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翱教授是武汉同济医院麻醉科创始人，于我，金教授是身边的伟人、引路人，是精神灯塔。
我在 1988 年考入同济医科大学，就读的是第一届七年制研究生班。在大学一年级，我选修了“交响乐欣赏”这门选修课，记得那是在一个傍晚，一位个子不高、儒雅的老人家缓缓走进大教室，随即从录音机里流淌出德沃复克的《来自新大陆》，音乐播放之后，教授用富有磁性的嗓音介绍交响乐的基本知识。那一刻，我的灵魂被音乐感召；那一刻，我记住了那位老人家就是来自麻醉科的金士翱教授。
我们首届七年制研究生班采用的是严格的末位淘汰制，当时的规定是，即使大家成绩都不错，也有一定的比例被淘汰，因此，一群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战战兢兢、紧紧张张往前赶路，不敢有丝毫懈怠，也无暇了解学习以外的生活。这些“幸存者”到第五年是选择专业的时候了。出生理工科家庭的我，当时受到 ICU那种被仪器包围、仿佛在太空舱一般的神秘感吸引，希望选择 ICU 专业，可是当时同济医院的 ICU 已划归大内科，也没有博士点，让我颇为犹豫，记得一位在同济医院工作的亲戚指点道：同济的麻醉科很强，金士翱教授创办的麻醉科是全国最早的博士点之一，ICU 本身就是麻醉医生（后来得知就是我的导师田玉科教授在金士翱教授指导下）创办的，麻醉专业是不错的选择。我蓦然想起当时给我们讲授“交响乐欣赏”的那位温文尔雅的教授，一时间感到麻醉学与美妙的音乐和宁静的心境联系起来。就这样，冥冥中在金教授的感召下，我自觉地走进了麻醉学科的殿堂。作为田玉科教授的第一个硕士毕业生，我是与金教授的博士研究生、现在同济医院麻醉科主任罗爱林博士一同举行毕业答辩，邀请刘俊杰教授担任答辩主席。我的硕士论文在学术内容广度和深度上，与博士论文岂能相提并论，答辩前我心中的惶恐可想而知。没想到在答辩现场，金教授对我的选题、设计以及相对较短的时间完成有质量的研究做出高度肯定，教授的鼓励令我终生难忘。第一届七年制研究生班因一路严格的训练，在整个同济医科大学留下良好口碑，毕业留校几率也比较高，但不少同学未能留在自己中意的专业，我算是幸运儿中的幸运儿，留在同济医院麻醉科工作。在武汉举行麻醉学术会议，金教授常常带上我，并将我介绍给麻醉学界的著名教授们，如孙大金教授、杭燕南教授、曾邦雄教授、余金浦教授、黄海波教授、况铣教授等等，介绍的时候，金教授总是不吝夸奖：“这是第一届七年制研究生班的学生，他们英语都过了六级，专业英语也不错，并且她是自主选择做麻醉医生的。”让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医生感到很自豪。私底下，金教授常常鼓励我多读原版书籍、练习口语和听力，学习地道的英语。96 年，金教授伉俪受到苗宁、魏华锋、钱晖三位博士的邀请，到美国进行为期 20 余天的访问，令我特别惊喜的是，金教授邀请当时单身的我，住在他们家别墅楼里，名为看房子，实则享用教授家的音乐唱片、原版书籍等无尽的宝藏，就这样，那些天常常出现这样的情景，一个疲惫的住院医生，坐在教授家二楼的窗边，留声机里流淌出贝多芬、舒伯特的音乐，小医生慢慢恢复元气，又从书架上取出一本厚厚的书，展开细读，直至深夜……工作后，我心中仍然有个读博士的梦想。1998 年德中医学协会设立大众奖学金，在全国招收硕士毕业的临床医生，选送 8 人到德国攻读医学博士学位。金教授和我的导师田教授推荐我去参加考试，1998 年 9 月 23 日，来自全国各地的 30名考生由中德双方各 4 位专家组成专家小组进行面试，第二天公布成绩，我幸运地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去德国学习的机会。临行前，我去拜访金教授，金教授向我详细介绍国外生活的点点滴滴，其中，金教授讲的一个故事令我记忆犹新：武忠粥教授一行拜访德国同行，比预定时间提前了半小时到达，为避免唐突打扰对方，他们就在冰天雪地中等候了半小时，拍去一身积雪，再准时去摁响门铃……这个故事让我对如何践行礼仪、表达尊重，有了深刻的理解。在德国学习期间，德中医学协会会长 Hoepker 教授将我们这一批 8 名学生都请到他的家中，畅谈德国文化，介绍历史、人文风情，为鼓励我们学好德语，他特意全都是用德语讲，由于平时与金教授的接触中的知识积累，我大多数都理解了，并与 Hoepker 教授夫妇良好互动。在聊天时 Hoepker 教授提到，由于我们学习刻苦，按时完成德语培训，奖学金总金额略有盈余，可能增加一个学生的名额，我留意到这个消息，很快向金教授作了汇报，金教授经过德中医学协会申请，次年，促成了同济医院麻醉科的刘九红医生赴德国攻读博士学位 。2001 年 7 月，我按时完成学业，获得博士学位，从德国回到同济医院麻醉科。金教授又鼓励我申请加入九三学社，由金教授和田教授作为我的入社介绍人。这样，我顺利加入九三学社，此后在九三的活动中开阔了视野，获益良多。2003 年初，我与大学同班同学方光光医生打算走进婚姻的殿堂，婚前我带着未婚夫去拜访金教授。