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开完年会，同事问我怎么回家，我说那可就复杂了，我得先去机场，从北京飞回重庆，然后去火车站转高铁到万州，再坐大巴回县里，到了县里，再搭面包车到镇上，并视运气好坏，看是否需要坐摩托车回村。

同事点评，“这是我小时候的回家路啊。”的确，这也很像网友们说的，坐在乡村小巴超载的车头上时，你就知道你回家了。

但如果真要细究，这还真不是我小时候的回家路，因为那时我走不了这么远。甚至当这条路反过来时，也就是当一个偏远农村的女孩，要从村里来到县城，去到省城，乃至更遥远的地方时，这趟旅程远更漫长、细碎、曲折。这样的旅程，使我最终成了家里的“神秘亲戚”。

我来自一个非常偏远的农村，我以前经常向我的大学同学形容，我们县是重庆的边缘区县，我们镇又是我们县里的边缘乡镇，而我们村，还是我们乡里的边缘村社。总之，老少边穷的典型形象。

而如今，我在北京做一份白领工作，有机会拿到北京户口，工作10年，努力跳一跳，甚至能在北京的洼地小区买个小房子。按老家的常规标准，应该也算是较为体面人士了。

的确，在老家我曾是讨人喜欢的那一类孩子，读书好，听话懂事。不过事到如今，我的形象经历了断崖式下跌，作为一个30多岁还未婚未育的女性，用我妈的话说，“年年过年，一个大姑娘回家，别人问起来，我都羞于回答。”

10年前的作者家乡（作者供图）

这话不动听，但反应了我妈受到的巨大舆论压力。我的小学和初中同学就不说了，无论男生女生，都早已结婚生子，还有同学的孩子已经小学毕业了。高中同学里，我妈对我的室友们比较了解，常常向我打听她们的人生动向，于是她知道，除了我，最晚的一个也在去年有了孩子。

我高中同学的情况格外值得说一说。那时我们读县一中，理科班，一个班60来人，女生占1/3不到，这当中绝大部分又来自县城，全班只有6个女生需要寄读。而室友里，有两个与我的求学路径格外相似：我们都来自乡镇，都是留守儿童，都是从村小到乡镇再到县城的经典困难升学模式。后来她俩一个考了一所华东985学校，一个考了邻省211，大学毕业后，则一个留在上海的互联网大厂工作，一个去了深圳的外企。

不过她们分别在毕业的第三年和第四年有了孩子，做了全职妈妈，如今都响应号召，完成了二胎计划。成为全职妈妈是迫不得已，她们的娘家父母都还在抚养更年幼的弟弟，婆家父母则还在工作，他们的小家庭必须有一个人全职带娃。

两个室友中，其中一个我们至今联系频繁，她的丈夫就是我们的高中同学，他高中时学习远不如我室友，复读后考了一所三本学校，后来又考上了一所二本学校的研究生，并在毕业后进入了IT行业。但他的薪水比我室友高，也顾家，于是我室友退出职场成了家庭最优解。

前段时间，豆瓣上有个火热的话题，叫“聊一聊你家的神秘亲戚”，话题引导语里写，“每个人小时候都有一个神秘亲戚。他们只存在于长辈口中，不知道在干啥，只知道在远方工作。只有过年才出现一次，总会带些新奇的玩意给你。你有没有这样的神秘亲戚？”

环顾了从小到大的伙伴们的人生路径后，和很多网友一样，我惊奇地发现，我本人正是这样的神秘亲戚，且我的神秘性里，大概还要加上一条，“也不结婚，也不生孩子”。

说起来，成为“神秘亲戚”的路径还挺曲折的。

我的小学是在村小读的，很多同学离学校非常远，每天要走一个多小时山路上学。冬天早上，大家会成群结队打着火把穿过寂静群山。孩子们一般都是独自上路，也偶有不同，比如舅舅家的村里就有条土狗，米黄色的毛，温顺亲人，每天会陪孩子们去上学，然后独自在镇上晃悠一圈再回家。土狗有时去屠夫的铺子里吃肉，而它又没有钱，当然会挨揍，有一次颅顶被人开了瓢，留下一个永久的光秃秃的疤，像二郎神的第三只眼。

我的初中是在乡里中心小学的附属中学读的。这样的附属显得奇怪，其实是因为太偏远，学生有的辍学，有的去县里读书，于是生源稀薄，无法建成完全中学，只好附属在小学里。

好在初中有了寄读，每周只需往返一次。周五人多，大家一起从学校出发，漫山遍野，打打闹闹，是轻松愉快的放学时刻。上学本来也可以很快乐的，比如一些男孩子，中午从家里出发，晚上才上课，他们就常常偷摘别人家的果子，然后中途躲在山洞里打扑克、喝酒，踩点进校。

但我没有体会过这样的快乐。我当时读重点班，周六下午就得返校，几乎没有同伴。走的荒地小路大部分渺无人烟，而那时我又听了许多乡野奇谈，比如传说有些单门独户的人家，男人出门打工，女人留守在家，就在枕头下搁一把菜刀，防抢防盗；还传说隔壁乡镇有人疯掉，杀了家中父母，四乡八野乱窜；甚至也有传说，小女孩子被拉到油菜田或玉米田里，被那个了（这是一个含糊其辞的形容，但基本上所有人都听得懂）。

