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原同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82 级校友 陈立功
最近，惊闻合并后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麻醉科国家著名专家金士翱教授因感染新冠病毒于 1 月 5 日不幸在同济医院与世长辞，享年 100 岁。在键盘上敲打这篇文字时，母校的原人事科长陈英汉老师转发给了我另一份讣告：104 岁的温少曼老师也因感染新冠病毒于 1月 6 日去世。对于熟悉的两位长者的离世深感悲痛。“黄鹤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黄鹤楼。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身在海外，回想往事，思绪万千。想当年金教授教书育人非常有道，关怀年轻一代，乐观开朗，平易近人，尤其是因酷爱古典音乐所滋养而成的高尚品德垂范同济莘莘学子，众口称赞，令人敬仰。由于和金教授的长子金毕教授有微信联系，得以从他那里拜读了金教授的两位学生杨建和苗宁写的长篇追忆和悼念文章， 深感人生最难得的一是良师，二为益友。他们两位可谓二者兼得。在金教授的扶持、帮助和鼓励下，都成长为一方才俊。作为在原同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求学和工作过的一员，原本应该没有机会和金教授有多少关联，毕竟隔行如隔山。但是，在我还是一名大学三年级学生时， 有幸结识了金教授，并在随后的 16 年多里一直和他保持着经常性联系，直到 2002 年初为了完成自己在统计学领域的创造性梦想而因私出国侨居和工作后，便因交通、通讯以及其它个人和家庭的诸多原因和金教授差不多断了联系。但不容置疑，心中时常怀想着他老人家，也常和太太聊起当年在同济医科的往事，尤其是音乐欣赏会的事情。那是 1985 年 12 月末临近新年前夕的一个周六，在下午放学回宿舍的必经之路上，在校行政楼前马路对面的外事处所在的留学生大楼旁的公用广告栏里，贴出了一张大幅广告，标题是“世界名曲欣赏音乐会”，具体欣赏的音乐作品等内容我已不记得了，但落款注明的时间是本周日晚上 7 点半~10 点在学术报告厅举办，主讲人就是麻醉学家金士翱教授，主持人则是微生物学教研室的张训桓教授，而主办方的署名是 “同济医科大学工会爱乐小组”。这张广告制作得色彩多样丰满，字迹工正典雅，弯曲的五线谱线条和音符更是飘逸飞扬，在周边尚未被覆盖的旧广告的残留碎片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的大气而又精美，很是吸引人的眼球。后来才得知它出自学校电教中心的美工大师温少曼老师之手。在当年学生乐队的每次演出活动中， 都能看到温老师在乐队里演奏低音提琴、电声吉它或者某种打击乐器。温老师八十多岁时还在校园里像年轻小伙一样跑步，身体轻盈，步伐矫健。他一边跑一边含笑挥手和遇见的熟人打招呼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到了第二天，晚饭后不久，我就提前进到了学术报告厅里，那时一大半的座位都已坐了人， 于是在中间偏后一点的地方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发现身前的桌上有一本音乐欣赏会的小册子， 便随手翻看了一下，然后又抬头观察了一下现场。只见讲台上有几个年长者走来走去，并顺手摆弄着一些东西，讲台的两侧木板地面上摆放着半人高的绿色植物和花卉，而最引人瞩目的则是讲台后方的暗红色绒质幕布中央悬挂着一个金色的鸟身竖琴图案的徽标，其底部的船形绶带上用红色字体写有“同济医科大学工会爱乐小组”。这个学术报告厅是一栋于 1983 年 10 月 5 日落成的实验医学中心六层大楼的附属建筑，据说该实验医学中心是在当时的联邦德国（西德）政府资助下建造的，该国为此提供了当时世界上先进的实验医学设备，其中包括电子显微镜等，因为同济医科在校史上曾与一位来自德国名叫宝隆的医生有关，是他于 1907 年在上海创建了一所德文医学堂，不久因增设了工科而改为同济医工学堂，这就是同济大学的前身。这座大楼落成后不久，时任西德总理科尔还参观了我们同济医科大学，并在这个报告厅代表西德政府发表了演讲。我有记忆的第一次进入这个报告厅应该是在 1984 年的秋季。有一天在这个报告厅里举办了一场有全国各地某专业人士参加的会议，那天晚间闭幕式结束后的娱乐时间里，校报的编辑袁立 新老师邀请了几个会演奏乐器的学生为与会人员表演凑兴，我曾和 84 级医疗一系的一位高个子男生合作，演奏了一首当时流行的歌曲《再见吧，妈妈》的旋律，他用钢琴给我的小提琴独奏伴奏。袁立新老师还为我拍了一张照片送给我。其后应该还有过几次在这里举办周末交谊舞会，学生和 老师可自由参加，所以，我曾和几个同班同学来这里跳过舞。学校的摄影师还为这里的舞会拍过 照片，我和同班的好几位同学都被拍进了一张照片，而这张照片被选用在第二年由本校印刷厂出 版的介绍同济医科大学的彩色画册里。1985 年金秋十月的一天晚上。那天是我校 1955 届毕业生的毕业 30 周年返校聚会的日子。当时校团委通知了几位在校生去参加这个聚会，以聆听和观摩前辈校友们的久别团聚和谈笑风生。记得应毕业生邀请与会的病理生理学家冯新为教授上台讲了一段有趣的事，他当年是这届学生的青年教师，所以有很多机会与他们在一起。他说他记得当年这届学生里有一对漂亮的女生经常手挽手走在一起，她俩长得很像，都戴着眼镜，都只缠一根辫子，所以，被人戏称为“一个模子、两根辫子、三条胳膊、四条长腿、八只眼睛”。冯教授的一番话逗得满堂大笑，很多人的眼里甚至笑出了泪花。那一晚给我留下的记忆非常深刻， 一是第一次有机会在这个崭新的庄重而又华丽的学术报告厅里安静地坐着，二是被前辈校友们热 情洋溢的师生情和同学情深深地感染。当时在座的我也曾想过自己的毕业 30 周年还遥远得很，没想到，转眼 37 年多就像一阵烟云飘散而过。临近开始时，能容纳近 200 人的报告厅里早已坐满了人，绝大多数都是在校学生。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从报告厅后面两个角落处的大门向内顺着墙边也都站满了人，当即发出“好多人啊” 的感慨，心里不禁一阵暗喜自己来得早能有个座位。虽然厅内已是人满为患，但现场则在安静中 积聚着某种热切的盼望。这是我入学三年多来校园里第一次有人组织和举办这样的音乐欣赏会。
