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雯 从锋利转向缱绻柔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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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接到王家卫《繁花》的邀约时，秦雯是难以置信的。彼时，《我的前半生》正在热播。那天，秦雯在上海图书馆地铁站偶然接到了一通电话，朋友李天在电话里说：“王家卫导演要做《繁花》，想见你。”秦雯愣了，以为听错了。地铁进站又迅疾驶出，她一个人站在原地，看着鱼贯而出的人潮，对着电话回答：“你再说一遍。”

沪语长篇小说《繁花》出自作家金宇澄之手，原著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曾被外界视为史上最好的上海小说之一。王家卫偏爱《繁花》，决意将其搬上荧幕，摩拳擦掌了多年。这部颇受话本小说影响的原著，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展现在电视剧观众眼前？秦雯的编剧语言将如何融入我们熟悉而倾心的王家卫式风格？这些好奇都将在《繁花》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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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两次成功改编亦舒的作品令秦雯获得了声名与奖项。谈及改编作品的创作原则时，她说：“我尊重直觉，看第一遍觉得喜欢的小说，那就想办法留住我喜欢的东西，尤其是人物。如果很多地方看起来都不能影视化，那我就想办法去改。如果看了小说，对人物没感觉，那就不改。”

秦雯早年在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接受过严格的科班写作训练，入行多年，她的身上仍然保持着传统的戏剧创作观念：人物与故事先行，话题、情节只能置于其后。她只想从活生生的人物入手，写出那些温情脉脉、幽默诙谐又或令人扼腕叹息的故事。她常常观察那些在无数个生活罅隙中所遇见的人，真实的人，如果觉得好玩，就会燃起探究对方前世今生的好奇。“要是（探究之后）还是觉得很好玩，我就想写他。会想他和现在的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会觉得好玩？就这样慢慢开始。”

秦雯笔下的人物，大抵都是从“好玩”开始的。她总是被层次丰富的人吸引，这看起来像是一个编剧天生的好奇与写作的本能所做出的自然选择。然而，从“好玩”出发的视角更趋近于秦雯观看世界的方式，她习惯让自己像剥洋葱般，一层一层，怀着下一个更大的疑问去接近生活的真相，去描写人性的灰度。写台词更是如此。她说写台词就像一个人打一台麻将，编剧要做的是设计每一个打麻将的人出牌的风格，再遵循不同的风格去做牌、胡牌，不能打到最后变成同一个人的风格。

追问秦雯心目中好故事的标准，她说：“长电视剧和长篇小说都讲究人物。提到《红楼梦》《三国演义》，你首先想到的是贾宝玉、林黛玉、曹操、诸葛亮，然后才会想起那些情节。电视剧也一样，如果角色本身走出了荧幕，也就是说，观众看到陈道明老师会叫叶谨言，看到许娣老师第一反应是薛甄珠，那就是成功了。”

一说起戏来，秦雯看上去兴致盎然。从专业角度上，她推崇曹禺、莎士比亚、契科夫、尤金· 奥尼尔的作品，最喜欢的小说是《呼啸山庄》。说到电影导演，“最喜欢的当然是王家卫导演，要不然我不会在接到那个电话时那么激动！……跨时几年的合作带给我最深刻的感受……让我想起了李安说的那句话：‘王家卫是天才，我只是个人才。’（如果说）李安是人才，我只是个学生。做剧本的时候，王家卫是可以随时在上帝视角、第一视角、第三视角中无缝切换的，我做不到。这还仅仅是在编剧这个行当上，更不用说导演、美术、摄影、音乐、海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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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拍摄期间，秦雯很多时候会候在片场。谈起在戏外被触动的瞬间，她说记得有一天为了抢景追赶进度，大家都比较疲惫的时候，工作人员对一两个年纪大的群演说话时嗓门大了点，在监视器前的王家卫听到了，嘟囔了一句：“不可以这么对老人家的。”随即跑了过去，几乎手把手地教两位阿姨、爷叔怎么反应动作。