当得知小方同学的外公生前是同济医科大学生化教研室的教授、他母亲就是在同济医学院迁到四川李庄时出生的，金教授十分欣喜，拿出同济当年迁到李庄时的许多老照片，回忆起当年他和夫人在李庄读书、相识、相爱的故事，那天金教授显得特别高兴，跟我们谈了很久，临行前金教授携夫人毕教授把我们俩送到楼栋口，老两口给我们送上深切真诚的祝福。婚后，我随夫调到深圳工作，随后生下女儿，给金教授报喜，教授高兴之余，还叮嘱我，给孩子从小听音乐、培养音乐爱好。2006 年科室派我到山东省立医院进修疼痛诊疗，金教授得知后把我介绍给省立医院疼痛科创始人宋文阁教授、科主任傅志俭教授，尤其令人感动的是，金教授还嘱咐他的学生任杰主任，在生活上给我关心照顾，让我一个来自深圳的进修医生，在济南寒冷的冬天里，享受着春天般的温暖与呵护。每次回武汉，都会抽空去看望金教授。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 2008 年 5 月 12 号下午，我坐车前往金教授家，路上看到一些高层楼下聚集了不少人，听收音机里的新闻报道，可能发生地震，还误把“汶川”当成了“银川”，见到金教授以后的喜悦让我暂时忘掉新闻的事。只记得那次主要谈的内容，是我有全家一起去美国看看的打算，得到金教授的赞赏和鼓励，那次的交谈之后，从金教授家一出来，就得知四川汶川发生 8 级大地震的惊人消息。那一个下午被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相信绝大多数国人都对那个下午有清晰的记忆，就像 911、肯尼迪遇刺之于美国人 。在导师田教授的推荐一下，我按初衷联系到美国哈佛大学，于 2009 年到 2011年在哈佛大学 BWH 和波士顿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家三口在波士顿生活了一年多。每次逢年过节给金教授打电话，教授都会问候我先生和孩子，回国后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前去拜访教授，老人家十分开心，叮嘱我们我培养孩子的音乐素养，学好英语，在家多用英语和小孩交流。当听说我女儿说梦话是讲英语，老人家哈哈大笑，笑得像个孩子。老人家还特地问到，我家的汽车是什么品牌，当听说是德国系列的而不是日本系列的，老人家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2012 年底，我在几乎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医院任命为麻醉科副主任并主持科室工作，科室的管理工作千头万绪 ，我一时间应接不暇。记得 2013 年春节，我给金教授打电话拜年，金教授听出是我，问：“听说，你当主任啦？”隔着电话我仿佛看到金教授一如既往温和的笑容，我没想到教授这么快就知道了，赶紧解释“没有没有，还只是副主任主持工作”，教授和蔼地跟我讲，当主任要带着科室做学术研究，要想办法建立麻醉科的实验室，自己要在学会里多参加活动、争取组织活动，我一一记下。随着工作日益繁忙以及家人都定居于深圳，我回汉拜望教授的频次逐年稀少，但每年春节、教师节都会给教授致电问候，习惯了听到教授温和、安详、愉悦的声音。到 2020 年武汉疫情肆虐的那个春节，我在年初一的拜年电话中，从教授的声音里听出从未有过的不安，虽然教授讲他和阿姨处于隔离状态，封城下生活无忧、切断传播途径也做得很好，但我明白教授的声音是不同寻常的。我不放心，正月里再次电话，询问教授的生活物品、药品情况，教授才透露，平时长期服用十余种药品里，现在乳果糖已经快要断供，可同济、协和医院都在忙于抗疫，常规药品供应无法保障，我听了十分焦急，当天在深圳购买了一箱打算空运寄往武汉，去当时唯一的渠道邮局，又得知液体药品不予空运、陆路即使抵汉也没有快递运送，我一筹莫展，只好给武汉的同学、同门电话求助，最后，同济医院的徐卉师妹找到她药房的好朋友，直接取药送到金教授家门口，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2022 年 10 月底，教授的百岁寿辰将至，由于疫情，现场的庆典仪式无法确定。听说苗宁教授、魏华锋教授等海外学子，给教授举行视频生日会，我跟来自原湖北医科大学省人民医院的郑利民主任商量决定，我们在深圳受恩于教授的同道录制一段贺寿视频，聊表游子心意。郑利民主任讲到动情处热泪盈眶，他十分感激金教授帮助他获得赴日本留学的机会，因此改变了他的命运。2023 年元旦，我致电金教授家问候新年，家里没人，我顿时产生一丝不详的预感。元月 5 日凌晨三点左右，我突然醒来，无来由感到天旋地转，随后一阵剧吐，学医的我知道这是美尼尔氏综合征发作，但我此前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到 5 号早上八点得知金教授仙逝的噩耗，莫非，彼时是教授在向我告别？呜呼哀哉，教授走了，带着他的优雅，他的大爱，他伟岸的人格魅力。如今，空落落的，也已身为人师的我，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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