讲座开始了，张教授首先代表爱乐小组发言。他说这个小组是由同济医院麻醉学家金士翱教授发起的，得到了学校工会的大力支持，接着介绍了为何要组织爱乐小组并举办这个系列讲座。当年抗战期间同济大学从上海辗转迁往到了四川宜宾的李庄，李庄的当地政府联合豪绅们把最好的建筑提供给同济大学使用，其中有个大庙成了同济大学的礼堂。当时，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也在同济大学任教，金教授和夫人毕爱华教授、张教授等都是当年的同济学生，尤其是毕教授当年在同济求学时为了勤工助学被梁林夫妇聘为家庭教师辅导他们女儿的学业，所以有幸一道常受到邀请去梁林夫妇家听世界名曲等音乐。由于后来人越来越多，就借学校的那个礼堂开办了音乐欣赏讲座，没想第一次就吸引了很多的学生，整个礼堂及其外面都拥满了人，有些学生甚至爬到庙堂的梁柱上，场面非常壮观。这对伉俪为此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同济的学子们也为此深受感染， 终生心怀感激。1950 年代初同济医学院从上海搬到武汉后改名为武汉医学院。在 1960 年代的文革前，金教授就在校园里倡议和开展过音乐欣赏的系列活动，且都在夏季的周末晚间举行，因此给它取了个浪漫的名字——“夜花园”。那时条件很简陋，只有老式的音响设备，使用的是手摇式唱机和黑胶唱片。这些设备和唱片应该在民国时期的一些大城市里可以见到。遗憾的是，文革开始后这一活动就被停止了。所以，这次是借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复活这个活动。因为那天刚好临近西方国家的圣诞节，所以，这次音乐欣赏会以短小明快的圣诞主题音乐为主。我至今也不知道金教授以及该爱乐小组的成员里是否有基督徒，但那场音乐欣赏会选择的曲目是能打动人心的，因为它们与我们平时接触的音乐在风格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尽管主讲人对这些音乐作品做了很多介绍，但我其实并未记住只言片语，因为，西方的圣诞节及其宗教文化对于当时的我是完全陌生的，文化的隔阂限制了记忆的活力。尽管如此，这场音乐欣赏会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之所以会热心参加这场“世界名曲欣赏音乐会”，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年晚春的五月里，有一天在我的哲学大课青年教师袁建国先生的单身宿舍里听了一盒由上海音乐学院编辑内部发行的西方古典音乐小品集，那是我第一次有意地听这类音乐。从那天起，我就开始了听西方古典音乐的人生旅程。所以，这次的欣赏会对于当时的我是一个极大的诱惑。音乐欣赏会很快就结束了。等到听众都离开了报告厅后，我才走到讲台前，这时只剩下爱乐小组的几名成员了，包括温少曼老师在内。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女生也走了过来， 我知道她的名字，她是 82 级德语医学系的岳绚同学。我们是在一年前学校为迎接受胡耀邦总书记邀请来华参加“中日青年友好联欢”而组织的活动中相识的。还有一位个头和年龄都和我差不多的小伙子，他就是后来我在同济期间的至交吴立，只比我大不到一岁，当时已是基础医学部药理教研室的实验员，算是学校的正式教职员工。吴立自幼学习过小提琴，琴拉得比我好很多。就这样，我们这几个留在现场的人开始了相互问候和交流。岳绚、吴立和我都表示了希望参与这个爱乐小组的恳求。吴立不必多说，他是教职员工，当然可以成为这个小组的成员，但岳绚和我都只是学生。主持人张训桓教授个头很高大，听了我们的请求，红润润的脸泛起了爽朗的笑容，非常愉快地表达了他个人的支持，随后就转向金教授和温老师，向他们介绍了我们三个人。金教授和温老师也表示了热忱的支持和赞成，就这样，我们三个年轻人在当天就加入了这个原本仅由本校教职工组成的爱乐小组，并表达了为这个活动贡献个人的努力的意愿。然而，在回宿舍的短短的步行路途中，我却发现自己的脑子里其实一片空白，无法回味自己对这场欣赏会中的音乐的内心感受，更不知道以后会怎么办。新年的第一个月正是本校学子最紧张的复习考试期，所以，直到寒假后返校不久的三月，新一期的“世界名曲欣赏音乐会”在一个周日晚上才登场。广告画面细节上略有变化，但风格基本一致，保持着精美大气吸引人的特征。记得这一期的主持人是金教授，而主讲人则是张教授。内容是为纪念贝多芬（1770 年 12 月 16 日 ~ 1827 年 3 月 26 日）逝世 159 周年，所以，选择欣赏的音乐都是贝多芬最主要的交响乐作品，即他的第三、第五、第六和第九等交响乐，简称 3569。两个半小时当然听不完全部内容，何况还需主讲人的讲解，所以，每个作品只能选择部分乐章聆听。这一期的欣赏会让我开了眼界，因为在袁建国老师的引导下，我已经在听贝多芬的第三和第五交响曲了，而且，由于在自学小提琴，所以，还花了 7 块多钱买了一盒广州音像出版社发行的贝多芬《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磁带经常听，这个版本是由奥伊斯特拉赫父子联袂一个忘了其名的乐团演奏的，父亲指挥，儿子主奏小提琴。这一期欣赏会能同时接触他的四部交响曲，而且还有细致的讲解，非常受益，也因此心中对西方古典音乐的热情已然无法退却，反而越来越浓烈。