关于《繁花》，因王家卫尚未放下导筒，秦雯在此刻能跟我们说的有限。哪怕只是三言两语，话语间也足以窥见她藏在心中的对此次合作的珍视。

秦雯很擅长写女人，《流金岁月》和《我的前半生》让观众先后看到了女性成长看似迥然不一，实则殊途同归的命运故事，秦雯写她和她的故事，某种程度上也是写你我的故事，她说过，希望能够给电视机前各有心酸的人生带去一点微薄的关照。在即将播出的剧集《今天的她们》里，她和编剧许思窈一起写女孩们的自我觉醒，再次将视线投向女性成长的议题。

“自我觉醒是一层层的，像剥洋葱，瑜伽里有一个说法叫‘层鞘’。对一个幼儿园女孩来说，开始爱美了，可能是她的自我觉醒；对一个爱美的女学生来说，不仅外表要美，内在也要丰富是她的觉醒；对一个二十几岁的女性来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是她的自我觉醒；对一个孕妈妈来说，选择跟不适合的男人分手做单亲妈妈是她的觉醒……你我都不知道要剥多少层，有的人剥着剥着就停了，因为辛辣流泪，有的人能一直勇敢地往下剥。但是，剥到哪里是核心？不知道。又或者根本没有那个核心，那你会后悔自己一生只剥一个洋葱吗？”秦雯说着，又想到她笔下的女性们。“罗子君和唐晶、蒋南孙和朱锁锁，其实是一个人的两面，合二为一就是完美女性，但是人物一完美就没法写戏了，所以，我把她们分开了。如果非要在张扬和温润中选的话，我自己是欣赏温润型的（女人），因为我做不到。”

秦雯的微博ID叫“不是秦雯”，她回想起多年前看香港电影，银幕闪过一瞬，有个编剧署名为“不是女人”，她觉得好好玩，索性用了个假亦真时真亦假的名字向它看齐。后来才听说以笔名“不是女人”行走江湖的是香港导演王晶，不知真假。她给角色取名的方式在我们看来也是好玩的，她说是中戏戏文系传统，常常把身边朋友们的名字拿来用。平时听到好听的名字就会想：嗯，可以用一下！秦雯笑着说起《我的前半生》中男主角贺涵名字的由来：“那是以前瑜伽老师的名字，我在课表上看到这个名字就用了，不知道有没有影响老师此后的生活？！”

秦雯身上有上海女人的腔调，行事干练，过起日子来四平八稳，有自己的精致和讲究。她大部分的时间在家里写作，早年习惯在深夜写作，如今更乐意早起。她每天要写作，也要健身，每周会拿出四五天去健身房运动，每次运动一个半小时。一开始是为了缓解长期久坐造成的身体不适，后来愈发喜欢控制、稳定和感受身体的感觉。她爱逛家具店，喜欢装修房子，甚至会想象自己是一名建筑师。她说自己有一个愿望，想要造一个完美的家，不一定华丽，但是让人想长久停留又不觉得见外。“中国人管那叫宾至如归。‘如归’两个字对我来说很重要。”

秦雯刚过完四十岁生日，依然有惑，年岁增长让她明白的是面对人生的惑要保持的态度是什么。对编剧这份逐渐视为终身职业的工作，她仍怀抱着一份最初的热情，“每次的故事不一样，每次合作的人也都不一样，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以前呢，每次开始会导向什么样的结果并不清楚，这种未知和为了更好的努力让我着迷。”某些时刻，她也会特别警惕某种情绪，“现在对有的项目会有预期，你知道开始时什么样，也知道最后不出意外的话大概会怎么样。现在我会尽量避免有所预期，去期待未知和挑战。”

将时间向前追溯，十八九岁的秦雯第一次依此改写过人生方向。从小到大，写作上颇有天赋的秦雯在上海市大大小小的作文比赛中拿过不少奖。在秦雯的高中时代，《萌芽》杂志及新概念作文大赛风靡全国，她在高三那年参加第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得了一等奖，得到复旦大学降分录取的资格，那时，她一门心思去复旦大学念中文系。然而，一次中戏意外的宣讲，让秦雯第一次了解到“原来有专业是学写剧本的”，她想去试试。填写志愿的时候，她做了一个少数人的选择，“当时大多数老师认为我应该选复旦。但是我的语文老师皋玉蒂老师和历史老师沈宵老师支持我选中戏。（他们说）曹杨二中多的是去复旦、交大的，但是去中戏的你是第一个，人不要一味追求稳妥，要追求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我记得沈宵老师给了我一个信封，里面是八百块钱，他说我送你一张去北京的机票。”

