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阳康”后，我成了半个呼吸科医生
不得不说，因为新冠疫情，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全民学医的浪潮。从感染到“阳康”，抢药、治疗、愈后康复，这些过程中，许多人自学了大量医学知识，几乎让人成为了小半个呼吸科医生。
在节目《每个人的疾病课》的发刊词里，主讲人王兴医生提过一个词，叫“医学生综合征”。意思是刚刚学医或者接触医疗知识时，没有那么多经验，每看到一个疾病的描述，就总会往自个儿身上套用，而且总是越想越觉得自己是真的得病了。
这其实是每个医学生都必须要经历的过程，ta需要看足够多的病人，才能够有经验上的鉴别，比如判断哪些是真的身体问题，哪些没问题。
但现在是——“全民医学生综合症”，尤其是最近被谈论得很多的跟新冠相关的“白肺”、脑雾、心肌炎等。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症状描述，几乎所有人都会觉得是自己得病了，而且担心会很严重，这是我们正在经历的阶段。
今天的内容，来自王兴医生真诚的分享，不只是作为一位医生，也更是作为一位同样不断在学习和成长的普通人，他将从关于新冠的种种讨论出发，谈一谈我们目前遭遇的现实，一些对于疾病和医疗误区与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用药，又怎样能通过这场疫情，获得更接近医生的思维。
01.
每个家庭都在“瞎折腾”吗？
很多评论说，这场疫情里，每个家庭都在“瞎折腾”。
但我想说，这实际上和我们医生学医的过程是非常相似的。
尤其以这次的疫情为例，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朋友圈看作是一个人，通过不同阶段流行的舆论话语，几乎可以视作对一个人发生的认知变化的观察。
在焦虑驱使下，先经过了一些中成药的供不应求，慢慢地大家看见症状严重的人多了，身边的病人也多了，就开始出现退热药、丙球蛋白、Paxlovid等药物断货了。
整个朋友圈和舆论场都非常撕裂，有吃这个的，有信那个的，也有互相攻击的，而且朋友圈的黄牛也是层出不穷，每天卖的东西还都不一样。
慢慢的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讨论，比如连用不同退烧药造成肝衰竭甚至被送进ICU，也知晓了许多中成药、感冒药里都包含退热成分。
之后的讨论热点落到了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的差异比较，从细节上应该怎么选择药物；然后到吃药的体温阈值到底要不要以38.5°C作为标准；再进展到我们能不能提前应用退热药物。
到现在，大家在关注的是俯卧位吸氧、“阳康”后自我监测、必要的CT筛查。所以如果把朋友圈当作一个人来看的话，他是有成长的。
有人说，为什么这些应对感冒应有的知识，我们才开始正经地一起学习？常识的普及，需要一个怎样的过程？
首先，我们之前没有这样的大面积学习，流行疾病的传播其实也像考试一样，这次是“全民统考”，以前流行的疾病，每个人可能考的科目不一样，有些人考理科，有些人考文科，时间还都不一样。
一般认为，这次流行的病毒感染系数(R0)大概是20，它可以让几乎所有人在同一时间全部感染。不像之前的冬季感冒、流行感冒等，相对来说是零星的、散发的，医疗资源也没有那么紧张。我们回想一下疫情前，如果一个人感染了流感，他不需要去考虑，医院不接受自己的情况会发生，那时候是可以随时去医院求助医生的。
到现在，每个人被迫地要自己去了解、甚至去治疗，这本来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它是无奈的，也是被动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每个人都要经历螺旋式的认知上升过程。包括我在内都在学习，因为这个疾病是新的，我们获取的学习资料也是有限的，都是同一份。
02.
