是人的买卖，人心正了生意才能旺”，随其自然，也收获了一帮熟客和新友。

很多老顾客来我家摊上不仅仅是买货，他们爱听我妈“胡说八道”、爱听我妈讲“贤良真谛”，更多时候是倾诉心事。我妈这儿好像一个“心灵杂货铺”，她既参与别人厨房的事也参与别人心房的事。

与我妈相熟的宋老师，是县中学的一个数学老师，经常因为婚姻上的不幸来我妈这儿寻求宽慰，常常一脸愁容来，心满意足地离开。我问我妈怎么从不嫌烦，她说：“这有什么好烦，她说她的我做我的，她来这儿不是为了听我说话，只是为了倒倒自己心里的垃圾。她来一次，心里的苦就能减一分，你不要看你妈是个摆地摊的，其实也会给人看病哩。”

周围顾客听见这话，都被逗得捧腹大笑。我在一旁沉思——为啥我妈看别人的事总是看得那么清楚，轮到自己反而看不清想不通了呢？那时候我还小，只笑我妈活得自欺欺人，不晓得多年后事到己身才会有切肤之痛——成年人的世界活的就是个自欺欺人，活得太清醒就会痛苦，学会糊弄自己未尝不是一剂良药。

我妈更多时候也要忙活小摊以外的事。卖的东西杂、多，进货送货就成了我妈的头等大事。我家除了零售还兼顾批发，周边乡镇烧烤摊的取货送货全凭城乡班车，我妈要卡着点给这些班车“上货”，像个活在钟表上的人，在家、小摊、班车站之间来回穿梭。

我在家时，送货的活便落在我头上。其实我蛮喜欢这个工作的，夏日在长长的县道上，我开着电三轮从东环路跨越一条街的寂静，破开风阻一路向前，从县城小镇村庄一端到另一端，于下午晚班车急促的嘟嘟中，结束一天的脚程。

行人匆匆归家，我看着西北残阳拖一尾橘红余晖从天边坠落，像暮年老者站在终点转身哈出一口气，我的内心也变得一片悄然。我又向着另一条路的终点驶去，三轮车后，整个县城与我背离，好像这苦涩的日子也从时间中抽离。直到落日掉进大地坑洞，四周昏暗、路灯亮起，我终于送完货了，在暮霭沉沉中归家。

摆地摊这种从宋朝开始兴盛至今的交易方式，直到今天依旧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生机盎然。

没有租金、没有水电、没有围墙、也没有保障，摆一个菜筐、铺一张塑料布，就是一个摊。我们家也由一个菜筐、一个塑料布开始，慢慢地有了人气，然后这小小的地摊上多了把遮阳伞、多了个三轮车、多了个手推冰箱，就这样一寸寸扩张。在大马路扬起的灰尘里，我们不仅和隆冬酷暑、风雨雷电做抗争，更要和人做斗争。

街头上摆摊做生意，有时候吵架是必须的。穷苦人并不一定是好人，人性中的恶也不会被金钱剔除。站在街头讨生活常要直面人性中的好与坏，人的心会被蒙蔽，一张钞票就能变成一堵城墙。按照我的经验：嗓门大、厚脸皮、会纠缠，这三样法宝，但凡学会任意两项，那么街头摆摊这碗饭你就能端得上。讲道理是最无用的，为了多招揽一个顾客，相邻的两个摊位也能打得头破血流。但我妈的习惯却与我总结出的经验大相径庭，她也嗓门大、音调高，可凡事都力求讲理，骂仗骂得如同打辩论赛。

我们最先要担心的麻烦并不是城管，而是同样摆地摊的其他摊友。

人就是这样奇怪，当你落难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可怜你；但当你向上向好的时候，落井下石的手就会从阴影里暗戳戳地冒出来。你并不是做错了什么，只是因为你过得好，只是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摆地摊就是最现实的角斗场。

我们家是西关大街上第一家卖火锅烧烤食材的摊位，2010年后，人们兜里的钱多了，生意火爆得不得了，自然引得别人妒忌。对面摊位偷摸着找到我们的进货商，也批发来了火锅丸子、鸡柳鸡排、骨肉相连这些，但我们的生意受影响并不大，依旧忙碌。

我和姐姐犹自气愤，我妈见了笑着说：

“冀城县摆地摊的两三条街，火锅丸子超市有卖，农贸市场也有卖，难道就只许我们家挣钱不许别人家挣？”