那时我每月的生活费有 29.3 元，其中 20 元是父母资助的，9.3 元是国家委托学校发的助学金。这笔钱我每个月都花不完，因为我很节俭。自上大学后的第一学期末决定自学小提琴，就开始省吃简用，省下的钱除了买过几本小说，都私存在了自己的宿舍抽屉里（没到银行开户存钱），所以，一年后， 也就是 1984 年春我满 20 岁时，约了同学宋凡陪我到当时武汉市江汉路附近的星火乐器店花了 80 多元买了一把金雀牌小提琴（包括了琴弓、松香和琴盒）。对于当 时的一个学生来说，这是一笔非常奢侈的开支，我事先 甚至没有为此写信征求过父母的意见。不过，当年在武 汉商场展出销售的高档小提琴的售价超过一千元人民币， 对于一个学生来说，那是一笔天文数字的费用。时至今 日，非常遗憾的是，这把琴未能存留下来，因为在 2003 年的暑假里，因为我的一个小冲动，它在美国从这个世 界上永远地消失了。它仅留下了四个弦钮，若干年后被 我在维修一把欧洲产的古旧小提琴时用在了其琴头上。这次冲动犯下的错令我追悔莫及。不过，这一犯错却逼迫我在美国很快学会了维修古旧小提琴，并因此为两个 女儿学琴减轻了一笔不小的负担，因为真正好的小提琴 都是古旧琴，而这类琴在美国市场上普遍价格不菲。此后的每个月的某个周日晚上都会有一期音乐欣赏会。外事大楼旁的那个广告牌被移除后，音乐会的广告就贴进了行政楼门前的那个大广告亭。这里面没有旧广告的残留，所以，看上去就像一件陈列着的艺术品。同样的广告也会贴在同济医院的广告栏里。那时的大学和全国各地各行各业一样，只有星期天休息，周六是要上班上课的。而大学的每个周日晚 7 点各班都要在辅导员的组织下到大教室点名，以此总结前一周的事务，并交代新一周的重要事项，一般会持续约半小时。同济的校园很小，教学区的各大教室集中在一处，而报告厅离教学区各大教室步行短则一两分钟，长则三五分钟，为了兼顾周日的点名，音乐欣赏会的开始时间定在 7:30，一般会持续 2 个半小时，偶尔会因内容多稍微延长一点。大约从第三次欣赏会开始，我们三个年轻人帮忙在欣赏会前布置会场、给每个座位发放一本欣赏作品介绍的小册子。这是由主讲人撰写并交由学校印刷厂刊印的。再往后，我们三个年轻人做的事越来越多，尤其是吴立和我，包括到印刷厂联系印刷、提取小册子（几百本挺沉的）、张贴欣赏会布告、管理和操作后台的音响设备，等等。因为参加了爱乐小组，便有了机会去金教授家参加家庭音乐欣赏会。金教授家当时住的是校园里最高档的二层单元楼，记得就在当时的校保健科大门旁的 602 栋靠保健科一侧，该栋另一侧与运动场隔条马路。记得第一次接到张教授的通知说“这周末在金教授家听音乐”时，别提心里有多高兴，但等到那天走到金教授家门口时，心里却忐忑不安，人生第一次小心翼翼地用手按响了别人家的门铃。此前的我走访朋友家都是用指关节敲门，然后静待屋内的回应。不一会，屋里有一个女性一边用我耳熟的江浙口音说“就来”，一边向门口走来的声音，是金教授的夫人毕爱华教授，她也是微生物教研室的，是国内著名的免疫学教授，是卫生部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统编教材的编委之一。她在我二年级时教过我的免疫学大课，记得当年的毕教授还专门编了一个打印册供学生们使用，补充的是教科书上没有的免疫学领域的最新成就和动向。毕教授为我开了门，很高兴地将我迎进屋，并告诉我大家都在楼上的书房里。我算是来得比 较晚的。这一天，我还认识了蔡转教授和基础部物理教研室的老教授粟在福。经在场他人的介绍， 才知道蔡转教授是先烈蔡和森的女儿，任职于同济医院神经内科。她童年时曾在苏联的伊万诺沃 国际儿童院学习和生活，在那里不仅读书，还学会了弹钢琴。苏联卫国战争结束后她中学毕业获 得了金质奖章，免试进入莫斯科斯大林第二国立医学院学习医学，毕业后回国工作。蔡教授一生 致力于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曾就 1950~1970 年代在湖北发现和流行的儿童不明原因偏瘫做过长期深入细致的研究，最终发现是基于钩端螺旋体引发的脑动脉炎导致的脑部神经病变后遗症。1978 年这项研究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1980 年被卫生部授予科技成果甲等奖，她也因此在神经内科界享有很高的声誉。退休后的她仍然坚持每周两次应诊，并在老年合唱团担任钢琴伴奏。据报 2016 年 10 月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开业时，88 岁的蔡教授亲临现场，并为与会者献上了一场精彩的钢琴演奏。由于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的求学和服务于苏联，从 1995~2015，蔡转教授四次获得了俄罗斯联邦政府颁发的“卫国战争胜利纪念章”。金教授的书房不大，但四周的墙壁都是书架，在一面墙壁的两个书架之间放着一套日本产的先锋（Pioneer）牌组合式音响，包括功放、音频调制器、双卡磁带播录机、调频调幅收音机、转盘式电唱机以及一对高品质的大音箱。那时还没有 CD 唱片及其播放机。这套设备当时的市场价应该超过万元人民币，这在当时的中国应该仅有极少数家庭才能买得起。金教授的书架中上部摆放的都是各类书籍，有医学专业的，也有非医学专业的，尤其是一些音乐家的传记、音乐词典和音乐作品欣赏等的书。书架的下方柜门里则都是他收藏的音乐磁带和唱片，绝大多数都是国外原版的。我相信关于西方古典音乐的作品这些书柜里应该是应有尽有。