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高山科学经典，像山一样思考

2023-01-17 03:01

弥漫全球三年的新冠疫情开始进入尾声。三年中人类与病毒的博弈和斗争，给我们留下太多遗憾和思考。今天，新冠病毒还在变异，但病毒将永久留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学会与病毒一起共存。在与病毒的认知与博弈中，我们不断精进和反思。与新冠疫情斗争的三年，人类认识病毒的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值得我们去复盘和反思。今天的世界和中国更需要科学的精神，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素养的提升需要科学精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科学经典，像山一样思考。

我郑重推荐《高山科学经典》，与大师一起，读100本经典科学著作，培养自己的科学观。百余位科学家，用2年时间，为你解读100本科学经典。每周六20:00，锁定《高山科学经典》直播间！让科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高山科学经典》已经开播一段时间，我摘录科学经典著作中部分内容精华以及网上的书评和观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让我们通过几本书的观点和分享，一起来回味和领会科学大师的观点和思考。

西班牙大流感，这场流感传遍了世界，造成几千万死亡。直到多年以后，人类才知道西班牙大流感的元凶是一种病毒，它比细菌还要小得多。这也就意味着，当时依靠消毒水是无法消杀干净的。对病毒的继续研究，让人类在走出恐惧之后，也慢慢走出了傲慢。对于细菌和病毒，人类有了全新的研究，产生了新的价值观，不再像过去千百年一样把病菌当做敌人，而是回归科学、理性和常识。

病菌实际上是一套生态系统，而人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体，而是一整个生态系统。人体中有大量的细菌、病毒，没有它们，人类就无法生活。而这些生活在人体中的病菌，人类大多数还从未认识过。放眼整个生物圈，数量最为庞大的是植物和微生物，占地球所有生物的95%，而动物和其他原生生物则占不到5%，人只占所有生物的0.01%。微观上，细菌是寄生在人身上的，但在宏观上，人却寄生在它们身上。微寄生指的就是病菌寄生在人的身上，而巨寄生则是在生态系统上的寄生，包括人与人之间建立的寄生关系，以及病菌和文明之间的关系等等。从某种角度上说，枪炮、钢铁和病菌，人类历史与疾病、瘟疫从来都是相伴相生，共进退，同生共死的。

2019年12月，新冠病毒来袭。大自然再一次教训了人类，李文亮医生是第一个勇敢的吹哨人，可惜他却不幸离开了世界。他临走时，那句话遗言：“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个声音。”仍然在我们耳边回响。过去三年，从逝去的李文亮医生到千千万万付出艰辛的医生和基层工作者，全球为这场疫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灭活技术疫苗到辉瑞和BioNTech的mRNA技术疫苗，人类在科技领域不断攀升科学高峰。如今，我们有了更高效的mRNA疫苗和辉瑞的新冠特效药。但是，在对待病毒和防疫的科学问题上，我们需要反思，思考科学精神，学会如何与病毒相处。病毒是一个生态系统，人类社会本身也是一个生态系统，在自然环境中，人类不应该总是站在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我们应该站在人类与自然命运共同体角度，站在整个生态系统和科学的角度，像山一样思考。

《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之问”：

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年)提出“李约瑟之问”，他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而到了19世纪，骤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技术曾经如此领先的中国怎么就被落后的欧洲赶上了呢？

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中国著名科学泰斗钱学森曾提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与李约瑟难题同是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关怀。

科学哲学大师库恩说过：“把科学实体作为知识体系来考察，经常称之为‘内部方法’，这仍然是主要的形式。把科学家的活动作为一个更大文化范围中的社会集团来考察，经常称之为‘外部方法’，这是‘内部方法’最新的对立面。怎样把这二者结合起来，也许就是这个学科现在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而现在也已有了日益增多的解决迹象。”