“做生意靠的是诚信和良心，有这两样东西什么生意都能做起来，没良心没道德的人，做什么也做不成。妈妈没念过书，但做生意和做人一样，你妈妈是个顶个。”

后来，好几次有顾客说对面那家做生意不厚道，买东西用假秤，两斤东西回家再秤总是短一二两。我妈会回一些她的人生道理，再给顾客多秤五毛一块的东西，哄得买主笑呵呵打着招呼走。

但一次刚安慰完顾客，第二天就出事了——我们两家摊位只隔一条小马路，下午我妈开着电三轮回家取货回来，需要从对面家摊位门口绕马路过来，就在我妈开着车转向时，被对面摊位上那女人给拦下了，说我妈挡住了他们的生意，三轮车还刮烂了摆在地上的菜，她要我妈赔钱。

“赔多少？”我妈问。

“拿30块来。”那女人瞪着眼指着我妈。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这么亏人不怕遭报应？”我妈骂着朝地上扔下20块，说，“钱拿上买药吃，良心坏了，看你吃什么药能吃好。”

女人从凳子上跳起来，不依不饶，拦在车前不让我妈走：“瞎了眼，开个破车不看路，就你的嘴会说，瓜愣愣开着车直直地往我的菜筐子上轧过去，你是没长眼还是眼跌茅坑里捞不出来了，这么一摊子菜就看不见？”

我妈迎面就是一顿大骂，平日里她是个极忍辱的人，可事到临头她绝不怯场，像唱贤良（西北民间一种喻世明言之类的劝祷词）一样围裙大挥，舌战四方：“秦始皇的长城八万八千里，你的个菜筐这么大的马路放不下？我转车怎么就轧到你的菜了？菜在筐里，筐没烂菜先烂了？你这菜是长了腿歪出来跑，还是心眼烂开了兜不住了？”

小地方人骂人俗，大马路上不管有人没人，难听的话就往出来飞。街头上，买菜的人也不慌买菜了，都围过来看热闹。有相熟的老顾客上前拉住我妈，也有阿姨喊我赶快把三轮车开走。

对面那家女人骂着骂着居然要动手撕扯我妈，我和路人围上去拉开她俩。我脸臊红得厉害——我一度觉得在大街上骂仗是极为丢人的事，一直劝我妈不要和别人争执，甚至埋怨她。我妈听见我这话，像是受了天大委屈，怒喝我没骨气。姐姐就不一样了，要是她看见别人要打母亲，别说是拉架，估计直接上手反打。为此，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自责自己的懦弱。

我家旁边摊位是个卖大饼的，摊主刘阿姨家2个儿子还没结婚，3个姑娘早已嫁人。我家和她的关系时好时坏。生意好时我们互相帮衬，换零钱帮忙卖货，礼尚往来。小时候，我认定一个人好，就以为这个人会一直好。我没有我妈的老道，“人心隔肚皮”，我只能分辨出肚皮，就像识别假钞一样。

一天，刘家阿姨托我妈替她照看摊位，人闲时还顾得过来，人一多就手脚不够用了。刘家阿姨回来时，看见我妈忙着自家生意没管来买饼的顾客，立马大骂我妈“白眼狼”，平日里装好人，来了生意就全然不管不顾了。

我妈知道理亏，只好笑脸相迎。我在一旁看得来气——做买卖能帮则帮。我妈多少次帮她找零，抬货取货，而且她每天中午都要回家午睡，央我妈帮她照顾饼摊，我妈一应应承下来。今天就因为少卖一个饼，她就炸了毛似的，难听的话像爆开的豌豆荚，从她那尖酸刻薄的嘴皮子里喷出来。

升米恩斗米仇，人们总是放大别人的缺点，对自己做的恶刻意忽视，之后刘家阿姨总是找茬闹事，“今天你多占我家的位置了”“明天越线了”，连太阳伞的高度她也不满意，嫌我家太阳伞撑得低了影响远处顾客看见她的摊位。

世界上所有的事，在我妈那里无非就是两个字——周旋。我们和刘家大饼的冲突，则是万事忍当先。我妈有时争执，有时求和。在这一方小小的摊位上，她用一个女人所有的本事对付每一件难缠的事。要是没有她，这个摊子一天都撑不下去。我们竟也风风雨雨撑过去了这么多年，其中艰辛，冷暖自知。

弥补生活困顿的，是小摊越来越忙碌的生意，最鼎盛的时候，我家小摊甚至因为生意太好而堵塞了半条街。

大年三十前夕，老家的人们有置办年货的习俗。我们县中央主城镇是平原，四周都是大大小小的山，山坳里有20多万的常住人口，人们会坐着班车来县城采购，食材就成了重中之重。每逢这时，我家的小摊门前顾客络绎不绝，平日里的小小善意，回报成了一兜又一兜点不完的年货。