回看一路走来的路，秦雯说自己是编剧中的幸运儿。中戏念完，她顺理成章做了编剧，作为署名编剧的第一部作品是《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她遇见了沈严导演、陈道明先生和新丽的曹华益先生，随后几度合作的作品都令秦雯收获了赞誉。和所有编剧一样，秦雯经历过创作上的胶着期，“对我来说，从《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到《辣妈正传》之间算是一个蛮难的过程，就像无头苍蝇，不知道该怎么写人物。那段时间，我写了不少东西，没有让大家特别记住的。但那个时候年轻，不停写，一天一万多字，后来突然有一天就明白了。”她也承认编剧这个行业需要一定的天赋，直言更重要的是勤奋和耐心。“编剧是个手艺活儿，我们经常说十年一个编剧，不是说你混十年，而是每天几千、上万字地跟着师父写十年。大多数时候，编剧是面对自己，无人声援，这对于需要从社交活动中找能量的人来说可能比较痛苦。外表再开朗的编剧，如果还是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在写戏的话，总是有点不同程度的孤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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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染编剧行业近二十载，如今作为颇受欢迎的编剧之一，秦雯感叹编剧的地位逐渐得到了重视，“现在比以前好多了。以前我遇到过制片人直接对我说，‘编剧在我眼里最贵也就是一万块一集，多了不值。’现在大家知道了好剧本的价值，也更加尊重编剧。哪怕IP改编，也从过去的好IP不用找好编剧，到现在越是好的IP越是要找好编剧了。”

早些时候，秦雯在采访中做过比方，“在行业里，有一些人可以像俯瞰地图一样去看清楚一切，而另一些人行走其中，切身感受眼前的风景。”她自称是后者，一个行走在环境中的人，万事万物得从一字一句、一朵花一棵草中细细体悟。面对新年即将揭晓的新篇章，她说：“新年呢，希望《繁花》一切顺利，在后面的都市剧里，我会尝试把人物做得更加锋利，再往后的项目里，我希望又可以从锋利转向缱绻柔软。”

M.C.：影视行业深受疫情影响，影院一再关闭、开放，很多人会认为此时不是拍片的好时机。你认为创作内容是否存在好时机这一说？

秦雯：疫情这三年，大多数时间我都在与《繁花》并肩作战（捂脸笑）。电影这几年因为影院的关闭，压力很大，电视剧相对好一点，但也受到大形势的影响。对于编剧来说，“小年”就埋头写剧本，“大年”才有东西可以拍，我没有那么着急。

M.C.：你在采访中提过，“都市感”是改编《流金岁月》《我的前半生》很重要的一部分。改编《流金岁月》时，你把故事的发生地从香港搬到了上海，《繁花》同样是一个生长在上海的故事。作为上海人，你在创作时，会将哪些根植于上海的东西展现在剧本里？

秦雯：我其实没想刻意区别上海和其他地方，只是因为，我对上海就像我开口讲上海话一样熟悉，你叫我写北京、广东，我也写不了。之前有人给我看过一个香港作家写香港回归前后的故事，写得挺好的，但那不是我熟悉的生活，我知道我写不了，或者说，如果我要写的话，需要做大量准备。关于上海人细细碎碎的地方太多了，我没法一一列举，或者说，我怕我自以为概括了几个，其实远远不能涵盖所有，就像“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只能请你看剧，就像带着你爬山一样，一路走，一路说，（从）一枝花、一棵草跟你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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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近年来涌现了一些与上海地域文化有关的作品，譬如金宇澄的《繁花》、邵艺辉《爱情神话》。运用方言写作和表演，你觉得会为创作带来哪些新的空间和表达的可能性？

秦雯：我认为方言应该被保留和弘扬，“差异”是文化的价值。看IMAX前有广告，广告词说让你身临其境，我们看电视没有那么大的屏幕，但是语言可以，它是环绕的，让你身临其境。除了听觉，嗅觉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