他的书籍和音乐磁带唱片等摆放得整齐干净，可见他的管理井然有序，想要什么都可信手拈来。尽管书房内的照明很亮，金教授的书桌上依然有一个老式的台灯，桌上与其他读书人应该都差不多，堆满了他在阅读和参考的书籍。为了这次家庭音乐欣赏会，还额外搬了好几把椅子到这个书房里，所以，7、8 个人就将书房挤得满满的。毕教授还为大家准备了茶水、糖果和点心。作为一个来自湖北洪湖乡村小镇上的年轻学生，第一次参与到这种场合还是表现出了某种囧态和紧张。不过，随着金教授宣布现在开始听 X 的 Y 作品，大家都安静了，我的心也开始放松下来。随着音乐声响起，不大的房间里顿时充满了某种能带给人绝美感觉的东西，仿佛有一个神奇的艺术精灵在现场纠缠着我。那一晚带给了我一生中罕见的体验。它不仅将一位国家著名的高级专家治学研究、陶冶身心、待人接物等日常生活的某些方面直观地展现在一个依然对世界、对自我以及对人生都懵懵懂懂的年轻学生的面前，而且将人类音乐艺术最顶峰的创造和美感灌入了我的脑海里。如果说人世间还有什么享受可言，这无疑是难以言说的一次巨大的享受。
左一：张训桓教授，左二：Hartung 博士，右一：粟在福教授，右二：金士翱教授，中间绿衣者：田玉科博士（图片由作者提供）
这样的家庭聚会一般每年会有一至二次。记得有一次来了一位 30 多岁的女性，她在金教授所在同济医院麻醉科工作，是不久前从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获得麻醉学博士学位后归来的，名叫田玉科，与她同来的还有该校医学院麻醉科来同济医院访问的学者 Erhard Hartung 博士。最近在网上搜索才知她在 1998 年曾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相当于副省级官员）。据陈英汉老师说，在 2000 年初同济医科大学与华中理工大学合并后在新大学的名下成立了同济医学院，她还曾短暂地担任过这个医学院的院长，时间长达一年半。我很疑惑她为何没能完成任期，或许是由于她官职过高显得强势因而与华科领导层发生了矛盾？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在另一次的家庭音乐欣赏会上，曾有金教授的两位麻醉学博士生也加入了进来。那天，金教授对两位弟子说，你们不仅要读我的麻醉学博士，还要读我的“酒博士”和“音乐博士”，意思就是要会喝酒和欣赏音乐。金教授的一席话令在场的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而两位博士生则显得有点局促。我相信金教授一生中比较失望的一点是他的麻醉学弟子中难有能深刻欣赏古典音乐的人。
后排右二：温少曼老师（图片由作者提供）
在此后的日子里，除了寒暑假，爱乐小组每月会举办一次世界名曲音乐欣赏会。偶尔也曾请过武汉音乐学院的余尚清教授来主讲，他是金士翱教授的多年好友，在武汉音乐学院讲授音乐史和作品欣赏。
右二：武汉音乐学院的余尚清教授（图片由作者提供）
一年多过去后，我快要结束五年的医学院学生时代了，终于有一天，我壮着胆子向金教授和张教授提出想要主讲一次自己喜欢和熟悉的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等人的作品，没想到两位长者非常高兴和支持，我的愿望很快得到了实现。这是我在学生时代能有的一次难得的机会。而且主持了这次的讲座后，我所在班级的小班长周思源同学专门找到我要我在班里为同学们也讲一次。在小班长的热心组织下，在他的宿舍里为十几位同班同学介绍了一些西方的古典音乐中的小作品， 为此，我还找到当时负责学生宿舍区广播站播音的岳绚同学借了一台电唱机和几张唱片拿到那间宿舍里。临毕业前夕，有一次接到张教授的通知在金教授家小聚。晚饭后我去了，没想到这是专门为我的毕业开的一次小会。这让我感到很高兴。结束时，金教授代表爱乐小组送给了我两盒他自己亲自转录的磁带，他用的还是当时品质很好的 Sony 牌新空白磁带，其中一盒转录的是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联袂李赫特钢琴主奏的柴可夫斯基《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Piano Concerto No. 1 in b-flat minor)，其剩余的部分录了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的序曲和最初几个唱段；另一盒转录的是祖宾∙梅塔指挥四位犹太裔小提琴家（斯特恩、祖克曼、明茨和帕尔曼）和以色列爱乐管弦乐团演奏的意大利 18 世纪作曲家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 -- 四季》，剩余的部分空白磁带录的是巴赫的《d 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刚好凑了一小时的内容。那时已 65 岁的金教授还亲自用英文打字机将全部英文标题、指挥、演奏者、乐团以及各乐章的内容都打印在白纸上并裁剪得能装进磁带盒里。还在其中一盒磁带上用钢笔写着“陳立功同学毕业纪念，同济医科大学爱乐小组赠，88(应为 87)”，这应该就是爱乐小组为我的毕业准备的礼物了。由于是从金教授的音响设备上转录的原声唱片，所以，转录的音乐品质和效果足以媲美市面上由音像公司发行的商业级原声磁带。
（图片由作者提供）