中学6年的新年假期，父亲的豆腐房从早上5点一直做到晚上12点，我妈的小摊每天从出摊开始，电三轮就停不下来。我负责开着电三轮在拥挤的街巷里左突右奔，“三点多线”地取货送货。我爸为了提高效率，又在三轮车底座下装了双电瓶，可即使这样，三轮车也常常因为电力不足而罢工。

雇的藏族阿姨要回家过年，家里的活一下就缺了人手，这时候就得我和姐姐顶上，豆腐房小摊“两班倒”。小摊上，我妈还请了两个姨姨帮忙，街上人太多了，有时候会出现哄抢货物的情况，我妈又将乡下的外公接来专门看管货物。一家人齐上阵，像打仗一样，我至今都无法忘记晚上收摊时，小摊旁堆满的摞高的纸箱，电三轮得结结实实拉两趟才拉得完。

我家很少能好好过年，年三十要卖货，得到晚上6、7点，一家人才能拖着疲惫的身躯摇摇晃晃回家。我妈硬撑着张罗完年夜饭，大年初一大家都累趴在床上补觉。我妈例外，她闲不下来，一年365天她没有一刻是休息的。我、姐姐、父亲还在床上边“躺尸”边互相责备时，我妈已经扫完院子，洗衣机轰隆作响淘洗着积攒下来的脏衣服，厨房灶台上年菜已经炖上，客厅内炉火被勾得冒焰星子，一年翻一年。

我们家的小摊一点点地添新去旧，最大的变化就是曾经流动的摊位被“固定”下来。

我妈做主购置了两顶四方四合的帐篷，请了几个亲戚帮忙把帐篷撑开固定在摊位上，蓝色的崭新的篷布安在上方的时候，就像是在搭建我们的一个家。从那之后，我们头顶上就不再是一片被电线割开的四角天空，我和我妈再也不会成落汤鸡了。我妈专门给外公打去电话，电话那头的外公说：“头顶上有了片瓦，鸟儿有了巢，人才不受罪。”

帐篷也带来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晚上得有人去摊位守夜。我们卖的都是些杂货，摊位大了，我妈心也大了，进的货也比原来增添了许多。县城夜晚的街头总是有些游手好闲的老混混，也总有商铺被窃的传言，尽管我们这个小摊并没有什么值钱货，可我妈放心不下，提出晚上要睡在摊上。

“拿雨布将摊子围起来，人睡在车里和睡在家里一样。”我妈都计划好了。

可那“睡大街”怎么能和睡热腾腾的炕一样？我不同意，她本来就多病，常年药不离身，要是晚上再睡不好，这样下去身体迟早要垮。

守摊的任务就落在了我和父亲头上。前两夜父亲睡，他在三轮车上铺上一层防水布，再铺上两层褥子。父亲叫我睡觉时不要脱袜子，电动车后面那扇小小的车门可以拿凳子支起来当脚托，但我个子高，腿总得蜷缩着才能不落空。

第一次睡大街，我并不怎么害怕，掀开摊位上蒙古包似的门帘将三轮车倒开进去后，从车头往车厢倒着爬进被窝。夜里，大街上并没有我想象中寂静，野狗们的吠声吵得人心烦，防水布外传来的零星走路声，摩托车飞驰而过声，总让我难以进入梦乡，后半夜才在迷迷糊糊中将头埋进被窝里睡着了。

时间长了，砸酒瓶，对着我家摊位撒尿的事时有发生。有天夜里，一阵窸窸窣窣的划破声将我从车厢里吵醒，我不敢轻举妄动，静悄悄地仔细听了会，确信遭了贼才打开手电筒。我看见一只手从割开的口子中摸进来，我立马大喊，那只手缩了回去，架子上挂的货物也被掀翻在地。后半夜，我不敢再睡，打着手电筒在三轮车上坐了一夜，直到天明。

不过，“睡大街”有时候并不是那么糟糕，很多次我躲在篷布里听路人说话——情侣们吵架的声音让人心痒难耐，偶尔飘过的甜言蜜语又让人浮想联翩。我屡屡通过声音构想他们的面容，好听温柔的就好看，说话粗俗的就是丑八怪，在一个个难以入睡的夜晚，我就这样打发时间。