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科技创新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重大作用，科技与市场经济的集合，迸发出巨大的生产力。思想的自由，创新的文化对于科技发展的先导作用，从而为我们破解“李约瑟之问”提供了理论指导。如果不突破传统文化中那些不利于创新的守成主义藩篱，将其中的精华转化为有益于现代创新的文化思想资源，社会的发展就很难有革命性变化。

GDP的总量虽然是中国科技发展的经济基础，但这还不是国家昌盛的根本。国家民族昌盛的根本一在于民众的精神和凝聚力、二在于从零到壹的底层技术的进步和创新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早日实现民族复兴。研究“李约瑟难题”的现实意义是明确的，那就是必须正视中华民族自身在创新文化层面的局限性，大力培育创新型的科技人才，发扬国人的科学精神，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今天，我们应该博大的胸怀去认识和吸收领先于我们的文化的精华，解放思想，挣脱对思想的束缚。在科学和民主的问题上，遵循自然规律和科学规律。国家技术的进步，最重要是在于思想的开放，而思想的开放最重要的是在于制度的创新、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对创新的包容及开放的程度。

《沙乡年鉴》，像山一样思考：

“清除了其牧场上的狼的牧牛人并未意识到，他取代了狼用以调整牛群数目以适应其牧场的工作。他不知道像山那样来思考。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了尘暴，河水把未来冲刷到大海去。我们大家都在为安全、繁荣、舒适、长寿和平静而奋斗着。鹿用轻快的四肢奋斗着，牧牛人用套圈和毒药奋斗着，政治家用笔，而我们大家则用机器、选票和美金。所有这一切带来的都是同一种东西：我们这一时代的和平。用这一点去衡量成就，全部是很好的，而且大概也是客观的思考所不可缺少的，不过，太多的安全似乎产生的仅仅是长远的危险。也许，这也就是梭罗的名言潜在的含义。这个世界的启示在荒野。大概，这也是狼的嗥叫中隐藏的内涵，它已被群山所理解，却还极少为人类所领悟。”

奥尔多·利奥波德（1887－1948），美国著名环境保护主义者，环保先驱人物，“保护野生生物之父”“美国野生生物管理之父”，被称为“美国的先知”，被称为“一个热心的观察家，一个敏锐的思想家，一个造诣极深的文学巨匠”。利奥波德长期从事林学和猎物管理研究。《沙乡年鉴》是他最著名的著作。这是一本随笔和哲学论文集，是他一生观察、经历和思考的结晶。在书中表达了生态伦理思想，提醒我们像山那样思考，去学会与大自然和谐共生，而不是带着傲慢和无知。 “我们蹂躏土地，是因为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属于我们的物品。”这其实是在叩问每一个良知尚存的人类，因为只有更多人能够学会和大地相处，提醒自己不是大地的主人，而是它的一员。渐渐享受到那种土地伦理视野下的共生美学，我们才能避免被自己所害。当我们领悟了与大地相处的伦理价值，并付诸实践，大地也会给我们温情的回报。

卡尔·萨根的《宇宙》观：

我们抬头看时，总是觉得星星遥远，但其实宇宙大爆炸时形成的原子就是形成我们身体的原子。所以星星并不远，因为我们就是星星本身。

我们DNA里的氮元素，我们牙齿里的钙元素，我们血液里的铁元素，还有我们吃掉的东西里的碳元素，都是曾经大爆炸时的万千星辰散落后组成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星辰。

从大爆炸的混沌到宇宙的秩序，我们有幸瞥见了质能之间最叹为观止的转换。在找到其他智慧生物前，人类就是这转换间最不可思议的产物。

你我皆为星辰之子，每一个细胞都书写着整个宇宙的历史，当你凝视自己，也望见了宇宙的轮廓。

没有物种可以永存，它们存世的时间或长或短，总归要走向消亡。

在广袤的空间和无限的时间中，能与你共享同一颗行星和同一段时光是我的荣幸。

宇宙中每一秒都有上千颗恒星诞生，像银河系一样莫名其妙的事物形成过千亿次。有时一个星体还没走完银河系的一半路程就在太空中爆炸，我们能在这里活着，此刻，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判断我们是否进步，要看我们是否有提问的勇气以及解答问题的深度，还有我们对真相的接纳，而非那些让人感觉良好的东西。