这两盒磁带中的音乐作品都是当时的我还不太熟悉的，因而听到它们的机会极少，尤其是巴赫的《双小提琴协奏曲》和维瓦尔第的《四季》，我甚至还没听过。所以，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它们为我当时的私人音乐藏品增加了崭新的内容。这些作品我可以随时随地想听就听了。这两盒磁带连同我收藏的其它音乐磁带和 CD 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数十年风雨春秋，2002 年因私出国时还把它们带到了美国。这次为了写这篇小文章，还翻箱倒柜找到了其中的那盒柴科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遗憾的是，另一盒维瓦尔第的《四季》找不到了，或许是因为后来我买过一盘《四季》的 CD，就把它送给某个朋友了。我家里现在仍然有一台双卡座的磁带播录机。今天为了完成这篇文章，还特地将这盒钢琴协奏曲的磁带播放了一遍，在功放和大音箱的还原下，音响效果竟然远超当年用随声听和耳机欣赏它，令人震撼不已。尽管这盒磁带的塑料外包装壳已经陈旧不堪，并且还有几道裂纹，我还是不打算为其更换外壳；尽管早已有了 CD 版的，且其录音品质远好于这个从老式电唱机上转录到磁带并因此带有电唱机针头引发的杂音，我还是觉得它的录音品质更有古典的味道；尽管现在可以在视频网站youtube 上找到它的原版以及更多演奏版本免费观看和聆听，我还是舍不得将它遗弃，因为它承载着我的某种个人经历，尤其是和金教授等人以及母校的情感联系。当年毕业后我被母校选拔留校担任了公共卫生学院新生班的辅导员。这令我有机会继续参与爱乐小组的事务并贡献自己的努力。毕业后的第二年暑假，我有机会独自游历四川近一个月，去了成都、青城山、新都、峨眉山、九寨沟、红原大草原等地，并从重庆乘船沿长江东下至荆州， 最后乘车回到自己父母的所在地洪湖峰口镇。一路上带着个磁带随身听及其耳机，这两盒磁带以及其它几盒以小提琴协奏曲和交响曲为主的磁带为我的旅途带来了莫大的享受，因为在音乐的激情、舒缓和宁静中一个人的心灵对大自然的体验与没有音乐相伴时相比会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在徒步攀登峨眉山、在九寨沟里不走已铺好的路径而是沿水边钻丛林探路以及乘轮船途径尚未修建三峡大坝的三峡时。那是一段有着奇特精神享受的旅途，令人回味无穷，终生难忘。那个暑假返校后，一个新的学期又开始了。十月里，88 级医疗二系的班干部找到我请我为他们班的同学专门讲一次古典音乐欣赏。我很愉快地接受了。那次，我首先给同学们讲了交响乐队的结构、布局以及四大类乐器的特点和表现力，然后讲解了如何欣赏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和小提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和小提琴协奏曲。我相信这对那个年代的中国大多数非音乐专业类的大学生们来说都是非常陌生的领域。尽管如此，当我结束讲解时，同学们依然给了我非常热烈的掌声。在学校工会的支持下，在金教授的主导下，在爱乐小组各位成员的倾情努力下，这个欣赏会一直坚持着，令无数的医学生有机会聆听到这些伟大的音乐作品，并从讲解中认识到人类音乐艺术的发展史以及其中的那些伟大的作曲家。不仅如此，爱乐小组也吸引了更多青年学生的参加， 其中有 84 级医疗二系的王会民、85 级卫生系的黄敏、86 级德语医学班的张炼以及我所任辅导员的 87 级卫生系的杨燕涛和韩辉等。这一活动在武汉地区的高校中竖起了一根独特的标杆，也因此引起了媒体的注意。湖北电视台派了采编和摄影师等人前来采访。记得那天采访是在金教授的书房里，爱乐小组的成员都参加了，采访时气氛很热烈，提问和回答都很融洽和敏捷，首先还是要介绍当年的梁林夫妇以及同济大学的学子们在李庄参加音乐欣赏会、武汉医学院文革前的“夜花园”等的情景，然后回顾了自1985 年底重开这一欣赏会的缘由，以及学校工会组织对此的支持和资助，还有广大同济医科学子们参与的热情，由此在同济医科的校园里形成了一道难能可贵的文化风景。毫无疑问，这道风景持续的时间已远超当年在李庄的开启和“夜花园”。1990 年 11 月，中央交响乐团的常任指挥韩中杰先生应武汉交响乐团邀请来武汉指挥该乐团的一场演出。得知消息的我在征求了金教授和张教授的意见后，带着杨燕涛和韩辉两个学生去他下榻的旅馆拜访了他，我们向他介绍了同济校园的世界名曲音乐欣赏会及其历史渊源。他对我们的活动表示了极大的赞赏和鼓励，但也不无忧虑地指出在中国这样的活动还是很稀有，即使是普通的高等院校也都很难见，从政府到国民对待严肃音乐的认识都有待提高。他还说欣赏音乐不只是一种娱乐行为，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借此丰富国民的精神世界，促进人的创造力。拜访结束后， 年事已高的韩先生一直把我们送到住所的门口，望着我们远去的身影。那次谈话的中途时，韩先生还邀请我们去武汉交响乐团的排练厅观摩乐团的排练，我和那两位学生还真去现场观看了一下午的排练。这相当于听一场免费的演出，感受相当不错。事后我向金教授和张教授等汇报了对韩先生的拜访。1992 年底结婚前，金教授家又举办了一次家庭音乐欣赏会，那次我带着刚确立恋爱关系的女朋友去了。三十年过去了，现在的妻子对那次的家庭音乐聚会依然印象深刻，心怀感激。还记得婚后约半年左右，德国杜伊斯堡交响乐团应邀来武汉访问演出，在当时位于解放大道上的武汉剧院演出的曲目有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一号》和《第四交响曲》以及德沃夏克的《降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票价 200 元人民币一张，我买了两张和太太去听了这场音乐会。事后很快就发现两个人那个月的生活费已经远远不够了，不得不向朋友借钱度过了那个月。1997 年下半年。我跟随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统计教研室的余松林教授读完了卫生统计学的三年硕士学位课程、课题研究和论文答辩，并很快陷入了一个关于分段回归分析的统计问题的迷思和探索。