有时，我也会偷来我妈的老年按键手机，沉迷在类似于《盗墓笔记》的小说里。睡大街的那些夜晚，我到底读了多少小说，早已记不清了。

后来在部队野外驻训站夜哨时，我偶尔会想起睡在地摊上的那些夜晚，借此勉励自己，即使部队生活再苦，也是大家一起苦，就算是荒郊野岭，也有这么多人陪着睡。

在部队的第二年，我接到姐姐的电话，说我们家的摊位没了——政府改造，整个一条街的“流动摊位”和“钉子摊位”被取缔。我妈吉星高照，正好碰上临街有家铺面出售，她咬紧牙关、七挪八凑地借钱将那间小小的铺面买了下来。

从此，我们一家告别了那个曾养活过我们十多年的摊位，搬进了有水有电、不漏风、不淋雨、不用再和人争抢的店铺。现下，我们头上真的有了一片瓦。

听到这个消息时，我高兴得语无伦次。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几乎可以说是在街头、在地摊上长大，而现在，那个曾对我家至关重要、让我们头破血流的摊位，就这样因为一个政策下来一夜之间就不复存在了。

我是感谢这个变化的，我想我终于可以面对童年那句提问——“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不摆摊？”父亲也长舒一口气，他不及我妈勤劳，于他而言，摆摊生活是狭义的苦，而不是我妈那广远的甜。

小摊没有了，爸妈没有不舍，只有感慨。生活太多波澜了，我妈偶尔会自言自语：“十三年的日子，我一天天没黑没明地干，就这样把日子过到了别人前头。多少人笑话我和你父亲，多少人眦眼我们的那个小摊，做生意难，活人更难。人在世上走一遭不能白来，你妈妈没文化能白手起家，靠蹬三轮车给你们姐弟俩蹬进大学，蹬到一个家不比别人好，也不比别人差，是不是？！”

说这话时，我妈坐在小凳子上看自己的一双手，拿手指甲抠手心里的死肉。在她手指根部下有着一个个圆圆的硬茧，那是盾牌、是砖墙，是这些年来我和姐姐头顶上的那把遮阳伞。

我妈盘下的店面，是上一家主人因为经营失败做不下去转让的，一段时间后，我妈不仅将生意做起来了，甚至做得有声有色，就像她一样，一辈子好强，即使吃了没读多少书的亏，但从未对生活有过抱怨，相反，她感恩生活。

后来等我回家，姐姐告诉了我两件事，我既哭笑不得又感叹因果不虚。

一是曾经和我家有过过节的对面菜摊。他家儿子和我姐是高中同学，但只读了一年便辍学了，回家接手了摆摊生意，如今早已结婚生子。他妈，那个曾经对我妈拳脚相加的女人，在政府取缔地摊后也租了个铺面继续做批发生意，不过，令人好笑的是——她居然打着我妈的名号在开店。因为我家原先摆摊的位置总有老顾客问询，她就在那旁边的电线杆上张贴了一张张冠李戴的告示，为自家店铺“引流”。我和姐姐每每路过她家店铺门口时，两个人都会相视一笑。

二是刘家大饼的阿姨，求到了我妈门上。我们摆摊的那条街被县政府重新规划后，大量的“流动摊贩”要么去了农贸市场求生，要么依旧在街道上游荡。刘家阿姨想在我家店铺门口支个摊，她那两个早早辍学的儿子，虽成了县城里庞大的外出务工群体的一员，但几年下来并没有挣下多少钱，一家五口人仍要靠着卖大饼过生活。

刘家阿姨算起来也年近花甲，上头还有位高龄的老母，我妈说，她和丈夫对待老人并不好，摆脸色、吃冷饭，总是数落自己的老母亲“老而无用”。她两个儿子也有样学样，刘家阿姨脸上时不时地青一块紫一块，快三十的大儿犯浑，会从钱盒子里偷卖饼钱，被刘家阿姨逮到，母子两人起了争执拳脚横飞。

回头想想，我妈能够在小摊取缔后，顺顺利利地盘下店铺继续谋生，是冥冥中善习恶习，一切都作数。

尽管刘家阿姨如今小心翼翼地讨好，但我妈这次没有“周旋”，她拒绝了。

再次路过老家那条街，那块我们一家曾经生活奋斗过的地方，繁华逝去、空荡无人，沥青覆盖了路面，将发生过的老城老事一同掩埋。我忽然就想起一句歌词：“回头看，当时的月亮，一夜之间化作今天的阳光。”

编辑 | 吴瑶运营 | 雅坤实习 | 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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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微

男，从事中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