这些传说似真似假，停留在我青春期的脑海里，带来结结实实的恐惧。我一般会和寥寥几个同班女生约在一个岔路集合，结伴上学。岔路以前，是人烟密集的聚居地，再往后，就踏上了漫漫山路。

既然是预先约定，那就难免常常临时出状况，大家又没有手机，无法联络，只能在岔路口焦灼而无望地等待，同时眼看着天变得越来越黑。等不到约定的同学时，我就以赴难的决心，独自往前。这种恐惧在初二时达到顶峰。那年秋天，上学路上的松树林里，有捡蘑菇的人发现无名尸体。

所以对我们那里的男生来说，成年的标志之一，就是学会骑摩托车，可以独自上街，甚至进城；女孩子成年的标志之一，则是有召之即来的男孩子为她提供摩托车后座。那不但是免于体力劳累的诱惑，更是免于恐惧，免于听天由命的诱惑。我的很多同学，就是在那之后，直接从乡镇走向了长三角珠三角的工地上，工厂里。

我则在考上县里的重点中学后，缓慢地把乡镇到县城的路再走了三年。说走，当然不太确切，因为长达三四十公里的路，必然得坐车了。但坐车过于麻烦，且贵，且耗时，我基本每个月回家一次。

耗时是最主要的，比如周五放学时，村里的客运车早就收班，我就需要先坐公交到一个大镇，再从这个大镇坐摩托回家。理论上，周日返校，也可以再反向如此操作。但坐摩托车是一对一服务，当然较贵，客运车打包发人，就便宜得多，于是我大多时候坐的是客运车。

说是客运车，其实是村里人私营的一辆厢式货车，平时拉货，周末送学生，车头里有两排座位，司机可以层层叠叠往里塞10来人，实在码不下的，再塞进车厢。准坐几人的概念，那是没有的，但如此惊天动地超载，势必只能赶在县城交警上班之前进城了。

于是我们坐的车最迟五点得从村里出发，又因为没有具体的准头，所以要坐车的日子，我一般早上4点就起床，收拾好在路边等着。常常是爷爷叫我起床，然后陪我等着，冬天的时候，他会生好火炉，和我围炉而坐。为了省电，我们会关掉电灯，在黑暗里沉默地枯坐，看着火炉里的艳艳火苗，把空气烘得干燥暖热，再照出我们各自隐没在黑暗中的脸。货车过来时，会提前按喇叭，按得悠长绵密，有大江大河里夜泊客船的气韵。

因为太困，这样的清晨往往吃不下饭，只能空腹上车，而车里味道既难闻，又兼是土路，大转弯一个接一个，每次坐车，我总吐得昏天黑地，上车第一件事，就是找司机要塑料袋。

因为出发早，到达县城后，学校里的宿舍大门还没开，我就常常去网吧里消磨时间。好在我既没有变成网瘾少年，也没有沉迷网恋，反而打怪升级，顺利去了成都上大学。

像现在一样，读大学，我也是到万州去坐火车。万州原名万县，是一座历史悠久的老川东码头城市，对我来说，也是一座真正与远方相关的大城市。不过后来，每当我向别人提起万州时，大家第一反应总是万州烤鱼。我才知道，哦，原来这里只是一个小地方。

其实我在路过万州的那些年里，从不知道这里的烤鱼很出名，就像别人提起重庆火锅，我总要解释，作为一个偏远山区的农村人，在我上高中以前，我从未吃过火锅。毕竟这种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在川渝地区流行起来的烹饪或者说食物形式，属于商品经济发达以后的都市生活，而非乡土。

那时从万州到成都只有绿皮火车，我记得要走翻山越岭走7个多小时，晚上9点多出发，凌晨5点左右到达。因为舍不得买卧铺，大学三年多，我都是坐硬座。直到大四时敲定了工作，开始入职实习，有了稳定收入，那次过年回学校，我依然买的是硬座，但上车后，当乘务员沿过道叫卖“升舱”服务时，我很干脆地站起来，跟着他第一次走进了火车卧铺车厢。

我现在对坐硬座的辛苦已经没什么身体记忆了，却清晰地记得大四第一次坐卧铺时，那种因为花自己的钱而毫无负担的轻松畅快。对我来说，那是一个长大成人的重大时刻，就像我少年时的小伙伴们独立骑摩托车上路的时刻一样。

在我长大成人的过程里，家里的一切都在经历变化，山上退耕还林，早就不是我记忆里的模样，家门前的河流改了道，建起了人口更集中的新农村，走在路上，大多数人我竟然都已不认识。

但说来奇怪，反而是从我读高中开始的私营车车主，至今仍是同一个，只不过货车换了面包车。甚至在镇上零散揽客的摩托车主也是同一个，只不过老了许多。坐上他们的车，居然成了我确证回家的主要参考坐标。

在格格不入的回家路上，我曾一直以为，我这样的“神秘亲戚”是不受欢迎的，但去年我堂哥的女儿高考，居然在填志愿之前，突然联系我，想听听我的意见，此前我们基本上从无联系。

她让我想起奶奶，在她去年去世前，有一次我们聊天，奶奶突然说，如果我生在你们这个年代，我就不结婚，出门云游去。她的话使我大吃一惊，因为奶奶一生守中持正，是标准的贤妻良母形象，她在80岁以前，甚至没有去过县里。

原来她也想当“神秘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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