我们成功地（从外太空）拍到这张照片，细心再看，你会看见一个小点。就是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就是我们。在这个小点上，每个你爱的人、每个你认识的人、每个你曾经听过的人，以及每个曾经存在的人，都在那里过完一生。这里集合了一切的欢喜与苦难，数千个自信的宗教、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学说，每个猎人和搜寻者、每个英雄和懦夫、每个文明的创造者与毁灭者、每个国王与农夫、每对相恋中的年轻爱侣、每个充满希望的孩子、每对父母、发明家和探险家，每个教授道德的老师、每个贪污政客、每个超级巨星、每个至高无上的领袖、每个人类历史上的圣人与罪人，都住在这里――一粒悬浮在阳光下的微尘。

从宇宙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关注无关紧要，甚至微不足道。但这个物种年轻、好奇、勇敢，而且充满希望。

医学和农业的进步所挽救的人命比死于历史上各种战争中的人的总和要多的多。运输和通讯的进步以及娱乐业改变了世界并将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科学之剑是两面有刃的，它令人畏惧的力量使所有人，包括政治家，当然特别是科学家，必须肩负一种新的责任，那就是，一定要从全球和超越时代的角度，对技术所带来的长期后果给予更多的关注，竭力避免对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依恋。犯错误的代价太昂贵了。

在探索自然的过程中，科学总是能够探索出自然所具有的令人尊崇和敬畏之处。理解的行为本身，就是对人类加入和溶入到宇宙之壮美之中的一种盛赞（即使是在极小的程度上的加入）。

当科学与大自然相遇时，科学就必然会使人产生对大自然的敬畏的感觉。对大自然的真正的理解的行为是与自然的结合和融合的欢庆，即使是在很小程度上的结合也能使人感受到宇宙的宏伟和壮观。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积累起来的世界范围内的知识体系使科学变成了跨国界、跨时代的超越所有界限的理智的东西。

美国天文学家、天体物理学家，卡尔·萨根的《宇宙》观，让我们震撼，他的目光总是盯向远方，盯向人类的未来。“宇宙比任何人所能想像的还要大，如果只有我们，那就太浪费空间了。”如果自己从整个宇宙的视角，看待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会觉得我们实在是狭隘至极。生活中的那些所谓烦恼，根本不值一提。宇宙从大爆炸至今已有138亿年，46亿年前地球形成，40亿年前地球开始出现原始生命，并最终形成了地球生物的核心分子DNA。而人类的历史就更短了，只有几万年。从任何一个尺度来看，我们人类的一生都极其短暂。宇宙是神奇的地方，它诞生了生命，但它同样毁灭星系、恒星与行星。宇宙既不仁慈，也不恶毒，只是对我们这样的小东西漠不关心。

而人类之所以能够存在和继续生存，是诸多幸运的综合结果。所以，我们存在着就是最大的幸事了，生活中遇到的所有你喜欢、讨厌、厌恶甚至想毁灭的人、生物都是自己的同胞，和自己有相同的基因。我们和所有的动植物、细菌病毒都是同源的。“不同生物的基因信息库重合度很高，这提醒了我们万物同源”。我们都是DNA“脱氧核糖核酸”演化而来，这是地球上所有生物的遗传密码。既然如此，就接受所有遇到的生物，这些都是地球演化的结果，存在已是幸运至极。可是，身为凡人的我们，很难如此达观。

贝塔朗菲的《生命问题——现代生物学思想评价》

卡尔·萨根说，我们皆由星辰所铸。是说我们同星辰风沙一样，都是由微观粒子组成的。如此一来，很多人便提出一种观点，认为生命现象可以用适用于微观粒子的、确定的基本物理定律来解释，即整体等于部分之和。但问题来了，没有生命的微观粒子组合在一起，如何就产生了有思想、有意志的活物呢？