学医的试炼
你看，其实每个人、每个家庭，也像刚刚进科第一天值班的小大夫一样，会遇到很多问题。
每个医生都经历过第一次值班，我也是，刚刚值班的医生一般都会有些特质。
第一，会胆小怕事，反复地找上级医生。比如像我们科室有患者肋骨骨折，有一线（医生）去了之后就会把我叫过去，患者一说自己头晕，他就担心患者会不会有内在的肋骨损伤或肺出血造成的休克。
但凡患者说自己有点胸闷，医生就会担心是不是发生了心梗？所以最开始时如果他拿不准，看到胸闷的患者，他就第一反应就想全套检查，比如查心肌酶、心电图、超声心动、冠脉CT，甚至冠脉造影他都可能会考虑。
因为刚开始值班的医生，可能还没法鉴别。更重要的是，刚开始走入这个行业的人，非常害怕“万一”、一个事故给大家造成的损伤。
第二个特质是，刚值班的小大夫总会感觉做点什么比不做更安全。这其实也是一种本能，我前段时间出门诊的时候，有很多人挂外科，因为呼吸内科和心内科挂满了挂不上，所以转诊到外科帮忙看一下。
许多人一来就要开药，比如消炎药、抗生素、咳嗽药这些，有时我说不用，确实没有什么肺炎和严重问题，但有患者会说岁数大了，害怕，怕不用药就扛不住。刚值班的大夫也常常会有这种心理，总想给患者用些什么。
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坐飞机，碰到一个患者说自己胸闷，空姐召唤医生去帮忙诊断。我看患者症状很典型，像是心绞痛，我就建议他含服硝酸肝油。
但如果是现在的我，肯定要先给他量个血压，再观望5到10分钟。一般情况下，轻的心绞痛或者心肌缺血，患者会主动康复或者缓解的，含不含硝酸甘油都会缓解。但如果这段时间后患者症状还在加重，这时候含硝酸甘油也未必能够缓解问题。
但是如果患者发生的胸闷不是因为心绞痛，而是别的原因，比如像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破裂，有可能含服硝酸甘油就会加重他的低血压休克，会出现更严重、更致命的问题。
所以一个医生当值过很多次班之后，才会有一种基本的辨别能力，也会克制这两个特质：一个是胆小怕事，另一个是总要干点什么。
这次疫情，基本就可以等同为全民都在进行一场学医的试炼。很多人也会说，你是医生不会害怕，你总会觉得新冠没什么，但我们大众确实感觉很恐慌。
现在的（信息）鱼龙混杂，就举心肌炎的例子，有的医学up主说这不是运动引起的，是患者本身就有的，只是运动跟得了奥密克戎之后，加重和诱发了原来的心肌炎；但一些很专业的医学公众号，也还是会说我们要小心等等。感觉现在想找到一个靠谱的科普都很困难。
就像我在之前的节目里说的，这还是一种“微信咨询困境”。
对于个案、具体的人，我可以给一些医学建议。因为我看了你的片子和检查结果，结合你的情况跟既往基础疾病，我可以给一个综合的建议，到底是在家里休息还是去医院甚至是住院。但凡把这个问题放大到几万、几十万，甚至上亿的人身上，一个小小的问题就会被无限地放大。
比如有1亿个人问，新冠之后会不会有心肌炎，要不要去医院查心肌酶？如果斩钉截铁地说不用，1亿人里面必定会有几个人因为这句话付出生命代价。所以所有的医生，在这种情况下都没办法给出一个“客观”的适用所有人的结论。
我也没法避免这个问题，也有家人问我要不要去查心肌酶，因为他看到了别家孩子去上足球班，培训机构要求检查。我后来建议说，如果没有问题也没有症状，不用刻意去查，培训机构要检查，多半是因为免责价值大于实际意义。
就像我们医生的成长过程一样，多接触几个心梗的患者，多接触几个新冠的病人，很多时候就会感觉——
原来是这样、原来没有问题、原来可以观察。而不是一看微信的推送，看到一些极端的案例和新闻，就直接让所有人去测心肌酶。我们会慢慢地回归理性，知道很多问题是个小概率事件，当然态度上要重视，比如加强观察，但行动上就不会过于激进了。
03.