到了下一年的三月最后六天里，我更是沉浸于当时自认的对该问题的最后解决，在办公室里连续奋战了六天六夜，几乎无眠，仅有过两三次非常短暂的打盹。当时，我知道我将要耗费一段艰苦的日子，于是，在开始前准备了一个小钢锅以及一些奶粉和鸡蛋，并在教研室的实验室里找了一个小电热炉，打算饿了就烧开水冲奶粉加鸡蛋喝。另一件重要的事则是把自己喜欢的几位西方古典音乐大师的 CD 音乐碟带到了办公室，就着电脑上的 CD 光驱戴着耳机播放音乐。正是这些伟大的音乐作品陪伴着我度过了那几天几夜，并促成了难以计数的新概念和新思想的诞生， 成为其后十多年里我最终完成自己在统计学领域的全部创造性工作的原始突破和精神动力。直到这时，我才真正领悟到韩中杰指挥所说的“音乐活动促进人的创造力”的真谛。我深刻地相信，如果没有那些音乐相伴随，我将无法度过那几乎无眠的六天六夜，也将不可能在阅读、思考和计算中获得那么多的灵感和思想的突破，而更有可能的是，我很可能无法战胜事后在个人心灵中萌发的某种足以摧毁我的整个精神世界的强大力量。我在统计学领域做了三件有创造性的工作。依照时间顺序，首先是在分段回归分析中破除了 对“最优化”算法的迷信，提出用加权期望算法取代最优化算法，因为最优化算子本质上是一个随 机测量，而任何随机变量的最大测量或最小测量在统计上是最不稳定的测量，因而不可“被期望”， 只有对中心期望的测量才是稳定可信的，由此提出了对分段回归分析中的临界点的加权期望估计 的算法。由于对临界点实行加权期望估计，因而可以轻松获得关于临界点的可信区间估计。但是，在现有的分段回归分析中，则是通过一个所谓的“强制连续性”的假定来解成对构建的联立方程组，以此获得对每个临界点的随机且单一的点值估计。在这一算法下，对每个临界点的可信区间估计因此陷入了困境，因为对任何一个统计量的可信区间估计需要有足够数量的随机样本点并且知道它们的分布形态以及分布的参数。有几位学者甚至尝试用经典的确定性数学的思维模式和逻辑程序证明这种随机的单点估计服从某种已知的分布类型，但都失败了，因为他们都忽视了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随机系统不可被人为假定其表现会如何。于是有人提出了用 bootstrap 法对已有的样本反复m次随机抽样，以便得到m个临界点，再通过这m个临界点的分布来得到它的可信区间估计。此方法目前被人翻译为自助法或自举法，而我更愿将它翻译为彼替法，即用另一个东西来取代一个东西，在统计学里就是用另一个随机变量来取代一个随机变量。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随机变量之间必须是等价的，替代才有意义；否则就是张冠李戴，狸猫换太子。此外，由于强制性地假定了两个相邻的分段模型在临界点处是“连续的”，也即两个随机的分 段模型在临界点处一定无分毫偏差地连接在一起，因此，在目前流行的统计算法中便不必考虑分段模型之间的连续性的概率推断问题。这显然违背了统计学处理随机事件的基本原理、逻辑和方法。即使总体中两个分段模型是连续的，但抽样条件下，它们之间在临界点处一定存在着一个连 接变异，也即两者不会总是在临界点处恰好连接在一起。至于这个连接变异有多大多小，是一个 完全随机的可变量，因而必须进行统计检验并据此做出概率推断。因此，这个所谓的“强制连续性” 假定就是人为地将这个随机可变的连接变异设定为 0。尽管人们在纯数学系统内习惯于使用假定来完成数学命题的推理论证，然而，面对随机系统，在统计学中随意使用这种无其它选项的假定很可能会铸下大错！可是，一旦取消了“强制连续性”的假定，则针对未知临界点解联立方程组的数学基础便不复存在，这令那些数学背景的统计学家们感到了无所适从，束手无策。我的第二个创造性发现正是由于在上述自己提出的关于临界点的加权期望估计的算法中存在一个瑕疵，它涉及到偏态分布中的期望估计。经过多年的冥思苦想和计算实践，一个有可能颠覆统计学中关于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期望估计的新算法于 2010 年 12 月 12 日在我的脑海中最终形成， 这就是为一个给定的连续型随机变量 X{xi}(i = 1, 2, …, n)构造了一个相对简单、合理且有综合性意义的权重 W{wi}。这个权重依然是一个连续型随机变量。由于它的计算完全基于给定的连续型随机变量 X{xi}，没有添加任何外来的数据或信息，因此，我称 W{wi}为 X{xi}的自权重。由于 W{wi} 是一般权重的表示符号，为以示区别，将自权重改用 C{ci}表示，一个 ci 表示的是第 i 个样本点对抽样分布的未知中心期望的贡献(contribution)。于是，关于 X{xi}的自加权期望估计的算法可以形如一般加权均数的公式：
而在每个人都熟悉的算术均数的计算公式中，我们实际上默认了每个样本点对分布的中心期望的贡献都相同，于是取 ci = 1：
这就是说，算术均数在算法上仅仅是自加权均数的一个特例。然而，直觉地看，在一个如下图所示的钟型正态分布曲线中，难道不是离分布的期望中心越近的点对该中心的贡献越大，而越是远离中心的点贡献越小吗？
为了想知道是否有人已经做了类似的工作，于是上网搜索，还真发现有人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使用了“自权重”这个术语，但是阅读文献后才知道，他们为 X{xi}定义的自权重就是它自己。于是关于 X{xi}的自加权期望的统计算法如下：
如果给定的随机变量 X{xi}是正态分布的，将其自权重 C{ci}作为纵坐标，X{xi}为横坐标，那么，三种算法对应的散点分布的趋势线将分别如下：