奥地利现代理论生物学家、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总结了20世纪上半叶物理学、心理学、生物学、哲学等领域中的新的思想成果，提出了第三种观点——一般系统论。

这个观点兼具全面性、系统性和普遍性，仿佛打开了“上帝视角”，对细胞学、遗传学、组织学、胚胎学、生理学、进化论、生态学的理论问题提出了新见解。贝塔朗菲在《生命问题》中说：“在一个系统中，各种力互相平衡，因此，它们的共存导致了抵制破坏的相对稳定的结构。同时，每个有限的系统是更高系统的成员，同时它本身包含着更小的系统。这种内含物不只是一种被动的囊状物而是相互依存的。较低序列系统的某些活动在较高系统的整合中起作用。反过来，较高系统的某些活动共同决定着较低系统的活动。生物体现了力的系统最复杂的构型。相互作用在其中是基本的；相互作用使所有部分过程整合为整体，并由系统规律支配这些过程的协同作用。”

从一滴微小的、几乎均一的原生质中产生出具有几万亿个细胞、无数器官和功能的动物的奇妙结构。在神奇的胚胎发育过程中，我们碰到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从古代起就一直成为有机生命理论和哲学的中心。无论如何、我们被迫在知识的一切领域中运用‘整体’或者‘系统’来处理复杂性问题，这将是对科学思维的一个根本改造。强调把生物作为一个整体或系统来考虑。我们不仅必须考虑有机体的各个部分和个别过程，而且必须考虑它们共同的相互作用和支配这些相互作用的规律。生命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这些复杂系统的协调和相互作用，没有这个相互作用，生命也就不再是生命。贝塔朗菲在这么多年前就能超越性地认识到这一点，更是伟大的。

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

为何欧亚文明最终可以存活下来并战胜其他文明，其核心结论是“各族群的历史循着不同的轨迹展开，是环境因素而非生物差异造成的。” 贾雷德·戴蒙德认为，粮食生产是世界各民族发展差异的终极原因，而技术、病菌、组织、文字等是直接因素。技术、病菌、组织、文字这四个直接因素虽然带来了社会发展的优势，帮助西班牙征服者获得了一场史诗级的胜利，但是在戴蒙德看来，这四个因素并非终极因，继续向上追溯可以发现，“食物生产及社会间的竞争与兼并，都是终极因，征服的各种近因（病菌、文字、技术、集权政治组织）都是从终极因发展出来的，其间的因果链在细节上各不相同，但是全部涉及密集的人口与定居的生活形态。由于那些终极因在各大洲上有不同的发展模式，故而各大洲上的征服近因也有不同的发展。

戴蒙德认为，就因为中国是一个大一统国家。皇帝的一句话，就可以完全阻断技术的创新和进步。欧洲小国林立，相互竞争，每个国家都是一个创新中心。正是因为欧洲的分裂，哥伦布才能在多次失败之后，最终说服一位君主资助他出海。一旦某个国家采纳了一个发明并且获得成效，那其他各地立刻争相效仿，不然就将会落伍或被淘汰。欧洲的地理非常破碎，人口稀疏，统治成本很高，古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即便有强人出现能短暂统一，但很快又会瓦解。因此在欧洲从未像中国一样，出现一个能够决定全欧洲命运的统治者。

中国历代文人都格外关注人伦社会问题，压制内部竞争，致使自然科学完全偏废。这某种意义上说，回答了“李约瑟之问”。一个民族的文化一定是与它的生存处境紧密相连的，我们今天看到各民族文化纷繁复杂，枝繁叶茂，但在一个文化的奠基之初，一定是要能对本民族的生存构成维护，文化就是生存本身。这一切的一切，早在文明诞生以前就已然注定了。