医生往往也没有标准答案
很多人认为这种“全民学医风潮”不能叫作学医，因为真正的医生都是理性、专业的。但其实我个人认为，医生的想法和你虽然在具体问题上会有差别，但真的不是智力上的差距，人都是一样的。普通人也可以像医生一样，通过掌握一些医学知识，至少在一个小的领域内提高医学认知，甚至和医生是相近的认知。
这里我就要开始祛魅了——
首先，医生也不像很多人想象一样，任何事情都是按指南做的，好像每一个医生碰到每一个疾病，就应该有一种结论才对。但其实不是，医生也有自己的个人经验主义。比如之前在医院查房的时候，碰到一些患者的问题，听某些年长的大夫会说用激素。老实说有时候也找不到一条确切的理由，认为用激素是有道理的、有证据的。但没办法，这就是一种个人经验。
很多时候，人们觉得诊断一个疾病是非常专业客观的事，但如果你听一听查房就知道了，对于一些比较疑难的问题，通常都是讨论一个小时都没有结果的。最后感觉就像狼人杀一样，每个专家的发言都是我觉得像什么，最后一般会选择一个支持率最高的方案先试试，不行我们再换。
现在家里经常会就一个小问题吵半天，比如是不是要喝葱白水来抗感染。在临床中，大夫们经常吵得更凶，甚至很多时候靠指南、靠经验都解决不了的一些个案和问题，都是用经验主义和医生的身边统计学来解决。
比如很多医生都会说，一些病人就是这么治好的，我的上一个病人就是这样做的。从这点你可以发现，普通人和医生的差别，并不是认知的差距。当我们都见过了足够多的患者之后，每个人的认知都可以趋于相对的理性和客观，所以也会放轻松一点。
还有很多人说，家里总吵架，而且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我感觉吵一吵再和好，也有利于一个家庭的知识进步。
比如像疫情之后，我感觉自己的家人用中成药抗感冒的变少了，不过还有家人用橘子皮泡水喝，我都也接受，因为我们整体是朝着偏科学的方向去发展的。
还有人会说医生理性，我们普通人偏感性、没有医生那么客观。看似医生都是理性，甚至是冷酷的，还有人说是麻木的，其实都是身份问题。
有时候给一个患者进行药物治疗，如果发生了副作用，有时候是“必要的代价”，它已经提前写在说明书里了。现在是把医院里每天都要发生的真实困境，搬到了全社会都关注的议题上，甚至是每个家庭里都出现了，才看起来很别扭。
在医院里，每天我们都要做这种关于代价的选择。只不过对于医生来说，代价就是代价，我们想治好病人，就要接受治不好一些病人。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代价可能是家人的生命，可能是家庭人生轨迹发生的变化。
就像医生在术前谈话经常和患者讲的一样，手术，你问我失败率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对于我们来说，也许我告诉你失败率有1%，但对于你来说，没发生就是0，发生了就是百分之百。
所以医生面对的是患者的时候，他可以做到理性甚至冷酷，这是身份问题，不是认知问题。而当医生自己成为了病人家属的时候，说实话经常会比一般的家属更难缠，就是这种身份的变化。
所以其实我不建议大家把医学思维想得太高大上，医生也有自己的经验主义和身边统计学，客观和专业都是相对的。
很多人问，“阳康”之后要注意什么？康复的时间怎么判断和把握？没法说，也没法建议，总体上说，我们只能都建议休息，因为休息最安全。
身体有任何不舒服的话，建议去拍CT，目前许多医院已经可以拍CT了，哪怕不是当天，第二天、第三天也都是可以拍到的。即使发现肺炎，也未必都需要住院，但至少可以让你更重视，也可以让医生更重视你，更严密地监测你的变化，看看是向好还是向坏的方向去发展。
至于康复之后的运动，我还是建议循序渐进。具体的时间（建议）很难量化，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身体去理解。比如刚刚康复之后，先走路没事，跑步没事，再去爬山、跳远、打拳击，是要自己去掌握循序渐进的度。
目前谁都没有明确证据证明，新冠对心肌的影响有多大，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康复才对。但是我们能做的一个小建议，还是要管理好自己的身体，尽可能不独居，尽可能地相互帮助。
04.