因此，只要我所定义的关于自权重的算法能够带给我们如上图中“对应公式(1)”的分布趋势线，那么，这个算法就基本上正确了。我做到了！为了利于直接比较所有连续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形态，我将其自权重 C{ci}的可测空间转化到[0, 1]范围内。更令人惊喜的是对于偏态分布的 X{xi}，这一算法也可以得到峰顶向左偏或向右偏的分布趋势线，并能将这类偏态分布的期望中心尽可能地估计在分布曲线的峰顶处，而算术均数毫无疑问将随机地偏离这些偏态分布曲线的峰顶，也即无法用数学定理式的算法确定其偏离的规律和程度！这也就是说，算术均数对于单峰分布是一个不稳定的、易发生随机偏离因而不可靠的统计量。因此，新的基于自权重上的期望估计必将优于基于算术均数的期望估计。至于公式(3)所对应的自权重定义，一般场合下可以放弃了。
由此可见，所谓的正态分布不过是包括常见偏态分布在内的所有单峰分布中的一个特例！那么，作为一门认知科学方法论的统计学应该将自己的理论基础建立在正态分布这一特例之上吗？显然不应该如此，而是应该将其建立在包括正态和偏态在内的一般单峰分布上。很显然，对于一个完全对称的分布，算术均数与自加权均数应该在数值上是相等的，而对于一个偏态分布，算术均数将无法将分布曲线的峰顶估计在正确的位置上，而是会偏离那个峰顶， 因而会带给我们一个有偏的估计，由此，在统计学中基于算术均数的 t 检验和方差分析乃至于回归分析都可能带给我们偏差。正是这个原因，t 检验和方差分析需要以正态性假定为前提，因而不能被使用在有偏态分布的情形下。然而，无论对于正态分布或偏态分布，自加权均数都能准确、可靠和稳定地将分布曲线的峰顶估计在正确的位置上。不仅如此，每个单峰分布都以分布的峰顶所对应的中心位置存在一个镜像分布，而这个镜像分布的期望和方差与原始分布完全一致。因此，更为重要的是，原始分布与其镜像分布的合并分布一定是一个完全对称的分布，且这个合并分布也与原始分布有着相同的期望和方差！这表明对于常见偏态分布我们总是可以基于自加权均数对其实现正态化！然而，正态化的结果并不改变给定的随机变量 X{xi}的可测空间、期望和方差这三个基本要素，从而，这一正态化成了不必要的、多余的计算和操作。由此，基于自权重和自加权均数的 t 检验和方差分析等原本不适用于偏态分布的参数检验法也就不再需要正态性假定作为使用的前提和条件了。在完成了以上两个重大突破后，我深感需要为统计学构建一套有着新思想的基础概念系统， 它应该直观、简单、成体系且相互之间能构成一个缜密的逻辑闭环。这个工作也基本完成了。当然，我不能断言它是完美无缺的。不过，曾有一位在美国读统计学博士学位课程的中国学生说， 看了我发布在一个统计论坛上的新概念系统后，对于统计学的理解茅塞顿开！在 1998~2000 年间，同济医科大学开始增加人文和艺术类的选修课程教育，社科部的王健老师受命组织这类课程的开设，于是他找到我，希望我能开设一门音乐欣赏的选修课，我答应了。于是，我在给公卫学院的本科生讲授《流行病学》、给临床医学生讲授《预防医学》中的统计学部分，以及给一个硕士研究生班讲授《医学统计学》的同时，还开讲了《音乐欣赏》的选修课。然而，那段时间最让我费神、整日魂牵梦萦的却是关于分段回归分析的逻辑和算法等问题， 并很快完成了两篇我认为给自己影响比较大的文章。一篇是 1999 年 9 月在《医学与哲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智慧的递进结构与认知的逻辑流程》，这是一篇关于纯哲学方法论的阐述。俗话说， “磨刀不误砍柴工”，又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这篇文章就是为日后思考统计学领域的问题做了方法学的准备。另一篇是关于“泛函化临界回归分割”的初稿，被 2000 年夏天在美国印第安纳州首府 Indianapolis 召开的“联合统计会议”(2000 Joint Statistical Meetings)收录并安排在大会第一天下午的“一般方法论”小组发言，因为我建立的算法确实与其他人都不一样。这次与会得到了中国教育部下属的国际会议和交流处的资金支持，因为那时的我只是一个小讲师，没有任何科研经费可以支持自己出席这一大型的国际统计学年会。从美国返回后，这篇初稿经过修改后很快被当年的《中国公共卫生杂志》采用，发表在当期的首篇。尽管它为解决其中所涉及的类似问题提供了一种可操作且有较好结果的统计算法，但这一算法确实存在着因不够成熟的思考导致的缺陷。这就是为何我后来出走美国的原因，因为我决计要完善它！现在，我终于可以说，我做到了！我尚在国内时，最后一次拜访金教授是出国前的 2001 年夏天，那时，他原先住的那栋二层小洋楼早已不在了，而是在原地建起了一栋高大得多的教师居住楼。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每套房应该是四室两厅，面积超过 150 平方米。正是由于这次拆建，我们有几年没在金教授家举办过家庭音乐欣赏会了。听说他搬家后，我就去拜访了他。那一次，我发现他的音乐藏品都变成了 CD 类，也是应有尽有。我们专心交流了一下西方古典音乐的各流派以及我们各自的喜好。金教授说他年长后偏爱巴赫、莫扎特以及更早的巴洛克音乐。而我则还是处在喜欢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时期。或许等我到了他的那个年龄，我的偏向会有所变迁。谁知道呢？如果说从 1984 年 5 月至出国后的前十多年里，我基本上不再听中国音乐，但是，最近的 5、6 年来，我却开始喜欢上中国音乐了，还经常用小提琴演奏一些自己自幼熟悉的近当代中国歌曲。此外，由于网络的便利，得以聆听过大量的中国音乐，包括古典的和近当代的，主要是器乐曲。毕竟，作为一个身在海外的中国人，对祖国的历史和文化需要沉心去了解、理解直至喜爱。