《枪炮、病菌与钢铁》戴蒙德一再告诉我们： “各族群的历史循着不同的轨迹开展，那是环境而非生物差异造成的。”换言之，各大陆地理环境的差异最终导致了现代世界各个民族间巨大的发展差异—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了食物生产的地理差异，包括食物生产起源的地理差异，以及食物生产传播速度和质量的差异；食物生产这一终极因进一步导致了技术、病菌、文字、政治的差异，从而构成一条完整的因果链，决定了世界各民族不同的发展路径。各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轨迹展开，终极原因是环境的塑造，而非人为的选择，从大尺度上来看，这就是支配人类社会发展的“天道”。

历史系统有其终极的确定性，即历史发展有基本的规律可循；历史系统也有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亦即这一规律适用的条件是不可预测的。人类各族群通过征服、流行病与灭族行动而互动的历史，就是塑造现代世界的力量。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制度选择对于各国历史的轨迹的影响非常大。

回望历史，从自新石器时代就纠缠人类的肺结核，到昔日堪比核战的黑死病，从不断“升级突变”的新冠肺炎，到天花的“近亲”猴痘。介绍了它们的萌生、发展、消亡以及带给人类的历史影响，展现了人类面对疾病从历史上的蒙昧无知到近代以来的科学防疫的转变。瘟疫背后隐藏的事实，即公众对科学管控传染病的参与与认知上的不足，所以人类必须认识到传染性疾病暴发的不可预料性，必须学会与各种突发的传染性疾病智慧地共存。社会应该培养一种理性应对风险的文化。从过去的鼠疫到如今的各种流行病，许多事例都已经证明，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危机时期，社会的反应、恐慌和谣言都会对传染性疾病的管控产生关键影响。

几千年来，人类在与瘟疫的斗争中逐渐放下了恐惧，也放下了傲慢，甚至放下了“斗争”。实际上，每一次瘟疫过去，都有文明衰落，也有文明兴起。21世纪的人类，已经应该拥有一种面对瘟疫的理性、坦然和敬畏，该懂得其是什么，如何与其相处，如何尽可能多地挽救生命。遗憾的是，COVID-19的大流行仍然暴露出许多人、政府和组织的无知、恐惧和傲慢，并像历史过去上演的那样为自己的无知、恐惧和傲慢付出代价。最后，懂得反思、吸取教训的国家、民族或文明会胜出，而其他的则会被淘汰。

历史循环往复，太多鲜活的生命淹没在那场令人胆寒的瘟疫中，然而人类又是如此善于遗忘，曾经的创伤仿佛早已从集体记忆中清除。当我们回望这发生在100多年前的种种情形，才发现，我们今日正在经受的一切并不陌生，书中记录的场景今天依旧历历在目，封城、全民戴口罩、哄抢物资、漫天谣言……那场西班牙大流感至今仍有很多未解之谜，带走了无数人的生命，它才渐渐消失，恰如今天一般。

人类传染病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繁衍和生存的历史。历史上的每次大流行，都让我们备感谦卑与警觉。不因为疫情恶化而全面封堵，而是相信医学、相信常识、相信社会与国民会基于科学理性的认知，齐心一致共同面对疫情的来袭。我们和病菌都是一个星球上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人永远都不可能战胜病菌，这些瘟疫时刻提醒人类何以为人，人类需要与病毒永远共处下去。

疫情终将过去，繁华必将如常。历史总是循环往复，接下来，我们又要一如往常继续奋斗，面对新的生活。但过去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忘记。今天，中国和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我们更需要用科学的思想和科学的精神去武装自己，像山一样思考，从自己做起，跟着大师，从阅读科学经典开始，让理性战胜冲动，让科学战胜愚昧。

让科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让阅读陪伴自己一生。我郑重推荐《高山科学经典》，与大师一起，读100本经典科学著作，培养自己的科学观。百余位科学家，用2年时间，为你解读100本科学经典。每周六20:00，锁定《高山科学经典》直播间！~（作者：杨晨晔常熟世界联合学院United World College Chang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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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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