赤脚医生为什么“赢麻”了？
之前有一个热门帖子，就说赤脚医生“赢麻”了——大城市出现了各种重症、各种死亡，但是农村的“赤脚医生”给包一包药，里面有什么激素加抗生素加感冒药加退烧药，一吃就灵，一吃就好。所以家乡的父老乡亲，好像很少因为新冠出什么问题。
但事实上，这也是一样是一种“身边统计学”，我们还是要放到全国的视野去看。现在我还没有更多的数据对这个帖子进行评论，但比起评判对错，我认为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这条新闻，因为它要告诉我们的是，医学是有代价的。
有朋友问，医疗决策的本质是一场赌博吗？很简单，我认为是，因为要选择一种最大的赢面，并且接受可能的、失败的代价。我们用药的时候，当然会选择一种赢面最大的牌型，就像不管是德州扑克还是麻将，我们都要在里面选择一种自己认为最可能赢的方法。
像是在ICU里，不说新冠，平常的重症患者中，在针对患者发热的时候，医生是怎么选择的？经常不是我们能找到致病的细菌或者真菌，然后进行药敏测试，来选择一种对病原体最有效的药物，之后再使用这种药物。
我们经常没有这种选择的机会，因为患者发热就代表着一种消耗的状态，而如果严重的感染， 3到5天可能人就没了，特别一些像呼吸道感染、气管插管的严重感染。这时候呼吸科重症医生经常会选择使用抗生素，而且是两三种覆盖非常全面的、非常强效的抗生素，比如像万古霉素等，还会用抗真菌药物。
虽然可能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真菌，而且抗真菌药还有一些肝肾毒性，没办法，如果患者肝肾能扛得住就上，扛不住的话往往减量也要上，因为没有机会再犯错误了。
退烧药经常也要用，同时有的医生还会再加用激素。比如有些患者的发热，不一定是感染造成的，可能是自身免疫反应造成的。光用抗生素和抗真菌药物，可能完全没有用，这个时候医生就就要“赌”，得把激素一起用上去。虽然激素可能会引起感染的扩散，但是激素也可以抑制炎症。
这是什么，是在缺乏足够证据的时候，为了让我们能够赢回来而必须付出的一些能够接受的代价。因为相比失去患者的生命这个巨大的代价而言，我们可以付出失去肝功能或肾功能的代价。
话说回来，医生和普通人的差异在哪里？就在于不容易接受代价。
像赤脚医生开的药，这就可以理解了——用抗生素加激素、感冒药、退烧药，当然会有用，总有一个可以帮助到你。但是也需要理解，抗生素如果用久了，有可能会产生菌群失调，也有可能会产生细菌耐药，但只要你能够接受，我认为在特殊时期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我也不是建议大家盲目采用赤脚医生的药，但是我能够理解，在紧急情况下，如果连医院都去不了，门诊都看不到，有什么机会可以去查血？
新冠感染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它可能会伴随着病毒和细菌感染共存，对人造成影响。既然没有机会去查血，怎么能够证明现在没有细菌感染？在没有机会确认的时候，如果有抗细菌药物，又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菌群失调和细菌耐药，那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方法，来降低一个老人因为长期发热造成的死亡可能性？
所以在这时候，去探讨这样的用药方式，我认为是合理的。
05.
医疗的风险与代价永远存在
医生和普通人不一样的是，医生可以接受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产生代价，我甚至看过使用抗过敏药反而造成过敏导致休克的情况。
很多人说医生冷血，没错，但不是因为医生真的冷血才能够干得好高风险的科室，很多时候医生会感觉一种自洽，自己治好了9个人，治死了1个人——因为当1个人去世的时候，他会想我还是治好了9个人呢。这至少让他知道，一切的努力都要付出代价。
所以我希望我们不用把医生和医学思维想得太高大上，认为医生那么专业，我们就只能被迫学习，自己的所有思考探索都是荒谬的。并不是，我认为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可以把这次疾病传播当成一个学医机会和探讨学习的过程。
只有当每个人都像医生一样，经历过“医学生综合征”这个状态之后，多数人才会认识到某些药物是确实靠不住的。康复用药很多时候只能提供一些支持，而并非必须——多做未必比少做要更好。
更关键的是，每个家庭、每个人都需要认识到，一切治疗都有代价。我们选择了一个决策，就要接受它相应的代价。我们只能在自洽之后，尽可能地做出符合理性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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