如果 说西方有古典音乐，那么，中国能与之媲美的在我看来应该就是古典风格的诗词了。它们都是人 类精神文化和艺术宝库的顶峰。此外，我还认为，作为四大远古文明中唯一幸存和延绵至今的华 夏文明，中国留给世界的最伟大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历史、文化和文物，它们共同构成了历代中国 人深刻的灵魂。面对当今世界的纷乱，中国人最需要做的除了学习和吸收外部文明的优秀内容， 就是必须尽一切努力捍卫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文明，以便它能继续千秋万代地传承和延绵下去。我相信，人类一切伟大的创造和发明都有着相同的或相似的灵性和逻辑。每一部音乐作品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个性，尤其是西方古典音乐作品，它们体现了人类精神世界中最具灵性、活力并充满着激情和美感的创造力。如果一个人不能去创作音乐，那么，他应该可以从聆听音乐中去体验这种创造力，然后就有可能领悟甚至去模仿这种创造性。金教授的长子、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协和医院的血管外科专家金毕教授很想知道我听音乐和我完成的那些关于统计方面的研究有什么关系。我在微信里给他做了部分解答。我将这些内容展示在这里供读者了解和批评：“我觉得可能很难说音乐能直接与统计学方法发生某种融合关系。听音乐在我的科学探索过程中起到的主要是一种激发灵感和心理支撑的作用。这种作用对于我来说不是凭空想象或捏造的， 而是有着切身的体验。这在我在上面所说的那个六天六夜的艰难经历中有所提及。很多时候，一旦有个动机促发了一次思考的过程，我无法预先知道这个思考的最终目的会走向哪里，将发生什么结果。此时听音乐能让思考过程出现大量的新动机和灵感。然后我会努力在这些新东西和已有的东西之间寻找某种关联性。西方古典音乐的大型作品中一般都有着由旋律和节奏构成的丰富的动机、变奏（用统计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变异）、关联、发展和曲终（结果）。这其实与科学探索中的发现、思考并形成新的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另外，科学思考和突破性的探索不是枯燥乏味的，而是有可能充满着激情和痛苦。有音乐相伴时能让思考者获得重要的心理支撑。中华文明传统上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这其实就是一种崇尚理性和循规蹈矩。然而，科学探索恰恰相反，它需要反理性，不循规，不守旧，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获得突破性的思想成果。这里的‘反理性’不是真的不要理性或不要逻辑，而是对现有的基于前人科学探索的结论表示怀疑和敢于否定，由此提出新的更符合理性和逻辑的科学结论。1988 年的那个暑假我在九寨沟旅游时，有另外三个同伴，他们都是西南交大的学生，其中一位已于一年前毕业被分配到了武汉铁四院工作。进入九寨沟后，他们都下意识地要顺着里面已经为游客铺好的小路走。我喊住他们说，跟我走水边吧。其实水边没有路，且满是荆棘和灌木丛， 只能自己小心翼翼地开路，但是，我们看到的景色却是很不一般！所以，走了别人没走过的路，就会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科学探索和思考与这差不多。你要是能发现一个新概念，你就会看到思考的过程及其终点上不一样的风景。”一个人在科学领域可能会成为一个学问做得很好的大师，但是，如果只是做一个循规蹈矩的优秀学者是不太可能成为大师的。想要成为一个大师级的科学家，需要有生产新概念和新思想的能力。人类的科学史上仅有极少数的敏锐者和大胆者能够发现和领略到非凡的风景。一个人要想获得敏锐感和直觉感，多听伟大的音乐作品无疑是一条简单而又富有美感的路径。何乐不为呢？金教授能成长为麻醉学领域的国家级著名专家，这可能与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被贝多芬的音乐感动过有关。金毕在整理他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有金教授在 97 岁高龄时写下的一段话。从这段话里可知，他在 16 岁时就听到过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田园》，并因此有所感动。从这张小纸片上的文字还可以看出，让音乐融进他的生活不单纯是为了休闲娱乐，更多的是为了塑造个人的精神世界和个人品格，而这种精神世界和个人品格应该与他追求学术和真理的关系极其密切，只有好的个人品格才能助力一个人的学术成就。所以，我相信金教授以这张小纸片为他的后人们揭示了他一生中这一至关重要的人生秘诀。
如果说我在同济医科因遇到了袁建国老师、金士翱教授、张训桓教授和余松林教授等（当然， 还有很多给过我帮助和教诲的前辈、老师、同事和同学们，在此无法将他们的名字一一列出）是 我一生的幸运，那么，这些人在同济的聚集、存在、服务和贡献则是同济医科的幸运！祝福母校！愿金教授、温少曼老师和好友吴立以及早几年前去世的毕教授和张教授一路走好! 你们在去天堂的路上会有你们喜爱的音乐相伴，那是你们的幸运！最后，对金毕教授和陈英汉老师表达最衷心的感谢，他们为我提供了一些重要的信息和图片。美国印第安纳州卡梅尔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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